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族史学理论的基本内涵

第一节　民族史学理论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民族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本书所研究的“民族史学理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理论”。关于史学理论的定义,瞿林东先生指出,史学理论“是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流派、史学思潮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等”。[1]史学理论除了上述内容外,还研究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历史客观性、历史研究的主观性或历史学的人文属性、历史知识论、历史与现实、求真与致用的关系、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关系、史论关系等,所有这些子项目的研究,也就是关于历史活动本身的理论总结等问题,都属于史学理论研究范畴。

民族史学理论虽然在史学理论之前冠之“民族”二字,但并非是研究史学理论中关于民族的那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史学理论所要研究的是“历史理论”中关于中国民族史的部分。同时,瞿林东先生又提出了关于历史理论的定义,他指出历史理论“是人们在研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多样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与方法,等等”。[2]本书所探讨的民族史学理论,属于“民族历史理论”,既有宏观上的理论,也有中观意义的理论,它们是通过民族史的研究经验,得出的具有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意义的观点。历史上民族、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是民族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认同、中国民族主义等是基本理论,也是我国民族史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而围绕所研究的基本内容,形成的基本理论观点,最终规定了民族史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构成了民族史学理论体系。民族史学理论所研究这些宏观问题、重大问题,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又可以指导民族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为一般民族史研究提供理论方法和解释途径,并把握民族史学的研究方向。

我国的民族史学理论,是伴随着民族史的相关问题研究,逐渐总结归纳出来的。如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对中华民族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1988年后又有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进而引发对中华民族研究的高潮,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等。从中可以看出,民族史学理论是随着民族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阔,研究的内涵也越来越深刻。

伴随着民族史的专题研究,以及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民族史学理论研究的具体内容逐渐清晰充实,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围。就目前来看,具有理论意义的民族史学问题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第一,基本概念问题；第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第三,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第四,中华民族方面的问题；第五,民族思想与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第六,民族特性方面问题。

第一，基本概念问题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它的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没有关于民族、国家、疆域等概念进行的清楚界定,也就无法展开民族史学的研究,更无法深化其理论概括。所以,民族史学理论首先需要探讨这些基本的概念。

关于民族的概念和定义,在我国已经讨论了几十年,应该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近几十年来对民族概念或定义的讨论意义在于,这个讨论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民族学观点交锋、交流、交融的过程,特别是国外民族学（包括西方民族学、苏联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民族实际和中国民族学传统思想相结合的过程,对建构中国民族学是很有意义的。[3]

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归结起来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根据斯大林“四个共同”的基本特征演化而来的民族定义；另一种是西方族群理论引入中国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指涉。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倾向于通过客观的认定,而族群理论更倾向于主观的认定。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简单来说是“四个共同”加“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范畴”。杨建新认为这个定义是“最精练、最明确的”。但是,由于这个定义忽视了“民族”实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和变化,“基本要素绝对化、僵化了,导致其理论的不确切性”。[4]其实,斯大林民族定义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客观特征论,即从外部来认定民族,主要通过民族学者的观察、界定来确认一个民族的存在。苏联于20世纪30年代对其境内的民族进行过识别,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这一客观特征论的不足之处是,用一种共时形态遮蔽了民族自身的发展变化,即民族产生时期的一些要素,被固定下来,作为民族概念的本质,但实际上民族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如共同地域的要素,在民族形成初期,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当民族形成之后,民族中的一部分离开这一地区,到其他地区生活,并不一定妨碍这部分人的民族认同和他们自身的民族属性。今日遍布全球的华人,并未因为离开中国,而不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客观性的认定并不能完整地表述民族这一复杂的社会群体。

“族群”（Ethnic　group）这个词汇出现于20世纪,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归类于这些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5]纳日碧力戈在《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6]一书中,专门介绍了族群理论,他把族群理论划分为族群原生论、族群现代——想象论、族群神话——符号丛论、族群边界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族群理论五种。徐杰舜在《论族群与民族》一文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从社会效果上看,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而民族显现的是法律性；从使用范围上看,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而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比较狭小。[7]

