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苏联国家社会转型的警示^[1]

【编者按】2004年的，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原苏联国家的强烈关注。在苏联解体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原苏联国家的社会转型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进展、存在着哪些困难？这些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取得了促进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成效？权力重组是否催生了新的政治文化、促进了社会公正？经济改革是否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世界大势与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的“国家身份”是否已经确定、对外战略选择是否已经明确？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冯玉军博士。下面是他与本刊记者的谈话。

记者：此次乌克兰政治风波吸引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在您看来，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还是反映了原苏联国家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

冯玉军：我认为，此次乌克兰政治风波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集中反映了原苏联国家十年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与问题。乌克兰的总统大选刚刚尘埃落定，在冬日的寒风薄雪中，基辅的“街头政治”的余温还未散尽。如果我们的记忆还算清晰，那么2003年的今日——萨卡什维利通过“玫瑰革命”夺得格鲁吉亚政权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果我们再将目光放远一些，未来几年，中亚国家将相继进入权力交接的活跃期，那时的境况也不能不令人担忧。可以说，尽管苏联解体已有十多个年头，但新独立国家的制度变迁还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和问题，这些国家的“转型之痛”一时还难以终结。

苏联解体之初，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精英为本国公众描绘了一幅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取向的美好前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由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由实行“三权分立”向“民主制度”的发展、从社会功能发育不全经由培育中产阶级向“公民社会”的发展将使原苏联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和国家强盛。但十多年的转轨实践并未实现这些政治精英们的美好预期，改革之初确定的目标已经扭曲，历史的合力使原苏联国家的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长期的痛苦转轨进程。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转轨之痛”主要是指什么呢？

冯玉军：我想这首先是指政治制度安排上的不完善。新独立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总体趋势是由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向“分权制”过渡。以俄罗斯为例，在联邦一级，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上，强调联邦制原则，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但“权力制衡”不是一个抽象原则，需要细致周密的制度设计和有条不紊的贯彻落实。而俄罗斯在政治制度创新实践中却再次体现出“激进激烈”的民族特性，制度漏洞不少，权力危机频发。

回顾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权体制建设，可以看到“双头政治”与“超级总统制”均不完善，导致了政治斗争激烈、政局长期动荡。独立初期，不完善的旧宪法使俄罗斯存在着两个“权力核心”，以总统为中心的执行权力机构为一方，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的立法机构为另一方，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叶利钦以“炮打白宫”的极端方式击溃反对派，并通过了赋予总统极大权力的1993年新宪法。但“超级总统制”需要强人治国，而晚年的叶利钦却体弱多病，思维混乱。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已完全让位于对个人权力的维系。仅1998年，叶利钦就3次解散政府，使政权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互激荡，对政治稳定与经济复苏都造成沉重打击。

记者：大家都知道，普京总统执政后，对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那么，您怎么评价这些改革呢？

冯玉军：普京继任后，在他的第一任期内，通过强化中央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过去几年的政局混乱状态，建立起了一套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可控民主”的制度。所谓“可控民主”就是运用强制或半强制性手段来结束政治混乱，实现政令统一和畅通；以弱化民主制和执行权力膨胀为代价，确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其实质是通过加强国家权力以结束社会激进变革所带来的混乱，实现国家的强盛与发展。

2004年普京连任后，进一步加强垂直权力体系。一是将联邦主体领导人直选改为总统提名、地方议会通过，借此加强了总统对地方的控制。二是取消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单席位选区制，改为全部按政党选举产生，减少民主反对派“入围”的可能性。普京还对2003年开始实施的《政党法》再作修改，将政党注册资格从1万人增加到5万人，且把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入围”线从5%的得票率提高到7%，进一步增强“统一党”对议会的控制力。

