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益大历时期“涉历江淮”问题考辨

至今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李益的南游江淮之行,生平只有一次,时间是在德宗贞元末年。[1]而笔者的意见是,李益于代宗大历中期即已去过江淮地区。

唐人蒋防所撰《霍小玉传》最早提出,李益在“大历中”即有过“涉历江淮”的人生经历: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笔者按:大历四年(769),实年二十四],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如此二岁,(笔者按:李益与霍小玉)日夜相从……其后年(笔者按:大历六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到任旬日,求假往东都觐亲。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生以孤负盟约,大衍回期。[2]

从所引材料可见,李益曾于大历六年(771)秋到大历七年夏,“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时间长达大半年之久。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霍小玉传》关于李益“涉历江淮”的说法是否属实?如果属实,他在这大半年时间内到过什么地方?跟哪些人有过来往?这次南游对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等等。

我们先要弄清“江淮”的含义。在唐代,“江淮”的含义有三:本义指长江与淮河。第二层意思指长江下游、淮河下游一带,即现在的安徽、江苏两省中南部和浙江省北部的一部分地区。第三层意思则指当时江南道和淮南道所辖的地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的大部分区域。[3]而《霍小玉传》中的“江淮”一词,其所指应该以前述第二层意思为主、兼及第三层意思。那么,我们就将它作为以下讨论的主要历史地理学依据。

接下来,我们就依次列举并讨论李益曾于“大历中”“涉历江淮”的一系列证据材料。

一、《霍小玉传》中的基本信息是可以采信的

据现在学界的一般看法,《霍小玉传》是一篇基本事实可靠,具体细节含有文学想象与虚构的“纪实性文学作品”;而且清代考据家徐松、当代史学家武伯伦等都曾将《霍小玉传》作为史料(当然是审慎地)加以使用。[4]又,众所周知,20世纪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学术著作(比如《元白诗笺证稿》等)中,也曾把唐传奇作品当作史料(当然是审慎地)来看待和使用。因此,我们对《霍小玉传》同样应持用其大端、辨其细节的审慎态度。细而言之,即我们对《霍小玉传》中关于李益在大历中“涉历江淮”的记述,应该抱持基本采信的审慎态度。当然,仅此孤证是难以服人的。下面,我们接着来看其他的相关材料与证据。

二、李益在江淮的亲族关系能够为李益于大历中南游提供线索和证据

据史载,李益之从十世族李抗一系就散落繁衍于江淮地区。《北史》卷100《序传》:“韶从祖抗,自凉州渡江左,仕宋,历晋寿、安陆、东莱三郡太守。”[5]韶,即李韶,为李益“八世祖,定州刺史,袭姑臧文恭侯”(《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表二上》之《陇西李氏•姑臧》)[6]可见,李益在江淮地区确实是有远房“亲知”的。由此可以说,李益是具有远游江淮以向“亲知”“求贷”的现实基础的。

三、李益在大历中期到过属于江淮地区范围南端的湖州

我们先看一首联句诗,此诗由五位诗人联合创作:

雨里下山蹋榆皮[颜真卿],莓苔石桥步难移[皎然],芜荑酱醋吃煮葵[刘全白],缝靴蜡线油涂锥[李崿],急逢龙背须且骑[李益]。

这首诗在形式上属于联句,而在内容上则应归为“诸言体”。联句是古代作诗的一种方式,是指一首诗由两人或多人共同创作,每人一句或数句,联结成一篇。真伪充满争议的汉武帝《柏梁台诗》曾被认为是最早的联句诗,该七言诗,分别由二十六人各出一句,联结而成,其每句用韵,后人又称其为“柏梁体”。联句诗多为友人间宴饮时酬酢游戏之作。魏晋南北朝时的陶渊明、鲍照、谢朓等人都创作过联句诗。自唐宋以迄近代,联句诗作者益夥。又,诸言体又叫诸意体、诸语体,起源于战国。“自宋玉有《大言》《小言赋》,后人遂约而为诗。诸语、诸意,皆由此起。”[7]后来渐成一种特殊的诗体。诸言体常见有“了语”、“大言”、“小言”、“乐语”、“滑语”、“馋语”、“醉语”等。又,北宋江休复《嘉祐杂志》云:“宋次道集颜鲁文公为十五卷,诗才十八首,多是湖州宴会联句诗,公必在其间,又有大言、小言、乐语、滑语、馋语、醉语。”[8]笔者按,联句(诸言体)本身的艺术价值未必很高,但这一特殊的诗歌样式对于考察诗人交游和诗风走向却大有意义。

