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的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治理为个案

刘小钧 张艳国[1]

【摘要】我国仍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转型时期,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与调整,还没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在社区基层建设与治理的实践中,政府或者缺位、或者越位、或者错位,市场与社区依存度不高,社区主体意识不强等情况仍然较为普遍。在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建设实践中,通过创新党的领导与政府服务的内容与方式、发挥市场主体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鼓励并规范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从而整合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资源与力量,变各自为政为协同共生,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百步亭社区建设的经验说明,实现社区善治,就是要根据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定性,从整体上探索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新格局和新机制,创新国家介入社区的内容与方式,整合市场与社会的内在张力与价值向度,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积极作用,克服各自的不足与缺陷,最终形成它们的正相关性和良性互动。

【关键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百步亭社区

社区处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末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的有效性是国家安定、社会和谐的基础。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实效的获得,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但当前社区治理质量与社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匹配的。当前社区治理的困境之一在于未能有效整合治理因素:开发商卖完房子就“一走了之”,社区党的领导“停在口号上”,政府服务“停在表面上”,居民自治“留于文件上”[2]。在社区建设与治理中,各方主体的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良性互动的“系统治理”的新要求,[3]如何将国家意志和社会各方面参与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克服社区治理中凸显的参与因素不协调甚至是缺位乱象,实现社区善治,既是一个需要理论回答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影响实践深化的现实问题。

考察武汉市百步亭社区治理过程中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明确它们在社区善治中的角色意义,科学构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维结构,对解决目前在社区建设中存在的治理困境,描绘社区治理的发展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

一 由点到面:百步亭社区建设的影响力

百步亭社区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是一个集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于一身的混合型社区,占地4平方公里,现有8个居委会,入住13万居民,由百步亭社区管委会统一管理。10多年来,百步亭社区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社区、全国和谐社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100多项国家级奖项。百步亭社区建设的理念、模式和成效得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肯定和赞扬。曾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100多位部委办领导视察了百步亭社区,并予以高度评价。2003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建设部、文化部四部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广百步亭社区经验。2012年,中组部要求在全国学习推广百步亭社区党建工作法,并列为中组部2013年工作要点。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20多个国家的友好人士共120多万人次到百步亭社区视察参观。很多地方学习借鉴百步亭社区建设经验,比如沈阳大东区提出打造“北方百步亭”的建设目标。关于百步亭社区建设的经验和理论探讨不断被媒体和学者见诸文字,经常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和重要学术刊物上。有关方面还召开了多场以百步亭为主要对象或与之有重要关联的全国性研讨会,在许多全国性社区建设的会议上,百步亭社区建设的经验都被重点介绍。

纵观百步亭社区建设影响力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从1995年开始建设到2003年,百步亭社区的影响力主要是区域性的;从2003年开始,百步亭社区建设的影响力走向全国。其标志是:第一,2003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视察百步亭并予以高度评价;第二,同年,中宣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学习借鉴百步亭社区建设经验。

综合来看,推动百步亭社区影响力全国化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国家因素介入。国家介入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对百步亭社区的视察。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内的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100多位中央部委办领导同志到百步亭社区视察指导工作。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领导也多次到百步亭社区实地考察,这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对百步亭社区建设的广泛关注。二是中央职能部门向全国推广学习百步亭社区经验。三是将百步亭集团负责人吸纳到国家政治体系。百步亭社区建设取得全国性影响的同时,百步亭集团负责人在国家政治体系内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逐步提高(比如,百步亭社区集团负责人茅永红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社区党委书记王波为十一届全国妇联常委),二者呈现出正相关性。

第二,主流媒体介入。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华工商时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北京日报》和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在内的各大主流媒体和主力网站,都对百步亭社区予以关注和报道,极大提升了百步亭社区的社会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仅以《光明日报》为例,根据笔者的统计,仅从2009年1月23日到2014年4月23日,《光明日报》涉及百步亭的稿件数为59件,其中专门报道或研究百步亭的稿件为24件,总字数超过5万,包括3个专版,另外还有11张图片新闻。地方性媒体对百步亭的报道更是不计其数。

