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始皇、秦末的“荆新地”与“故荆”

始皇即位之初，秦于关东已设秦郡，大体如下所述：

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100]

前论秦孝公崛起时与楚、魏为邻，多在南侧、北端两个方向征伐、开拓。至秦武王“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秦复注意向韩、两周所在中路方向深入。伴随与楚、魏攻战及设郡，至始皇即位前，秦在中路也取得初步成功：吞灭二周，“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101]。《秦始皇本纪》这里之所以按“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的顺序，分三段记述，缘由或在于此。

秦始皇即位时已设郡与统一战争中所设新郡，大体可以划分为前、后两类。就秦在楚国一侧而言，自前278年白起拔郢，设立南郡，到前223年王翦灭楚之前，秦、楚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争。^[102]那么，南郡的统治特征及与楚地后置秦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秦始皇在令丞相、御史大夫等大臣确定“帝号”时，曾对攻灭关东六国缘由，有所解释。其中提到：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103]

秦曾索“青阳以西”之地，楚未割地而发兵攻秦。秦称此事作“击我南郡”。楚郢故都所在未如“青阳以西”使用地理性称谓，而以郡称指代，反映秦在统治多年后，早已将其视为本土之一部。睡虎地秦简《编年纪》有“（始皇）十九年，□□□□南郡备敬（警）”（二六二）。^[104]楚在这一时期曾威胁南郡。睡虎地秦简又有著名的《语书》：

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殹（也），而长邪避（僻）淫失（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歫）于罪。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殹（也），而养匿邪避（僻）之民。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一至六^[105]）

整理小组提到，南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各县、道这篇文告时，“秦在南郡地方已统治了半个世纪，但当地的楚人势力还有很大影响”^[106]。以往讨论受其影响，也多从“秦法—楚俗”的角度论述。然而从时空层面，有两点需要注意。文告制作、颁布所在地南郡，实为始皇以前即已设置的早期秦郡。相对“其基调反映了秦统一六国实行集权统治的强烈意志，为此，要彻底清除各地在原有价值体系上存在的风俗习惯，全面施行秦的法律”^[107]，这里更主要体现了早期秦郡的统治状况。“廿年”为始皇二十年，即《编年纪》记“南郡备敬（警）”的第二年。南郡守腾发布文告，实际正处楚攻秦地的军事战争时期。秦、楚边境弭兵多年后，如今再起战事，在此紧张局势下的官方文告，必然严肃纪律，特予告诫，措辞选择与语气程度上，不同以往。所谓“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需纳入上述时空背景下重新理解与把握。南郡作为郢都故地，固然存在秦法、楚俗上的一些冲突，但与秦后来所取“荆新地”相比较，有关情形似不宜估计过高。^[108]

新公布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之《尸等捕盗疑购案》提到：

廿（二十）五年五月丁亥朔壬寅，州陵守绾、丞越敢（谳）之：廼二月甲戌，走马达告曰：……·治等曰：秦人，邦亡荆；阆等曰：荆邦人，皆居京州相与亡，来入秦地，欲归羛（义）。行到州陵界中。（33正、34正^[109]）

州陵，南郡属县，下有言“南郡叚（假）守贾报州陵守绾、丞越”（40正）。“廼二月甲戌”，“廼”，同于古书“乃者”，训为“往”。^[110]此指始皇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111]按秦自始皇二十三年复召王翦击楚，虏楚王；二十四年破反于淮南之昌平君、项燕军；二十五年秦灭燕、代后，复定楚江南地，置会稽郡。^[112]此案件发生时间楚国已基本灭亡，领土为秦所并。虽然“京州”一地目前尚难确定，但“秦人，邦亡荆；阆等曰：荆邦人，皆居京州相与亡，来入秦地，欲归羛（义）。行到州陵界中”的表述中，南郡为“秦地”，所居为“秦人”，大体是明确的。

与南郡相对，始皇时代所立郡县称“新地”，新占楚地称“荆新地”“故荆”，官吏称“新地吏”“新地守”，民众称“新黔首”。^[113]如蔡万进所言，“所取荆新地”，“应指秦攻取楚之‘陈以南至平舆’、‘淮南’、‘荆江南地’等地，是相对于前278年秦‘越宛有郢’置南郡的楚地而言的。”^[114]岳麓秦简见有：

绾请许而令郡有罪罚当戍者，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川、颍川署江胡郡；南阳、河内署九江郡……（0706）