总体来看,“族群”理论主张民族或族群的认定不应该以客观的文化特质为标准,而应以主观的自我认同为依据。换言之,族群理论的提倡者认为,客观的文化特质如语言、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甚至身体特征都是易于改变的,不足以作为族群认定的标准,只有自我认同意识才是族群存在的真正准则。这和客观认定法是大相径庭的。但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客观文化特质,不应该只限定于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特质（语言、服饰、风俗、体质特征）,把文化限定在“可观察”是误解文化,它应包括很多看不见、“不可观察”的思维部分,或者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的文法”部分。如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甚至逻辑架构,这些经常是较难变化的,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实在不可忽略。自然有人要说抽象思维部分,应该属于主观的文化范畴。那些内在思维的深层次文化结构难道不是文化研究者客观分析,并且认定是一个民族文化特性的部分吗？如此,主客观界限已经很难分辨。[8]

虽然族群理论同其他民族定义和理论一样,都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的出现和引入,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为我们从新的角度和维度,为认识我们所长期研究的课题提供了帮助。

族群理论在民族史研究中的应用,如台湾学者王明珂提出了民族史研究中的“边缘理论”,这显然受到边界理论的影响。他指出,传统的民族史研究,从二十五史中的“四夷传”到现代的少数民族史与华夏民族史研究,都建立在客观文化论的“民族”定义的基础上,其特点之一就是民族溯源研究,而根据当代的“结构性失忆”理论,从体质、语言与考古文化上重塑某一民族的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种溯源研究经常会陷入古人或研究者本人对“过去”的想象之中。他将研究视线转向民族边缘,以研究民族的边缘如何形成,边缘形成之后又如何扩张、如何维持以及变迁等为主要内容,旨在以“异质化”的边缘来强调在此边缘内人群的共性,取代以往从民族核心入手的研究方法。

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族群边缘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变迁、人群可利用资源的变化所导致的竞争背景与环境,是造成族群边缘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华夏民族为例,它的形成主要表现为它与其他民族边缘的形成,而这个边缘是不断变动的,其与农牧经济对资源的竞争密切相关。所以,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从事农耕,于是被“华化”；而华夏族进入草原,从事游牧,于是被“胡化”。在华夏的边缘总有一条拉动着的“线”。在先秦时期和汉代以后,这个华夏的边缘是不同的。在族群边缘的扩张、维持与变迁中,历史记忆与失忆的设定起到关键的作用。[9]

王明珂的所谓“民族史的边缘研究”是站在史学与人类学的中间,视民族为主观认同的人群,这一主观认同由界定、维持族群边界来完成,而族群边界是多重的、可变的、可被利用的。

总的来说,边缘理论是“民族核心”的对应物。它以解构民族中心为前提,其根本性目的是为了建构民族的特定“边缘”。该理论确实提出了一个观察和分析民族问题的新视角,它在规定了“民族”及其“记忆”的定义之后,以此为基础,对以往根据文献、文物（考古）对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民族的溯源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在拓展民族史研究空间、研究思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毋庸讳言,该理论在解释民族形成问题上也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具有忽视“民族”本体,过分依赖“关系网络”和“民族表现”的缺陷。这说明,“边缘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10]

