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打造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我们应学习借鉴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的成功经验,以文化创新发展推动深圳建设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

第一节 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内涵界定

每一座城市犹如每一个不同的人,具有自身的品质和品格。过去,城市经济发展依赖于各种企业,并通过刺激措施吸引新企业进入。但是在21世纪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全球联系更加紧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全新且更为高效的城市发展模式,即城市应该首要关注如何吸引人才,突出自身优势,建立自己的品格。而文化作为一座城市内在的精神,在城市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深圳的文化建设目标是要打造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本节主要围绕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展开讨论。

一 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的概念

文化(Culture)是一个人文意味较浓的概念,自有人类以来,文化一直与人类的繁衍、发展息息相关。《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我国古代对于文化较为综合的概括和归纳。西方学者从雅典时代开始就一直探索文化的定义,目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文化是人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包括人类社会中通过社会学习传播的各种现象。通过东西对比、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创意又叫文化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有时也称为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ies)、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ies)、版权产业(Copyright Industries)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把创意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总体而言,基于新经济的时代背景,创意产业主要还是文化创意产业,它能够供应广泛的与文化、艺术、娱乐价值相关的产品或服务,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而其组成主要聚焦在三个层面:一是文化以及与文化紧密相关产业;二是与通信和网络相关的以电子软件、游戏动漫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产业;三是在传统产业相关基础上融入创意元素后创新发展的相关产业。但其核心中的核心还是与文化相关的各类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在将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分别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得到了十分重要的成果。

理论研究方面,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E.Caves,2002)在《创意产业经济学》中指出“创意产业是提供具有广义文化、艺术或仅仅是娱乐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产业”。罗默(1986,1990)提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新财富和新机会,创意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查理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在《创意城市:都市创新的工具书》(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中阐述了各式“创意思考”“创意规划”“创意行动”的策略与方法,精选了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城市的创新与重生的案例,示范“如何在城市议题上思考、筹划与执行富有创意的行动,并且将这些方法运用于任何的城市”。它启发城市找到自身的发展潜能,然后结合当地文化资产及地方特色,借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打造创意经济。厉无畏(2006)认为,创意产业大致包含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通常所指的文化及相关产业;二是与通信和网络相关的软件、游戏、动漫等内容产业;三是与传统产业相关的各类设计、咨询策划等产业,包括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和会展策划等内容。[1]

实践发展方面,20世纪90年代,英国最早将“创造性”概念引入文化政策文件,并且在1997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明确提出“创意产业”这一概念。1994年,澳大利亚就已提出了建立“创意之国”(Creative Nation),并制定了相关的发展政策,“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概念开始在澳大利亚被使用。美国目前关于创意产业的比较权威的定义产生于200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ATAD),认为创意产业是“以创意与智力资本为初始投入,形成产品与服务创作、制造和销售的循环过程;它以一系列知识为基础,侧重艺术,从商品贸易与知识产权中创造潜在收入;包括有形产品和无形的拥有创意内容、经济价值和市场目标的智力与艺术服务;处于手工艺、服务和产业部门之间的交界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运用创意和无形的文化内涵,创造出受著作权保护的内容密集型的产业活动,它们表现为物质的商品或非物质的服务”。

创意城市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方面的问题而制定的改进方案,希望以此带来城市复兴。传统的以投资驱动为引领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城市的再次发展必须以创新作为主要驱动力,通过与各种知识的深度结合进行综合发展。那么如何定义创意城市,使之能够成为引领城市发展的前瞻性导向,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此,国内外学者具有不同的认识。[2]

彼得·霍尔爵士(Sir Peter Hall)认为创意城市保持着一定的动态性,没有稳定的形态,它不会按照固定的轨道和模式进行发展,而是不断因为新事物的出现而做出改变。在《城市的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中他列举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以及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的维也纳等6个城市的案例,指出这些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创意城市。[3]只具备创意产业、文化精神、个人创造力以及财富资本等要素中的一个或者几个都不可能形成创意城市,创意城市在某些方面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它拥有能容纳外来移民的氛围,在此能够找到志同道合之人,认同他们的创意想法,并且其产品具有稳定的顾客群,在高度保守或者固化的环境不会形成创意城市,而极度混乱和无序的社会也不会诞生创意城市。

简·雅各布斯(J.Jacobs,1916—2006)对于创意城市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城市应当灵活、富于创造性,拥有能够根据自身发展状况进行“自由修正”的经济体系。《城市与国民财富》(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系统研究集聚了拥有众多富于创造性、技巧和高质量劳动者的专业化中小企业群的城市,发现这些中小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创新的来源,与工业化大生产模式不同,它们灵活、高效、适应性强,并相互结成网络,依靠劳动者高度熟练技术与灵敏感性生产出具国际竞争力的个性商品,这种生产模式是继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的生产体系。[4] 建设创意城市,发挥城市灵活、富于创造性的特质,鼓励社会各领域发挥创造力,解决城市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自由修正”的经济体系可以使城市充分考虑自身实际和要素禀赋,实现发展的连续性。

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将创意城市定位为能够借助艺术或者文化的创造性力量,调动潜在社会动力以解决衰败,复兴经济。欧洲制造业衰退导致城市产业空洞化,大量人口失业,使西欧传统福利国家面临严峻财政危机,20世纪末创意产业兴起,“创意”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成为打破这种困境的亮点。欧洲创意城市研究小组从正在进行的城市比较研究中得出,创意城市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经济、文化、组织和金融领域解决创意问题,并且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改变现存制度。传统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经济发展,城市面临的结构问题需要创意的方法才能解决,建设创意城市必须学会创造性思考,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培育创意氛围,其中的关键在于城市的创意基础、创意环境和文化因素。

日本学者佐佐木认为创意城市是通过艺术家、创造者和普通市民充满活力的创意活动去培育艺术文化新趋势,并推动创新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城市。创意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应具备6个要素:第一,不仅是艺术家和科学家能自由进行创意活动,一般工人也能从事创意工作;第二,对于普通市民而言,保证有充裕的收入和自由的时间来享受艺术文化生活;第三,城市中的大学、文化机构、剧院和图书馆等具备支持创意活动的文化设施;第四,政府必须制定培育市民创意力和感知力的环境政策;第五,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兼顾创意和可持续领域;第六,文化创意政策与其他诸如产业、经济政策一样在城市政策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国学者结合自身国情对于创意城市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见解独到的一批研究成果。[5]

许平认为当众多创意亮点集中于城市时,城市就彰显创意。城市中对于创新能力的接纳程度以及“创意能量”促使创意产业聚集,增强了城市活力,提升了城市形象,创意城市也因此产生。

厉无畏认为创意产业与创意城市是一对共同成长的孪生儿,城市因为有创意产业的营养滋润而脱胎重生为“创意城市”。创意城市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推动城市复兴和重生的模式。它强调消费引导经济、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双轮驱动经济发展。

徐彦武、胡俊成将创意城市表述为通过创意产业的兴起赋予城市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以创意方法解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问题的城市。实现依靠文化经济、知识经济来推动发展的重要经济发展模式。

