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产力量

——权力转移之前，公民行动是如何起作用的

我们来到这个神圣的地方还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没有时间让我们来享受奢侈的冷静，或者服用渐进主义[1]的镇静剂了。现在正是真正实现民主承诺的时候。

——马丁·路德·金

（在华盛顿大游行[2]上的演说）

公众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如此深切——深切到总统觉得自己已经不得不去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制度理应这样起作用的：公众宣称某处存在严重问题，政府则负责回应公众的需求，并解决问题。

——威廉·拉克尔肖斯

（美国环保署第一任署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之前的美国政治是什么样，很多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大多已经不记得了，而很多年轻的美国人根本就从未知晓。这个较早时期的发展态势，为我们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今天，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自己被华盛顿的当权者们给忽视了，他们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无所依傍，根本无力去改变这种现状——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美国人，与他们大不一样，当时的美国人对普罗大众的力量深信不疑。他们相信，通过共同行动，普通民众也可以去参与国家议程的规划，影响政府所颁布的政策。在当时，连那些最平凡的美国人都坚信，自己在政治上拥有话语权。他们将这一坚信付诸行动，并随之催生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公民行动时代——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这一段时间也正是美国中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鼎盛时代。

普通美国民众纷纷为了改变而奋斗——他们最终也赢得了改变——这些改变来自民权运动和女性平权运动所提出的要求；来自环境保护运动，还有为清洁空气和水源进行的抗争；来自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推动，以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创建更具诚信的市场环境；来自工会运动的斗争，为中产阶级的高标准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来自反战运动，以及要求结束越南战争的大规模抗议行动。

成功来之不易。但尽管如此，普通民众却还是可以切实看到，国会和白宫——无论在共和党领导下，还是在民主党领导下——都对民间施加的压力做出了明确回应。于是，普罗大众开始意识到，只要亲身投入到第一线斗争当中，展开直截了当的公民行动，他们就可以在权力殿堂当中，亲自展开货真价实的政治攻势。

通过这一系列的成功，人们清楚知道，中产阶级确实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制定造成明显影响。他们知道，自己有能力让普通人所拥有的美国梦发展壮大。

“温和大军”的力量

1963年8月的一个温暖清晨，黎明破晓时分的粉橙色晨曦勾勒出华盛顿纪念碑的轮廓，来自各地的大巴车鱼贯而来，驶入美国的首都。“灰狗”大巴和“旅途”大巴从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抵达。更多的大巴来自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其中很多人都是通宵开车，现在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大巴司机们沿着宪法大道[3]停车，下车的普通民众们鱼贯而行，前往华盛顿国家广场[4]的巨大草坪，并开始徒步走向林肯纪念堂。天还没有很热，人群缓慢而肃穆地移动着——他们的交谈当中，充满了期待。

不久之后，从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驱车而来的民权活动家们也加入了这场朝圣之旅。其他人则从乔治亚州、弗吉尼亚州或卡罗来纳州乘飞机或者火车赶过来。这些人当中有“自由乘车者[5]”的参与者，包括黑人和白人，他们在蒙哥马利被一伙白人暴徒野蛮袭击过[6]，他们所乘坐的“灰狗”大巴在安尼斯顿[7]镇外被人用自制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弹焚毁过。这些人当中有约翰·刘易斯[8]这样的大学生，我看见他在纳什维尔尝试劝阻人们取消白人专用午餐柜台时，被人殴打，被人用烟头烫；我还看见来自伯明翰[9]的弗雷德·舒特尔斯沃[10]牧师，被一根警用高压水枪直接冲到了教堂的墙上，还有一些年轻小伙子，在挥舞的警棍和咆哮的警犬当中勇敢前行。我看见医生、律师和商人，他们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和商铺，以此筹集保释金，在整个老联邦[11]范围内，解救了成千上万被收押的民权斗士。我看见来自美国中心地带的大学教授、部长、学校老师和普通百姓，他们为良知所驱使，决心亲眼见证这场华盛顿大游行。