……泰原署四川郡；东郡、参川、颍川署江胡郡，南阳。（0194）

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内臣）邦道当戍东故徼者，戍衡山郡。（0383^[115]）

五月甲辰州陵守绾、丞越、史获论令癸、琐等各赎黥。癸、行戍衡山郡各三岁，以当灋（法）；先备赎。（1221^[116]）

“罚戍”，因罪戍边。秦代对“罚戍”戍边，有统筹性规划。“罚戍”具体往何郡戍守，依原籍所在郡，均有明确规定。此为以往所未知，反映秦代在戍卒管理上已建立起较详密的制度。秦统一后，作为东南边郡的南郡转为内郡，以往“戍东故徼者”，后“戍衡山郡”，即由昭襄王所据楚地，行戍“荆新地”。

“荆新地”“故荆”在“新黔首”的民众构成、“新地吏”、“新地守”的官吏身份上，具有自身特征。秦惠文王至秦昭襄王时，史迁记秦与三晋及楚交战，多有“取其地而出其人”，“民地并取而迁入秦人”^[117]。而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则很少提及相关情形。秦一统后，为便于更好控制，与以往向关东迁徙秦民相反，更多如“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一类，将关东民众向关中调动。整个帝国的移民方向，还包括北逐匈奴、南取百越后新开拓的地区，“荆新地”“故荆”虽如睡虎地秦墓M4所出6号木牍“闻新地城多空不实者，且令故民有为不如令者实……”也有令故民前往的。不过，据书信结尾“新地人盗，衷唯毋方行新地，急急急”来看，^[118]强制性不及之前，民众且多力图避免。岳麓秦简涉及“新黔首”部分律文，特别禁止对“‘新黔首’的巧取豪夺”，反映帝国对新占领地民众在管理上的一些特征。^[119]又据岳麓秦简对“新地吏”的相关规定，新地吏主要有两种来源：病免有瘳，谪过废免。作为非正常去职“故吏”，而前往“新地远犫”任职。^[120]

以“新地吏”治理“新黔首”所在“新地”，与能力更强之秦吏治理多有秦民之“故地”，二者在具体统治模式与管理效果上，都会呈现一定的差异。秦朝末年，不仅“亡秦必楚”的暴动实际主要出现于“荆新地”，而且稍后形成的六国反秦局面，实际也主要发生在始皇所取“新地”的区域范围。汉并天下，改行郡国并行之制。^[121]除景帝子临江王刘荣曾以南郡为封外，^[122]西汉基本是以南郡作为郡、国分界之一。分封在荆楚故地的诸侯国，主要集中在南郡以东、以南地区。^[123]淮南王刘安时，伍被有“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的设想^[124]。“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揭示了当时南郡在军事交通上的重要地位。西汉中央政府在南郡的有效统治，对于汉帝国的巩固，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们讨论这些情形的发生，却不宜忽视秦据汉水与南郡之置的历史背景。

图1
资料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6页。

图2
资料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西汉·东汉时期》，第11—12页。

附记：本文于2014年10月曾提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中国襄阳·汉水文化论坛”。文章修改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凌文超、曾磊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琴载元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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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14ZDB028）的阶段性成果。

[2]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85页。

[3]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2页。《正义》云“楚北及魏西与秦相接，北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也。魏西界与秦相接，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长城以界秦境”。中华本应取此义句读。需指出，战国魏御秦而筑长城，主要分布于“自郑滨洛”。按魏设西河（河西）郡，“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的地区”（杨宽：《战国史》附录一《战国郡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7页），即在“自郑滨洛”一带。故长城当围绕而筑于此郡西侧。魏又设上郡，在西河郡北，辖境虽较秦统一所置上郡为小，仍“相当于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杨宽：《战国史》附录一《战国郡表》，第677页），魏长城似未延伸至此。这里联系下句“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表述上的前后对应特征，或可断作“魏筑长城自郑滨洛（西河），以北有上郡”。

[4] 关于秦上郡设置年代，学界有不同意见。谭其骧、马非百、李晓杰主秦惠文君十年（前328）说（谭其骧：《秦郡新考》，《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12月，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马非百：《秦集史·郡县志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78页；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之《先秦卷》第九章，李晓杰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445页）。董珊主秦惠文王改元前后说（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六章《秦国题铭》第三节“上郡”，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2年，第225页）。杨宽据《水经·河水注》主秦昭襄王三年（前304）说（杨宽：《战国史》附录一《战国郡表》，第680页）。今参据秦惠文王五年以来上郡兵器题铭，董说或较可取。

