2.2 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

2.2.1 记者与采访对象的矛盾

采访是记者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前提、写作和传播的基础。采访的基本形式是一看、二听、三问、四查(资料),当然,也包括广播记者的录(音)和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的拍(摄)。记者的看和听,或许是人,也可能是物,而问(交谈)的对象必然是人。记者通过交谈,向采访对象了解事实的发生发展、前因后果、影响意义;通过交谈,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材料;通过交谈,启迪自己的思维,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等等。简而言之,记者的采访,都是以交谈为基础的采访。离开交谈的采访,不是真正意义的采访。然而,就在谈的同时,却孕育着记者与采访对象“取与予”“说与做”“当与否”和“专与博”这样四对一般性的矛盾。

1. “取与予”的矛盾

“取与予”的矛盾是指采访中由记者的单向“要情况”与采访对象的单向“给情况”,引发出采访对象的心理上的不平衡。也就是说,记者是“取”的一方,采访对象是“给”的一方。记者的“取”,包括“索取”和“得到”两个方面。

先谈“索取”。“索取”在行为上是一种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采访就是记者向采访对象“索要”材料的主动行为。艾丰说:“记者的劳动对象是材料。什么是材料?材料就是事物和事实的各种形态、各种性质、各种来源的表象、表现、反映和记载的总称。”具体地说,记者向采访对象“索要”材料,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事物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的本身材料,如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结果、影响等新闻要素材料。

(2)事物事件发生、发展相关的背景材料。所谓背景材料,是指与新闻事件发生有关的历史环境与原因,以及事件发生或人物成长变化的主客观条件等。背景材料有纵向背景材料(事物发生的来龙去脉)和横向背景材料(事物与周围事物的关系)。

(3)事物事件相关的专业知识材料,如农业知识、法律知识、科技知识、证券金融知识以及地域地区的历史沿革、民俗民情、经济状况、人文环境等社会知识材料。

(4)社会对事物事件的反应材料。事物事件的发生,必然引起相应的社会反应和社会效(后)果,产生一定的社会反响,如党政领导机关、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各阶层的看法和意见。

“索取材料”是记者的职业要求和工作性质决定的。这正如著名记者艾丰所说:“记者在采访中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顺利地把新闻报道所需要的材料‘取’到手。”

再看“获得”。记者的获得是指记者在采访中得到采访对象提供的各种帮助。如前所述,记者在采访中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采访对象的帮助。如提供食宿、交通、通信等方面的便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记者“获得”,是以采访对象的“付出”为前提条件的。记者事实上是采访的“受惠者”。

采访对象的“予”。记者采访,通常要打断采访对象正常的工作、学习和休息。采访对象既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接待记者,讲述情况,又要提供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还要向记者介绍事件背景、专业知识,为记者释疑解难。从这个意义上说,采访对象的“予”,事实上是一种付出和牺牲。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交往的双方,一方只有“索取”,没有付出,则会造成另一方的反感;一方只有付出而没有收获,心态就会失去平衡,导致矛盾的产生。因此,在采访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的采访对象有意回避记者,或者借故离开;也时常听到有人问:你们记者采访,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好处?这些情形的发生,不能不说是记者与采访对象“取与予”的矛盾带来的。

2. “说与做”的矛盾

“说与做”的矛盾是指记者与采访对象二者由看问题的“位差”引出的矛盾。“位”即位置,是指人或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角色”和承担的职责。记者的“位”,是“说者”的角色;采访对象的“位”,是“做者”的角色。“说者”的职责是评论(指肯定、表扬的报道和否定、批评的报道)、评头品足“做者”的工作;“做者”是具体工作的实践者,也就是“说者”看的对象,评论的“靶子”。

记者的“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采访中“说”;二是指新闻作品的“说”。采访中的“说”,是记者的提问。面对新闻事件的发生,记者总喜欢用职业的眼光审视眼前的事物;总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刨根究底,问个清楚。纵观记者的提问,提问的方法可能不同,切入点也会大相径庭。但一般来说,提问的内容主要有“六问”:一是问事物事件的发生时间、发展过程;二是问事物事件发生的背景、形成的环境和缘由;三是问事物事件的特征、细节和“亮点”;四是问事物事件的关联;五是问事物事件的结果、影响和意义;六是问事物事件的发展走向和趋势。

记者如此之“问”,主要基于:一是新闻价值的发现、新闻预见的评估和新闻内涵的发掘;二是新闻事实的清楚;三是新闻事实的核实,确保新闻的真实。当然,记者的提问,有着很强的指向性和倾向性。采访对象也能从“问”的指向,察觉到记者问话的倾向性,即俗话所说的“听话听音,锣鼓听声”。

记者是“说者”的第二层含义,是新闻作品的“用事实说话”。采访的目的,是传播新闻和报道事实。因此,新闻作品的“说”,包括“用事实叙说”和“用事实评说”两方面的内容。

“用事实叙说”指的是报道性新闻作品。它包括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等新闻体裁的写作。“用事实叙说”,要始终坚持“用事实说话”的报道原则。

“用事实评说”指的是评论性新闻作品。如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的话、编后语等新闻评论作品,以及夹叙夹议的报道作品。“用事实评说”,同样也要始终坚持“用事实说话”的评论原则。

应当指出的是,记者的“说”,不是在采访中对采访对象的说长道短、评头论足,而是在新闻作品中“用事实说话”的叙说或评说。

采访对象是“做者”。“做者”是具体工作的实践者、承担者。看事容易做事难。“做者”始终是“说者”说的对象、评论的“靶子”。“做者”希望得到“说者”的理解、社会的支持。但由于二者所处的“位置”不同、社会分工的不同和代表利益的不同,因而容易发生矛盾,产生分歧。