当权者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担心情绪激动的人群会被他们的领头者煽动，开始不计后果的狂热示威，或者被那些专门找麻烦的种族主义者们激怒，进入暴动状态。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1963年8月28日这一天，这个庞大的美国中产阶级人群——大部分是黑人，但也有很多白人——他们平和、肃穆，有尊严地进行了抗议活动。正如罗素·贝克[12]在《纽约时报》上所写的那样：“没有人能在历史中找到这样一支涌入的大军，今天，20万民权运动示威者们安静又温和地占领了华盛顿。”

看过来自深南[13]诸州的报道后，我为示威现场那轻松又快乐的氛围感到震惊。父母陪着孩子玩耍，或者全家一道，悠闲地坐在低矮的树丛下。其他人在国家广场的草坪上散步，在阳光照得到的位置摊开他们带来的野餐垫。父亲们把报纸叠起来，盖在眼睛上打瞌睡。这整个事件拥有大型野餐会特有的那种明媚气息，但它却并不是野餐会——这是正在形成中的历史，是华盛顿亲历的为一项社会事业发起的最大型的和平示威活动。是对民众力量的大规模庆祝，是公民在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以改善种族歧视造成的不公现象。正如马丁·路德·金牧师所说，听到震耳欲聋的喝彩声后，这群温和又满怀期待的人感受到了“当下那近乎白热化的紧迫感”。

在美国，几乎没有人比马丁·路德·金更了解应该怎样去改变一个国家，以及怎样利用引人注目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在权力架构本身并不情愿、并不想改变的情况下，动摇其根基。自从最高法院1954年下令废止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已经过去差不多十年，公民权立法相关的议程已被国会彻底封存了。正是普通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力量，来自草根阶层的民主努力，打破了这一僵局。正是主动坐进白人专用午餐柜台的约翰·刘易斯、勇敢的“自由乘车者”行动参与者们，以及在像伯明翰这样的城市发动游行的大学生们——他们揭露种族主义的丑陋面孔，让民众知道自己所拿的微薄薪酬，乃是源自美国社会与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正在改变一个国家的行事态度，以及华盛顿的政治风向。

马丁·路德·金和街头力量

1963年，为了突出黑人民权运动的目的，马丁·路德·金和他所创立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14]单独选择了伯明翰作为目标：因为伯明翰全城对于黑人民权运动都采取了大规模抵制的态度，而且，伯明翰的公共安全负责人尤金·（公牛）·康纳[15]，还在全市范围内毫无顾忌地强制执行种族隔离。

当时，大多数南方城市已经开始废止种族隔离制度了，但伯明翰仍旧被马丁·路德·金称为“很可能是美国种族隔离制度执行得最彻底的城市”，有着“恶名昭彰的警察暴行纪录”。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二十二起悬而未决的黑人住宅和教堂爆炸事件。所有犹太教堂都被泛光灯照得亮如白昼，有人负责通宵守夜。害怕被告密的人们吓得不敢发声，只好沉默。《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6]曾经把伯明翰称为“恐惧之市”。我在伯明翰结识的第一批人当中有一个名叫查克·摩根的律师，为人坦率，他承认自己确实很害怕，并给我看了他随身放在公文包里的、上了膛的点38手枪——用来自卫。

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一群学生冲击伯明翰的警察，呼吁废止百货公司设备的种族隔离，为资历足够的黑人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意图通过民众团结起来的力量，在心理上产生杠杆效应，最终唤醒伯明翰城内那些躲在一边的温和派们的良心。就这样，在各教区牧师们的带领下，十几岁的青少年日复一日地前往伯明翰市区抗议，迎着警棍、高压水枪和咆哮的警犬高唱《我们终将胜利》[17]。警察残酷殴打和平抗议学生们的影像，每晚都在电视上面向全国播放，那些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们对此根本就无法掌控——这也正是马丁·路德·金的制胜王牌，是他直接向华盛顿政坛施加影响力的渠道。

当伯明翰当权者们拿到本地法院颁布的禁令，试图阻止学生们的抗议游行时，马丁·路德·金当即换上了自己的蓝领工装，亲自加入到了游行队伍当中。最后，他被捕了。在监狱里，他批评了白人温和派们维护现行法律和秩序的行为。他说，他们这样做，等于是在保护种族歧视的现状不变。通过亲身参与游行，马丁·路德·金已经成功提高了“尝试彻底打破伯明翰种族主义石墙”这场政治赌局的赌注。