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本书认为在对创意城市进行定义时需要重点把握品格、氛围、人才和产业四大要素。围绕上述四方面要素,创意城市是指在具有城市内在品格,拥有包容且创新性的软环境,能够广泛吸引和培养人才,具有城市自身特色创意产业,推动区域或国家发展的城市。作为创意城市应当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经济上的发展性。创意城市的设立其根本上还是为了解决城市面临的困境,促进城市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实现城市复兴,因此,经济发展是创意城市立市之本,是摆在首位的。第二,人才上的延续性。具备创新精神的人才是保障创意城市能够持续的核心要素,因此,完备的人才制度、良好设施条件是十分必要的。第三,氛围上的开放性。创意城市是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创意的过程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开放包容、和善容错的社会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起源于创意城市,聚焦于文化创意,定位于国际领先,因此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的定义为:立足国际视野,依托于文化产业和文化服务,具有创新型城市品格,拥有开放包容的软环境,能够广泛吸引和培养人才,具有城市自身文化特色,引领世界发展的国际化城市。

二 创意城市理论基础

城市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波浪式前进,曲折式上升,创意城市的发展同样符合上述规律。因此在建设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过程中,需要对城市发展的基础理论深入了解,只有这样才能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地进行城市建设。

(一)城市更新理论

城市更新起源于人们对居住问题的思考,较为著名的有维克托·胡贝尔于1857年首次就中下阶层在大城市中的住房危机这一居住问题提出批评;1874年多纳伯爵夫人针对城市应当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问题提出了建议。[6] 随着城市的发展,知识经济投入的要素逐渐增多,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规划与新的需求之间匹配程度越来越差,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也逐步减少甚至出现衰退现象。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新的理论作为支持。传统的对城市改建的规划方法并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的要求,在此背景之下城市更新理论破茧而出。国际著名学者简·雅各布斯、E.F.舒马赫等作为城市更新理论重要专家,推动该学科理论逐渐成熟完善。该理论在微观层面上,要求城市规划布局要满足城市居民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在中观层面上,社区的规划应当给社区居民带来荣耀感,并提供和谐的环境;在宏观层面上,该理论认为城市规划应该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因此城市更新的过程整体而言应该是有机、多样、丰富、和谐,这样的集合与经济单元集聚在一起,使得城市多元,充满活力。城市更新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城市内人口、文化、资本的流动,通过这种流动使得各方面资源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城市会因新企业的引入、文化创意者的参与而增加,重新焕发活力。著名学者Lin J.认为,城市更新中的这种流动,能够使工业发展较快地达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聚居区的价值会因新企业的引入、文化创意者的参与而增加,重新焕发活力。[7] 但是城市更新并不总是能够带来正向的结果,如果在对要素的组织上没有规划好,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Thomas H.O.Connor在对波士顿西区的移民社区和南区的黑人社区的更新调查中发现,更新改造所带来的资本企业的流入、人口的变动并没有使社区价值得到提升,相反,这种变动对社区原有的多样性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其不复存在。[8]

(二)城市转型理论

如果一个城市赖以发展的最为基础的环境或者资源发生重大变化,则原有城市运行体系也会一并改变,使得城市的发展适合最新的发展目标,这个过程则称为城市转型。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网络社会:一个跨文化视野》等著作中,对于城市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城市转型是为了解决在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下出现的人口的过度集中、资源能源短缺、自然环境恶化等系列问题。产业(Industry),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提出,指某一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生产性行业,主要用于分析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最优经济运作。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形成的经济技术关系和数量比例关系。由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拉克(Colin Clark)创建,并经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发展和应用的“克拉克大分类法”,是城市转型研究中最为常用的一套产业分类方法,是城市转型理论的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和产值比重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和产值比重则持续上升,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转移使得在产业间的分布更均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引领城市发展的产业会有所不同。国际上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城市回顾其发展过程往往也都经历了城市转型这一阶段,如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等。厉无畏、张雪春认为,创意城市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特点对于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通过文化、科技、创意作为城市主要的驱动要素,可以有效地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过大、环境恶化、产业结构单一、生产要素不足等多种问题。同时,创意城市就是要立足于当前限制城市发展的瓶颈,寻求有效突破,推动城市的重生。

(三)城市竞争力理论

随着新一代互联通信技术、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距离变得越来越小,不同主体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也越发加剧,从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到生物、科技、文化、医药等多个领域的全球化,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不能逃避全球化竞争浪潮,而城市作为竞争主体的地位和利益也日渐提升。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在市场化条件下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永久性发展能力。因而,在判断城市竞争力时可以从资源配置方面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通盘考虑。衡量一个城市竞争力高低的标准也是多元丰富的,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所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如何提升城市自身的竞争力,主要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第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第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优化城市环境;第四,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第五,加强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第六,完善城市内在品格。城市竞争力理论较为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是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产业竞争力”理论,通过比较不同区域影响生产率及其增长的因素的表现可以评价某一特定区域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这些因素包括:自然资源、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国内市场在产业最终产品市场份额中所占的比重;与产业具有关联关系的产业竞争优势;产业的组织形式和企业的发展战略;竞争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新的机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道格拉斯·韦伯斯特(Douglas Webster)认为在衡量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区域禀赋包括自然资源以及城市本身的地理位置,人类主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制度环境。在明晰了城市竞争理论之后,在进行城市建设时,要整合现有资源并将其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际产出,发挥城市竞争优势。

三 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的特征

(一)核心表现

如前所述,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起源于创意城市、聚焦于文化创意、定位于国际领先。新时代,城市定位于发展需要更加明确,而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其主要特征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现代化”的发展过程

现代化有几个显著的特征,包括经济工业化、市场化,政治民主法治化,文化多样化,生活城市化,社会保障化。对于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而言,其主要是指城市精神得到塑造和弘扬,市民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得到提升;文化品牌活动丰富多彩,文艺精品精彩纷呈;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完善,市民文化生活更加便利。现代化尤其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在文化品牌活动和文艺精品方面,现代化主要是指品牌的独立性和作品的繁荣性。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文化活动就是一个城市的活力,城市节庆活动的文化融合和经济拉动效应越来越突出。国内各种城市文化活动已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如上海国际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青岛国际啤酒节等,这些节庆活动不仅给市民提供了丰盛的文化大餐,也塑造了城市文化形象,拉动了城市经济。在文艺精品创作上,以前英国人讲,“宁愿要一个莎士比亚,也不要一个印度”。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能够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文艺工作者也可以称作“灵魂的工程师”。现代化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主要表现在有一批代表国际化城市形象的文化地标,同时公共文化设施分布更加均衡,能够均衡地照顾城市内的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文化服务需求。