“民族”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族的所指,在历史上和现在是不同的。这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中国民族的历史,特别是各民族交融、混杂的现象早为学者所注意,王桐龄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就指出：“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11]这个观点得到林惠祥的支持,“今日之汉族所含成分尽有匈奴、肃慎、东胡、突厥……今日之汉族实为各族所共同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系之纯种,而排斥其他各系。其他各族亦皆有别系之成分,然大抵不如华夏系所含之复杂。”[12]费孝通教授亦特别指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13]”所以,中国各民族经过了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实际上都已经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中国各民族形成的这个重要特征,是否可以作为现代民族形成的一个典型加以表述？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对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的共识之一。[14]学者们认识到,要正确、全面叙述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有必要对各民族的历史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作系统的研究和阐述。1950年,范文澜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及其历史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15]翁独健则认为：“为了更好地做到中国通史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祖国的事业上的贡献,和它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除了研究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外,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关于历史上各民族相互关系的研究。”[16]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各家通史,如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17]、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8]、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19],都以一定篇幅叙述历代民族史的内容,注意到了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事实。20世纪80年代末,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陆续出版,内容上更加关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整体发展,指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的,并在理论上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20]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有综合性中国民族史著作出版,如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陈连开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著作都力求在全面反映各民族历史基本面貌的同时,从总体上叙述中国古今众多的民族如何凝聚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深入展开,为弄清各主要少数民族的情况,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从1956年开始,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历时近10年的这项调查工作共完成调查报告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此外,还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在此基础上,国家民委组织编纂了《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21],其中特别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分别论述了各个民族的族源、族称、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形态、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在历史上对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的贡献等,成为族别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更有学者专注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贡献,如齐思和的《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22],从农业、饮食、服装、居住、战术、音乐、美术、语言、科学、思想等方面讨论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陈连开所著《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23]一书,将少数民族对祖国的历史贡献大体分为四个方面：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共同开发和巩固了祖国广大的疆域,在反帝斗争中,中华各民族共同保卫了祖国的领土基本完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中,自古以来在社会经济各方面,少数民族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文学艺术科学等文化领域中,少数民族也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不少宝贵财富。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充分肯定和证实了他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从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反映和阐明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进程的全貌。

第三，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

民族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有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中原王朝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问题、历史上的民族观问题、统一与分裂问题、民族流动与融合问题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很多学者关注于此,主要成果有赵华富《为正确阐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而斗争》[24]、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25]、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26]、《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27]、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28]等。这些研究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之间战争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民族平等与汉民族的主导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981年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一项主要内容提了出来,从此“民族关系史”作为一门民族史的分支学科提到研究日程。座谈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状况作了回顾,对民族关系史上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如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历代疆域与民族发展,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者就上述问题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历史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各民族间相互依存、逐步接近,经过共同努力不断将历史推向前进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29]

在民族关系史研究领域中,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渊源及其相互影响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如在探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汉族向民族地区的迁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汉族的少数民族化及少数民族的汉化,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施政等内容,都受到学者们的特别重视。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是其中的代表著作。该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民族平等原则的指导下,突破以往过分突出民族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强调阶级关系、忽视经济及文化因素的倾向,对中国历史各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就民族的形成、中国的概念和含义、国家的统一和分裂、民族压迫和民族平等、民族间的战争与和平、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民族关系的主流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此书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确定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族史学理论问题,对于民族史学理论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历代民族政策研究。1988年和1990年,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与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进行了专题讨论。学者们认为,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处理治域中的民族问题,始终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件执政的大事,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把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问题对待。显然,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就成为关键。此后,学术界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民族政策研究的论著,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这一时期对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研究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田继周等人的《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30]是较早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历史上民族政策的著作。该书对从夏、商、周到中华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历代民族政策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特点、性质和历史作用,均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指出历代所推行的民族政策都是客观历史所要求的产物。