经济领域的杠杆作用：公民抵制

无论如何，公民直接采取行动的方式已经发挥了作用。早在马丁·路德·金入狱之前，经过亚拉巴马州圣公会主教搭桥，他和他的得力副手安德鲁·扬[18]就已经跟伯明翰的白人商人和温和派展开过秘密对话。扬逐渐认识到，对“公牛”诨号感到无比骄傲，四处炫耀自己硬汉形象的伯明翰警察局长康纳，不过是伯明翰白人权力体系“大骡子”[19]的马前卒罢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大骡子”转变态度呢？扬认为，应该利用经济领域的杠杆作用——发动全体黑人抵制购物。“美金不分肤色——”扬宣称，“道理很简单。伯明翰及周边地区一共有十万黑人居民。除了必要的食物和药品外，这十万黑人将不再购买任何其他商品，这样的抵制购物行动将一连持续九十天。如此一来，商人们就懂道理了。”除此之外，商人们还意识到，每天都在媒体上亮相的警犬狂吠画面，正在持续毁坏伯明翰的名声。私下里，抗议者和当权者之间正在慢慢达成协议。最终，商人们和新当选的市长阿尔伯特·布特威尔[20]同意满足黑人们关于废止种族隔离，以及在工作升职上与白人平等的全部要求，并且撤销了对抗议者们发起的全部指控。

华盛顿大游行：将梦想转变为法律

伯明翰一役的胜利已经把握在了手中，但前方仍有漫长的建立议程之路要走。于是，马丁·路德·金和其他民运领袖们便把他们的民权运动之火烧到了华盛顿。在亚伯拉罕·林肯脚下，他们开始利用自己所发起的一系列运动换来的广泛的群众支持。他们提醒华盛顿的政客们，民众此刻正在密切关注着——对于政府的不作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

马丁·路德·金那响彻云霄的“梦想”叠句，甚至在今日美国人的记忆中也能够引发共鸣。但在当时，在将目标锁定在国会里那些坐在木栏杆后面的议员们身上之后，马丁·路德·金首先发起了呼吁，要求全国人民齐心合力，一同践行国家的最高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早就书写好的支票，”马丁·路德·金宣称，“当年，建成我们共和国的建筑师们写下‘宪法’和‘独立宣言’里的宏伟词句时，他们也同时签下了一张每个美国人都必须继承并兑现的支票。这张支票是一份承诺：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没错，既包括黑人也包括白人，都被保证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今天显然还亏欠着这张支票所应兑现的承诺……美国并没有履行自己神圣的义务，相反还给了黑人同胞们一张糟糕透顶的支票，一张已经被标记上了‘存款不足’印戳的支票。但是，我们拒绝相信，这家经营公义的银行已经破产了……因此，我们选择现在就兑现这张支票，这张支票将会根据需要给我们提供自由之财富和正义之保障。”

接下来就是马丁·路德·金那段响彻云霄、苦涩悲鸣般的知名演讲了：“我有一个梦想……”他一再呼喊道：“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判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演讲之后，游行领袖们会见了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副总统。约翰·刘易斯还记得，肯尼迪当时就站在椭圆形办公室门口。“肯尼迪看起来简直神采飞扬。他很开心，因为所有事情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了——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约翰·刘易斯回忆道，“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逐一说‘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好’。最后，轮到马丁·路德·金博士时，肯尼迪说‘你的梦想正在实现。’肯尼迪的这句话如此乐观，给予我们如此大的希望。他亲口对我们说‘我们会努力让民权法案通过’……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肯尼迪总统。”

民权法案的通过应该归功于德克萨斯人林登·约翰逊，他很好地兑现了肯尼迪的承诺。作为新任总统，他和马丁·路德·金之间的你来我往，成为了这出政治戏码的重中之重。在肯尼迪被暗杀后，马丁·路德·金对新任总统提出了赞扬，但也没忘记用言语来刺激他，因为马丁·路德·金用信心十足的话语评价道：“约翰逊总统将会沿着肯尼迪总统在民权事业上的既定路线继续前进。”