第三,学术理论界介入。来自各地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包括高校、社科院、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专家,从学术研究的不同角度观察并参与百步亭社区发展。随着研究成果以学术期刊和专著的形式出版,百步亭社区渐为学界熟知。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的统计,截至2014年4月23日,以百步亭为关键词的各项研究成果共有515条。

第四,其他社会因素介入。比如,前来百步亭社区参观的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其他地方社区建设者,通过考察学习百步亭社区经验后,把百步亭社区的一些经验、理念和做法带回去予以借鉴,这就促进了百步亭社区经验的传播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决定事物发展进程的多个矛盾中,必然有一个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矛盾因素,认识和解决问题必须从这个主要矛盾着手。在决定百步亭社区影响力的诸多因素中,笔者认为,百步亭社区体现出的鲜明主流性(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和国家因素,是寓于其中最为重要的要素,这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

第一,从我国现有政治社会结构的特性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具有突出的政治优势,其中一条就是它掌控着许多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的配置。在现有社会利益格局下的各种力量对比中,国家的影响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对许多领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政治权威理所当然地延伸并影响到百步亭社区,决定了百步亭社区的价值取向,这是百步亭社区权威性、合法性以及组织资源有效性的来源。

第二,从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来看,城镇的快速扩张导致了很多治理难题,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总目标。在此背景下,百步亭社区的探索与实践就契合了国家发展需要,因此,百步亭社区能够赢得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影响力。

第三,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看,百步亭社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区建设的正确方向。这种价值取向显然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化的产物。百步亭社区建设始终与国家主流政治发展相结合,从而在政治合法性以及政治资源上拓展了自己的发展空间。

总之,百步亭社区通过积极融入主流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积极与国家的社区建设要求对接等措施,赢得了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这是百步亭社区建设经验从地方走向全国、由点到面的关键因素。

二 软中有实:国家力量对百步亭社区建设的软介入

本文所说的国家力量软介入,是指国家并不直接干预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微观管理和具体活动,而是通过采取意识形态引导、制度供给、组织资源保障、国家领导人视察、权威性和合法性赋予等方式,在宏观上对社区建设予以支持和引导。这种变微观管理为宏观治理的转变,适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构建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新要求,既有利于保证社区建设和基层民主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夯实群众基础,又有利于发挥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形成方向正确、治理合法、参与有力、管理有序,而又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社会局面。具体来说,国家对百步亭社区的软介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百步亭社区管委会代替街道办事处。在管理上,以百步亭社区管委会替代街道办事处,管理这个拥有13万居民的超大社区。这一管理格局的变化旨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使国家对基层社区之间关系从刚性管理转为弹性介入。百步亭社区管委会在我国当下的基层治理体系中是独特的,具有多重属性:从其产生来看,它是百步亭集团这个市场主体投资建设的,百步亭集团是一家从事多种经营的民营企业,百步亭社区是企业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的;从其承担的职能来看,它发挥了街道办的功能和作用,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的肯定,具有权威性和正当性;从与居民的关系看,它是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民间组织,它从事的主要工作都以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为主要内容。[4]百步亭社区管委会的设立并成功运行,说明国家辩证地调整了自己与社会的行为边界。这种辩证性表现为:政府作为微观管理者角色退出社区,“甩手而不放手”,基层党组织以群众性组织的身份入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社区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有很大区别:基层党组织作用主要通过示范、团结、说服、教育等方式来体现,是一种弹性的管理和介入;政府主要以命令—服从和决定—执行的方式行使职能,更多地体现刚性的特征。基层党组织的这种弹性管理,更符合社区居民的自主自治方向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要求。总之,百步亭社区管委会的存在与运行反映了国家介入社会管理的新途径、新方式。