民族同化与融合研究。“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是探讨民族关系时经常运用的两个名词。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从概念上看,前者是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而融入另一个民族中去,后者是所有民族都丧失各自的特征而熔铸为统一的新族体。但实际上这种区别并不严格,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在中国的民族发展史上,民族融合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就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而言,民族融合可分为“夷化”和“汉化”两种情况。夷化,即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通婚并融于少数民族的过程。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由来已久、持续不断的现象。汉化,即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通婚并融于或同化为汉族的过程。华夏族从族源来看就是由许多民族融合、汇聚而成的。今天的汉民族也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各种方式吸收了众多民族成分而形成壮大,以至于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由不同民族相互融合而形成一个全新民族的事例也不鲜见,回族的形成就属于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各族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每一个民族都是与周邻各族长期交往、融汇、吸收中逐步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民族的发展演进,民族间力量的消长嬗变,以及旧民族的消失、新民族的产生都与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的关注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如吕振羽的《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31],该文认为,首先,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是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情况。其次,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这两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都出现过,并指出民族同化是王朝巩固统治、实行愚民政策的一个强制手段。该文阐述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区别与联系,指出民族同化虽与民族融合相对立,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生。翦伯赞在《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和《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32]两篇文章中指出：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是有区别的,但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代,只有民族同化,没有民族融合。因为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几个民族在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上相互影响形成新的民族,而在阶级社会里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33]一文则指出,民族融合的现象在历史上还是存在的,在中国历史的混乱时期,斗争与融合相伴而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融合到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里面具有进步的性质。这一时期学界在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分歧,这些分歧集中在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有无区别,若有,区别在哪里；在中国历史上,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是否都曾出现过；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类型区分,等等。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田继周的《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34]一文认为：“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进步的现象。民族同化,虽然采取的强制手段是应该反对的和指责的,但也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35]一书也对民族融合与同化问题有专门阐释。他认为,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是历史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两种不同方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界对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的研究呈现出新气象。这一时期的研究思路更加开阔,跨学科讨论更加普遍。以历史上的几大民族融合时期作为探讨的重点,成为一个新的切入口。台湾学者中有关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问题的论述具有代表性的是王明珂,他的几部专著及数篇论文都曾涉及这个问题。专著有《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36]《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37]。在这两部著作中,作者引入人类学的诸多概念来阐释我国历史上族群边界、族群认同、文化影响等问题。此外,他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一书中,运用边界反思学理论对汉代的民族边界、民族演进、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进行再探讨[38]。

第四，中华民族方面的问题

“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9]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海上交流增多,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中一点,就是从一种“天下”观念,退而认为“天朝”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万国之一。知识分子发觉西方国家都以某一民族聚合自号为一国,故而引发了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最初的中华民族基本上是指汉族,后来随着认识的加深,才逐渐扩展到“中国的各民族”,成为与“国家”对应的人们的总和。

中华民族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于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现了两次研究高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日本侵华,中国人的民族和国家意识空前高涨,中华民族研究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以启发觉醒、激励斗志。第二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九十年代以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推出,中华民族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并形成了以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的两大理论,至今已经为中国学术界广为接受。

1999年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经过修订再次出版。该书责任编辑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多层面地研究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总结了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理论,拓宽了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领域,科学地阐释了民族识别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已成为“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40]

尽管学术界对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一理论体系存在不同的看法,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是无可置疑的。十多年来,许多学者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下,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内容涉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等,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陈连开的《中华民族研究初探》、陈连开等人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田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陈育宁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卢勋等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蔡凤林的《中国农牧文化结合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等是其中的代表著作,发表的论文多不胜数。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多部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著作[41],可以看作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阐发和深化。1994年,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被称为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通过对民族史学若干重大问题的系统论述来论证分析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发展及其规律的专著”。[42]书中指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中,经过长期的锤炼而形成的。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四个基本要素,即历史前提、历史基础、历史途径和历史根源。探讨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概念的基本内涵、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形成的诸因素等问题,既有翔实的史料根据,又有深刻的理论分析,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理论研究的可喜收获。

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华民族涵盖了中国各民族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保持着中华文化传统的华人和华侨整体的民族认同。它有三种含义：（1）它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体现和表达了中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害相关的、不可分割的一致利益；（2）它表明中国各民族都是中国人,都是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3）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华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在不断加深,整体利益在不断巩固。