下面,以这首联句为线索,我们做逐层分析。

(一)在不同的传世文献中,这首联句中“李益”的署名没有异文

笔者通过检核《昼上人集》卷10[9]、《颜鲁公集》卷15[10]、《全唐诗》卷788“联句”类[11],发现三处署名皆作“李益”,并无异文。[12]这样就可以排除本来作者为别人,而在诗集编纂、流传过程中误作李益的情形。

(二)除李益外,其他四位作者在大历八年到十二年间均在湖州一带活动

先看湖州的地理位置。湖州,在唐代属“江南道”的“润州”:“(治)吴兴。……《禹贡》扬州之域,防风氏之国,(隋文帝)仁寿二年(602),于此置湖州”[13],以北滨太湖而得名,地处今浙江省北部,恰在前述江淮地理范围的南端。

再看除李益外其他四位作者的基本情况。皎然(720?—?),俗姓谢,字清昼,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著名诗僧。传为南朝谢灵运十世孙。天宝后漫游全国各地,后定居湖州,与众多诗人诗酒酬唱。另作有《诗式》一书。刘全白,生卒年不详,幼能诗,为李白所知赏。代宗大历八年(773)为浙西节度从事、检校大理评事。后入朝为膳部员外郎。撰有《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白)碣记》[14]。李崿,崿,一作“萼”。今存其生平资料极少。据《新唐书•卓行传》载:“赵人……字伯高……擢制科,迁南华令。大水,他县饥,人至相属,崿为具饔鬻,及去,糗粮送之,吏为立碑。安禄山乱,崿客清河,为乞师平原太守颜真卿,一郡获全。历庐州刺史。”[15]颜真卿(709—784),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出身士族且有儒学渊源。玄宗开元末进士。曾四任监察御史。安史乱发,真卿正在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太守任上,遂联络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奋然起兵抵抗。德宗兴元初,被叛将李希烈所缢杀。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

据朱关田《颜真卿年谱》,颜真卿于大历七年(772)九月受命为湖州刺史,次年正月到任,大历十二年四月奉召返京。[16]颜真卿是湖州文人集团的组织者和盟主。皎然则为其第二号人物。据《新唐书》卷60《艺文志》载:皎然“居杼山,颜真卿为刺史,集文士撰《韵海镜源》,预其论著。”[17]也就是说,大历八年癸丑(773)到大历十二年(777),皎然一直待在湖州郊区杼山和州府所在地,与颜真卿等人编纂《韵海镜源》并时常诗酒唱和。[18]“是时皎然盖居于龙兴寺。两人相聚相知,当始于颜真卿初至湖州之日。”[19]而刘全白、李崿也常常参与其间。颜真卿《湖州乌程县杆山妙喜寺碑铭》云:

及刺抚州……公务之隙,乃与金陵沙门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崿……而起居郎裴郁、秘书郎蒋志、评事吕渭、魏理、沈益、刘全白……往来登历。时杼山大德僧皎然工于文什……相与言曰:“……若无记述,何以示将来……”[20]