[5]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3页。《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作“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第2232页。相关文句辨析，参见孙闻博《秦汉县乡聚落形态考论》，《国学研究》第2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232页。又，先秦秦汉“四”字多有积四横划写法，作“”，与“三”形近易混。清人王引之、段玉裁、俞樾以下多有论及，参见辛德勇《〈汉书〉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说订讹》，《文史》2009年第4辑，收入《纵心所欲——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155页。按“三”难为“”，而：“”易为“三”。史迁所撰《本记》史料又多较《列传》可信。此处相对《表》《传》，似当取《秦本纪》所载。

[6] 秦及汉初郡级行政组织的相关问题，参见孙闻博《两汉的郡兵调动：以“郡国”、“州郡”的行政变化为背景》，《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

[7] 谭其骧：《关于秦郡和两汉州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郡”条，谭其骧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2版缩印本，第510—511页。学术梳理及最新探讨，又参见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第1、2辑，修订稿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2页。

[8] 参见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六章《秦国题铭》第三节“上郡”，第225—235页。

[9]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第316页）

[10]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03、722、2232页。

[11]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2页。

[12] 同上。

[13]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23页。“固阳”见同书卷四四《魏世家》：“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正义》云：“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第1845页）。

[14]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04、2233页。

[15] 《正义》云：“於、商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古於邑也。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国。案：十五邑近此〔二〕邑”（第2233页）。相关地理考释，又可参见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之《先秦卷》第六章，李晓杰撰，第364页。王子今等先生早年更做过实地的考古学踏查，参见王子今、焦南峰、周苏平《陕西丹凤商邑遗址》，《考古》1989年第7期。所获取的重要收获与认识，曾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1984年，在陕西丹凤西3公里的古城村进行调查，证实是战国至汉代的遗址。这里发现的鹿纹半瓦当，花纹类似雍城的圆瓦当，几种云纹圆瓦当则近于咸阳的出土品。有花纹的空心砖、铺地方砖，也同咸阳的相似。一件残瓦当有篆书‘商’字，说明当地就是商鞅所封商邑。这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发现。”（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三十章“新发现和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16] 王子今、焦南峰：《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王子今：《丹江通道与早期楚文化清华简〈楚居〉札记》，“经学与诗史系列研讨会——‘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会议论文，香港，2011年11月；王子今：《“武候”瓦当与战国秦汉武关道交通》，《文博》2013年第6期。

[17] 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四《陕西三》：“（商）州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武关巨防，一举足而轻重分焉矣”（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93页）。

[18] 相关梳理参见王子今《“武候”瓦当与战国秦汉武关道交通》，《文博》2013年第6期。

[19] 王子今：《“武候”瓦当与战国秦汉武关道交通》，《文博》2013年第6期。

[20] 王子今、焦南峰、周苏平：《陕西丹凤商邑遗址》。

[21]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5、2237页。

[22]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23页。

[23]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2页。

[24] 《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325页。

[25]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3页。

[26] 《战国策·秦策一》并有“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的说法。（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页）

[27]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0页。

[28]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7页。

[29]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3页。《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作“秦欲伐齐，齐楚从亲，于是张仪往相楚”，第2287页。

[30] 李开元引《诅楚文》“十八世之诅盟”，指出“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正是《诅楚文》所说的十八世。秦楚两国绊以婚姻、申以诅盟的联姻结盟关系，经历了十八世，延续了三百年，可以说源远流长”。参见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8—201页。

[31]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4页。

[32]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7页。

[33] 《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第2288、2291页。

[34] 《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第2307—2308、2311页。

[35] 《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第2483页。

[36] 秦汉中郡在楚汉中郡基础上，又加部分原巴蜀之地而设置，应有今陕西省秦岭以南，湖北省郧县、保康以西，大巴山以北地区。所谓“北界辨见内史，又东北今郧、郧西、白河诸县之地”；谭其骧：《秦郡界址考》，收入《长水集》，第13—14页；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之《先秦卷》第七、九章，李晓杰撰，第415、448页。

[37] 罗开玉：《秦在巴蜀地区的民族政策试析——从云梦秦简中得到的启示》，《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孙华：《巴蜀为郡考》，《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2期；冯一下：《战国后期至秦朝四川地区民族融合的基本趋势》，《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王子今：《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上编“八巴蜀文化及其与关中文化的特殊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78页。

