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文革”时期“文革记忆”书写研究的问题

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战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被建构为全人类的灾难记忆；作为历史劫难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过去三十余年，遗忘的荒漠与记忆的艰难却总在提醒我们：未来将会是怎样？当代作家李锐将“文革”视为中国人的奥斯维辛，[29]尽管“文革”与纳粹屠犹在各个层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们至少在两个维度上使东、西方不同的生存经验得以沟通：其一是集体无意识的幻想、狂热及其合力的无可遏制；其二是人类既有价值、秩序和规范的脆弱。正是如此，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文学问题才与西方人日益相似。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可沟通的部分，成为东、西方在同一起点上进行思想对话的基础”[30]。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评价。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否定“文革”，具体路径则是“向前看”。在《决议》起草阶段，邓小平指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31]。就这样，通过国家权力的政治手段干预，官方话语不仅对“文革”这场政治运动进行了历史性的定位，而且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人也对今后如何概括和阐释“文革”，以及概括和阐释的侧重点做出了方向性的指示。政治制度上对激进革命的告别并不代表社会各个层面对革命的彻底告别，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结束了，但“文革”中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惯性、革命化的修身方式等文化惯性却很难戛然而止。后“文革”时期，学界对“文革”问题的思考曾在政治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一度掀起热潮，然而随着社会言说空间的收紧和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犬儒主义与物质主义大行其道，再加上相关理论的匮乏，对“文革”的反思渐趋衰落。然而，任何一个有反省能力的社会，都应该不断地回到被历史的幽暗遮蔽的时间段里，正视那些尚未愈合的创面。

避开史料搜集和爬梳的困难，回避对“文革”运动本身进行研究的微妙处境，以文学的方式讲述“文革”，仍然是当下语境中我们记忆“文革”的主要方式。自“文革”后至今的三十余年里，跟“文革”相关的大量自传、报告文学、回忆录等纪实性作品出版，比较著名且引起广泛的关注的有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韦君宜的《思痛录》、邵燕祥的《沉船》、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陈凯歌的《少年凯歌》、老鬼的《血色黄昏》、徐友渔主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等。另外还有数量可观的或直接书写“文革”，或以“文革”为背景的虚构小说出版，且几乎涉及新时期以来的所有重要作家，如莫言、阎连科、王小波、王朔、铁凝、王安忆、叶兆言、苏童、迟子建、余华、韩东、毕飞宇、东西、梁晓声等。这些“文革”纪实文学作品和以“文革”为题材的虚构文学作品，共同形构着我们民族的“文革”集体记忆。

然而，在大量的作品面世的同时，就目前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研究来看，对“文革记忆”书写的专门性研究在总体上仍未走向理论的自觉。国内学界对“记忆”问题的关注相对比较晚，尽管西方记忆理论经典文献的译介[32]、与记忆相关的学术会议召开[33]、运用记忆理论分析中国的历史创伤问题等工作都有所展开，但是对“文革记忆”书写的专门性研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显得比较单薄。严格来说，针对“文革”灾难记忆的文学书写的文学类型、美学风格、写作意义等的研究，目前基本上是把它们放在“文革文学”这样笼统的文学史范畴内进行的。这当然有着学科史意义上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却也遮蔽了对“文革”记忆进行研究的特殊性。在此意义上，借鉴西方的社会灾难记忆的文学书写研究来思考中国“文革记忆”的书写问题，似乎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首先，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文革”记忆的纪实性书写的独特价值，但目前还缺乏类似于像“见证文学”这样的专门意义上的概念的界定与廓清，各种命名和概念使用基本上是自说自话。

比如“真话文学”。自1978年底在《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之后，巴金在文化反思意义上的“讲真话”就一直备受关注。因此，有论者认为，“《随想录》的出现结束了一个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个‘真话文学’寻找与叩问的崭新时代”。论者还乐观地认为，正是从巴金的《随想录》开始，后来的文学再讲假话就相当困难了，而且即使坚持说假话，人们心里却是清清楚楚的，因此，《随想录》的不朽价值之所在正是开一代风气的真话文风，以及冲破思想禁锢的大无畏精神和忏悔精神。[34]但是，对何为“真话文学”，该文却没有理论上的清理。

再如“实文”。流沙河认为不管如何对文学作品进行分类，从本质上讲都无外乎“实文”和“虚文”两种，“实文源出历史，真中求善。虚文源出神话，美中求善”。并将自己的回忆录文类归入“实文”一类。流沙河不愿用“纪实文学”这个词，还因为“‘文学’二字使人想到创作，创作二字使人想到编造”，“实文”与我们惯常所用的“散文”也不同，因为“散文容许虚构”。[35]《锯齿啮痕录》是流沙河在失而复得的个人日记基础上写成的，他这样描述自己即使在“文革”中也坚持记日记的原因：“活着看见了‘文革’这样千载难逢的大黑暗，不记下几个字为后世提供一点旁证，岂不辜负了彼苍之厚耶！……我想，世怎样衰，道怎样微，邪说暴行怎样有作，后人总能够从我的日记中窥见一点点影子吧。”在写作回忆录的过程中，作者“严守纪实原则，决不虚构”。由此来看，流沙河所强调的，在容不得任何虚构的生命经历本真面目的纪实，其写作目的也自觉在于为历史提供证据。但是“实文”的命名过于笼统，不能将书写“文革”的纪实文学作品与书写其他内容的纪实文学作品区别开来。