第五，民族思想与近代民族主义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民族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探讨“民族思想”问题,为民族史学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民族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及民族问题的认识,是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的思想基础；它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及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和民族问题状况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以及对民族及民族问题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主要包括对民族起源、民族发展规律、民族政治结构、民族经济制度、民族社会生活、民族文化、民族关系、民族分化与民族融合、民族迁徙、民族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民族发展的路径等问题的思考、认识及预见。此外,作为中国民族思想还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的中国化问题。

中国民族思想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华夷之辨为主线的古代民族思想,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夷夏对立、以夏变夷、夷夏一家、夷夏平等及因俗而治等内容。第二阶段,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之后,民族思想基本呈现出从满汉对立到“民族平等”、从反清到反帝的发展脉络。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演变轨迹,基本反映了中国近代民族思想的发展脉络。第三阶段,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族思想,是以平等、团结、互助、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内容。[43]

外国学者就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中的“夷夏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也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辨。美国学者杜赞奇主张从一种“复线”（或称“双轨”）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复线”,就是“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可能以不同的程度与形式交替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观念与思潮（叙述结构）当中。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两种不同内容的民族思想。他承认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感的信仰,而无须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这种文化主义即是“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作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44]。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以“文化”确定认同和“有教无类”的主导思想。但杜赞奇又指出,与此同时在中国还存在另一个“民族主义”民族观。每当中原王朝衰落和濒于倾覆的时刻,如南宋和南明,“夷狄”已经不再是中原礼教可以居高临下实施“教化”的对象,而是汹汹入侵足以灭亡中华文明的严重威胁,此时汉人就会放弃“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而代之以界限分明的汉族与国家的观念,夷狄在其中已无任何地位可言”[45],从而萌发出汉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这时,保卫汉人国家、抵御夷狄入侵的代表人物（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就成为民族英雄,夷狄则被描述为无信无义、凶残无比、不可同化的“异类”。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甚至提出：“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46]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以及国内学术界关于“民族思想”的研究,与重视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趋势恰相吻合。

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一般认为,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是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萌发的,甲午战败是一个重大转折,到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标志着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正式诞生。表现形式上,史革新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征主要有三：一是反对目标的双重性,既包括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又包括反对来自国外的民族压迫；二是始终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相结合；三是不断克服狭隘民族情绪,理性民族主义占主流地位。[47]

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从总体来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主要内容,因此,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潮,其历史作用是积极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近代的民族主义则较为复杂,除上述积极作用外,还包括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以及其他民族主义,如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其历史作用也有消极的一面。

目前,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关注汉族,或者从中华民族整体的角度来研究,论述其特性与作用,以及其局限性。而对于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问题关注较少,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究其原因,可能与认为民族主义会“损害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的观念有关。特别是近代一些少数民族出现分离主义的倾向,使研究者可能认为分离主义是“民族主义”过度发展的一个结果,阻碍了研究者正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问题。但是,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思潮和民族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不能忽视的。更何况,民族主义同爱国主义以及民族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联系,我们既然对历史上和现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那么对民族主义就没有任何全盘否定的道理。因此,对待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问题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而不应该回避。

第六，民族特性方面问题

随着对族别史研究的深入,少数民族的政权、人物、文化及特性,逐渐展现出来,为人们所重视和认识。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少数民族人物的评价；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民族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宗教对民族形成的作用等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也被清楚地提了出来。

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的最后确立,是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少数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建立的民族政权对于局部地区的统一起到过积极作用。首先,少数民族政权的形成和发展往往成为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汇聚点,成为社会经济开发的组织者,使边疆地区逐步形成初级的统一体,为全国的大一统提供了历史条件。其次,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我国传统政权的建设及传统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最后,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也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联系的纽带和沟通经济文化的桥梁。