3. “当与否”的矛盾

“当与否”的矛盾是采访中记者与采访对象由于畏惧言行失体、举止不当而产生的心理矛盾,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上的障碍。这种心理障碍,与记者的采访心理、采访激情和采访对象的临访心理、受访心理密切相关。

采访对象的“当与否”。如前所述,记者交往的采访对象,从身份上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高身份”的采访对象,如党政领导、专家名流等;另一类是社会地位低于记者本人的采访对象,如普通的工人、农民、工商小贩。人们对“高身份”的人物,大都有“敬”“畏”心理。在新闻传播强调“三贴近”的今天,普通人、平凡事,竞相走进荧屏,见诸报端。但由于受知识文化,以及人生经历、阅历等因素的制约,这些普通的采访对象很可能不知怎样接受记者采访,存在“三怕”心理。一怕言不及义,让记者失望;二怕举止失态,丢人现眼;三怕引起是非,顾虑重重。采访对象这种“当与否”的心理,在电视采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的面对记者的摄像机满脸涨得通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有的说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有的神情紧张,姿势不由自主。

记者的“当与否”。作为记者,采访中同样可能陷入“当与否”的矛盾。面对“高身份”的采访对象,特别是位高权重的采访对象,记者同样产生“畏惧”心理。一怕举止不当,显得没有修养;二怕问话不当,引起对方反感;三怕时机不当,陷入尴尬。

新闻采访中的“当与否”的矛盾,妨碍了采访的顺利进行,影响记者采访的实现。

4. “专与博”的矛盾

记者是“杂家”,这是新闻界的一句行话。这里的“杂”,是指知识面的“广”,这是记者工作的性质决定的。对于记者来说,采访不仅是采集新闻、了解事实,还是认知生活、了解社会。社会的所有行业领域记者都有可能涉及,所有的人物记者都有可能接触。因此,记者的学识应尽可能地广博。所谓“专与博”的矛盾,是指记者在采访中由于学识的不足,引起采访对象“小视”而产生出的矛盾。

共同的语言,是人与人交谈的基础。美国新闻学家麦克道格尔说:“音乐家、科学家、作家、政治家及其他有名望的人,往往鄙视那些对他们活动和名声不甚了解的记者。”这就是说,记者若是知识贫乏,甚至对采访对象所从事的专业知识的“A、B、C”全然不知,采访对象就会对记者产生“鄙视心理”,轻则使采访无法进行,重则让记者下不了台,处于“尴尬”的境地。电影《飘》是1936年摄制的一部风靡全球、脍炙人口的美国名片。1961年,影片女主人公费雯丽应邀出席为该片重新发放学院奖的仪式。有一青年记者采访费雯丽,因事先不了解她在影片中的角色,便脱口而出:“请问,您在影片中扮演什么角色?”听到这大煞风景的提问,费雯丽便以牙还牙回击道:“我无意同一个如此无知的人交谈。”说罢,便拂袖而去。

采访中“取与予”“说与做”“当与否”“专与博”这四对一般性矛盾,是记者与采访对象“供与求”矛盾的具体表现形态,隐存于采访的全部过程,具有隐性的特点。对于采访对象而言,一般矛盾表现在行为上是回避和消极应付,是对记者“获取”行为的抵制和免遭记者“评论”的回应。对于记者来说,采访对象回避的实质,是关闭信息交流的通道。记者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采访方法,化解矛盾,确保采访的顺利进行。

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不仅存在一般性的矛盾,往往还具有显性的对抗性的矛盾。

1.立场的分歧

所谓立场,也称政治立场,是指立足于一定阶级、并反映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根本态度。不同的立场,决定人们不同的基本观点、思想方法和政治态度。换句话说,立场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和政治态度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采访中,记者与采访对象立场的分歧,往往导致二者的摩擦与冲突。

由于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政治态度,对生活中出现的同一件事物,即使是记者,也会因此而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鲁迅曾以《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为例,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在贾宝玉的眼里,林黛玉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美女,他对林黛玉的爱,可谓是爱得死去活来。可在下人焦大的眼里,林黛玉不过是一个体弱多病、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弱不禁风的病女。

以“客观、公正、真实”为天职的新闻记者,似乎不应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应以“纯客观”的态度记录眼前发生的一切。但作为阶级社会里的新闻记者,必定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阶级、政党、集团。这样,记者也必须以相应的政治立场行使职责,在新闻传播中打上其立场的烙印。

2.利益的不同

所谓利益,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共同的利益是连接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决定了人们的政治立场和行为。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利益具体表现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以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等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平等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人们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但还存在利益的差异性和利益的层次性。如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等。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是利益的最高层次,个人利益是利益的最小实体。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利益的差异性,人们也会因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必然反映到新闻采访的实践中来。因此,利益的不同,是记者与采访对象矛盾冲突的本质原因。

(1)记者的利益。记者的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与从属利益两个方面。从利益关系上看,记者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从属利益。所谓从属利益,是指记者的利益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政党和集团的利益,记者是该阶级、该政党和该集团的一员。一定的阶级、政党、集团要求其成员的言行与自身的利益保持一致。在我国,记者的利益是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记者必须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去行使职责,采写和发布符合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新闻报道。

(2)采访对象的利益。采访对象的利益也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事件的当事人、知情人、相关人,或与事件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利害关系的采访对象的利益;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处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隶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和政治派别的采访对象的利益,其行为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采访对象利益的二重性,决定了他们在新闻采访中的立场与态度。新闻采访的实践表明,许多新闻冲突纠纷,是采访对象因利益、利害引起的。如采访对象围攻、殴打采访的记者,抢夺记者的采访工具,等等。

3.违反职业道德

恩格斯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在一定的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

职业道德规范着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又调节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记者的职业道德既规范着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又调节记者与社会的关系。换句话说,记者遵守职业道德,就为社会所认可;反之,就不为社会所认可,甚至发生冲突与对立。例如,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新闻记者必须“真实”和“客观公正”,不得“攻击、诽谤和造谣”,不得“侵犯个人隐私”,等等。这都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新闻职业道德。