2.“国际化”的视野定位

国际化城市通常是指一个城市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在全球范围配置和利用各种资源,广泛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和社会文化交流。集中在城市文化上,“国际化”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国际影响。作为国际化的城市在全球范围内要有广泛的城市影响,类似于伦敦、纽约、巴黎、新加坡、香港等城市,无论在哪个国家一提起这些城市都能够让人联想起其城市的文化地位和城市形象,这就是有国际影响。二是对外文化传播。一个城市自身的文化如果能够对外进行有效的传播是“国际化”定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文化传播的方式有很多种,类似于不同语言的城市官方网站、大型文化品牌活动、电影电视纪录片等,总之通过上述不同的方式,能够将城市固有的文化进行有效的对外输出和传播也是“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三是国际文化交流。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在其组织或者承办的文化活动中能够得到全面的反映,以“国际化”的大型品牌活动为依托,大量的人员、技术、资金、装备可以进行充分的交流和传递,例如巴黎国际时装节、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马德里斗牛节、洛杉矶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等世界节庆活动,可以全面展示一个城市的国际形象,进而能够更好地让城市融入全球产业链,参与全球的合作与竞争。

3.“创新型”的内在驱动

创新型通常是指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创新文化为基础,依靠科技、知识、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创新在文化发展领域,主要可以概括为理论和学术创新、主流媒体转型发展以及文化创意产业优化升级。

在理论和学术创新方面,学术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著名的城市都有与其相称的发达的学术文化。如伦敦、巴黎、纽约等,不仅云集大师级的学术人才,还有极为活跃的学术机构和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通过聚集一批学术专家、打造一批领先地位的学科、建设一批重点的科研院所,可以营造良好的理论学术氛围,进而推动学术创新。

在主流媒体转型发展方面,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各地都在提传统媒体转型问题,但转型不只是建微博、微信和客户端那么简单,主流媒体要用创新思维推进转型发展,真正达到线上线下同步、网上网下同步,不同的媒体之间实现跨界融合,能够推出符合城市发展定位的相关作品,引领整个新闻舆论的发展。

在文化创意产业优化升级方面,“创新型”的内在提升动力则显得更为明显,创意产业之魂就是要不断地推陈出新、探索迈进。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持续的、健康的、稳定的、绿色的产业,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由于其能够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内在需求,因此能够长期繁荣发展。一座城市如果能够拥有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则可以将其作为引导城市发展的核心产业,在发展该产业的同时,城市的创新型的品格也将逐渐被植入和加强。

(二)发展特点

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其立市之本就是优先考虑文化因素,高度重视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一流的文化发展水平,具体而言其发展特点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坚定确立文化创新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文化对于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推动作用已得到高度重视和统一认识。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什么是战略?》一书中对“战略”做了新的阐释:一是“创造一种独特、有利的定位”;二是“在竞争中做出取舍”;三是在“各项运营活动之间建立一种组合”。据此分析,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十分注重发现城市的创新空间和创新方向,并在周边城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的范围内,使之获得新的核心定位,成为一个全球文化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其次,在区域文化上既能继承传统,做自我肯定及独特性表达,又能在全球开放格局中进行自我超越并努力创新。最后,将文化创新作为融汇区域创新战略中各类要素的连接点,为培育文化创新提供重要的社会氛围和人文导向。文化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大竞争中最具竞争意义、发展潜力和时效性的要素,是建设国际文化创新先锋城市的必然。

2.高强度建设核心文化城区

文化核心区是指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集聚区域,是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打造的标志性文化战略中心。一个城市如果文化创新活力不强,需要从它的文化基础设施和交流能力上寻找其改进的突破口。一流城市高度重视文化核心区建设,看重文化核心区承载的文化生产力及文化影响力。文化核心区集中展示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多元及文化包容,或是本地文化的繁衍不息,或是外来文化的扎根生长,成为一座城市的独有特征及魅力所在。文化核心区往往借助标志性文化设施及文化艺术节庆活动,汇聚创意人才,辐射创新观念,成为国际创意先锋城市的人文精神所在。

3.保持强大的文化供给能力和极高的文化消费水平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佐京(Zukin)在其《城市文化》一书中指出:一个文化中心不能仅仅是艺术的集散地,它必须是艺术的生产、交流和消费的地方。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的文化供给能力背后是具备商业功能的现代文化生产,它也是一流城市经济再生的主要资产。对现代文化生产逐渐成长的消费及伴随发展的文化产业,则强化了城市的象征经济,对游客、创意阶层及投资者构成了很强的吸引力。具体而言,从城市文化设施、所举办文化活动、文化消费人群数量、文化多样性指数以及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等指标可以对城市的文化消费能力进行综合衡量。同时作为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其在国际组织、科研与文化设施、历史遗产与宗教、创意产业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地位,也能够使城市一直保持强大的文化供给能力和极高的文化消费水平。

四 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的发展历程

人类的活动与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城市的诞生实际上就是人类活动的最终结果,而创意城市的诞生与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创意城市的提出实际上是为解决传统工业城市发展难题的现实需要,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又是创意城市发展到的最新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真实写照。

(一)18世纪以前文化创意城市阶段

物质的交换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农业和战争是18 世纪以前的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当农业成为可靠的生活来源之后,人们选择了定居生活,进而演变出了实体房屋,确保能够安居乐业,房屋越来越多地聚集则诞生了城市的雏形。而自然、社会、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了城市之间的战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城市从诞生到毁灭再到诞生,如此的循环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此背景下,一个城市里的手工业者逐渐聚集,慢慢的工匠诞生,结合一个城市的自然社会资源产生具有城市特点的工艺产品,形成自己的特色。然后随着商业的发展,使得具有特色的产品能够进行有效输出,逐渐为城市打下文化标签。

(二)18—20世纪文化创意城市阶段

伴随着第一、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大幅提升,传统的以定居生活为主的城市空间布局,逐渐转变为以生产为主、生活配套的城市格局。城市也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地方,而是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的社会单元。但是三次工业革命其发展都是以资源消耗、城市扩张、人口膨胀、环境污染作为代价。伴随外部环境不断恶化,城市发展空间渐趋饱和,“格栅式”城市空间模式迅速蔓延,简单机械重复的街道系统,剥夺了城市复杂的社会角色。在此背景之下,如何激发城市活力,实现城市复兴和可持续发展,引起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与思考。创意城市概念与构想应运而生,拉开了近代文化创意城市的发展序幕。在这一阶段,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逐步浮现,并最终使得文化创意拉动城市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21世纪以来文化创意城市阶段

人类社会进入21 世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不同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如何能够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保持自己城市的特色,增强城市竞争力,是每一位城市管理者和参与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良策。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吸引大量的人才,有效地形成人才集聚,为城市的发展储备最为重要的人才资源。同时,文化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而且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够引领和促进城市的发展。所以,在21 世纪,全球主要城市对自身的发展进行了有效的规划,立足自身的历史沉淀与特色,加大对历史的有序传承,拓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引领城市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

通过对文化创意城市发展的回顾,作为国际创意先锋城市主要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第一,城市经济发展核心要素实现由物质、生态、环境等不可再生性资源向知识、技术、智力等可再生性资源转变。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其主要聚焦于文化创意产业对于城市经济的引领,而文化创意产业有别于其他产业,是无形的文化创意引领,因此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相较于其他行业资源消耗强度更小,依靠知识、技术、智力等非资源消耗性因素特点更为突出。