当约翰逊总统打电话过来感谢他时，马丁·路德·金建议，新的民权法案将会是未来纪念肯尼迪的“伟大功绩之一”。几天之后，约翰逊总统在国会里几乎把马丁·路德·金的这番话原样复述了一遍。他坚持主张贯彻肯尼迪的遗愿，最后，在1964年6月，国会通过了一项在公共设施内禁止种族隔离的法案。签署这项法案时，约翰逊总统把自己用过的一支钢笔送给了马丁·路德·金。

在这之后，1964年12月，马丁·路德·金再次向约翰逊总统施压。当时，马丁·路德·金在斯德哥尔摩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刚返回家乡，约翰逊总统便邀请他去白宫做客。于是，马丁·路德·金便对约翰逊总统说，美国需要一部强有力的投票权法案[21]。约翰逊对此表示同意，但同时又告诉他，自己在国会得不到足够的票数，没办法通过这个法案。但是一个月后，在1965年1月18日这天，约翰逊总统又专门致电马丁·路德·金，敦促这位民权领袖通过群众力量向国会施压——同时也向作为总统的他施压——以便最终通过投票权法案。约翰逊总统说得并没有太过直白，他只是用挑衅的口吻向马丁·路德·金提出“有本事就让我做成它”！马丁·路德·金心领神会，很快便发起了一系列的争取投票权运动予以回应，其中包括在亚拉巴马州塞尔玛镇[22]进行的那场血腥游行，在那里，挥向约翰·刘易斯和其他人的残酷警棍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于是，群众力量与总统领导力之间的互动再一次收获了切实成果，催生出了1965年颁布的《投票权法案》——这是一次法律上的改变，政策上的变化，美国民主所辖的范围得到了扩张。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日抗议行动：1970年地球日——两千万人的力量

中产阶级政治力量在现代美国政治中参与得最广泛的，或许是环境保护运动。1970年“地球日”，这个国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草根阶层单日抗议活动中，共有两千万美国人上街参与了游行，举行集会和宣讲会，表达自己对环境污染的愤怒。他们之所以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和侵害：1969年的圣·芭芭拉外海发生原油泄漏[23]，美国中西部普降酸雨，令人窒息的烟雾污染弥漫洛杉矶城，大小河流中满是有毒废液，美国人民自己的地下室里则堆满了铅涂料和石棉网[24]。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绿色运动开始腾飞——尤其是在那些年龄组成较为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郊区选民当中，更为流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加入了塞拉俱乐部、国家野生动物联盟、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环保主义者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以及全美奥杜邦协会[25]等。1962年，蕾切尔·卡森[26]以自己那本《寂静的春天》唤醒了美国人的环保意识。但是，真正煽动起公众愤怒的火焰、使环保问题变得紧迫的，却是那些赤裸裸的、不得不直接面对的丑陋污染。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如果你把手臂伸进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27]伸出的手臂上将会覆满绿色的藻类。这整条河仿佛穿着一件由绿色海藻构成的漂浮外套。这种可见可触的污染物污渍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都很常见。

小罗伯特·肯尼迪[28]告诉我：“我还记得当凯霍加河[29]燃烧时，火焰有整整八层楼那么高。我还记得，1969年的圣·芭芭拉外海原油泄漏事件，迫使他们关闭了南加州几乎所有的海滩。我还记得，他们曾经宣布伊利湖[30]即将消亡。我还记得，当我长大以后，我已经不能再在哈德逊河[31]、查尔斯河[32]或者波托马克河[33]游泳了。”

“必须遏制这一切”……尼克松接手环保呼声

“不管是全世界，还是在你自家后院，状况都让人生气——要么是水体污染，要么是空气，要么是你们身边的山脉。”切萨皮克湾基金会[34]的威廉·贝克[35]如是说，“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共同的愤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竟然任由污染发展到如此地步。与此同时，一场发自草根阶层的暴动也一直都在诉说，他们说‘必须遏制这一切’。”