少数民族历史贡献问题。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及其先民们,包括曾在这块土地上活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的古代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以坚韧的精神共同开拓和捍卫了祖国的广阔疆域,在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上,以辛勤的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在生产力的开发上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发明；以聪明的才智创造了各具特色、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共同奠定了伟大的中华古代文明。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充分表现在中华民族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表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和思想宗教传统之中。各少数民族不仅为本民族的发展进步,也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一部中国通史,是历史上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没有对少数民族历史贡献的充分阐述,就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

此外,少数民族人物,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治、军事人物的历史影响因素也是非常突出的,有的甚至影响了世界。少数民族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众多,据谢启晃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人物志》[48]统计就有200多位。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疆域版图的奠定过程中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近代以来,少数民族中的一些政治、军事人物在保卫国家统一、抵御外族侵略的过程中更是起到过积极作用。

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在我国这样一个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及多元结构的特点。随着文化传播的增强,在各民族各自的地域边缘就会发生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击,结果使不同文化在交叉流动中因相互吸收对方的异质文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在研究我国古代各种民族文化的形成与交流中,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是,要充分估价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既具有各民族交汇形成的共同性,又具有不同民族的差异和各自特点。各民族虽因大小、先进与后进之不同,在祖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也有所不同,但都占有一定的位置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是别的民族不可替代的。研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碰撞、交流和融合,是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及其发展轨迹的重要途径,也是探讨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民族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属于历史范畴,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属于思想范畴。因此,不能把民族与宗教等同起来。但是,两者又有联系。自民族、宗教产生以来,没有哪个民族不与宗教相联系,只是联系的程度不同罢了。有些民族基本上是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有的民族是一部分人信仰这种宗教,一部分人信仰那种宗教；有的民族是多数人不信宗教,少数人信宗教。宗教虽然不是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一些民族的形成发展及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些原来属于宗教的内容和形式,经过长期历史的演进,变成了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甚至在有些民族的形成发展中起过纽带作用。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将散布于全国各地来源不同的人们聚合在一起,统一了民族信仰,维系了民族感情,成为回族形成的核心思想。

目前,有的学者指出,宗教生活只是民族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的特点也只是民族特点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把宗教的特点和民族的特点混同起来,不能把民族特点说成是全部由宗教特点所决定的。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曾经信仰过多种宗教,或者在不同的时期信仰过不同的宗教,这说明宗教信仰是可以改变的。

宗教对我国许多民族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有的宗教由于在我国某些民族中信仰时间很长,许多民族的某些重大的历史演变,大多与宗教的影响有关。有的宗教由于长期被统治阶级把持利用,一些宗教制度被移植到社会制度中来,成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反过来,许多世俗的社会压迫制度则披上宗教的外衣而带有“神圣”的色彩。

第二节　民族史学理论建设的任务

一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目前,民族史学理论在民族及中华民族、民族关系、民族特性、民族思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中华多元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上,形成了一些共识,对于指导民族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任何学科只有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才能前进、发展。民族史学描述的对象非常丰富,因此,民族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综观目前民族史学理论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在对以上问题继续深入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下列问题的关注也是非常必要的。

（1）中国古代的“民族”内涵和定义。如前所述,“民族”这一概念虽然在我国几经讨论,但认识并不很一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作为外来的概念无法准确描述中国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跳出这一窠臼,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去寻求答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予以界定和定义,依然是我们面临的课题。既不能照搬西方的nation概念,也不能照搬“族群”（ethic　group）理论,甚至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要沿着中国历史的轨迹,描绘出中国境内民族的形成特点、要素,破解定义上的难题。如果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可能是我国学术界对世界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2）研究中国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从地域环境、生产方式、文化特征及民族关系等角度,考察历史上中国民族如何产生和发展,并逐渐交汇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3）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的自我认同及其表现形式。“认同”是从主观角度对民族定义的重要补充,从民族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上各民族的认同观念以及表现形式,丰富“民族认同”的内涵,对于建立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间相互尊重,进而形成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4）研究民族政权的特色、政治体系以及中央王朝民族治理体系。在古代,虽然中原王朝有着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但是,少数民族围绕中原王朝建立的政权,甚至入主中原后,将民族特色带入中原政治体系中,充实和完善了中原王朝的政治文明,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内容。