第二,城市经济发展增长方式实现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传统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制造业,而制造业又是依托于各种资源的消耗,由于大多数传统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如果按照既有的模式进行发展,那么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产越来越少,因此人类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了文化创意城市来解决上述问题,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则是在一般创意城市的基础之上,更加突出文化创意的引领作用,并且能够在全球范围之内对于其他城市产生更加直接的引导作用,充分体现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作用,参与全球国际分工。

第三,城市经济发展最终形态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创意经济等知识经济形态转变。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立市之本由传统的工业经济迈向了创意知识经济,通过充分挖掘和开发智力财富,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和财富。文化创意渗透于日常社会的各个行业、不同环节,创造出巨大的价值财富,表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

第二节 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主要经验

全球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基本上有自身的特色,通过对全球文化创意先锋城市进行较为系统的调查,可以明晰相关城市成功的经验,进而为深圳打造全球文化创意先锋城市明确发展方向,促进深圳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发展,提升深圳在全球创意网络中的战略地位。本书采用成功经验加案例的形式,力求能够更加科学真实地介绍全球文化创意先锋城市。总体而言,全球成功的文化创意城市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经验。[9]

一 注重历史传承保护

世界范围内文化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已逐步走向深入,文化创新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带动城市经济复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环顾世界较为成功的文化创业城市,政府的有力引导和科学的产业规划,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理念和用政策激励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之一。1997年,时任首相布莱尔在其上任之际就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并亲任主席,提出将英国传统的“世界工厂”变成现代的“世界创意中心”。英国对文化创意产业采取分权式的管理方法。政府委托非政府公共文化机构实现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支持,一般只占这些机构收入的30%左右,最多不超过50%,其余靠自创收入和社会赞助。法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典型的国家主导型产业,采取“公共投入为主、国家扶持、多方合作”的政策。其最显著特点是政策支持和立法保护,这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法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科技发展路径,为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现代创意产业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资助措施。在金融领域,法国文化部对文化事务资助达40亿欧元,同时法国政府通过降低文化产品的增值税来间接鼓励文化的发展。加拿大对文化创意产业高度重视,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文化市场运作方式和文化管理分权制,设立各种文化基金作为资助的经费来源,在实行税收减免优惠方面,享受政府税务部门免税待遇。日本,在20 世纪末明确提出“文化立国”发展战略,目前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2007年,日本出台了《文化创意产业战略》,2009年日本提出了《日本品牌战略》,加大力度将“酷日本”国家品牌推广和植入日本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领域;201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了《面向文化创意产业立国》白皮书,进一步提出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21 世纪的主打产业。韩国新兴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崛起,文化创意产业各部门的平均增长率为10.5%,远高于韩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韩国政府加强和完善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比较完整有效的法律体系,使得文化创意产业能够在法律充分保障的基础上健康发展。通过《文化信息产业人才培养综合计划》和《人才培养成果分析以及改善方案》,对人才的培养和成果的确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划。同时,韩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设立多种专项基金,加大文化创意产业预算,完善有关文化经济政策,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二 注意保护知识产权

文化创意产业有别于其他行业,其主要集中体现在很多智力成果、创意灵感、文化产品都不是实际物品而是一种抽象的、富有人文特色的成果表达,因此相较于其他产品更需要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美国打造以版权产业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帝国,作为世界头号文化创意产业大国,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又称版权产业,主要由核心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边缘版权产业、交叉版权产业构成。从1996年开始,版权产品首次超过汽车、农业与航天业等其他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文化创意产业相关法律,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重要的法律保障。美国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保护的趋势是保护范围越来越广,保护程度越来越严,修改频率越来越高。除了法律保护,美国支持民间机构自发保护知识产权。以国际知识产权联盟为例,该组织有2000 多家会员单位,涵盖文化领域不同行业,在美国文化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全力打造新亚洲创意中心,立足于新加坡蓬勃的媒体发展环境同时又面向世界、具有很强辐射能力的“环球媒体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新加坡政府推出一项融资计划,让企业向银行借贷时能以知识产权当抵押品,而金融机构所面对的贷款风险部分将由政府承担。韩国政府提出并实施了“国家知识产权基本计划”并将2012年定为“知识产权强国元年”,投入了约9.4兆元韩币(约合90 亿美元)的预算,创建“海外版权信息库”,通过有关海外版权保护以及支援交易的网络系统,提供美国、中国、东南亚国家的版权相关信息以及海外版权法律咨询等服务,通过中英文网站向海外用户介绍韩国的版权制度、主要“韩流”信息,逐渐向“版权强国”发展。

三 注重产业转型升级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造力为核心,强调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或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开发营销。1998年,创意产业的概念首次由英国政府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引起世界各国的纷纷响应,进而成为全球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核心产业。米兰是世界三大会展中心之一,每年举行70多个不同行业、类型的展览,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企业和行业人士。“意大利风格”和“意大利制造”在西方设计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文化创意界,意大利式创意产品成为世界竞相追逐的时尚精品。东京秋叶原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动漫游戏产业园,成为全球动漫爱好者的天堂。秋叶原作为原创性十足的动漫产业基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动漫产业运作内容和经营模式,大致包括“综合商店、同人专卖店、二手市场交易店、模型、Cosplay专卖店、女仆咖啡与执事红茶”等类型。秋叶原呈现“动漫—消费—旅游”模式。

四 注重技术创新发展

人类目前处于信息社会,以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带领着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跨界融合、深度发展。其中尤其是以演艺影视、动漫游戏、文化软件等文化创意行业领域最具有代表性。好莱坞因其优越的电影外景拍摄条件,1908年后美国各地的制片商陆续向此处集中,逐渐成为美国电影制片业的中心。在这里最新的三维拍摄、数字虚拟、信息共享等技术广泛应用,各大公司发行和放映完成了纵向整合,继而又通过跨媒介经营、硬件和软件经营共同开发进行了横向整合,同时通过国际分工灵活而符合成本效益地使用资本、劳动力,进行了全球范围的整合。以迪士尼公司为例,迪士尼乐园在全球市场的布局掀起了并购大战,通过延伸产业链来提高行业核心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纽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艺术中心、娱乐的先锋,百老汇功不可没,百老汇演出已经成为纽约主要舞台表演的代名词。数百万美元的制作费、豪华炫目的舞台、功力非凡的超级明星、通俗易懂的剧情,构筑起了其音乐剧长盛不衰的骨架。观赏百老汇歌剧成为每一个到纽约市参观、访问、旅游的人不可或缺的节目。东京动漫产业在3D、渲染等技术的带动下,动漫影视作品制作愈加精良,视觉效果愈加绚丽夺目。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的迅猛发展和全球范围内智能手机用户的迅速激增,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光明。提到文化软件方面,印度的软件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班加罗尔、辰奈、海德拉巴为中心的软件“金三角”城市群,目前带动了整个印度的文化软件的发展。文化软件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以文化、科技、创意、资本、市场、人才、品牌、渠道等为代表的产业要素通过集聚创新,集中体现在文化创意的软件支撑上,软件业在技术上的革新正在广泛地应用到新媒体产业中,实现跨界的交流融合,为新媒体的多种功能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