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察活动。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是代表国家最强烈的政治符号。已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了百步亭社区建设,这一点对百步亭社区建设有着深刻影响:既从政治高度肯定了百步亭社区已有的成绩,又标明了百步亭社区未来发展方向。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下,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视察活动,象征着国家政治权威的介入,赋予百步亭社区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符号,树立了百步亭社区权威的社会形象和地位,增强了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认同感、自豪感、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三,吸纳百步亭社区的主要领导人进入现有政治体系。随着百步亭社区建设知名度的扩大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百步亭社区领导人在国家政治体系内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步提高,二者呈现出正相关性。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先后担任的重要社会职务有: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王波,是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十八大代表,2013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妇联常委。这两位百步亭社区重要领导人的政治参与行为,说明我国政治制度有能力吸纳和同化新兴社会力量,实现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制度化和有序化。

第四,正式制度的供给和完善。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规范并支撑了社区建设的开展。比如,《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物业管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国社会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指导纲要(2013—2020年)》,等等。这些正式制度,涵盖了居委会产生、居民权利保障、党组织生活与党员权利、物业管理、志愿者活动等各方面,为百步亭社区治理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

第五,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执政党的重大决策、文件等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宣传、执行并融入社区居民生活,从而起到了宣传和树立党的权威性的社会作用。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在笔者的调查中,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百步亭社区领导人身上,而且体现在社区基层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身上。

第六,通过体制内人员的非职务性介入。比如,警察是色彩鲜明的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也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符号。驻百步亭社区的民警通过组建“沈警官爱民服务队”,将国家政治符号与为社区居民温情服务结合在一起。再如,社区居民肖恒杰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党务干部,他利用节假日义务向社区居民普及法律知识,发放宣传材料,解答法律上的困惑,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些情况说明,通过国家体制内人员的非职务性介入,国家权力与意志得以贯彻到社区基层,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国家对社区的软介入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国家权力运行的边界与方式做出了深刻调整;同时也表明,只有引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鼓励居民有序积极参与,才能有效解决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失灵”或“越位”问题。

三 融政于情:百步亭社区管理的战略选择

所谓融政于情,就是将政治融入情系居民、服务居民中。根据我国国情,社区建设始终要考虑两个因素:国家治理的政治需求与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这两个向度的需求,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都交汇集中在社区。处理好两者关系,社区就能承上启下,内处外联都能相安无事;处理不好两者关系,社区就会左右为难,矛盾丛生。在指导理念和具体实践中,百步亭社区始终努力探索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和满足居民需要的有效对接,走出了一条新路。

百步亭社区的政治融入主要有如下做法:

第一,始终坚持党对社区建设的全面领导,积极寻求社区与国家互动。在完善党组织体系上,以党组织为依托,构建了“两长四员”制的组织网络,使基层党组织对社区的全覆盖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和制度平台。在价值取向上,百步亭社区始终高举“永远跟党走”的大旗。党的十七大召开前,百步亭社区组织4600多名党员和群众将“百步亭人永远跟党走”绣在一面党旗上并献给党的十七大。党的十八大时,百步亭社区更是在全国动员了10余万名党员志愿者和群众在一面党旗上绣上“社区老百姓永远跟党走”。在完善党员活动机制方面,采取社区党员登记、设岗承诺与反馈评价等机制,使党员活动机制常态化。在培养社区党组织带头人方面,以“一好双强”即以思想政治素质好、社会管理能力强、群众工作能力强为标准选拔培养社区党组织队伍带头人。

第二,探索中央政策在基层贯彻和执行的新途径新办法,努力对接国家对社区基层治理的精神和要求。百步亭社区发展与壮大过程是在贯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策、对接国家基层治理需要的基础上实现的,兼顾了市场主体、社区建设者和社区生活者的不同角色的利益和需求,由此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和肯定,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和一个亮点。这种来自主流政治系统的肯定与赞誉,特别是中央高层的认可,不仅对百步亭社区发展是极大推动,而且对整个百步亭集团的发展都是大有助益的。

在百步亭社区建设中,社区党委和管委会始终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为最大动力,以提升社区幸福感为最大目标。