（5）研究民族的法律特色。由于生产和生活方式迥异,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距,少数民族的法律体系与中原地区有着很大不同,特别是其习惯法等方面的内容和实施应该引起我们很大的重视。

（6）少数民族的传统教育。少数民族也有很丰富的传统教育形式和内容,如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等,都有鲜明的特色及自身的规律,需要深入探讨。

（7）少数民族文化。文化是标识不同民族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共性,揭示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关系,是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8）少数民族经济。传统社会主要存在两种经济类型,即农业和畜牧业。对畜牧业经济发展演进及其与少数民族发展的关系、游牧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渔业与民族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需要加强的环节。

（9）少数民族军事实战理论。战争和掠夺是一些民族在一定阶段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战争又是民族关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游牧民族擅长弓马骑射及其大规模的运动战,战略战术都具有突出的特色,对其军事实战理论及实践的研究,是全面认识该民族的重要方面。

（10）少数民族宗教。中国历史上各种宗教并存是一大特色,但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经常发生宗教战争。信仰不同宗教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宗教信仰不同的情况下,共存共生,相互包容,较少因宗教不同而发生重大冲突,其中的宗教内涵、哲学思想以及民族关系的本质等问题都需要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回答。

（11）汉族研究。通过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观点的研究,近些年来,对汉族的历史地位及作用的研究有了新的深化,但从民族史研究的总体上看,对汉族的形成发展及其与各民族关系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二　途径、方法与学术环境

1.以平等原则研究民族史的问题

在民族历史研究中,坚持和体现民族平等的原则,就是指在考察与分析历史上的民族发展及民族间相互关系时,要坚持对各民族一视同仁,不论其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文化及人口状况如何,作为一个民族,均应视为中国多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视为中国民族史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篇章。这里,只有民族间社会经济发展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而不应有优劣之分；只有民族人口多少的不同,而不应有贵贱之别；只有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范围内所起作用的大小,而没有民族“正统”与“非正统”的界限。要坚持用同等的标准来衡量民族发展上的迟缓进退与民族关系中的是非功过,坚持用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来分析和判断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避免对不同民族的一切偏颇之见和不平等态度。要做到这一点,克服与清除封建正统民族观,特别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大汉族主义影响至关重要。用民族平等的原则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并不是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删去,或是从那些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中挑选一些貌似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史实,来证实这个原则在古代中国已经实现,更不是把历史上的不平等民族关系说成是平等的,而是揭露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剖析那些不平等民族关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实质。只有在民族史研究中始终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才能正确阐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稍一偏离这个原则,就会得出有悖于科学的结论,并可能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2.做好民族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

第一,扩大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方面要继续整理出版汉文文献；另一方面,要整理出版少数民族文献,并加大对其研究力度。流传于世的最早的一批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是在汉代用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文字书写的文献,它们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亚探险考古大发现中被人们所发现。隋唐时期又有突厥文、回鹘文民族文献。宋辽金时期,有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文献传世。蒙元时期,有回鹘式蒙古文和托忒文历史文献。大约同期及此后,随着外来宗教在西域的传播,产生了大量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书写的维吾尔族历史文献。清代有满文文献。少数民族文献中蕴藏量最大的当属藏文文献。此外,其他少数民族中,亦有自己的文字和民族文献留存,如彝族的彝文文献、纳西族的东巴文文献、白族的白文文献、傣族的傣文文献,等等,种类繁多,存量很大。[49]这些少数民族文献反映了各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构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民族之间的交往。这对于我们研究民族史、民族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宝贵财富。另外,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大量考古发现、民间遗存的实物资料、口碑资料,以及家谱、近代以来的各种档案、报刊资料和域外人士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游记、研究等著作,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都应认真加以收集整理和研究。