新闻职业道德的内容,主要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道德观念。1954年4月,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共9条,主要内容有:“尊重真理和尊重公众获得真实消息的权利”; “忠实采集和发表新闻及公正评论与批评”; “记者仅报道知道来源的事实,不得假造材料”等。我国也于1981年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条例《记者守则》(试行草案),从而使我国新闻队伍建设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职业道德规范准则。1991年通过、1997年再度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我国新闻工作者必须共同遵守的一个规范性行为准则。

分析记者与采访对象的矛盾与冲突就会发现,有为数不少的冲突是因为记者违反职业道德引起的。美国新闻学家约翰•赫尔顿通过对150多起事例的收集与分析,列举了美国新闻界接受贿赂、营私舞弊、歪曲真相等各种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著有《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一书。然而,近年来公众把西方新闻界推上道德法庭审判,并引起新闻界重新审视自己职业道德的事件,是发生在1997年8月被公众尊为“人民王妃”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死。

1997年的8月31日,年仅36岁的戴安娜与其男友在法国巴黎,为躲避“狗仔队”的追逐,在位于塞纳河畔的阿尔玛桥下公路隧道里惨遭车祸,命丧黄泉。据报道,车祸发生后,记者们不顾王妃痛苦的呻吟,围在四周拍照。呻吟中的戴安娜留给世人最后一句话:“请别打扰我!”

在此之前,戴安娜在与查尔斯王子离异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她成了许多小报记者围追的对象,这类记者肆无忌惮地干扰她的私生活。甚至在她发生车祸后,有个记者趁救护人员未到之际,在现场大拍特拍戴安娜痛苦挣扎的情景,被现场目击者痛打了一顿。

戴安娜之死,引起了世人对新闻界干扰私人生活的强烈愤怒,公众纷纷谴责传媒和记者不顾操守、缺乏社会公德的行为。公众的愤怒情绪,使肆无忌惮的西方传媒处于尴尬之中,一些曾经发过戴安娜照片的媒体负责人表示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道德,并拒绝刊发车祸照片。

在我国,因为新闻媒体、新闻记者违反职业道德引起的纠纷也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违反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有偿新闻、侵害公民的隐私权,等等。

对于记者来说,对抗性矛盾的发生意味着采访环境的恶化,轻则表现为采访的失败,严重的可能危及记者的人身安全。鉴于此,记者在履行职责时,在恪守职业道德的同时,应当尽量避免与采访对象发生冲突,减少摩擦,为顺利完成采访任务创造条件。

2.2.2 记者与采访对象的统一性

新闻是讲求速度的,采访应是分秒必争。采访中采访对象与记者发生矛盾冲突,轻则影响采访,重则可能导致采访的失败。所谓“抢新闻”就是一句空话。美国新闻学家麦尔文•曼切尔说:有时,记者制服了一个盛气凌人、不服从引导的采访对象,但访问活动本身却失败了。因此,作为记者,选择与其适应的采访方法,减少与采访对象的矛盾,努力避免与采访对象发生冲突,实现与采访对象的对话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实现记者与采访对象的统一,应当围绕以下原则进行。

1.沟通原则

所谓沟通,也称“意见沟通”“意见交流”等,是人与人传递思想和交流信息的行为和过程。一般来说,沟通分为三步进行。

第一步,发出信息。即记者向采访对象表明来意,希望采访什么,或请求什么、请教什么等。记者在发出信息之前,应确定具体的请求事项。

第二步,信息到达。理想的信息到达,是接收方接收信息并正确理解信息。只有接收信息并正确理解信息,沟通才算发生。没有正确理解信息,就会出现“误解”。

第三步,信息反馈。采访对象从记者那里获得信息后,理解了信息的内涵和记者的具体请求事项,再向记者做出信息的反馈。如此循环往复。

需要注意的是,在沟通过程中,语言的歧义和“噪音”对于发讯方来说是言不达意;对于接收方来说则可能产生信息的误解。记者的沟通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口头沟通。

口头沟通包括直接交谈和电话交谈。口头交谈是一种双向沟通,其特点是直接,发讯方能立即得到接收方的信息反馈,能及时了解所表达的信息是否被正确理解。口头沟通应尽量避免使用方言和同音词。

2)书面沟通

记者使用书面沟通,主要适合于工作比较繁忙的采访对象,如党政领导、专家学者等。在正式采访前,记者可列出采访提纲,罗列要采访的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请他们事先思考。书面沟通的好处是清晰、准确、不易误解。

3)非语言沟通

有研究表明,人们的沟通大量的是通过非语言沟通实现的。非语言沟通包括音调沟通(声调、音量等)、体语沟通(如面部表情、身体姿态、手势等)和非语言沟通(如沉默、实物、颜色等)。非语言沟通具有不确定性。如沉默,既表示认可,又表示不同意。对于非语言沟通的理解,需要置于一定的沟通环境才能避免误解。

记者与采访对象的沟通,是为了了解对方,促进双方的信任与融合,化采访对象的“闭合心理”为“开放心理”“激扬心理”,为采访顺利进行创造条件。记者与采访对象的沟通,应按照真诚、甘当听者和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

真诚使人产生坦诚相待的感觉。对于采访对象来说,记者的以诚相待给人以亲近感,形成“开放心理”。记者的真诚,不仅要体现在交谈的内容、语气、声调上,还应体现在面部表情、身体姿态等细微行为动作上。

所谓甘当听者,是指记者与采访对象交谈时的“角色”定位。采访中,记者是问题的提问者,更应是一个“听者”,但不是一个“说者”。记者“问”,是为了“听”。甘当听者既表示记者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又能认真接收并仔细思索采访对象发出的各种信息,形成与采访对象的信息反馈。

