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於之地与秦取汉中

秦孝公时，商鞅变法，三年（前359），商鞅被任为左庶长；十年（前352），更为大良造。^[10]他除在国内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改革外，还亲自领兵，对外作战，主要进攻“楚、魏与秦接界”之魏。商鞅曾明确谈到相关考虑：“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11]十年，商鞅“将兵围魏安邑，降之”^[12]，十一年（前351），“卫鞅围固阳，降之”^[13]，“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且因伐魏之功，“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14]。至于这一时期秦在东南方向与楚之联系，则常为人忽略。实际上，秦、魏主线之外，秦、楚关系作为一条暗线，同样值得关注。

商鞅所立军功，多来自攻取魏地。然“於、商十五邑”之封地，则在今陕西商洛市东南的丹凤县附近，濒临汉水的重要支流丹水。^[15]由商於沿丹水行进，不仅上溯西北为峣关，而且更重要的，东南即是武关。武关与函谷关、萧关、大散关并为“秦之四塞”，是据有关中形胜的秦国在东南方向最为重要的关隘。^[16]战国时期的秦、楚战争往往与武关道密切相连。^[17]而武关的具体位置，王子今指出：依以往学者多有参据的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示，战国武关“在今陕西和河南两省交界处丹江之北”，即今陕西商南东南；秦代武关在商南正南丹江北岸，较战国时期位置西移；西汉武关向西略有偏移；东汉武关则更向西移动，然而仍在丹江北岸；至唐代，武关位置被标记在今丹凤与商南之间的武关河上，即今丹凤武关镇，亦曾称武关街、武关村所在。^[18]然而，王子今结合“武侯”瓦当所做最新研究，“可以证实丹凤武关镇历代看作武关城的遗址，就是汉代武关的确定位置。这里也很可能是战国设置武关以来长期沿用的伺望守备的地点”^[19]。这一认识非常重要。它说明：战国秦汉武关实际位于以往确定的唐代武关所在。它并非南濒丹水，而是更为偏向西北，在今陕西丹凤—商南一线，临近今丹凤市。联系王子今等人早年考察，商邑在丹凤西3公里古城村，所发现丹凤古城岭遗址属商邑遗址，^[20]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呈现出来：商於与武关之关系，实际较以往理解要紧密得多。换言之，商於紧邻武关，乃秦东南边境上控扼武关的战略要地。

商於富庶盛兵。赵良言商鞅，有“则何不归十五都”，“君尚将贪商於之富”语。秦惠文君即位，商鞅被告谋反而亡走未成时，又有“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的选择与行动。^[21]而据《六国年表》，早在孝公十一年商鞅攻魏固阳时，秦在邻楚一线已有所行动，尝试经营：“城商塞。”^[22]按秦常有将重要封君之食邑，选赐在新夺取要地的习惯。如稍后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大良造白起“攻楚，取宛”，十六年，“封公子巿宛，公子悝邓，魏冉陶，为诸侯”，二十一年，“泾阳君封宛”^[23]，“明年，……乃封魏冉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24]。秦昭襄王时，张仪欺楚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曾“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25]。这显示商於原属楚地，后入于秦。而作为孝公时代权臣之首的商鞅，^[26]其封邑被择选在此，显示秦当时在东南邻楚一线，沿丹水积极进取的态势。《楚世家》提到一则未见它处的记载：

（楚宣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27]

对于理解当时的形势，或有帮助。

秦惠文君即位后，延续孝公后期战略，继续进攻魏地。前论秦之首郡上郡，即设置于这一时期。张仪在此阶段，曾数任秦相，广行灵活外交，为秦争取利益。《秦本纪》记惠文王十二年（前313），在秦与三晋连年交兵的情况下，张仪离秦赴楚：“张仪相楚”，^[28]反映出秦对外战略的微妙变化。《楚世家》记此事作“（楚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29]。而从张仪随后成功破坏楚、齐联盟，又欺楚而无意交付商於之地来看，秦当时已有与楚一战的打算。“（楚王）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秦、楚在进入战国后的首次大规模正面战争，由此上演。^[30]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12）春，秦自商、於出武关道，与楚在丹水北岸丹阳地区发生大战。楚战败后，复攻入武关，与秦大战于蓝田：

（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31]

（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32]

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匄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大战，楚大败，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

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圭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兵袭秦，战于蓝田。^[33]

明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

王见而说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34]

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35]

上述即历史上著名的“丹阳之战”与“蓝田之战”。相对楚怀王在“蓝田之战”中，攻入武关，深入秦境，以图雪耻；秦军在最初赢得“丹阳之战”时，本可有两个乘胜攻击选择：一、向东进攻楚方城所在的南阳地区；二、沿汉水而下，攻取邓、鄢等襄阳地区。楚军当时损失惨重，所谓“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楚人不胜，列侯执圭死者七十余人”。庶长魏章、樗里疾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率秦军乘胜深入，而选择了由丹阳向南、进而向西迂回的路线，进入汉中，略定汉中地。与秦置上郡相呼应，秦在楚地也成功设郡。^[36]汉中与秦惠文王九年（前316）以来所取的巴、蜀，^[37]由此连成一片。汉中郡之置，反映了秦力图控扼汉水上游的意图，并初步建立起对以江汉平原为重心的楚国的战略优势。