五 注重文化交流体验

文化创意产业随着信息技术和移动终端的发展,生产方式、产品内容、传播手段和消费形式很大程度上虚拟化了。在这方面杭州可以作为国内甚至全球的文化虚拟、经济虚拟的代表。总部坐落在杭州的阿里巴巴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网上虚拟零售商,其通过互联网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小企业通过创新与科技扩展业务,经过20年的努力,阿里巴巴集团2017财年,总营业收入 1582.73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578.71 亿元人民币,2017年10月10日市值升破4700 亿美元,超过亚马逊成为全球第一。正是在以阿里巴巴为龙头的企业带领下,杭州成功实现了经济文化的虚拟化,同时以印象西湖为代表的集科技、梦幻、历史、人文于一体的文化创意节目,正引领全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

体验化趋势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呈现一些新的特征,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时代都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迎来了体验经济的时代。受众的参与性、消费的娱乐性、观感的刺激性、科技的拟人性都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前沿。在这方面,巴黎作为全球注重文化创意体验化的城市,非常具有代表性。艺术和文化是巴黎在世界城市中最重要的标签。遍布巴黎城区的博物馆和画廊,让巴黎拥有强烈的吸引力。城市里的各类人群均可以找到与自己的知识背景、生活经历、文化爱好相近的博物馆或纪念馆,在这些博物馆当中,可以进行沉浸式的体验。有部分博物馆引入了动作跟踪技术,可以将参观者的动作与墙上的艺术品进行互动,改变了传统受众单一接受的模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文化贸易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指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此也直言不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出口是美国对外贸易中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美国价值观念的延伸。文化“走出去”也是城市国际化的一部分。

第三节 深圳与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分析比较

深圳市高度重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2003年就在全国较早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将文化产业列为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现代物流业并立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2011年,将文化创意产业定位为优先和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推动其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 深圳文化发展的总体情况

深圳是一座具有人文情怀的城市。1983年,全市财政收入约2 亿元,市委市政府决定兴建科学馆、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电视台、深圳大学、体育馆、新闻中心“八大文化设施”。当时深圳人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喻为“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进入20 世纪90年代,深圳充分认识到文化是城市的神,经济是城市的形,两者只有协调发展,城市才能形神兼备,凸显了文化是城市之魂的文化观。2003年1月,深圳市委三届六次全会明确提出,确立“文化立市”的战略,树立“文化经济”的理念,把深圳建设成为高品位的文化和生态城市。2012年2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 建设文化强市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进文化强市建设。经过历代深圳人的努力,深圳文化发展呈现蓬勃向上、繁荣兴盛的局面。

(一)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第五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深圳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2017年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正能量更加强劲,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市民素质逐步提升,市委市政府印发《深圳市民文明素养提升行动纲要(2017—2020年)》,开展修心、养德、守法、尚智、崇文、健体“六大行动”,打造“新鹏第一课”活动,使新入户市民培训课程覆盖十个区和多个系统。深化核心价值观建设,“时代工匠”陆建新被评为广东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大典型,同时大力推进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筹建和莲花山改革开放主题公园建设,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二)文艺精品创作再创佳绩,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

深圳歌曲《向往》《爱国之恋》和广播剧《罗湖桥》3部作品获2017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占全省获奖数量的3/4;动画电影《熊出没之奇幻空间》等14部作品获全省“五个一工程”奖,获奖数量居全省第一。主旋律更加响亮,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化发展。2018年3月27日,深圳召开新一轮重大文体设施规划建设调研汇报会,加快推进大型文体设施建设。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等建成,深圳美术馆新馆、深圳文化馆新馆、深圳图书馆调剂书库等规划建设稳步推进。组织新春艺术关爱系列活动,2017年累计开展400余场,放映公益电影15000 余场、观影人次超390 万。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组织“国际博物馆日”、中国博物馆创新论坛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美好需求。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质量型内涵式发展

深圳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大力推动深圳报业、深圳广电、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改革,精简机构、重组业务,实现集团业务良性发展。推动全市文艺院团改革,成立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领导小组,召开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动员会,出台《深圳市深化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成立深圳歌剧舞剧院、深圳市粤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做强做大文化创意产业,2017年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243.95亿元,较2016年的1949.7亿元,增长14.5%,约占全市GDP比重10%。不断增强深圳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深圳文博会已经成为深圳的标志性文化活动,第十三届文博会实际成交额 2240.84 亿元,增长10.28%,设立68个分会场,有99 个国家和地区的20016 名海外采购商参加,通过文博会活动大大提升了深圳作为文化创意城市的国际地位,也为深圳的经济发展贡献了文化的力量。

(四)推出形成“城市文化菜单”,进一步提升国际形象

深圳2017年成功打造了国内第一份对标国际一流城市的“文化菜单”,组织举办国际化、标志性的品牌文化活动28 项。2018年在原有工作基础之上,结合广大市民文化需求,制定新一版城市“文化菜单”,打造重点文化品牌活动32 项,涵盖文化艺术、创意设计、科技创新、体育休闲等类别,体现创新创意特色,逐步形成“月月有主题,全年都精彩”的文化生活新局面。2017年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国务院原副总理刘延东发来贺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发来贺信。2018年“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于3月23日拉开帷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艺术家,推出“巅峰之作”“丝路之韵”“大国之音”“青春之歌”“世界之声”五大板块的演出,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音乐饕餮盛宴。2017年,成功举办首届“深圳设计周”,来自18 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件国际优秀设计作品参展,设立“深圳环球设计大奖”。深圳企业在2017年德国 iF 设计大奖上获奖142 项,连续6年居全国城市首位。2017年首届“深圳国际文化周”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纽约成功举办,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专门致贺信。深圳读书月、创意十二月、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深圳国际钢琴协奏曲比赛、深圳国际摄影大展等重大活动的开展为进一步提升深圳国际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对深圳文化发展现状的总结,可以发现深圳在进行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建设时具备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系统的总结、科学的利用可以使得深圳文化发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具备成熟的文化认知。深圳从建市以来,历届党委政府均对文化发展有高度的认识,把发展文化摆到工作的重要位置,推动深圳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同时,深圳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对于城市的极端重要作用。深圳政府和深圳市民在对文化发展上具有统一的认识,为深圳努力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环顾世界文化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其政府和广大市民均对文化的地位有清晰的认识,发自内心地对于文化发展给予支持。

第二,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环视国际重要的文化先锋城市,无不具备良好的经济条件。深圳作为国内一线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2017年深圳GDP 22438.39亿元,位列全国第三,与香港基本持平。以强大的经济为依托,可以为城市文化创意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减少因为经济不发达造成的文化发展掣肘。有一句诙谐的谚语“经济是忙出来的,文化是闲出来的”,准确地说明了如果想要文化跨越式发展,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深圳在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积累了充分的资源,能够对文化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