第一,树立居民至上的服务理念。百步亭社区对居民的服务意识,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服务理念上:“居民永远都不错,我们永远有不足。”百步亭社区管理者认为,要通过服务活动,打破社区居民精神上的隔阂,营造出一个共建共享、守望相助的精神家园。为了更好地体现服务精神,百步亭社区实行“首问责任制”。该制度要求,不管是不是你分管的,只要居民找到你,就要负责到底。百步亭社区还要求党员干部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做到“问题前面有党员,党员面前无问题”。

第二,坚持多样化的服务内容。社区千家万户,需求千差万别,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百步亭社区始终坚持将一般化服务和特殊性服务相结合,努力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在百步亭社区,活跃着160多支各种服务的志愿者组织。比如,有专门调解居民矛盾的“管得宽志愿服务队”,有专门照顾老人的“健康关爱站”,有专门帮助特殊人群采购生活用品的李小海志愿服务队,还有专门结对帮扶空巢老人的“温馨姐妹”,等等。这些服务组织几乎涵盖了社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既有健康咨询、医疗服务、居家养老、法律咨询、餐饮娱乐等常规服务,也有临终关怀、技能培训、推荐就业、特殊人群的关爱等特殊服务,还有因突发事故产生的特殊需求。

第三,打造完善的服务基础设施。为了让居民生活在一个环境优美舒适、服务方便快捷的现代小区,百步亭社区十分重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建设,建成了规模完善、种类齐全、性能优良的各种服务设施。从开发至今,百步亭集团总计投入7亿多元,建成1个大型社区配餐中心、10个社区食堂;建成3个社区公园、1万多平方米的居民活动场所;建成6所幼儿园、4所小学、2所中学和1所老年大学;建成了设备先进、诊疗项目齐全的非营利性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大幅度降低了居民的就医费用。

第四,健全多方联动服务机制。为了避免社区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委会之间出现推诿扯皮和职责不清的现象,百步亭社区实行“支部领导,三方联动”的议事机制。具体而言,在整个百步亭社区,实行社区党委统一领导,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三方联动,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的联动格局;在各个居委会区域内,实行在社区党支部领导下,居委会、物业服务处、业委会苑区小组共管的议事制度和互动机制。比如,百步亭康和苑就是在党支部领导下,建立了三方共商社区大事的周例会制度、三方联席评议工作的月民主听证会制度、周末居民接待日制度等。发挥联动服务机制作用,有效地解决了在社区服务中存在的推、拖、磨等问题,增进了社区各方的了解与协作意识,维护了居民的切身利益,也增进了党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与领导能力。

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在社区建设中,百步亭集团实现了由市场盈利者向社区建设者的角色转化,将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服务基层、构筑社区生活共同体结合起来,力图在政治上层与基层群众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现阶段的政治制度安排与利益分配格局对百步亭集团的这种发展战略的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国家强大的社会整合与动员能力。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下,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家政权对社会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在社会政治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强势影响力。正如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全哲洙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纪念建党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不断创新,就没有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加强党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领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5]在百步亭社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借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组织资源,以“大党委制”实现对居民自治组织、政府派驻机构、物业公司等相关主体的整合与协调,这是对现代社区治理的一个有益探索。

第二,百步亭集团领导层的共识和远见。首先是企业家的责任和担当精神。茅永红说:“做人要讲良心,办企业也要讲良心。老百姓买房子不容易,一生辛劳、半生积蓄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6]其次是理性义利观,茅永红说:“我总在想,当年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得到了什么?今天的民营企业,为了社会和谐,牺牲一点经济利益,和那些连生命都可以牺牲的革命先烈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7]这种精神也见诸百步亭集团的实际行动。截至2012年,百步亭集团公益性投入累计已达7亿多元。

第三,从长远来看,百步亭集团实现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的多重效应。百步亭集团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社会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百步亭不用做商业广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金广告’。你为老百姓考虑,老百姓就会买你的房子。房子卖得快,资金就周转得快,总体下来,利润并不比别人低。而且这样的利润更长久,企业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8]。在发展过程中,百步亭集团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看似放弃了某项利益,但从长远看,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综合效益。

总之,百步亭集团这种“儒商”经营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与主流政治思想和方向保持高度一致,依托了党的组织资源和党员、志愿者的力量,并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起到了团结和带领群众的作用,真正将百步亭社区建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四 双重角色:百步亭社区居民既是建设者,又是管理者