关于战国秦汉中郡，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秦对汉中郡治南郑的夺取与经营，要早于汉中郡设置。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有“左庶长城南郑”事。^[38]“躁公二年（前441），南郑反。”^[39]此地后为秦蜀反复争夺。^[40]这反映秦除循丹水一线向东南进取外，对汉水源头的沔水区域，也非常重视。二是秦置汉中郡早期，东部边界并不稳定。白起攻破鄢郢之前，秦对该地的统治主要集中在汉中郡中西部。按秦置汉中郡次年，“（楚怀王）十八年（前311），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41]。“汉中之半”，应即靳尚语怀王宠妃郑袖“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42]。楚后因怀王索求张仪抵罪，当时未能收回上庸。^[43]秦武王即位，致力于东向伐韩，攻取宜阳。秦的对外战略重心一度转回三晋。秦昭襄王即位初年，发生严重统治危机，^[44]对外曾特别注意修复与楚之关系：“三年（前304），王冠。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45]秦再次考虑放弃汉中郡东部地区。至昭襄王二十七年（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46]。时隔二十四年之后，秦才又重新控制汉水流域的这一地区。^[47]

即便如此，秦对汉中郡的经营，其实非常重视。任鄙是武王以来秦国最有名的武人之一，以强力著称。^[48]秦人评价甚高，时谚所谓“力则任鄙，智则樗里”^[49]。史迁《白起王翦列传》自开篇以下详叙白起领兵征伐诸事，然在“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下，“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上，记：

是岁（十三年），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50]

这里对魏冉推举任鄙一事特予交代，从一侧面反映出汉中守御对秦的意义。魏冉数为秦相。按相邦樗里疾卒于昭王七年（前300），^[51]《六国年表》记是年“魏冉为相”，多有学者赞同，^[52]有魏冉五次相秦说。但《史记索隐》述赞明确说“四登相位，再列封疆”^[53]。四言体述赞为唐人司马贞反复斟酌所作，当有所据。“七年丞相奂殳造咸□（阳）工帀（师）工游\\公（内正）沙羡（内背）”戈铭，^[54]在揭示奂、殳任左右丞相外，反映魏冉当时可能未任相邦。因为秦国京师地区兵器多由最高官员督造。^[55]“十二年，楼缓免，穰侯魏冄为相”，^[56]或是其首次任相。按白起功业，与魏冉主政关系密切，是后者推举信任的结果。^[57]《穰侯列传》虽言“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但本传、《秦本纪》记白起活动，均始自昭王十三年。^[58]而我们注意到，《秦本纪》《六国年表》在记录秦国对外纷繁战争时，在十三年条下又同时特记：“任鄙为汉中守。”^[59]这一略显突兀的记录，同样意味深长。魏冉为相之始，实际举用了两位重要武将——白起、任鄙。白起主要负责对三晋的战事，主攻；任鄙则具体负责对楚的防御，主守。这与魏冉主政初期攻晋备楚的战略，息息相关。因此，对汉中郡守任职看似突兀的“插叙”，实际不可或缺。它们显示了秦国当时在防御楚国时，汉中郡所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而《秦本纪》、《六国年表》在昭襄王十九年（前288），又特别交代“任鄙卒”。^[60]除了人物著名之外，汉中备守的重要，显然是重要原因。任鄙在去世前长达六年时间里一直被委任此职，并且在他去世次年就有秦王巡行的发生：“二十年，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61]也反映了这一情形。马非百曾指：“大抵当日奉国情形，每一执政当国时，必有其自己所最亲信之人为将。如魏冉为相，则任举白起为将；范雎为相，亦任举郑平安为将。而将相之进退，又往往相互为转移。故范雎既说王昭王罢穰侯，不久即杀白起。郑安平战败降敌，而范雎亦随之去位。张仪与魏章间之关系，殆亦金与同。”^[62]所论颇为精当。唯魏冉为相时，白起下似当补一任鄙。

汉中虽是秦取楚地所设首郡，但统治开展有效，与巴、蜀逐渐结合为一区域单元。^[63]秦末项羽分封天下，“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即以汉中郡郡治南郑作为王治选择。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上郡类似，汉中也逐渐成为广义“关中”的一部分。项羽封刘邦汉王，虽有“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的“阴谋”，“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迁也”的事实，但所谓“巴、蜀亦关中地也”的对外宣称与解释，^[64]仍应符合当时社会的观念。而汉中也在此范畴之内。《秦楚之际月表》称“羽倍约，分关中为四国”，下复云“分关中为汉”“分关中为雍”“分关中为塞”“分关中为翟”，^[65]即是体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记西汉初年关禁制度，出现扜关、郧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五关。王子今、刘华祝敏锐注意到上述五关与广义“关中”的关系，指出“通过五关位置的考察，可以认识当时区域地理学‘关中’概念的含义以及区分‘关中’、‘关外’的界限”，并提出了“大关中”这一重要概念。此概念下“‘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区”，亦即上述五关以西地区。^[66]其中，“所见‘郧关’，整理小组注释：‘郧关，《汉书·地理志》汉中郡长利县有郧关，在今湖北郧县东北。’《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郧关。……郧关，是项羽等以‘巴、蜀亦关中地也’，于是‘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的‘汉中’地方的东界。”^[67]这进一步显示：西汉初年的法律观念中，汉中郡仍然被视作“大关中”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