第三,具备技术创新的优势。文化创意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技术突破创新,在这方面深圳具备十分优秀的技术创新优势,辖区内华为、腾讯、大疆科技、研祥高科、海能达、华大基因等高科技企业为文化创意发展奠定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基础,为深圳成为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积累了十分重要的科学技术元素。技术的创新能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创作、展示、消费环境,例如虚拟影像VR技术、AR技术,能够使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艺术品的震撼力量。同时以大数据、云计算、空间数据处理、智慧城市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深圳借助高科技公司的产品、理念、消费趋势能够实现文化发展的弯道超车,大幅提升文化发展的话语权,增强城市的国际地位。

第四,具备产业集聚的优势。通过40年的发展,深圳文化产业形成一定的集聚,在某些方面甚至引领国际发展。例如,艺术品高端印刷打印多次获得国际印刷大奖,田贝珠宝城引领国内珠宝设计走向,大芬油画村在国内油画市场上具有相当的名气。在进行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建设时需要借助已有的优势产业进行拓展,而深圳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自身优势。世界上其他文化发展先进城市大多有自己的产业集群,例如纽约的百老汇戏剧集群、巴黎的奢侈品产业集群、米兰的服装产业集群、东京的动漫产业集群等,都是通过以某一行业集聚发展,进而奠定在世界上的城市地位。深圳可以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文化发展经验,立足自身现有的优势文化产业,进行集聚发展,在国际上树立深圳文化创意城市的地位。

二 不足分析

虽然深圳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对标市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需求,深圳的文化发展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和短板。

(一)精神文明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市民文明素质需进一步提高

经过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深圳连续五次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但是城市文明水平与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如从人口学历结构来看,2016年年底深圳1190.84 万常住人口中,大专(不含)以下占75%;而伦敦恰好相反,2016年约有69.7%的人拥有高等学历。从这个角度来看,市民素质直接影响城市文明水平,制约着城市文化发展。

(二)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对接

硬件方面,原特区外历史欠账太多,公共文化设施方面差距太大。如2016年南山区公共设施人均面积为0.43平方米,而坪山区仅有0.23平方米。软件方面,公共服务与管理错位、缺位的问题不容忽视,大量的外来劳务工的文化需求无法满足,部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存在“衙门化”倾向。

(三)文体人才和队伍整体实力不强,文艺精品创作缺乏厚实基础

深圳虽然有多部文艺作品入选中宣部、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但这并不能掩盖深圳文艺人才缺乏、院团整体实力不强的现状。尤其是在体现一线城市综合文艺实力的舞台艺术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市属国有院团方面,上海有18个,北京有12 个,广州有7 个,杭州有6 个,而深圳仅仅只有2 个:交响乐团保留差额事业单位体制,粤剧团转企后处境艰难;深圳歌剧舞剧院则刚刚成立。在体育方面,足球国内顶级联赛“中超”,北京有国安;上海有上港、申花;广州有恒大、富力,而且恒大是中超“五连冠”;深圳佳兆业队在2017年中甲排名第6,没有进“中超”。作为影响力最大的体育项目,职业足球是深圳的软肋,与城市地位不相匹配。

(四)国有文化集团面临严峻挑战,体制机制改革必须继续突破

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媒体的受众大量流失。2017年,报业集团四大报累计实现广告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7.6%;广电集团广告收入15.78亿元,同比下降21.75%;出版发行集团出版物零售收入3.13亿,同比只增加0.58%。国有文化集团在资源优化配置、媒体深度融合、机制体制转化等方面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深圳还没有与北京“今日头条”、上海“澎湃”一样有影响力的客户端。

(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不足,学术领军人物和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缺乏

一流智库缺乏,仅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影响较大,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社科人才瓶颈突出,深圳社科研究人员仅为2400多人,不到全省1/10;深圳市社科院在副省级城市中规模最小;全市高校只有13所,与北京91所、广州84所、上海64所相比差距太大。学术平台缺乏,深圳市社科院长期以来没有综合性的学术期刊;而北京仅社科类核心期刊就高达220种,上海有32种,广州有24种。

(六)文化产业核心层比重偏低,产业转型升级有待加强

2017年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2243.95 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0%。但文化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核心层(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服务等内容产业)比重偏低,仅占 3.4%;创意设计服务只占15.1%,文化信息传输服务占35.4%,文化制造业占37.1%,其他(文化休闲娱乐服务等)占9.2%。

三 提升策略

发现问题、正视问题、解决问题,2015年12月,基于文化发展的不足,深圳推出了《深圳文化创新发展2020(实施方案)》,以传承和创新的精神,针对深圳文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打基础、补短板、强弱项、谋长远,增强深圳文化的综合实力,着力打造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

(一)“文化创新发展2020”是推动深圳文化繁荣兴盛的总抓手

推动“文化创新发展2020”的总体思路是,“认准一个目标,实施一套方案,构建五大体系,一年办几件实事,坚持数年,必见成效”。“认准一个目标”,是打造与城市定位相匹配的文化强市,建设国际文化创意先锋城市。“实施一套方案”,是按照“文化创新发展2020”这个“设计图”“施工表”,全面推进153项重点任务,目前已经全部启动。“构建五大体系”,包括创新思想理论载体,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城市精神体系;创新城市形象标识,构建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的文化品牌体系;创新媒体运行机制,构建以媒体融合发展为标志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创新文化服务方式,构建以市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构建以质量型内涵式发展为特征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一年干几件实事,坚持数年,必见成效”,强调坚持每年抓几件打基础、利长远、得民心的实事,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

(二)“五大体系”是推进深圳文化创新发展的重大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要实现深圳文化的繁荣兴盛,必须有正确的理念、合适的路径、切实可行的举措。

第一,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城市精神体系。一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精气神;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构建城市精神体系要抓住的关键环节。在构建城市精神体系时,着重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现代文明市民、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等方面入手。

第二,构建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的文化品牌体系。文化品牌是文化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城市的重要形象标识。如美国的“奥斯卡”品牌商业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是全球性娱乐事件,近10亿人观看直播,给洛杉矶带来6 亿多美元的经济效益。在构建文化品牌体系过程中,要努力引进培育一批国际化的节庆、赛事、活动、作品、院团、队伍等品牌,打造更多更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第三,构建以媒体融合发展为标志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世界一流城市无一不是信息资源的高地和文化传播的重镇,纽约有美联社、纽约时报,伦敦有路透社、BBC、泰晤士报,巴黎有法新社。深圳要建设国际化城市,必须打造属于深圳的一流文化传媒机构,形成现代文化传播体系,扩大城市的影响力、辐射力。同时,当前媒体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亟待转型发展、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在构建现代文化传播体系时,同样需要运用新思维、新方式打造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全新传播体系。

第四,构建以市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尺,关系和保障着市民的精神需求和幸福指数。2017年3月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表明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正在实现从可多可少、可急可缓的随机状态,到标准化、均等化、专业化发展的跨越。深圳作为一个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人群聚集的一线城市,更要建立以市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的服务体系。