求同存异是实现记者与采访对象统一的前提。记者通过与采访对象的沟通,对采访对象的思想、对事件的看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辩证法告诉我们,由于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和千变万化,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是相近或相似,而没有绝对的一致。因而,只能要求人们求同存异,相处才能相生。记者与采访对象的求同存异,是求大同存小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采访对象的统一。

2.维系谈话原则

维系谈话是实现记者与采访对象统一的核心。谈话是记者采访的主要方式。记者通过与采访对象交谈,了解事物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了解相关的知识背景、影响意义;了解采访对象的意见、主张。这就是说,采访是建立在“谈”的基础上进行或完成的。离开“谈”,采访就无从谈起。

维系谈话的另一层含义是,记者要做“合格”的对话者。一般而言,谈话的双方都希望对方是一个“合格”的对话者。“合格”的对话者的内涵有以下两点:一是有话可谈;二是谈得来。前者是指交谈的内容,后者是指交谈的气氛。

所谓“有话可谈”,是指采访时交谈的双方能够就问题作比较深入的探讨。学识是人深入交谈的基础和本钱。新华社记者孙世恺曾谈起自己的一次不成功的采访,语重心长地说:由于知识的不够,“彼此交谈就搭不上腔,很是尴尬,采访就无法深入了。这使我深深感到,采访时要摆脱这种窘境,只有勤学苦练,力求知识的广博,才能和人家谈得拢,也才有交朋友的‘本钱’。”

所谓“谈得来”,是指采访时交谈双方对话题作深入讨论的兴趣程度。我们知道,共同的话题是人与人融洽的基础。“谈得来”意味着交谈双方的心理大门是敞开的。此时的采访对象,对记者是信任的和毫无保留的,是无所不谈的。

3.着眼协同原则

着眼协同是记者与采访对象共同的追求目标。如前所述,采访需要采访对象的配合。采访的协同,是指采访对象与记者在行为上的能动配合。采访对象的协同是记者顺利完成采访任务的重要保障。对于记者来说,要着眼采访对象的协同,紧紧围绕营造和谐的交流气氛,“以心换心”地站在采访对象的角度换位思考,尊重采访对象的思想感情,领悟采访对象的生活及工作环境等。

综上所述,成功的采访,优秀的新闻作品是记者与采访对象共同智慧、共同努力的结果。记者与采访对象要实现统一,从根本上说,作为采访任务承担者的新闻记者,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学会平等与尊重

平等与尊重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缺乏平等就没有和谐,必然导致矛盾的产生。作为记者,当然要尊重“高身份”的采访对象,同时更应该尊重“低身份”的采访对象,以平等的态度与他们交往。美国新闻学家阿伦森说: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记者,我认为,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应当是平等的,等级观念应当扫除。无数事实证明,采访对象决不会自觉自愿地向神气十足、傲慢无礼的人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记者尊重采访对象,也就是尊重自己,赢得采访对象的支持。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获得平等与尊重的采访对象,就会对记者产生一种认同感,变“沉闷心理”为“激扬心理”,采访就会变成“一种愉快的交流”。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说:“这种愉快的交流,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实现真正意义的对话,需要一种资格,一种被采访对象从心里接受的资格。这种资格来自于对采访对象的了解和理解,来自于记者本人的见地,来自于记者着意营造的交流气氛,来自于记者对采访对象的把握。”敬一丹进而指出:“实现真正意义的对话,是一个好记者应当达到的境界。”

2)学会给予与付出

如前所述,记者采访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向采访对象的“索取”,采访对象与记者交往是一种“给予”,而这种“索取”和“给予”都是无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采访对象既是永不枯竭的新闻源泉,又是向记者释疑解难、永不落后的良师益友。

古人云:“欲取之,先予之。”因此,记者在与采访对象交往时,也要学会给予与付出。记者的给予,主要是精神的。我们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的精神需要超过对物质的需求。首先,以传播精神产品为己任的新闻记者,要不遗余力地采写满足包括采访对象在内的新闻受众需要的精品力作,以回报采访对象对自己工作的支持。要知道,采访对象对自己亲自参与的新闻报道是十分关注的。其次,采访对象本身也是信息的受众,在他们眼里,记者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见多识广的人。他们渴望与记者交心、诉说衷肠,他们渴望与记者交往,以拓宽自己的视野,启迪自己的思维;渴望记者了解他们的疾苦、困难,为他们呼吁。如果记者能够真正把他们摆在平等的位置,给他们提供帮助,采访就会由单向“索取”变成双向“给予”,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如鱼得水”,难舍难分。

3)学会斗争与妥协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斗争性可以使旧的矛盾统一体分解,达到新的对立双方的“融合”。新闻采访实践表明,一定程度的斗争是思想的交锋,产生思想的火花,是采访话题的深化。所谓“理不辩不明”就是这个道理。通过一定程度的“辩理”,记者能够明了事件的真相、前因后果以及采访对象的观点、立场,等等。采访中的适当“交锋”,是一种采访艺术,是有理智、有节制的艺术行为,是智勇双全的“战斗”,而不是冲动,更不是莽撞。重要的是需要把握好交锋的“度”,而这个“度”的把握是以谈话不破裂为标准。

妥协,即让步,是人们做出的防止矛盾激化的行为调整。要明白,记者的任务,是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真实的情况,而不是去和采访对象做斗争,“争”个高低,“论”个输赢。因此,在坚持必要的“斗争”时,也要学会必要的“让步”。记者通过让步,采访则可能获得“海阔天高”的采访效果。

4)坚持操守与自律

同其他职业一样,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是调节记者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记者遵守职业道德,就为社会所承认。反之,就为社会所不承认,并不可避免地要和社会发生矛盾与冲突,甚至可能酿成纠纷。