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的核心,这意味着居民是社区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和享有者,必须尊重居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社区居民的普遍参与是社区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保证,这一点学界和政界已达成共识。但在现实中,我国的社区参与总体上表现出不均衡特征:部分社区高水平参与和诸多社区低水平参与同时存在;社区内部分人热情主动参与和另一些人消极被动参与形成鲜明对比。如何解决社区居民的参与困境,形成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有效对接和共同推进,是当前社区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各地在社区建设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参与新途径、新办法,比如各地兴起的居民议事会、居民恳谈会、社区论坛等。这些多样化参与形式与机制,鼓励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拓展了参与的路径,锻炼了居民的公共精神,提高了社区治理的成效。在积极地实践与探索中,百步亭社区建设经验和模式取得的成效很有借鉴意义。

在百步亭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居民的热情参与和主动参与。2013年9月,笔者在百步亭调查期间深有感触的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百步亭居民称为大社区)的各个活动室每天活动不断,热闹异常。每个到过百步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人,都会被这种热情所感染,产生一种久违或从未有过的心理体验。二是社区活动的频繁性和多样化。根据百步亭文卉苑社区居委会干部田欢的记录,大约每两周就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而志愿者自己组织的各种活动几乎天天都有。这与笔者在百步亭越秀居委会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相同。龙华庭党支部书记李素珍为了解决活动场所不够用的矛盾,还专门制定了使用活动室的时间表。

很多到过百步亭社区的人都不禁会问:为什么居民活动在别的社区冷冷清清,在这里却红红火火?根据调查结果,笔者认为,百步亭社区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社区党员干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百步亭社区党委提出了“居民永远都不错,我们永远有不足”的服务理念,认为只有想方设法把服务做到体贴入微的地步,真正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才能真正组织居民、依靠居民,从而服务居民。在实际工作中,百步亭社区领导人茅永红亲身示范,带头深入群众,以同情共感的心态去服务群众,他也被居民称为“社区大孝子”。正是以这样的工作精神和态度,百步亭社区的党组织才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群众的参与热情才焕发出来。

其次,实行抓骨干、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管委会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加起来总共就百十来号人,怎么管理这个多达13万人的大社区呢?百步亭社区采取的措施是:培养志愿者骨干,让这些骨干去带动一批人,再发展一批骨干,就这样“滚雪球”,于是队伍也就越来越壮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个人的公益心和爱社区的热情都聚合在一起。在百步亭这样一个有着13万人的社区,就有多达近3万人的志愿者和160多支特色队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社区奇观。这些志愿者组织活跃在社区管理服务的各个方面,全面覆盖了居民生活方方面面。在社区与居民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构建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党员为骨干的社区志愿者队伍体系。

再次,创新社区干部的培养选拔模式,使他们成为社区参与的领头羊。百步亭社区居委会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模式很值得思考。在百步亭社区,要想成为社区干部,就得先从社区志愿者开始。社区干部都是以社区志愿者为起点,逐步成长起来,然后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这种选拔模式的优点是:一是通过志愿者岗位锻炼并提高社区干部的工作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二是从“群众堆里”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群众中间做群众工作,往往可以起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最后,要切实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问题,让群众有参与的积极性。“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做出样子”,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必然要与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相联系。茅永红提出:“社区干部,要让居民看得见,叫得应,来得快,办得了,一定要成为居民贴心贴肝的依靠。”[9]为了随时保持与居民的沟通,社区党组织成员公布电话号码,24小时接受群众来电来访,并做到“小事不过夜,大事不隔天,件件有记录,事事有回音”。还形成了“三必到、五必访”的制度规定:居民有突发性事件,有不满情绪,有大的家庭纠纷必到;对困难居民,住院病人,下岗失业人员,孤寡老人,“两劳释解”人员必访。正是被这种奉献精神所感动和鼓舞,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社区建设的各方面。