[38]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697页。《史记》卷五《秦本纪》：“（厉共公）二十五年，智开与邑人来奔。”《集解》引徐广曰“一本二十六年城南郑也”（第199页）。

[39]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第199、700页。

[40] 《史记》卷五《秦本纪》作“（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郑”（第200页），同书卷一五《六国年表》则作“蜀取我南郑”（第713页）。相关问题的学术梳理与评议，参见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之《先秦卷》第六章“南郑”条，李晓杰撰，第367页。

[41]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4页。此事又见同书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第2484页）

[42]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25页。

[43] 同上书，第1724—1725页。

[44]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10、2323页。

[45]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0页。此事又见《史记》卷四〇《楚世家》、卷一五《六国年表》，第1727、735页。

[46]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35页。此事又见《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41—742页。

[47] 相关考述及《史记》卷五《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条的辨析，参看杨宽《战国史》附录一（六），第681页；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之《先秦卷》第六章、第九章，李晓杰撰，第353、369—370、451页。

[48] 《史记》卷五《秦本纪》云“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第209页）；同书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范雎语秦昭王，又有“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贤焉而死，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夏育之勇焉而死”的表述（第2407页）。

[49] 《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第2310页。

[50] 《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第2331页。

[51]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第210、736、2310页。

[52] 马非百：《秦集史》，第181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卷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8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9页；林剑鸣：《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21页。

[53] 《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330页。

[54] 梁云：《秦戈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2期，第56—57页。按“沙羡”，原作“□义”，今据石继承意见改。石继承：《加拿大苏氏藏秦戈铭文补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5期。

[55] 相关论述参见孙闻博《爵、官转移与文武分职：秦国相、将的出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三十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63页。

[56]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0页。

[57] 《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第2325页）相关又可参见马雍《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24页；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191页。

[58] 《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卷五《秦本纪》，第2325、2331、212页。

[59]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第212、738页。

[60] 《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第212、739页。

[61]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2页。

[62] 马非百：《秦集史·人物传四之二》，第233—234页。

[63] 《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九，第74页）

[6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6页；《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页。

[65]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75、776页。

[66] 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373页；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

[67] 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第366页；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第89页。

[68] 参见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之《先秦卷》第九章，李晓杰撰，第449页。

[69] 关于魏自安邑徙大梁时间，有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40）与魏惠王九年（前361）说。参见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之《先秦卷》第五章“安邑、垣（王垣）”条、“大梁”条，李晓杰撰，第339、340页。

[70] 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文物》1975年第6期；《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称钱衡、告地策与历史地理问题》，《考古》1977年第1期。均收入《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87—188、207—212页。楚国此都在汉江陵县北十里纪南城，旧名或作“疆郢”、“南郢”。相关问题及南郡郡治变动，又可参见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178—185页。

[71]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三〇，第1127页。此又见于《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第2272页）。

[72] 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三〇，第1710—1711页；刘信芳：《释五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卞鸿翔：《“洞庭五渚江南”考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处编：《古籍论丛》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250页。

[73] 《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72页。

[74]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三〇、卷三，第1131、89页。

[75] 按“五渚”如在汉水入江或洞庭，此既言蜀地至郢需“五日”，由汉入江，则不当仅有“四日”，而是明显会超过“五日”的。这一表述或有夸大之处，《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云：“秦西有巴蜀，大船积栗，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第2290页）。不过，“五日”“四日”作为比较之用，仍有参考价值。《战国策》此章除“正告楚”，尚有“正告韩”“正告魏”等部分，威胁攻打之地皆为一国要害重地、都邑名城。相对洞庭、汉水入江处，恫吓之辞言及汉水一线，似应涉及邓、鄢、鄀、邔、蓝田会聚的襄阳地区。而由宛而南，本来也应首先指向这里。所言转而提到随县，则宛城正南的襄阳地区，似应有所交代。又，战国称城邑有用“都”。如前引赵良言商鞅“则何不归（商於）十五都”；陈轸说楚怀王“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故“五渚”“五都”指鄢、邓襄阳地区的可能性，仍需思考。

[76]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8页。

[77] 同上书，第209页。

[78] 章巽：《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3卷1、2期，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6—600页。

[79]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第一章“秦汉交通道路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6页。

[80]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第二章第四节《出土遗物》，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198—199页，彩版四〇；张春龙、龙京沙：《里耶秦简三枚地名里程木牍略析》，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274页。