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兴趣如此强烈，来自草根阶层的压力又如此巨大，使尼克松总统——尽管他距离成为环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远——不得不在1970年元旦讲话时，正式对外宣布了自己对环保运动的忠诚态度。尼克松说，未来十年“美国人绝对要改善空气、水体和我们大家生活环境的洁净度，以此来向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还债”。然后，作为对绿色运动广泛呼声的回应，他郑重宣告道：“要么现在出手，要么永远不做。”

通常而言，华盛顿方面正式展开的改革行动，都是步步为营型的——换句话说，进度上都是十分缓慢的。但是这一次，在环境保护方面，国会和尼克松总统所率领的白宫却以令人叹为观止的速度展开了行动。尼克松总统在自己上任的第一年里，创立了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36]，任命环保主义者罗素·特雷恩[37]担任第一任主席。在国会中，两党里的坚定的多数派议员们用最快的速度通过了一系列尼克松提出的环保法案：《清洁空气法》[38]、《清洁水法》[39]一项关于设立美国环保署的议案、《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法》[40]、《噪音污染与防治法》[41]、《滨海地区管理法案》[42]、《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43]、《濒危物种法》[44]和《安全饮用水法》[45]。1974年尼克松辞职后，杰拉尔德·福特总统通过了更多的环保法案。

国家层面上，展开行动的速度也很快。似乎没有哪个政治家敢于违逆公众在环保意识被唤醒之后所产生的愤怒。“这是个很大的议题，”尼克松手下的第一任环保署署长威廉·拉克尔肖斯如是说，“它在整个国家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强迫共和党政府，以及一位之前从未过多考虑过这一问题的总统——也即尼克松总统去处理相关问题，只因为公众宣称：‘这是我们无法容忍的。’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那些年的环保热情早已取得了很大成就，达成了一系列目标——环保运动的结果显而易见。实际上，政府执行的第一波监管确实缩减了那些性质最恶劣的污染，例如波托马克河的绿藻问题。体量巨大的工业污染制造者和污染问题严重的城市纷纷被送上法庭，判处巨额罚款，直到他们改变既往方针。最后，公众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选民们的兴趣逐渐消散，政府的行动也随之平息。

消费者权益：“纳德骑士”VS.通用汽车

另一波类似的、对华盛顿也起到了相似影响的中产阶级民权活动，乃是消费者权益保障运动。相比上节提到的一系列绿色运动，尽管消费者权益保障运动本身并没有那么激进，组织得也不够完善，但是，鉴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引领公众极大兴趣的消费主义崛起的情况，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消费领域对于政府的政策影响也十分巨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新成立了总计十一个主要的消费者权益保障组织，其中包括美国消费者联盟、“公共市民”和“国会观察”[46]。这些组织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们，其中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雅痞、郊区富人，以及身居中产阶级上层高位的各领域专业人士——他们对于巨型企业的表现向来小心警惕。消费者权益倡导者们要求联邦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以保护公众免受不安全商品和不道德消费贷款放贷人的不公平剥削，他们发起的口号是“诚信消费贷”和“诚信购物”。总之，生活品质成了众人关心所在：当时的美国人民将美国的经济增长视作理所当然，因此，他们希望商品的标准更高，质量更优，产业更透明。

相较其他任何人，拉尔夫·纳德对政治版图上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权益保障活动都更为上心。作为一个毫无私心的公众人物，纳德很清楚自己应该如何推动新闻界、公众和政客。他在1965年出版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纳德在书中指责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认为他们应该为大部分汽车事故负责，因为他们一直在市场上销售机械设计和技术方面并不安全的汽车。

纳德的关系网范围所辖极广。他麾下著名的“应对法律研究中心”[47]，其成员自豪地称呼自己为“纳德的奇袭者”，研究中心的人数，由1967年的仅五人，增加到1971年的两百人。十年内，研究中心推出了一系列大受欢迎的书籍，暴露了诸多联邦机构的失职，没能充分保护公众的消费者权益。在纳德的推动下，政府机构和由其监管的工商业界之间的对抗更加尖锐了。他的健康研究小组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48]在制药行业的失察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调查。他的航空业消费者行动计划[49]批评了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民航局的政策。他的汽车安全研究中心在汽车安全相关的调查研究上一直领先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50]和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51]。他的“国会观察”查验了“国会山”因为疏漏而失败[52]的地方。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纳德那张通过公共捐款和付费演讲支撑的关系网总共雇用了七十五名全职律师、科研人员和政治说客，外加几百名大学实习生。