第二,编写能反映民族史学理论全貌的教材。教材是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是学科规范化的轨道。民族史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要站在学科前沿,综合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既坚持理论体系的相对稳定,又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3.加强研究队伍和人才培养工作

这是民族史学理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建立民族史学理论研究的专门机构,搭建学术平台,集中本学科的专家学者从事研究工作,在相关的高校院系开设“民族史学理论”课程,培养高学历层次的年轻学者,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建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把各个相关学科中从事民族史学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联系在一起,逐渐形成一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专家学者在内的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举行学术研讨和交流,组织协调重大学术课题,以推动民族史学理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开辟“民族史学理论”专栏,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积极推进民族史学理论著作的出版,加强学术成果的交流。

4.加强与相关学科的交流和借鉴

民族史学理论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与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及边疆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等学科领域和研究专题密切相关,建设和发展民族史学理论学科既需要吸收上述学科和领域中的研究力量和理论与方法,又需要借助上述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依靠多学科的配合与协调,才能较快地建立并建设好民族史学理论学科。换言之,学科整合是民族史学理论学科建立和建设的捷径。当然,学科整合并非简单切割拼凑,而是在消化、吸收多学科的有关理论、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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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2]同上。

[3]杨建新：《民族理论中一个ABC的问题》,伍精华等《民族理论论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4]同上。

[5]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6]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8]李亦园：《三教圆通　两岸一体》开幕词,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10]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11]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序1,文化学社1934年版。

[12]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0页。

[13]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4]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5]《学习》1950年第3期。

[16]翁独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情况和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1956年第5辑。相关研究作品还有：白寿彝《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光明日报》1951年3月23日；贾敦芳《关于研究祖国各民族历史的几点意见》,《民族研究》1958年第2期；陶明《试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研究》1959年第9期,等等。

[17]此书最早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始由人民出版社以分编的形式出版修订本。至“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再易名为《中国通史》,分10册陆续出版。

[18]从1976—1987年,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6册,前3册郭沫若主持定稿。该书从1958年开始编写,其中第一、第二册曾于1962年作为大学文科试用教材印行过。

[19]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委托翦伯赞主编此书,作为高校文科中国通史教材之用,1962年至1966年由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第三、第四和第二册,1979年在邓广铭主持下全书四册一并印行,1982年改为上下二册出版,1994年修订再版。2006年第二次修订,并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21]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2006年开始,国家民委组织专家学者对五种丛书进行修订,相关研究成果已陆续出版。

[22]齐思和：《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历史教学》1953年第7期。

[23]陈连开：《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24]赵华富：《为正确阐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而斗争》,《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25]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26]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27]吕振羽：《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8]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

[29]参见刘先照《中国民族关系史研讨会综述》,《民族研究》1981年第6期；雷虹霁《中国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新思考：20世纪的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4期。

[30]田继周等：《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31]吕振羽：《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

[32]参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集》第3辑,文章完成时间为1962年6月；《文汇报》1962年5 月18日。

[33]1962年遗作,《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4]田继周：《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文史哲》1981年第3期。

[35]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6]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37]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8]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40]方素梅：《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41]关于“民族凝聚力理论”,较重要研究成果有瞿林东《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和陈其泰《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一文,对“民族史学与民族凝聚力”这一理论进行了阐释。陈育宁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主要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此外,陈琳国《伟大的步履——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凝聚力》（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木芹《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马戎和周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卢勋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等。

[42]童敏：《一部弘扬中华民族凝聚力精神的力作——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

[43]崔明德：《中国民族思想的概念及发展脉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44][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6页。

[45]同上书,第47页。

[46]同上。

[47]贾小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再思考——“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4期。

[48]谢启晃等编著：《中国少数民族人物志》,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49]王继光：《“大国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