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崇儒的整体社会政治氛围
（一）王维之出身
王维，字摩诘，唐武后长安元年（701）生，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卒，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诸朝。关于王维的籍贯和仕历，《旧唐书·王维传》曰：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服阕，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2]
《新唐书·王维传》曰：
王维字摩诘，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开元初，擢进士，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张九龄执政，擢右拾遗。历监察御史。母丧，毁几不生。服除，累迁给事中。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瘖。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禄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园诸工合乐，诸工皆泣，维闻悲甚，赋诗悼痛。贼平，皆下狱。或以诗闻行在，时缙位已显，请削官赎维罪，肃宗亦自怜之，下迁太子中允。久之，迁中庶子，三迁尚书右丞。[3]
王维有弟王缙，《旧唐书·王缙传》曰：“王缙字夏卿，河中人也。”[4]《新唐书·王缙传》曰：“王缙，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后客河中。”[5]张清华研究员《王维年谱》据唐宰相世系，曰：“王维，字摩诘，官终尚书右丞，祖居太原祁县，后徙家于蒲（今山西永济县），生于祁。遂称河东王氏。”[6]陈铁民教授作《王维年谱》，考诸唐代山西地域名称变化，认为“太原祁应是王维的祖籍”[7]。至于王维的宗族整体状态，日本学者入谷仙介先生指出：“总之这一家族除了产生过一位天才诗人外，和中国封建社会无数压抑在贵族之下，辗转于乡县的小官僚出身的士族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他们所属的士族阶层当时正在逐渐抬头。”[8]
唐开元（713—741）、天宝（742—755）年间，正是唐代鼎盛时期，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结束，前后八年，此间王维有过短暂的乱离生活，其后复归于平静。
《旧唐书·王维传》载：“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9]自此王维之官宦生涯徐徐展开，直至殁于肃宗上元二年。此间四十年王维周旋朝野、新翰迭出，深得世人称羡。关于王维盛唐时代文坛的地位，唐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曰：
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旰朝之后，乙夜将观。石室所藏，殁而不朽。柏梁之会，今也则亡，乃眷棣华，克成编录。声猷益茂，叹息良深。[10]
唐代宗盛誉王维之文坛宗师地位，对其秉性、行止、风格、专长极尽褒扬，对“时论”即当时主流舆论对王维的美誉深为认同，认为王维之辞章秉承《诗经》意蕴，乃是庙堂雅章，并深表在王维以后宫廷雅集顿失光彩的遗恨。
王维文坛地位的形成，与其天资聪颖、才学绝伦自然相关。但纵观盛唐时代，此类天生聪慧绝伦的人物犹如过江之鲫，唯独王维领此殊荣，这就与王维精神世界的安详平和，文章辞令中正醇和紧密相关。清代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曰：
右丞崛起开元、天宝之间，才华炳焕，笼罩一时；而又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故其为诗，真趣洋溢，脱弃凡近，丽而不失之浮，乐而不流于荡。即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11]
赵殿成认为王维辞章“浑厚大雅，怨尤不露”，契合孔子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古诗之教，此非儒家学说铭刻于中而不能行。品评人物将政治倾向与艺术价值并举，是为唐代宗“九五之尊”的位势所决定，颇有总览全局的功用，且其褒奖之辞即隐含弘扬意旨，必然为时人竞相模仿。可以设想的是，若普天下九州之间的文士，均做得到代宗所谓“抗行周雅”、持论中正、调六气而正五音，社会稳定、天下太平的世界岂不成就于弦歌之间。这也正是朝野上下的共同意愿，并在长久的古代社会所推行的文艺政策。
（二）唐代科举制度与儒学之兴盛
王维之所以声名隆赫于朝野，上文论述了与其持论中正，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密不可分。其儒家根基与底色的形成，又与隋、唐社会政治生态直接相关联。经历南北朝时期的战乱，隋、唐社会制度的限制，世族、门阀制度衰微，随之科举体制确立和兴盛，在此条件下，士人意欲仕进必然主要经过科考途径，王维自然也不例外。《新唐书·选举志》曰：
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12]
就盛唐科考之名目与途径而言，儒家经典成为仕进之首选。王维仕途之通顺与研习儒家经典必然极其相关，其谋求宦达之迫切愿望与所采用之方式与谋略，无一不是受典型之儒家进取思维所驱使。《新唐书·选举志》曰：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13]
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榖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14]
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15]
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16]
上述科考书目，儒学经典占据绝对优势。王维出身下层官僚，“父处廉，终汾州司马”[17]。王维之儒家经典的研习，固然与整体社会政治生态和主流意识的需要相关联，更是作为宗族与个人发展之必需，除此并无他途可以仕进。
《旧唐书·太宗本纪》评唐太宗为“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18]，现存唐太宗贞观年间即有四道求才诏书颁行全国，贞观十一年四月颁《采访孝悌儒术等诏》谓求贤良才能须至于“庶岩穴靡遗，俊乂可致，务尽搜扬之道，称朕意焉”[19]。贞观十五年颁《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曰：“庶独往之夫，不遗于板筑；藏器之才，方升于廊庙。务得奇伟，称朕意焉。”[20]另有贞观十八年二月颁《荐举贤能诏》[21]，贞观二十一年六月颁《搜访才能诏》[22]，主旨大致相类。可见太宗之求才若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言不虚。
唐代至武后执政，愈加重视科考，并颁行律令使科考得以制度化。《通典·选举三》曰：
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曰：“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百于年闲，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爟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徵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无良者或有焉。”[23]
贞观年间共举进士二百零五人。武则天首创殿试，天子亲临面选人才。首开“南选”，为南方边陲人才的选拔创造条件，体现出雍容博大的国家整体意识。王维曾“知南选”，成为其官宦生涯中重要转折点。武后创行官员试用制度，用以确保官员行政效率和便于督察。一系列拔擢人才措施的有效施行，武后一朝选用进士千余人。
唐代科举制度的推行，在武后时代得到推广和完善，并与用人制度紧密结合，进一步导致了士族门阀体制的彻底崩溃和人才良性循环状态的形成。武则天用人不注重门第谱牒，不问恩荫，高度重视政治才能，使得精研儒家经典和前代以儒家为主的治国理念与方略成为仕进的必由之径。由于特别瞩意从科举出身者中间选拔高级官吏，凭科举出身而擢升高级官吏者甚众。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士人参加科举的积极性，更刺激了普通下层民众研习经典、以图仕进的热情。这就是沈既济所说的求学进取“浸已成风”。开元、天宝年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24]的社会风气，即始于武则天时期。
上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及由科举制度所代表的行之有效的文化普及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唐代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开天盛世”之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举制度唯重才学，实现了社会底层要求平等的政治理想，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更新了统治群体，底层人民诉求直达中枢，政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5]成为可能。因常备新人可用，避免了高官职业倦怠，也制约了权贵门阀，帝王安枕，百姓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