在我国,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坚持操守自律是传媒的力量所在,能够获得党和政府的支持,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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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闻采访中的感情回归

新闻学有“七分采访、三分写作”之说。想要报道出一条有价值的新闻,就要有一篇好的新闻稿件,就必须将采访完成得精彩。离开了深入的采访,纵有生花的妙笔,也很难有用武之地。然而在实际采访中,一见如故、畅所欲言者毕竟少数,不少被采访对象见到陌生人总不免拘谨、不易放开。因此,调动采访对象情绪,让他们“兴奋”起来,及时打开“话匣子”,就显得尤为重要。

1.带着感情去投入,奉献最鲜活的作品予读者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可见情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我们交朋友、做事情,都必须付出真实的情感才能感动别人、打动人心,获得相应回报。一名记者,他的采访对象会涉及各个领域,其作品不可能依靠各行各业的专业术语和技能吸引读者,但可以依托因新闻人物或事件而升华的情感引起受众共鸣。

现实中,我们常遇到一些或冗长空洞、言之无物,或枯燥无味、刻板生硬的报道。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之一就是记者机械地使用了“我问你答”“速战速决”的采访方式,与采访对象缺少感情交流造成的。采访对象说不出掏心窝子的话,记者就很难得到鲜活、生动的新闻材料,写出生动、感人的作品。因而,要想让自己的作品打动别人,首先要打动自己。只有带着一种对人的关注、尊重和维护,带着对人性中真、善、美等崇高价值理想的追求,记者的新闻敏感才会增强,才会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新闻,并带着情感去投入采访,把鲜活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2.带着感情去采访,问出采访对象最朴实的话语

记者采访时绝不能居高临下地为了任务而采访,而是要带着感情去采访,把采访看作是一种心与心的交流。只有真正将自己融入被采访对象的生活和情感中,设身处地地去想他们所想,问到他们的心坎上,才能得到一些比较朴实、反映真情实感的话语,才能达到预期的采访效果。

首先,要因人分类施策,消除被采访者的抵触心理。采访对象的性格、文化层次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对待那些表达能力强的人,记者提问的次数可以少些,尽量让采访对象充分发挥,但是面对采访对象侃侃而谈与采访话题不着边际时,记者应运用恰当的言辞、手势等适当引导采访对象,不是情绪化用事,直接打断,以免导致采访对象情绪受损;面对话语较少的采访对象,可以通过侧面提问寻找“共鸣”之处,慢慢减缓采访对象的紧张心理,这样采访对象才能比较放松地融入采访的情境中,做到不紧张,有条理,说自己想说的话,言谈举止落落大方,使得整个采访简单而融洽地进行。

其次,要多些换位思考,使采访向纵深发展。采访中,如果不是带着感情,带着试图与被采访者在感情和认知上求得共鸣而去,往往会使记者成为一个局外人、旁观者,甚至是高高在上者,写出的作品自然厚重不够,缺乏深度。相反,动情投入甚至记者设身处地、站在被采访对象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往往会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记者才能走进被访者的内心世界,使采访更加深入,笔下自然言之有物。

3.带着感情去投入,呈现最鲜活的新闻报道

培养记者与新闻事实之间的感情,能够促使记者发表真实的慨叹,而不是无病呻吟。那么如何培养这种独到的情感呢?这就需要记者本身的知识储备、性格爱好、丰富的采访经验,敏锐地觉察到新闻事件的感情基点,写出让读者产生互动、共鸣的文章。所以,记者在日常采访中,要培养情感,运用到日常的作品中去,把真实、生动的情感传递给读者。同时要切记,记者的情感不能随意地表现在作品的基调中,而应该适度表述。评价一个新闻事件,记者的语气和言辞都应该本着真实而可靠的态度,最忌讳出现剑走偏锋,一棒子打死。

资料来源:李雨桐.浅谈新闻采访中的感情回归[EB/OL].(2016-12-16).http://news.163.com/16/1216/23/C8EO61PO00014Q4P.html.

案例分析

一个我未能真正“拿下”的采访对象

对于中国媒体来说,在近些年有机会现场报道大满贯赛事之前,奥运会与亚运会,应该算是能够在境外大赛中采访和接触中国球员的少数场合。

2000年,李娜首次参加奥运会时,我不在悉尼;2004年,我首次现场报道奥运会,她不在雅典。

当我在雅典采访李婷、孙甜甜以及郑洁和晏紫时,李娜正在ITF低级别赛事中累积着积分与连胜。那年5月,当退役两年的她刚刚复出时,她没有世界排名。

但我很快就第一次见到了李娜,而她也立即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9月份首届中网赛之前的北京站ITF比赛中,决赛中李娜两个4比6负于郑洁。“如果我是国家队队员,我不会输掉这场球的。”李娜赛后这句话暗指决赛中受到了裁判的不公正对待,我听后心中一跳:好敢讲。

她就是很敢讲,而且也一直很敢讲。一周后的中网赛,排名第193位的李娜第二轮错失赛点憾负世界前五库兹涅索娃,当有记者请她比较本场比赛与一周前负于郑洁那场决赛的发挥时,原本心情不错的李娜脸色一沉:“为什么老拿我和郑洁比啊?”

一年之后的中网,她已实现打入世界前50的既定目标,但她又一次地好敢讲:“我很茫然,一年来没有任何进步,训练没有针对性,只能靠基本功打球。”因其“炮轰”的对象是无形的体制,李娜赢得球迷的喝彩与不少媒体的敬意。

不过,采访次数多了,渐渐发现,好敢讲的风格虽然让媒体乐得有料可写,但媒体也时常成为“受害对象”。我得承认,太多次,当李娜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问题时,我都在心里说——唉,姑娘,你怎么就不能好好回答问题呢?为什么总觉得我们媒体要谋害你?