纳德以个人名义对工商业界和政府机构发起的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使他成为了具有不小政治影响力的消费者权益倡导者，成为了一个名人。1974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53]把纳德放在了自己的封面上，跟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同列，并且在自己名为“谁在管理美利坚”的全国性调查中，将他排在了第四位。在公众眼中看来，纳德比他穷追猛打的那些一流企业CEO们更有影响力。他最钟爱的目标是通用汽车公司，讽刺的是，通用汽车公司对纳德展开的报复性骚扰，反而更推高了他在民众当中的呼声，以及他的政治影响力。1966年，纳德向通用汽车公司提起诉讼，状告对方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来跟踪他，并试图令他卷入性丑闻当中。通用汽车公司不得不为此向纳德支付42.5万美金的现金补偿，而纳德用这笔钱对通用汽车展开更多的调查。

纳德当时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向美国几大汽车巨头发起的长期战争，最终导致国会在1966年通过的《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54]中加强了市售汽车的安全标准。这一法案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它击败了国会里的反对力量，并为扩大其他行业的法律监管——比如提倡合理包装和贴标、控制有害物质、规范肉类检验、严控天然气管道和采矿安全等——铺平了道路。类似的法案，参议院偶尔甚至会直接全票通过。

政客们听懂了消费者们的信息：如果工商业界不能主动清理干净自己的行为，中产阶级里有一股声势大、影响力大的力量会去要求政府介入。“消费者权益运动，”政治史学者戴维·沃格尔说，“是公众对政府改善美国社会生活质量产生越来越高的期许之后，采取的公益行动。”这种行动随着公民行动的浪潮到达了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注释：

[1]相对激进主义的概念，指改革采取稳健、逐步、分阶段的过渡方式，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

[2]发生于1963年，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五大游行之一。

[3]Constitution Avenue，华盛顿特区最著名的街道之一，很多著名游行在此举行。

[4]Washington Mall，华盛顿特区的一处开放国家公园，由数片绿地组成，一直从林肯纪念堂延伸至国会大厦。

[5]Freedom Riders，美国的民权活动家们从1961年开始的、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种族隔离现象严重的美国南部检验反黑人歧视法律落实情况的民权活动。

[6]指1961年5月20日发生在蒙哥马利市区南苑街（South Court Street）巴士站的暴徒殴打事件，当地持种族歧视立场的警察对暴徒行为视而不见。

[7]亚拉巴马州卡尔霍恩县辖的一座小镇。“自由乘车者”参与者在这里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猛烈的袭击。

[8]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1940-　），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战友，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特朗普的坚定反对者。

[9]此处指美国亚拉巴马州最大城市伯明翰，一个黑人人口占比接近一半的工业城市。

[10]弗雷德·舒特尔斯沃（Fred Shuttlesworth，1922-2011），黑人，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战友，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的第五任主席。

[11]指以弗吉尼亚州为代表的，最早加入联邦的老自治领州。由于历史原因，老联邦州的黑人歧视问题最为严重。

[12]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1925-　），美国专栏作家，两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

[13]Deep South，美国地域专有词，尤指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

[14]缩写SCLC，1957年由马丁·路德·金创建于伯明翰，是以南方基督教会为主建立起来的黑人民权组织。

[15]尤金·（公牛）·康纳（Eugene [Bull] Connor，1897-1973），种族主义者，时任伯明翰市警察局局长。

[16]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1908-1993），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全美作家协会主席。

[17]We Shall Overcome，一首最早发表于1900年的歌曲，自1959年起，开始与民权运动关联起来。琼·贝兹（Joan Baez）在华盛顿大游行的演绎，使这首歌曲具有了世界级的影响力。