第五,构建以质量型内涵式发展为特征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30254 亿元,占GDP的比重达4.07%,到“十三五”期末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推动深圳文化产业质量型内涵式发展,必须聚焦文化核心产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第四节 案例

一 国际文化创意典范城市

纽约,作为全球经济发展中心,凭借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运用外交、政策、技术、文化等各种杠杆因素,在美国形成了成熟的文化产业链、巨大的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群体,确立了全美“文化之都”和世界性城市的地位。[10] 纽约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早在2009年纽约首次定义了“创意核心产业部门”,即创意内容在产业阐述的文化的经济价值中居于中心地位的部门,包括创意过程中各阶段涉及的企业与个人,并且确定了九大产业:广告、电影和电视、广播、出版、建筑、设计、音乐、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纽约市“创意核心产业部门”包括11671家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占全市雇主的5.7%;79761个个体业主参与创意产业建设,意味着29%的创意大军是自主创业,全美8.3%的创意产业部门员工在此工作。纽约市的非营利与营利性质创意活动非比寻常地融合,对成就其创意中心地位贡献极大。这一融合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个人长期持续享有创意生活方式,提供赚钱发达、接近公众以及实验、创新与失败的机遇。纽约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特点主要集中在:管理上主要采用市场导向模式,投资主体上秉承多元开放,企业孵化上采取企业化运作模式和多元发展模式,发展环境上注重人文环境的积累和自发模式完善,形式上保持灵活多样,品牌塑造上重点打造SOHU、百老汇戏剧产业园等耀眼的经久不衰的创意产业品牌。

伦敦,自罗马人创建伊始就一直是世界级的城市,通过坚船利炮、国际贸易,伦敦承载了英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个世纪的联系。20世纪工业革命结束,伦敦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通过文化创意引领城市转型升级并最终取得成功是伦敦提供给世界的优秀案例。[11] 2002年,时任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发起成立创意产业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该委员会于2004年促使伦敦发展署达成“创意伦敦”战略,旨在提升伦敦的创意产业,动员城市更新。创意伦敦的核心计划之一是在伦敦建立10 个“创意中心”(Creative Hubs)。此后用20年完成了华丽转身,将历史感、前沿创意以及生机勃勃的流行文化熔于一炉,成为享誉世界的设计之都和创意中心,凭借每年20 亿英镑的产业,创意设计产业已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伦敦拥有大量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伦敦优秀的艺术和设计院校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人才,其中很多人选择留在伦敦。[12] 伦敦目前拥有四大文化节日:伦敦设计节、伦敦时装周、伦敦游戏节和伦敦电影节。伦敦设计节从2003年开始举办,是一个灵感集中、创意活跃的大舞台,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大事件之一,也成为伦敦的一张标签。伦敦时装周虽然晚于巴黎、纽约和米兰,但从1993年开始很快成为世界时装舞台上的新宠,加之伦敦独特的文化创意氛围,这一活动俨然成为时装设计师的孵化器。

巴黎,位于法国北部巴黎盆地的中央,横跨塞纳河,面积105.4 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建都已有1400 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法国,也是西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3] 在知识生产信息流通方面,巴黎拥有17座国际知名大学、350所高等教育机构和全国59%的研究人员,每年出版书籍74700余册。在阅读文化、表演艺术、影视作品的生产和推广以及艺术院校数量等方面巴黎也是遥遥领先。丰富的文化资源带来了高度发达的国际会展与旅游业。国际会议协会统计显示,巴黎以每年174场大型国际会议列全球第2位,年接待3700万人次的游客和8200 万人次参观者,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中世纪、文艺复兴、现代主义等各个时代的艺术家、建筑师和文人都在这座城市留下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拥有两千年城建史的巴黎是一座巨大的、蕴藏丰富艺术价值的人文城市。巴黎文化多样,设施配置丰富,全市有1000 多家书店、300多家影剧院,每年有190多个电影节日,还有800多家公共图书馆,以及350多家剧场和剧院。另外还有游客喜欢的娱乐消费场所,比如法国街边咖啡厅以及具有巴黎特色的其他景观。整个巴黎全部就业人口中有9%的人从事创意和与创意有关的行业或产业,占据了全法国创意领域的较大比重。巴黎在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得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长期推行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税收产业、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对法国文化的精华进行有计划的保护和推广;另一方面,政府对文化资源的物质载体制定了保护和开发并重的策略。“二战”后的历届巴黎政府秉承“在城市上建造城市”的原则,对纪念物建筑和历史街区实施严格的保护制度,并积极探索历史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通过改造,大量老建筑和历史街区继续为现代化的、高品质的商业、办公和居住功能提供空间资源,现代化的建筑巧妙地结合在传统建筑之上,产生别样的美。

二 亚洲文化创意典范城市

东京,成为日本都城已有400 多年的历史,人口超过2000 万。作为一座世界创新城市,东京创新产业占据GDP比重越来越高,目前东京有超过72万人从事创新活动,所生产的展品占整个产值的44%,也占据了信息产业63%的销售额。[14] 东京文化产业的发展得益于市民的教育程度,比如有近46万人从事茶道和花道的学习及文化培训项目,全市有超过83万余架钢琴。东京目前有超过240家米其林餐厅,表明东京餐饮方面的服务是世界顶级的。东京不同的区既有高层建筑摩天大楼,也有传统的寺庙和神社,给人一种别样的宁静、精致的感觉。基于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使得东京具有独特的活力和动力。此外,东京的创意文化融入每一个市民的生活之中,每个人都是老板,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是艺术消费者。东京拥有强大的文化人力资源网络,通过各种项目培养人才,扩大创意能力加强文化基石。除了专业人士主导文化活动之外,高层艺术家直接参与到日常文化设施的运营过程之中,指导普通市民进行文化创意创作也是东京十分重要的特点,充分体现东京文化创意的平民化结构,凸显市民的力量。

新加坡,文化产业被定义为“创意产业”,新加坡创意产业共分为三个领域:文化艺术(Arts and Culture)、设计(Design)和传媒(Media)。[15]目前,新加坡文化产业已成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到2016年,新加坡创意产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29.77亿新币增长到118 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1.9%增长到3.8%;从业人员实现大幅增长,由2000年的 4.685 万人增长到 14 万多人,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4.8%。其中,文化艺术产业增加值达12.8 亿美元,就业人员达24863人;传媒产业增加值自2005年起年均增长25%,从业人员达68300 人;设计产业增加值39.2 亿美元,从业人员达47300 人。文化产业集群已具备相当规模,全国文化艺术企业共有856 个,各类文化艺术活动达31886场,售票演出达4630场,全国广播公司12 家,提供400 个电视频道,出版行业产值达12 亿新币,创造9300 个就业岗位,拥有550 家出版机构,数字媒体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达12%,达到12 亿美元。新加坡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备,为发展文化产业新加坡积极兴建各种现代化文化艺术场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新加坡共有各类博物馆、艺术场馆56 个。其中:历史博物馆13个,文化、军事、科技馆各10 个,艺术、保健博物馆各5个,生活用品博物馆3个。正是由于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重视,目前新加坡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创意文化产品在世界上具有较好的知名度,广告设计、出版印刷等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传媒产业已居于世界一流水平。