鉴于联句之同时同地聚会联唱的创作特点,既然上引“滑语”联句的四位作者在这一时期都在湖州,余下的一位诗人李益,在这一时期必然也到过湖州。

笔者按,湖州酬唱的规模在整个唐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对唐诗之发展有重大影响。“在此之前唐人联句甚少”,此后,“联句大兴,著者便有李益、广宣、杜羔的红楼联句;韩愈与孟郊,与李正封,与张籍、张彻等的联句;裴度、白居易、刘禹锡、韦行式等的联句;段成式、张希复、郑符游长安诸寺的联句;皮日休在苏州与陆龟蒙的联句。”[21]从中可见,此次湖州之行对李益于宪宗元和至文宗大和年间在长安与广宣等人频繁的酬唱联句活动提供了创作经验上的准备与启迪。

四、李益还到过同属江淮地区范围的湖州附近的嘉兴县

李益诗集中有两首诗的写作地点,明确为距离湖州路程很近的嘉兴县。这两首诗的题目分别是《闻亡友王七嘉禾寺得素琴》和《嘉禾寺见亡友王七题壁》。嘉禾寺,寺名,旧址在今浙江省嘉兴市,建于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宋赵明诚撰《金石录》卷5:“第九百四十九,唐嘉禾寺禅院碑,徐楚璧撰、姚思义八分书,开元八年八月。”[22]而《浙江通志•碑碣》之“嘉兴府”之下,亦有“唐嘉禾寺禅院碑”[23]之载录。又,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嘉兴县在唐代属“江南道”的“润州”下辖之“苏州”:“本春秋时长水县……吴时有嘉禾生,改名禾兴县。后以孙皓父名,改为嘉兴县也。”[24]又,《大清一统志》卷220“嘉兴县”:“(唐)贞观八年复置,属苏州……宋为嘉兴府治……明仍为嘉兴府治,本朝因之。”又,《大清一统志》卷220“嘉兴府”:“北至湖州府乌程县界八十里。”[25]笔者按,乌程县,在唐代为吴兴县,即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又,“嘉禾寺”之命名,盖与“吴时有嘉禾生”的本地典故有关。

由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知,李益在南游江淮的过程中,大约是在湖州逗留后,又到八十里路之外的嘉兴县游历,而且访问了亡友王七曾经逗留过的嘉禾寺;或者,路线相反,李益是先到嘉兴县,又去湖州的。

五、李益在这一时期到过长江中游一带

李益诗集中有两首诗作明显写于长江中游一带,而且其中所呈现出的创作风格与心理意蕴,都可以为李益远涉江淮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其一为《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另一首为《山鹧鸪词》:“湘江斑竹枝,锦翅鹧鸪飞。处处湘云合,郎从何处归?”细读这两首诗,至少有三层信息值得我们注意。

1.这两首小诗都有南方民间情歌风味;而且以身履其地的、处于两性感情丰沛期的青年诗人写作这种题材的可能性最大。

2.这两首诗都蕴含着女性多情,男子寡义的主题,这完全可以被看作李益决心抛弃霍小玉以后深重的愧疚自责心态的曲折反映。至于李益在贞元末的江淮之行,其时诗人已然到了知天命之年,其早年情事所留下的心灵印痕谅已变得淡漠,故而诗人再来舞弄此种年轻后生所热衷的情爱题材的可能性较小。

3.从这两首诗中的“瞿塘贾”(经瞿塘峡往长江上游做生意的人)和“湘江”、“湘云”等地域色彩鲜明的语词来看,李益的这两首小诗当创作于长江中游荆楚地区。而由洛阳经邓州(今属河南)到长江中游沿岸的襄州(今湖北省襄阳市),再浮江东下,正是到江淮地区的主要路径之一。若自江淮北返洛阳,路径亦然。[26]至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李益在大历中期就到过江淮地区的论点,是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可争议之处了。