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2006年7月,中国国家队在北京主场的联合会杯赛,李娜的赛后发布会上有这样几番对话——

“你的体能比年初有了很大提高,能否谈谈?”“你直接说我腿粗不就完了嘛!”

“你在不利情况下很快让自己重新镇定了下来,这一点是否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你是说我过去脾气很急,是吧?! ”

“第二盘你是如何在不利情况下稳定心态反败为胜的?”“你们怎么老爱问我心态问题呀!”

觉得李娜是在输球后心情不好拿记者撒气么?错了,那一轮联合会杯赛上她单打独得两分,是中国队获胜的最大功臣。

直到2006年多哈亚运会之前,我都只是在几项中国举行的赛事上借新闻发布会的机会向李娜提问过,而从未对她进行过专访,私下更无交流。

那一年亚运会上的一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我在哈利法网球中心的外场观看训练时,远远看到刚刚结束训练的李娜和郑洁一边聊天一边走近。郑洁见到记者,停下脚步打了招呼并聊了几句;原本走在她身旁的李娜目不斜视,径直向前走去。真的,毫不夸张,她浑身散发着一种外人不得近身的强大气场。

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正如李娜在自传《独自上场》里形容的那样,她就像一只出于自保心理而将刺高高竖起的刺猬,让外人无法近身,只为保护她柔软的内里。这就正如,当她在亚运会女单半决赛败于米尔扎后那张坚强的脸,甚至有媒体爆料,她自嘲“咱也不是为了亚运会而生的,对吧?”——后来,我们也都知道了,那张佯装坚强的面具背后,李娜输球后其实哭了一个晚上。

2007年澳网赛,是我报道李娜历程中一项重要的赛事,我第一次对她进行了专访。记得那天李娜刚刚赛后冲淋完,头发还是湿漉漉的,神态放松,采访过程始终坦诚而愉快。我写出了整版报道,原标题是李娜采访中的一句话——《“试着让自己不那么完美主义”》,最终被编辑改成了《我要冲击世界前十!》。

世界前十的路标,早已被她踏平;但试着让自己不那么完美主义的目标,也许,她始终都未能做到。

那次采访中,我问了不少她与媒体之间关系的问题,那是我已积攒数年的巨大好奇。我甚至将她在半年前那次联合会杯赛上与记者的几番交锋复述给她听,她听后也笑,随即解释:“其实我也不是说对记者特别有意见,但有的记者喜欢抓住一个问题不放,或者故意把你往什么方向引,对这些我特别防范。”

李娜还承认,她最讨厌记者追问的,就是心理问题。

在李娜与媒体关系最为紧张的那些日子里,曾有记者整理出了一份《李娜最讨厌的十大问题》, “心理问题”占据高位,其余还有年龄、退役以及技术转型等话题。

在我对李娜的那第一次专访中,她就说出了长期以来的理想生活——成为一名家庭妇女。李娜当时的回答是这样:“这个想法从未改变,离开网球我就会安心做一个家庭妇女,在家相夫教子。”

这个梦想,在今后的多年里被李娜一遍遍地重复着,简直顽固得令人生疑——当她一次次独自上场时,是否,她也在一次次地期盼着有一天终于能够独自下场?

2007年年底,中国国家队集体访问当时作为国家队赞助商某品牌设在惠州的工厂。我们几位外地媒体的记者与国家队同乘一辆大巴,在车上见到李娜时,她非常短促地微笑了一下算打过招呼,我们全程再无任何交流。我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她将是我今后一个艰难的采访对象,一个不是那种因为采访过几次混了个脸熟,便会对你敞开心扉的采访对象。

我和李娜之间,渐渐达成了一种非常职业化的工作关系——我们短暂的交流全部仅限于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但我能够感受到,我以较为专业的提问和公正的报道,已经赢得了她有限的信任。

2008年澳洲赛季,当地媒体报道,李娜参加黄金海岸站决赛前,姜山曾许诺她,夺冠就送她一份礼物。转战墨尔本,我向李娜求证,李娜说:“我还在等这份礼物呢,赶明儿你看到姜山也给说说,怎么还不送我呀?”说完了才回过神来:“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啊?不许八卦,不许八卦!”

我知道,当李娜能用“不许八卦”和记者开玩笑时,这也意味着,她对于这位记者的专业素质也有了基本的认可,这在后来也得到了更多次印证。

墨尔本,李娜最爱的大满贯赛事,同时也是我的最爱。这是她最常出佳绩的大满贯,也是我现场报道次数的大满贯;这两个因素一结合,澳网也成为我采访李娜最多的大赛。

2010年澳网,李娜半决赛惜败后,我对她进行了专访。面对这个双鱼座,我尝试用双鱼座最受用的感性方式下手,采访的第一个问题便正是星座问题:“我念一些双鱼座的性格特点给你听听,你看看像不像你——最爱胡思乱想,最善良,最敏感多疑,睡觉时梦最多,最胸无城府……”

我至今仍然记得李娜当时从疑惑到笑得眉目开朗的表情,她频频点头道:“哈哈哈,好像还真有些像啊!你刚刚说到两面性,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双面性格挺明显的。”

因为是和郑洁双双打入四强,记者当然也要追问相关话题。瞧!李娜又把责任“推”在媒体身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俩关系挺好的。这又得说到媒体了,总喜欢把我们两人比来比去的,结果反而在读者心目中形成一些不好的想法。”

我听不下去了:“我们媒体就这么讨厌吗?”李娜爽利回答:“每个团队都有好人和不好的人嘛!”

好吧,把人截然地分成好与坏,而缺乏中间地带,这也许就是双鱼座典型的爱憎分明的思维方式吧!

2010年也是我开始较为频繁地出国报道赛事的年份,几个月后的马德里,我又见到了李娜。

我将澳网期间的《体坛周报》带给她,从我手中接过报纸时,看着她球衣赞助商在头版的大幅广告,李娜情不自禁念出广告词:“野心是没有排名的……这是你从国内带来送给我的吗?谢谢啊!”