[18]安德鲁·扬（Andrew Young，1932-　），美国黑人政治家、民权运动人士，曾经担任过亚特兰大市市长。

[19]伯明翰当地人对白人当权者们的称呼。

[20]阿尔伯特·布特威尔（Albert Boutwell，1904-1978），亚拉巴马州第19任副州长，伯明翰市第22任市长。

[21]美国联邦制度下，政府的许多职能由州政府负责。在1965年美国《投票权法案》出台前，投票的具体规定由各州政府制定，联邦政府不得干预。马丁·路德·金要求的法案，能够为黑人切实争取到平等投票权。

[22]塞尔玛镇的这次游行是争取投票权运动的开端。2014年艾娃·德约列执导的同名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提名。

[23]1969年，美国联合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地区的管道发生故障，在一个月时间内持续不断地泄漏了300万加仑原油，污染了长达30英里的海岸线。

[24]这两种当年普遍使用的建筑材料分别容易造成铅中毒和肺部疾病。

[25]以上提到的组织均为美国著名自然环境保护民间组织。

[26]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她的作品《寂静的春天》促进了美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

[27]美国中东部最重要的河流。

[28]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1954-　），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之子。

[29]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河流。过去曾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河道之一，1970年代后期的反污染措施基本上改善了河流状况。小罗伯特·肯尼迪所说的是历史上的凯霍加河油污大火事件，发生于1969年。虽然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超过十万美元，但由于场面极为震撼，引起了广泛重视。

[30]北美洲五大湖之一。受到严重污染的凯霍加河汇入的恰恰是伊利湖。美国媒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报道都预言伊利湖即将消亡。

[31]美国纽约州的一条河流，长507千米，发源于阿迪朗达克山脉。

[32]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条长约192千米的河流，源自霍普金顿。

[33]美国中东部最重要的河流。源出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麓。由北布朗奇河同南布朗奇河汇合而成。

[34]缩写CBF，1967年成立于美国马里兰州。

[35]威廉·贝克（William Baker），切萨皮克湾基金会现任主席。

[36]缩写CEQ，隶属于白宫的一个总统行政办公室，负责协调联邦在环保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与国家的其他机构展开密切合作。

[37]罗素·特雷恩（Russell Train，1920-2012），知名环保主义者，美国环保署正式任命的第二任署长。

[38]1970年通过的、承接1967年《空气质量控制法》的环保法案。

[39]美国最重要的联邦水污染防治法案，该法案对美国水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40]该法案要求美国环保署对目前已在美国国内登记注册的两万余种毒剂的销售和使用进行管理，尽可能限制那些对人体或环境有害的毒剂。

[41]1972年通过，将“使所有美国人从危害他们健康和福利的噪声中解脱出来”作为一项国家政策。1978年时经由《宁静社区法案》的通过得到进一步修正。

[42]1972年通过，主旨为治理和防止滨海地区污染。

[43]1972年通过，主旨为有针对性地保护海洋哺乳动物，改善其生存环境。

[44]1973年通过，主旨为界定濒危物种并加以保护。

[45]1974年通过，并在1986年和1996年对该法案进行过两次重要修订。旨在通过一系列措施以保障水资源的安全。

[46]这边提到的“美国消费者联盟”（缩写CFA）、“公共市民”和“国会观察”都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非营利组织。

[47]1967年由拉尔夫·纳德初创，1969年正式设立为固定机构，是纳德创立的第一个组织，媒体将之形容为“政治运动指挥部和大学生兄弟会的混合体”。

[48]缩写FDA，为直属美国健康及人类服务部管辖的联邦政府机构，其主要职能为负责对美国国内生产及进口的食品、药品、制剂、放射性设备和化妆品等进行监督管理，成立于1906年。

[49]为飞机乘客代言的非营利组织。

[50]缩写NTSB，成立于1967年，专责于美国国内的航空、公路、铁道、水路及管线等事故的调查。

[51]缩写NHTSA，美国运输部下属执行机构，是美国汽车安全的最高主管机关。

[52]“国会山”就是美国人通常所说的国会大厦。原文提到国会山崩塌之处，实际是指立法机构失职所造成的损害。

[53]美国三大新闻周刊之一，其前身《美国新闻》创立于1933年，1948年与《世界报道》合并。因各种调查排名而出名。

[54]除了强化、细化机动车各项安全标准外，还对汽车召回制度进行了立法。该法案能够成型并通过，主要依靠了纳德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