普京的上述做法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不同的反响。在政界，普京一方面得到了官僚阶层的“一致拥护”，另一方面引发了来自右翼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普京是在践踏俄罗斯十多年来来之不易的民主，是在“走回头路”。学界的观点也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民主的主要表现不是选举，而是权力分割的原则。只要权力有限，社会可以监督它，无法无天的事就会少。叶利钦执政期间出现了权力分割的萌芽，议会成了相对独立的机构。而在普京治下，却没有继续发扬议会的独立性，相反还在议会中建立政权的金字塔。不仅如此，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也在日益削弱。因此，在他们看来，普京未必称得上民主派，普京式的“可控民主”的后果是民主的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垮台、俄共“正在作垂死挣扎”。如果现在举行选举，人们根本不知道该投谁的票。不是党失去了选民，而是选民没了自己的党。而另一些俄罗斯学者则认为，普京治国有着明确的战略，其基本原则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强大的国家及其强力机构、独立的积极的对外政策、尊重历史传统和爱国主义。按照世界上通行的分类法，奉行这套政策的人被定义为右翼政治家、保守派，这些政治家如同现在的普京一样，往往都受到反民主和搞独裁的指责。但这些学者认为，俄罗斯不会有独裁的危险。普京的治国战略不是独裁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在不改变俄罗斯宪法的情况下建立能够发挥作用的有效民主。

在我个人看来，“可控民主”是俄罗斯在经历了十多年痛苦的转轨进程后探索出的政治发展道路，它是西方价值观念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也是俄罗斯在现实中的强国、秩序、稳定、发展与理想中的自由与民主之间做出的两难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是否真的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是否能切实达成既定的目标？会不会“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些还需要在普京的下一个总统任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得以验证。

记者：大家都知道，社会的转型必须引发权力的重组。那么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这种权力重组是否能够根除旧体制的“顽疾”？是否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呢？

冯玉军：回顾一下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转轨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旧执政阶层仍然当权，旧的政治行为和传统仍然延续。

波兰社会学家雅泽克·瓦西列夫斯基在分析1988—1993年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精英组成时曾得出结论：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官员中，有1/3是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旧有精英。在一些部门这一比例更高，比如，50.7%的经济精英、48.2%的政治精英和40.8%的文化精英都是旧有人物。在俄罗斯的旧有精英阶层中，有86%的人进入新精英阶层，而只有10%失去了原来地位。1993年后俄罗斯的新式精英中有49%是旧有精英“梯队”中的后备人才。到1996年，苏联时期的官僚在总统机构中占75%、政府中占74.3%、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经济精英中占61%。

苏联解体后的官僚阶层是现行俄罗斯政权的主要社会支持力量之一。政权更迭、时代转换和制度变迁并没有停止俄罗斯官僚阶层的生息繁衍。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1995年，俄罗斯的官僚机构增长了1.5倍，人数达到125万人。他们不仅“人数迅速增长，而且大部分无力胜任所担负的管理工作”。根据1993年12月22日公布的第2267号总统令，国家官员可以享受从财政、医疗到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的优惠与补贴。自1993年12月成立后，总统事务管理局就承担了为国家所有政治精英服务的责任，它精心照料着1.2万名包括部长、议员、高级法官、审计署领导和其他国家高级公务人员在内的高级官僚。

在新包装下所进行的实质上的“精英延续”使很多旧的管理模式与风格仍然保留在新体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权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当代官僚们的不负责任使人们很难将其与苏联时代的党政干部区别开来。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缺乏责任感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存在于政治结构的各个层面”，“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使俄罗斯政治有一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气息”。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原苏联国家的社会组成并没有什么变化呢？

冯玉军：不，与精英阶层的相对稳定相反，原苏联国家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却非常严重。无论是在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还是哈萨克斯坦，民主社会得以发展的基础——中产阶级还只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尚不能成为所有权的真正主体和公民社会的坚实基础。1996年调查显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50%以上，其中赤贫人口超过20%。1999年统计，俄罗斯10%最富阶层与10%最穷居民的收入差距近15倍。

记者：那么社会分化对政治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冯玉军：我想影响是多方面的。尽管政治多元化造就了多党制，但大规模、全局性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生活状况恶化使大多数居民政治参与热情下降，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冷漠，难有一个政党和政治运动具备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政党或政治运动很难完成自己的基本职能——表达和整合不同选民阶层的利益，这反过来又使社会利益难以得到保障的普通公民对政党日益失望。可以说，“原苏联国家”的大部分政党不是公众利益的代表机制，而是一小部分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人物集团。决定政治形势的不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主张和社会政策取向，而是对现实权力中心的态度。在缺乏相应监督制衡机制的条件下，选举本身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选举的胜利往往意味着当选者将对选民承诺弃之脑后。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当代俄罗斯，选举只不过是执政阶级自卫和保存权力的手段”。