只是,尚有一个细节问题,还需我们稍作讨论。如前所述,按照上引《霍小玉传》原文的时间线索来推算,李益“涉历江淮,自秋及夏”的具体时间是大历六年(771)秋至第二年夏;可是,前述李益所参与的湖州联唱活动的起止时间为大历八年到十二年,显而易见,这两者在具体时间的记载上稍有不合之处。那么,这又当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问题出在《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身上。据卞孝萱先生考证,《霍小玉传》的写作时间“当在长庆初”[27],即821年或稍后。换言之,蒋防是在霍、李爱情故事发生半个世纪以后,才把它作为文人轶事来追记、描述的。鉴于人脑记忆易于遗忘或错记细节的生理心理特征,蒋防对这个故事之具体细节追记不够精确,是完全可能而且十分正常的。李益南游江淮的具体时间极有可能就这样被蒋防在不经意间“提前”了一两年;换句话说,李益此次南行的准确时间应该在大历七年或稍后一两年内。

结语

综合对上述一系列材料的分析论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李益在大历中期(773—777)就到过江淮地区,他不但参与过颜真卿、皎然主持的湖州联唱活动,而且去过附近的苏州嘉兴县,他还曾路经长江中游地区(或自洛阳由此去江淮、或从江淮经此返回洛阳)。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李益在大历时期的人生踪迹;进而对于长期以来流行于学术界的李益生平只有一次到过江淮地区(贞元末)的说法,无疑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突破与修正。同时,这一发现对于更为全面地理解李益在元和年间及此后的诗歌创作,特别是酬唱联句活动,也是大有裨益的。


[1]关于李益于德宗贞元末南游江淮这一点,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卞孝萱先生及谭优学先生已有充分论说[参见卞孝萱撰《李益年谱稿》,《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97—398页;谭优学撰《卞著〈李益年谱稿〉之商榷》《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262页],并为此后学界所认同和引用。但是,卞、谭二位先生及其他学者,都忽略了李益于代宗大历中初次南游江淮的这一重要人生履历。

[2]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50页。

[3]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4—58页。

[4]车宝仁:《〈霍小玉传〉真实性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157—159页。

[5](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36页。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2页。下引版本同此。

[7](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叙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8](宋)江休复:《嘉祐杂志》,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9](唐)皎然:《昼上人集》卷10,影印《四部丛刊》傅增湘双鉴楼藏影宋精抄本。

[10](唐)颜真卿:《颜鲁公集》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100页。下引版本同此。

[1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88“联句”,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86页。

[12]在上述三种文献中,《皎然诗集》成书时间最早、版本价值最高,特稍作说明。这首“滑语”联句即被收在其卷10之中。据《新唐书》卷60《艺文志》载:“《皎然诗集》十卷……贞元中,集贤御书院取其集以藏之,刺史于img为序。”(《新唐书》卷60《艺文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15页)今存《四部丛刊》影印傅增湘双鉴楼藏影宋精抄本《昼上人集》(国家图书馆藏,口上作《皎然集》)十卷,计诗七卷,杂文二卷,联句一卷。卷首附于img为序云:“贞元壬癸岁,余分刺吴兴之明年,集贤殿御书院有命征其文集,余遂才而编之。”笔者按,贞元壬癸岁,即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距颜真卿卸任湖州刺史返回长安相隔仅十五年。这个本子是现存《皎然诗集》的成书时间最早、可信度最高的版本,也是最能明确反映这首联句诗创作原貌的版本。

[1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5页。下引版本同此。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4](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31《附录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60页。

[15]《新唐书》卷119,第5565—5566页。

[16]朱关田:《颜真卿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317页。

[17]《新唐书》卷60,第1615页。

[18]参见贾晋华《皎然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3页。

[19]《颜真卿年谱》,第241页。

[20]《颜鲁公集》,第18—19页。

[21]尹占华:《大历浙东和湖州文人集团的形成和诗歌创作》,《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第65—7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2](宋)赵明诚:《金石录》(宋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19页。

[23](清)嵇曾筠等纂修:《浙江通志》卷256,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第601页。

[25](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220,影印《四部丛刊续编》本。

[26]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河南淮南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5页。

[27]卞孝萱:《〈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第266—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