香港,发挥国际大都市所拥有的优势,推动文化及创意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创意之都”。[16] 据统计,2005—2017年香港的文化及创意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9.5%,文化产业支柱地位较为显著。香港的文化及创意产业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和竞争力的行业门类,香港“电影及录像和音乐”“电视及电台”成为香港文化的名片。此外,香港的设计服务业(含时装设计、珠宝设计、建筑设计等)和广告业在国际上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竞争力。2017年,香港拥有文化及创意企业约4万家,文化及创意产品的整体出口约5500 亿元,文化贸易繁荣向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文化及创意产业发展主要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一是制定规划策略,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创意香港等部门围绕建设“亚洲创意之都”和“世界级大都会及盛世之都”的目标,制定法规条例,出台政策文件,实施专项计划。二是提供财政资助,香港政府拨付专项资金,通过设立发展基金等形式,以项目运作为抓手,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三是培育人才队伍,通过实施“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和“专项人才培养计划”进行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对外营销推广,通过资助法定机构或社会团体进行海外拓展,同时香港政府积极搭建设计营商周、香港国际影视展等平台促进对外交易与交流合作。五是营造创意氛围,政府加强市民文化消费习惯的培育、城市文化艺术素养的积淀以及社会氛围的营造,通过专业教育、财政补贴等方式注重政府主导和公益性结合等方式,加强市民素质培养。

三 中国内地文化创意典范城市

北京,是我国的文化中心,各类文化设施、高等教育、科研院所资源高度集聚,具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先天优势。北京有着3000 多年的建城史和850多年的建都史,积淀了丰富璀璨的城市文化遗产,各个历史朝代的文物古迹达3500多处。[17] 这些资源和空间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创意生成空间。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北京适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厂区占地约为12 平方千米,建筑面积约为400 万平方米。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自2010年以来保持着高达20%的增速,高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2017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3908.8 亿元,增长9.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0%。2017年年末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25个,总藏量6409万册;档案馆18个,馆藏案卷829.1万卷;博物馆179个,其中免费开放81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21 个。登记在册的报刊总量3375种;出版社238 家;互联网出版服务单位350 家;出版物发行单位7598家;全年引进出版物版权9596件,版权(著作权)登记81万件。年末有线电视注册用户为586.2万户,其中高清交互数字电视用户500.7万户。北京地区25条院线209 家影院,共放映电影273.7 万场,观众7636.3万人次,票房收入34 亿元。全年制作电视剧73 部3140 集,电视动画片22部6321分钟,电影350部。良好的文化环境、特殊的城市地位、积极的文化政策,使得北京成为国内文化典范城市。

上海,早在2007年就提出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目标。[18] 历经多年的建设实践,上海目前已拥有一大批在世界上具有领先水平的文化艺术基础设施,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艺术博览会、上海书展等各类节庆、展会和活动构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展示平台。此外,上海已基本形成相对完善的市、区、街镇、村(居委会)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全市文化设施总建筑面积约312万平方米,拥有公共图书馆238 家,区级文化馆26 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203 家,东方社区信息苑349家,村(居委)综合文化活动室5245 个,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点1771个,农家书屋1514 个,完善了15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19]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面,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值10433亿元,增加值3395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12%。优势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艺术业、工业设计业、网络信息业、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咨询服务业、休闲娱乐服务业等七类产业在2017年的增长率均超过10%。[20] 上海在2016年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中重新描述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策略,进一步强调了文化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引擎。

杭州,自2002年第一个文化创意群落LOFT49社区建立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市场需求带动下,文化创意产业具备了较为深厚的产业基础,区域特色愈发明显。[21] 近年来杭州积极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2017年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3041亿元,同比增长19.0%,占GDP比重24.2%,产业总实力同比再创新高,软件开发、游戏动漫、工艺美术、服装设计等部分文化创意行业的发展在全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时,杭州以知识产权的形成与应用为载体,以创造财富与增加就业机会为目标发展产业集群。结合城市历史背景及市民素质,杭州将文化创意产业划分为三个层次:文化艺术类、影视传媒类、信息服务类等为核心层;时尚消费类为外围层;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文化产业教育体育卫生为相关层。围绕上述三个层次,杭州创建了一批较为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其中之江文化创意园等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8家,西湖创意谷、运河天地文创园等市级文创产业园20 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7家,以LOMO创意谷、杭州时尚创意园为代表的文创产业特色楼宇35个,市级文创小镇培养对象10个,发展文创产业的龙头企业25家。未来,杭州将打造“两圈”“两带”格局,“两圈”指环西湖文化创意产业圈和环西溪湿地文化创意产业圈,依托西湖和西溪湿地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将其作为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区进行打造;“两带”指沿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带和沿钱塘江文化创意产业带,形成产业群,发挥引导示范作用。


[1]王伟伟:《加快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2年;张学春:《中国创意城市发展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孙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科学研究院,2012年。

[2]黄阳:《创意城市评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侨大学,2012年。

[3]Peter Hall,Cities in Civilization,New York:Fromm Intl,1998,pp.13-20.

[4]J.Jacobs,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Principles of Economic Life,New York:Random House,1984,pp.8-53.

[5]黄阳:《创意城市评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侨大学,2012年。

[6][德]阿尔伯斯·G.:《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概论》,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2页。

[7]Lin J.,“Globalization and the Revalorizing of Ethnic Places in Immigration Gateway Cities”,Urban Affairs Review,Vol.34,No.2,1998,pp.313-339.

[8]Thomas H.,Building a New Boston:Politics&Urban Renewal,1950-1970,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5.

[9]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创意产业创新资源全球分布调查研究报告》,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度重大研究课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大学:《2016年文化创新发展与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研究报告》。

[10]凯特·D.莱文:《纽约城市文化建设及其面临的挑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第93—95页。

[11]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深圳大学:《2016年文化创新发展与深圳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研究报告》。

[12]罗伯特·保罗·欧文斯:《世界城市文化报告2012》,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13]奥迪勒·苏拉尔、卡里纳·卡莫尔:《巴黎独特的文化韵味及其文化产业布局》,《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第96—97页。

[14]今村有策:《东京城市文化的平民化结构与力量》,《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6 期,第98—99页。

[15]庞英姿:《新加坡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4 期,第75—79页。

[16]赵自芳:《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及启示》,《人文天下》2016年第6期。

[17]黄斌:《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演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2年。

[18]杨剑龙:《白玉兰与大苹果:上海纽约都市文化之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7期,第14—21页。

[19]荣跃明:《全球文明城市:未来上海城市发展的文化愿景》,《上海文化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0]《“十三五”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十三五”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思路研究》,《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5—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1]杨毛毛、朱洪兴:《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科技和产业》2017年第8期第17卷,第2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