记者：经济转轨是原苏联国家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冯玉军：曾几何时，原苏联激进经济改革的倡导者们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是突破既有经济体制的捷径，迅速、大规模的“私有化”是在300天内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的“不二法门”。但是实践表明，后苏联国家的私有化严重扭曲，许多国家的经济转轨是在法律真空中进行的，这为部分官僚和“红色企业家”借机掠夺国有资产、进行个人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私有化”成了“强盗经济”和“影子经济”的代名词，通过掠夺国有资产形成的金融工业资本操纵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

俄罗斯官僚阶层凭借手中的权力维持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在实际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已经把国家管理机关变成了自己赢利的工具。在出售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官僚阶层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政权与私人资本的结合已经成为俄罗斯官僚体制在转轨时期的重点特征，制度转型使苏联官僚阶层自然长入资产阶级。

与此相适应，与官僚集团相勾结、借私有化之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成为俄罗斯新兴资产阶级得以迅速发展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区别在于，企业的效率与发展潜力不是取决于经营活动，而是取决于与掌握着国家资源的国家官员的特殊关系。政权与私人资本的结合使俄罗斯的政治过程变成了基于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幕后交易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在俄罗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影子经济”“影子政治”和“影子意识形态”。它们成为官方结构与犯罪结构相互勾结往来的最佳场所，国家公职成为利润丰厚的投机资本。

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在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滋生的，一开始就具有寡头和官僚资本的属性。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金融寡头积极参与政治，他们不仅直接介入政府、左右国家决策，还试图控制传媒、掌握舆论界政治导向，而寡头之间的利益争斗也使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可以说，寡头肆意干政，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记者：普京执政后，清楚地看到了寡头坐大对国家经济与政治生活造成的危害，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整肃”。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方针发生了变化呢？

冯玉军：我认为，以2004年的“尤科斯事件”为标志，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确实出现了新的调整。它意味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俄罗斯经济转轨已经结束，那种在自由市场经济旗号下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寡头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操纵民众经济生活的“野蛮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取而代之的将是国家控制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

“尤科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索罗斯认为，“俄罗斯目前可能正进入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所有的资本所有者都意识到他们要靠国家。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传递了一个清楚明了的信息——没有人能独立于国家之外”。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皮翁特罗夫斯基强调，“尤科斯事件”表明普京打算建立一个能使精英保持平衡的新结构，“普京第二共和国的思想十分明确。就是‘把掠夺的财富还给人民’；由官僚集中管理国家资源；以及能够保障俄罗斯文明腾飞、使它回到强国行列，而更为理想的是恢复其当之无愧地拥有超级大国地位的‘动员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同样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它最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将保证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另一些则认为它是俄罗斯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如同历史经验证实的一样，这种“动员型经济”将导致俄罗斯经济的大起大落。看来，俄罗斯究竟选择看样一种经济模式仍未有定论。

记者：社会转型不仅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内政经济，同时也会影响到它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和对外政策选择。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冯玉军：我觉得这首先涉及一个“国家身份”的问题。所谓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角色。一方面，它体现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另一方面，它体现为这一国家对自身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角色与作用的定位。苏联的解体使新独立国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今天，尽管没有人再怀疑这些后苏联国家的独立地位，但它们的国家身份似乎依然没有确定，它们的对外战略选择依然存在着重重矛盾。

作为苏联合法继承国的俄罗斯，从苏联解体以来，对外政策几经调整。从独立之初科济列夫所推行的“向西一边倒”，到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构想”再到普京的务实外交，俄罗斯的心路历程清晰可见。用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独立报》前主编特列季亚科夫的话来说，俄罗斯“虽然依然有着称霸全球的野心，但却没有能力。不完全属于欧洲，当然也不属于亚洲”。归根到底，俄罗斯的国际定位和国家身份仍不清楚。这种战略上的尴尬在俄美关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活的变化以及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加强使美国担心俄罗斯的“帝国野心”死灰复燃；而美国对外高加索、中亚和乌克兰的渗透又使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徒然增强。俄美近来在乌克兰的角力突出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俄罗斯还没有解决是“正常国家”还是“老大帝国”的身份定位的话，那么其他原苏联国家则在独立之后陷入了一场“大国平衡”的痛苦游戏之中。正如英国《卫报》评论员所言，当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竞争并不是一场“自由与独裁的浪漫斗争”，而是“打着促进文明社会的旗号插手外国选举”的“后现代政变序曲”，“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在第三世界国家煽动起义。为适应苏联解体后的局势，美国如今在选中一位继承者或一种政权后，有选择地使用民主工具推翻不受欢迎的独裁者”。而乌克兰社会的动荡、分裂却成了这首“后现代政变序曲”的袅袅余音。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原苏联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呢？