[81] 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第177—279页；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性质和拟名问题》，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8页；蒋文：《岳麓秦〈三十年质日〉地理初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4月5日。

[82]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2页。

[8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释文第4页。

[8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8页。

[85] 《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记张仪说楚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语（第2290页）。

[86]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30页。

[87] 相对在楚地顺利设立汉中郡、南郡，秦在邻近韩、魏之楚“北地”设郡则遭遇复杂局面，并不顺利。晚至秦昭襄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阳以和。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3页）。

[88] 《史记》卷五《秦本纪》记“（秦昭襄王）十五年……攻楚，取宛”（第212页）。然学者结合其他文献，多倾向宛取自韩，或此地分属韩、楚。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8页注9；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之《先秦卷》第六章“宛”条，李晓杰撰，第375页；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26页。

[8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8页。

[90]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作“秦击我，与秦汉北及上庸地”，第741—742页。

[91]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作“秦拔鄢、西陵”，第742页。

[92]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3页。又见《史记》卷四〇《楚世家》、卷一五《六国年表》，第1735、742页。

[93]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3页。又见《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35页。

[94] 《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第2331页。

[95]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3页。

[96]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35页。《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作“秦所拔我江旁反秦”，第742页。

[97] 贺刚：《楚黔中地及其晚期墓葬的初步考察》，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301页；赵炳清：《秦代无长沙、黔中二郡略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宋少华：《湖南秦墓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212页。

[98]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99] 蔡万进：《秦“所取荆新地”与苍梧郡设置》，《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韩]琴载元：《秦洞庭、苍梧郡的设置年代与政区演变》，《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00]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3页。

[101]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9页。

[102] 有关秦始皇时期灭楚战争的学术梳理及最新研究，参见辛德勇《云梦睡虎地秦人简牍与李信、王翦南灭荆楚的地理进程》，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5辑，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190—258页。

[10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5页。《集解》引《汉书·邹阳传》曰：“越水长沙，还舟青阳。”张晏曰：“青阳，地名。”苏林曰：“青阳，长沙县是也。”（第236页）

[104] 相关分析又参见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9页。

[10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13页。

[10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13页“说明”。相关考述又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第30—37页。

[107] [日]工藤元男著：《云梦秦简〈日书〉所见法与习俗》，莫枯译，《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此又有译作：“要是这样将《语书》的内容和‘南郡备警’的记事分开探讨的话，可见《语书》的基调正是秦走向统一六国，追求一元化统治的坚强意志。为此基层社会原有的习俗被否定，再三督促秦法的彻底化。”（[日]工藤元男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日]广濑薰雄、曹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1页）

[108] 相关探讨又参见刘海年《云梦秦简〈语书〉探析——秦始皇时期颁行的一个地方性的法规》，《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6期；[韩]琴載元《秦“楚地”形勢南郡》，《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31輯，2014年版，第167—215页；[韩]琴载元《反秦战争时期南郡地区的政治动态与文化特征——再论“亡秦必楚”形势的具体层面》，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简牍博物馆编《简牍学研究》第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140页。

[109]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114页。

[110] 刘乐贤：《秦汉文献中的“廼”与“乃者”》，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209页。

[111]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117页注2。

[11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4页。

[113] 蔡万进：《里耶秦简研读三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蔡万进：《秦“所取荆新地”与苍梧郡设置》；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韩]琴載元：《秦‘楚地’形勢南郡》；[韩]琴载元：《反秦战争时期南郡地区的政治动态与文化特征——再论“亡秦必楚”形势的具体层面》。

[114] 蔡万进：《秦“所取荆新地”与苍梧郡设置》。

[115] 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

[116]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99页。

[117] 史料梳理及分析参见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

[118] 简文参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编《云梦睡虎地秦墓》第二章“随葬器物”，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6页；又见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119] 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

[120] 相关参见孙闻博《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文帝”条就晁错徙民实边策云“后世之吏于边者，非赢贫无援之乙科，则有过迁补之茸吏；未有能入而为台谏郎官者，未有擢而为监司郡守者”（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页）。按此种情形，秦代已如此。

[121] 郡国并行的意义及变化，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一章第三节，第66—106页。

[122] 《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荣最长，死亡后，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第2095页）。又见《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第2413页。

[123] 相关形势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210页。秦及汉初南郡辖县变动的最新探讨，又参见邓玮光《简牍所见西汉前期南郡属县（侯国）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庄小霞《〈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洞庭郡、南郡属县考》，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63页。

[124]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