我顺势提出,能否请她和这期报纸合个影。她坏笑着:“你看你看!想给你们报纸做广告,你还是有目的性的吧!”说是这么说,她还是非常配合地举起了报纸头版,让我给她拍照。

那一届的马德里大赛,李娜事先就决定将全部奖金捐献给玉树灾区。我故意半开玩笑地“恶心”她,说准备用《一想到玉树,我就充满了拼劲》作为文章标题。李娜一听就急了:“你这句也太肉麻了!我接受不了,如果这个标题是写别人的文章,我看后肯定会觉得特做作。捐款的事情我可不想炒作,只希望能真的帮到震区灾民;打得越好,帮得就越多,如此而已。”

随着在国际赛事中采访次数的增加,我也有机会向李娜挑战一些或尖锐、或敏感、或个人化的话题,那些也许被别的记者问出但不会受到她“礼遇”的问题。

2010年中网赛李娜的一场发布会上,当李娜谈起针对儿童的慈善项目时,我顺势追问:“今后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妈?”面对一屋子的记者,李娜敞开心扉:“其实有时候我跟姜山聊天时也说到,我特别后悔,如果当时暂别网坛的那两年要孩子,现在孩子都7岁了。”

每次说到孩子的话题,李娜的眼中总有柔光。坐在新闻发布厅里,我不禁想——台上的这个女人,一心想当一名家庭妇女,一心想成为一位母亲,仅此而已。而阻止她过上她最想要的生活的,也许正是她手中的那只球拍吧。

2011年赛季我的巡回赛报道行程,早早从年初的悉尼站开始。因为只有我一位国内远道而去的记者,每场新闻发布会的中文时段其实都是专访。我借机向李娜“表功”——上赛季,她的澳网四强、马德里站八强、温网八强以及中网四强等连串佳绩,加上此次在悉尼打入职业生涯首个顶级赛事决赛,我都在现场。

听到这儿,一向反应神速的李娜笑问:“那你下周去墨尔本吗?”

墨尔本?我当然去,否则,我会错过李娜的第一个大满贯决赛经历。

但那一年的澳网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李娜在赛场上的攻城拔寨,而是唐人街的一顿中式快餐。

墨尔本市中心的唐人街,在一间商场的一楼,有一家不起眼的小餐厅。那里的香煎猪排饭味道美极了,还是晏紫推荐给我的美食地。一次,我坐在餐厅门口的位置,正专心享受着盘中的猪排,李娜和姜山突然走了进来,还有那年参加澳网青少年比赛的唐好辰以及几位随行的朋友。我明显感觉到,李娜看到我时,原本放松的脸突然一怔,匆匆点头打了一下招呼后,他们坐在另一张大桌上用午餐。

那张桌子和收银台太近了,结账时,我来到他们桌边。短促地聊了几句后,我走人。我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赛场和新闻发布厅等工作场合之外的地方相遇,双方都有的那种明显的不自然。

我原本就是个性格偏内向的、无法和别人自来熟的人,她肯定更不是自来熟的人。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虽然我已那么多次采访过她,但我们彼此一点也谈不上熟悉。

想想仍然有些后怕,李娜2011年法网夺冠,没有申请采访证的我差一点就无缘见证。幸亏受赛事手表赞助商的邀请,我在赛事第二周来到巴黎,并且在李娜夺冠后的第二天,在耐克设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旗舰店,对前来参加推广活动的她进行了采访。

采访结束后,李娜为到场球迷签名合影;记者也可以签名,但不能合影。在为我签名时,因为工作需要,当然也出于私心,我提出了合影要求。一旁工作人员提醒:“媒体人士不能合影。”一直闷头签名的李娜抬起头笑说:“你看人家都说了,你们记者不能合影。”但她仍然停下手中的笔,看向镜头微笑,头微微侧向我,合了影。这张图片很快就出现在了WTA官网,图文说明是——李娜与来自中国的球迷合影。

是的,李娜曾经说过很多不顾及他人感受的话,也做出过一些只从自身出发的决定。但她有着善解人意的内心,对于这一点,我从未有过怀疑。

2012年赛季,李娜打得并不太好,四大满贯赛事中未能有一项打入八强。三月份的印第安维尔斯与迈阿密两站北美硬地大赛,她倒是都打入了八强,但都在1/4决赛被淘汰。

其时,李娜正陷入“代表国家”的风波中,身处巨大舆论压力。八强赛输给科贝尔之后,在聊到吃的话题时,终于又见到了一个兴致勃勃的李娜。除了大谈武汉热干面的美味,还向计划两个月后去法网报道的记者推荐餐厅:“香榭丽舍大街上LV店出来第一个路口,右拐后一直走,会有一家‘北京食堂’,炸酱面啊什么的特别地道,也不算很贵,8~10欧元一份吧!”

路线标识详细清晰,那年去巴黎,我真特意去吃了一次,轻松找到。没错,好吃不贵。

在印第安维尔斯,我写了篇《热干面全球推广大使》的花絮小文,并且贴在微博上与球迷们分享。没想到,李娜也在这条微博后回复,大意是——这种文章非常好,特别能帮助球迷们了解球员场下真实的生活。球迷们发现了李娜,兴奋极了,纷纷开始与她互动,而李娜也耐心地回复了不少条。我也抓住机会“循循善诱”:“你看,只要能给媒体多一些时间与耐心,我们也才有机会传达你与热干面的魅力,对不对?”