冯玉军：您说得非常对！这些矛盾与问题确实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诸多国家、亿万民众的利益和活动的社会实践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原苏联国家的制度变迁史，就可以发现，苏联的解体、新独立国家的转型都与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分不开。而当这些国家转轨过程中的问题超乎西方国家的想象是，它们却并没有履行自己援助的承诺，反而又提出“俄罗斯帝国野心复兴”和“失败国家”的论调，进而以北约东扩和“玫瑰革命”“橙色革命”消化“冷战胜利的成果”，打造新的欧洲防疫线，而这又反过来导致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的社会意识与精英分化，进一步加剧了转轨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国家身份”的问题，那么这些国家新的“国家身份”的确定仅仅受到自身的历史和实现因素的影响吗？

冯玉军：这个问题非常好！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身份是在不同国家社会化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意味着原苏联国家新的“国家身份”的确立也受着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如何来看待这些原苏联国家的转型，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也是影响其身份定位的重要因素。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俄罗斯的“西化”历程与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2]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楔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除了鞑靼统治之外，其余四次社会文化转型都是俄罗斯社会的“西化”进程。可以说，“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但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同宗兄弟。从古至今，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歧视。即使冷战后俄罗斯所推行的西化政策也没有赢得西方的信任。撒切尔夫人在其著作《国家战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中强调，“尽管许多年后俄可能最终成为一个稳定、繁荣、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它由地理、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既属欧洲也属亚洲、既属东方也属西方的特性不会改变，俄罗斯决不可能完全成为西方国家”。

此次乌克兰危机也再次证明，西方并没有认同俄罗斯的“国家身份转型”，而这种否定不仅使俄罗斯的国内政治进程进一步复杂化，也使其与西方的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乔纳森·鲍尔认为，“乌克兰动荡局面的根源十分复杂，但其中之一在于西方大国对待冷战后俄罗斯的态度缺乏深思熟虑后的长期一贯性”。自戈尔巴乔夫时代以来，欧美一直未对外界表明，它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究竟抱有怎样的希望。西方尽管将戈尔巴乔夫称颂为改革者，却并未向他提供足够的经济援助，帮助他领导国家更有序地逐步转型；随后，盖达尔试图进行“认真而廉洁”的经济改革，但美国的老布什总统袖手旁观；克林顿为了争取美国中西部的东欧移民选票而孤注一掷，开始推动北约向俄罗斯边境扩张，俄罗斯政权内部那些一向不愿过于接近西方的人得到了反驳的理由。鲍尔强调，“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西方一次次将莫斯科拒之门外，使斯拉夫主义者得以复生”，“除非俄罗斯明确决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乌克兰东部才会追随其后。但欧盟国家一面积极支持北约扩张，一面对俄罗斯态度冷淡，这已使这种希望破灭了”。

在鲍尔看来，西方需要重新考虑冷战后的俄罗斯政策。美国应当结束在俄罗斯近邻挑战俄罗斯利益的咄咄逼人的地缘政治战略，而欧洲必须利用将两国归入欧洲的诱惑，“促使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民主的狭窄道路上笔直前进。否则，不能排除冷战时期敌对状态再次出现的可能，而西方和俄罗斯将同样负有责任”。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能否就我们的谈话做一个简短的小结？

冯玉军：也非常感谢贵刊提供的机会。我觉得今天我们谈话的核心内涵在于：综观原苏联国家社会转型的历程，可以发现它们的政治制度转轨和经济转型是“大跃进式”的。当“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还只是一些精英人物头脑中不甚清楚的“概念”的时候，既有的国家体制与权力结构已经在一夜之间瓦解了。新国家体制的建设既缺乏周密设计的制度安排，又没有对民主观念充分尊重的政治文化。由于缺乏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与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社会控制系统和机制，后苏联国家的转轨之痛到今天还阵阵袭来，这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制度变迁国家来说，都是应该警醒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