五 社区善治:实现社区管理的最终目标

要实现城乡基层的有效治理,就是要对遍及城乡的社区组织实现善治。社区善治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从善治的本质和要求来说,善治是对民主政治更高要求:不仅强调民主的形式,更强调民主的实质;不仅强调民主过程,更强调民主结果;不仅强调民主是个好东西,更体现民主如何是个好东西。社区善治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指导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方法论。从主体要素来说,社区善治强调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其权力向度是双向的,其目标是共同致力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各地社区建设普遍处于国强民弱的基本格局,导致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国家依赖困境。[10]因此,实现社区善治,应从中国民主政治的内在规定性出发,改革国家介入社区的方式,整合市场与社会的资源与力量。

第一,实现社区善治,首要的问题是思考和改革国家介入社区的方式和作用。创新国家介入社区的方式和途径,意味着国家对社区建设的介入应该是辩证的进入与退出。一方面,国家从社区建设中的退出,表现为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要转变职能,变微观具体管理为公共服务,以服务居民为核心增强政府的服务职能。政府部门应以优化服务质量、简化服务程序、降低服务成本为原则,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将计生、公安、工商、税务、人社等部门集中办公,实行“一站式”服务。另一方面,国家在社区建设中的进入,表现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进入并发挥领导与核心作用。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两重属性决定的,即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属性和作为群众性组织的人民属性。前者强调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治性,后者强调党的群众基础和人民性;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政治表达。作为基层的党组织,更多地要体现党的群众属性,即人民性。在基层生活中,基层党组织要发挥联系和团结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凝聚民心和增强共识,使党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核心。

第二,实现社区善治,还要整合市场与社会的力量。从理论上来说,实现社区善治,依靠任何单一主体都是不够的,难以达到善治要求。由于不同主体间的价值观和利益取向不同,使得整合不同主体的行为与价值取向成为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在社会管理,尤其是在基层治理中,国家有选择地退出,并不意味着市场或者社会就会理性地进入或者自动补位。因此,发挥市场与社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必须与基层党的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联系在一起考量。具体而言,首先,国家要逐步引导、鼓励市场主体逐步介入社区建设,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奖励、税收减免或借贷优惠等措施,将市场主体引导到参与社区公共物品或服务项目的建设上来,还要通过政治吸纳、荣誉授予、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与完善等办法,逐步实现对市场主体的政治社会化。其次,要加强和引导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与开展活动,并予以各种必要的支持和业务上的培训,使其活动逐步实现与社区公共需要相对接。再次,还要加强社区志愿者组织建设。百步亭社区建设经验表明,社区志愿者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组织,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

我国仍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转型时期,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与调整,还没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尤其是政府或者缺位、或者越位、或者错位,市场与社区依存度不高,社区主体意识不强等情况仍然较为普遍。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主体支撑上看,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缺一不可,只有三者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互补共进的关系格局,实现社区善治才有可能。可见,实现社区善治,就是要根据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定性,从整体上探索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新格局和新机制,创新国家介入社区的内容与方式,整合市场与社会的内在张力与价值向度,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积极作用,克服各自的不足与缺陷,最终形成它们的正相关性和良性互动。


[1]刘小钧,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艳国,男,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城乡基层治理。

[2]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湖北省委组织部、武汉市委组织部联合调研组:《以党的建设引领文明和谐社区建设——关于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党建工作的调查》,《光明日报》2012年8月21日。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4]张艳国、胡盛仪、李广平:《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中的百步亭发展之路——武汉市百步亭花园社区调查》,《江汉论坛》2010年第6期。

[5]全哲洙:《坚持党的领导 确保“两个健康”——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纪念建党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工商时报》2011年6月27日。

[6]崔静:《“做有良心的企业家”》,《湖北日报》2011年12月1日。

[7]王晴、张继涛:《“义利”茅永红 人民大会堂赢得四次掌声》,《长江商报》2011年12月3日。

[8]同上。

[9]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百步亭社区党建工作法》(鄂省图内字〔2011〕第043号),第208页。

[10]张艳国、刘小钧:《我国社区建设的困境与出路》,《新华文摘》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