是的,当时,我和李娜在微博上还是互相关注着的。严格地说,发生上面这场微博对话时,她刚刚重新关注上了我。

当年年初,李娜在一场澳网热身赛中,对现场给予她战术指导的中国球迷不满,让主裁请球迷保持安静。那年的澳网因为与春节时间重合,是我连续现场报道多年后少见的一次缺席。我在微博上披露了这场风波,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微博内容,都并无恶意。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娜就读出了恶意,取消了我的微博关注。当时我刚到达杭州,开始春节的休假自驾之旅;在迎接春节的喜庆氛围中,被李娜取消关注这事儿可不那么喜庆。

直到3月份在印第安维尔斯,我才有机会向李娜当面解释。她没听两句,就咯咯地笑起来:“好啦好啦,我一会儿回去就加上你的关注。”

很可惜,这次重新加上的关注,寿命仅几个月而已。巴黎,李娜的法网卫冕征程半途终结后,我又一次被她取消了关注。我觉得受到了羞辱——你有自我,我的自我就可以被随意蹂躏?我发了一条怒气冲冲的微博,没有指名道姓,但一眼就能看出我说的是谁。

后来我才发现,和第一次针对我个人的取消关注不同,这一次,李娜是取消了所有网球主题的微博。在首次大满贯卫冕之旅过早终结后巨大压力之下,她只是不想再看到任何与网球有关的内容,还自己的首页一个清静。自省之下,我有自责——我也太小心眼了。对于那一次冲动的发帖,我一直心存悔意。

而李娜的第二次大满贯卫冕之旅,还没有开始,便已经结束。

成为大满贯冠军,年龄渐长,也经历了很多世事,加上有那么多赞助商合约在身,渐渐地,李娜已不再像当年那样很敢讲了,她和媒体间的关系也慢慢有所缓和。当她又一次回到北京参加中网,却在没有任何出格言行而只是安安静静打球的情况下,只是因为正常地赴日参赛而被卷入又一次舆论旋涡,躺着也中枪。在中网巨大的发布厅背后那间小采访室进行的专访中,见惯了风浪的李娜说:“换个角度看,也挺好的呀,谁让我这么火呢!否则也没人搭理我不是嘛。”

利用这次专访机会,我这个记仇的天蝎座,跟李娜谈到了二次被取消微博关注的个人话题。“能被两次取消关注,不也是独一个嘛!”

好吧……

现在想来,2013年的深圳公开赛,是我对李娜进行的最后一次专访。正是在那次专访的一开始,我提醒她,我对她的第一次专访,是在2007年的澳网赛上。李娜哂笑着看向记者的表情似乎是在说:“唉呦!一上来就痛说革命家史嘛?”

当她又一次回到中国参赛时,已是当年的中网,她和德约科维奇来了一场性别大战。那场表演赛中,我作为采访了完整十届中网赛的媒体代表,与球迷、裁判和赛事工作人员另三位代表一起,推着巨型生日蛋糕缓缓走入钻石球场。那一刻,我才理解了那些在中央球场出赛的球员要想正常发挥水准是多么不易——万众瞩目,你耳中只有嗡嗡嗡的混响,脑中却似乎一片空白。

但在一片空白之下,我仍然保持了有限的清醒——我希望能站在李娜身旁。不料,蛋糕车刚刚停稳,另三位嘉宾都火速跑向了李娜身边。总不能让德约一个人受冷落吧!在和李娜互相笑着点头打了个招呼后,我走向德约,向他伸出手:“祝你订婚快乐!”

本赛季,因为健康原因,我减少了出国报道赛事的数量。我还和我的编辑打趣——你第一次去大满贯,李娜就澳网夺冠,我错过了;法网你见证了彭帅女双夺冠,我又错过了;美网赛上彭帅单打突破四强,我还是错过了。今年,我只现场报道了温网赛,我又得到了什么?无非是李娜第一周被淘汰,她和卡洛斯分手又让我好一通忙。

现在想来,我能去温网,正是我的幸运啊!至少,我见证了李娜辉煌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第三轮以双抢七的沮丧方式输给捷克女将斯特丽科娃。

“如果没有信心,如果没有期待,那我今天就会宣布退役了。”那场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似乎都预感到了什么,退役这个李娜最讨厌被问及的话题之一,被屡屡提及。李娜用略带自嘲的口吻笑道:“等我退役了,你们就不必面对我这个刺头了,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那么,明年温网赛,我们是否还能再见到你?”我继续追问。李娜顿了两秒钟,以不确定的口气答道:“五十五十?”

现在想来,在我对李娜长达八年的追访中,在我对她的那些专访以及上百场发布会上,在我问她不说上千也有数百个问题中,这是我对她的最后一问。

而我们现在就已知道了答案——不能。

是的,八年追访、多次专访、上百场发布会,近千次提问。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在所有的中国球员中,李娜,始终是最让我有距离感的一个。

李娜是中国球员在国际上最具开放性形象的一位,但如果你有机会真的试着再走近她一点,你会发现,她内心的柔软内核,只会对她身边最亲近的少数几个人开放,而对所有其他人闭合。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尽管有那么多次机会与她面对面,我始终觉得她是我一个未能真正“攻克”的采访对象;尽管向她提了那么多个问题,对我来说,她却仍是一个谜题。我还有千百个问题想问呢,但我已不再有机会了。

原本不应该的呀!双鱼座和天蝎座同属水象星座,都有细密的心思和敏感的神经,是配搭指数最高的一对星座。作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我们彼此尊重;但与此同时,我总觉得和她存着隔膜,从未能真正走入她的内心。她是一个时常会让我产生挫败感的采访对象。

因为拿不下,所以放不下。对我而言,也许,这才正是李娜的魅力吧?如今,人生的新篇章正在她面前打开,唯愿这条双鱼能游得自由畅快,而不必时时刻刻游动在众目睽睽之下。

资料来源:张奔斗.一个我未能真正“拿下”的采访对象[EB/OL].(2014-09-23).http://sports. sina.com.cn/t/2014-09-23/00447343034.shtml.


【问题讨论】 试分析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如何与采访对象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