又如“思痛文学”。韦君宜的回忆录《思痛录》从投奔延安之后在绥德遭遇“抢救运动”的经历写起，一直写到“文革”之后，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使她成为一位见证者。她在《思痛录》的“缘起”一节中说，“‘四人帮’垮台之后，许多人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笔来，写自己遭冤的历史。也有写痛史的，也有写可笑的荒唐史的，也有以严肃姿态客观写历史的，也有以严肃姿态写历史的，也有从1957年开始的，也有从胡风案开始的，想压也压不住”。韦君宜在病榻之上回忆往事，其所思所痛者，在“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作者凭借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将自己在“文革”后十多年来对“文革”的回忆与反思表达出来，不说理、不分析，“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36]

启之从韦君宜《思痛录》的书名与缘起出发，将之理论化为“思痛文学”，认为“思痛文学”在美学的基本属性上是以回忆录和史传散文为主体的纪实文学，它揭示给世人的不是艺术，而是对“中国特色的人道灾难”中的“受害与加害、羞辱与认罪、觉悟与启蒙”的当代文化的另类记忆。思痛者大多是被羞辱者、认罪者和驯服者，但对内的反省与对外的反思的结合赋予了“思痛文学”特立独行的性格，即以真实为平台，以“史鉴”为号召，所记载的是革命造成的恐惧、苦难与毒害。[37]由此来看，“思痛文学”的概念着重于对“文革”的纪实性书写上。

还有“劫后文学”。夏刚在《十年：世纪的冲刺——对“劫后文学”的双焦点参照透视》[38]一文中以“劫后文学”的概念替代当代文学史上惯用的“新时期文学”概念，认为中国的“劫后文学”和日本的“战后文学”一样都是在遭受空前破坏后的重建，都与之后的改革隔着断裂层。黄子平认为“劫后文学”概念凸显了“文革”后大陆文学重建的历史背景，并且因此与20世纪欧美文学中的“战后文学”“废墟文学”等概念与阐释方式联系起来，将之上升为世界多种文学交流对话的层面。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对抗将“文革”苦难“创造性遗忘”的“权力—文化机制”，是试图将无数的幸存者体验转化为积极的历史遗产，以鉴戒后世。[39]然而，“劫后文学”的概念更加宽泛，它只强调了新的文学在发生时间上与“文革”的关系，而不能凸显“文革”记忆的文学书写。

命名是一种区分，目前的相关概念都是在逻辑的自洽上使用的，有的突出此类作品发生的历史背景，有的强调其伦理价值，有的凸显写作者身份，有的侧重写作内容的分类，有的直接以代际划分为依据，等等，各种命名因地因时取材便宜行事，没有统一的区分与界定，这种现状也说明了对“文革”记忆的文学书写的各种研究角度的分裂乃至于隔膜。

其次，由于对“文革”记忆的纪实性书写和以“文革”记忆为题材的虚构类文学实践没有明确的区分，所以不少研究成果常常出现不合理的错位评价。

比如杨健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称之为“新时期后期”），出现了一些“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写实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深厚的民间写作传统和人道主义观照，“从人道立场重建价值体系”。杨健以朱晓平“桑树坪系列”（1985—1990）和老鬼（马波）的《血色黄昏》为例在“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范围内来评价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他认为老鬼的《血色黄昏》“描述了知青真的人生，真的历史”，是知青文学的一块里程碑，至今没有一部知青长篇小说达到和超越这部还原了真实历史的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但他同时批评道：“作者文学修养不足，结构、层次不够缜密，内容文字粗率、简单。次要人物的性格塑造，显得粗疏草率。作者的粗蛮性格显得缺乏文明的浸润，加之流露出的贵族习气，影响了小说可能达到的人道主义高度。”[40]《血色黄昏》中的确存在杨健所批评的这些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然而，他对《血色黄昏》的这种批评却是有失偏颇的。

《血色黄昏》是老鬼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作者真实记录了自己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不回避自身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不自由和身体上的性苦闷，不回避自身的耻感，坦率而大胆地为知青生活留下确凿可信的记忆，这类纪实性文学实践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对“文革”灾难做出的个体见证，真实性是最基本的伦理底线。也正是因为这种真实性的要求，使得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不能过多地考虑语言修辞、人物形象、布局谋篇等文学创作的技巧问题，而只能用最简单、平实、本真，甚至略显粗糙的文字去记录事件本身。但这种记录不仅没有影响到作品所能达到的人道主义高度，反而恰恰是促使作品在反思“文革”灾难的力度上卓有成效的直接原因。我们不能用文学技巧或美学风格来衡量和批评“文革”记忆的纪实性文学书写，因为两者的评判标准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出现这种错位评价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对“文革”记忆书写的虚构与非虚构等问题没有很好地进行学理上的分类和梳理，从而导致现有的评价机制的失效与错位。

再次，对“文革”记忆的研究跟随中国新时期以来从“伤痕文学”开始的各种文学思潮展开，它们总是随着文学思潮的退潮而过时。除了“知青小说”在新世纪与大众传播媒介结合之后还算鲜活之外，其他研究似乎已经变成了文学史的“史料”，这也需要我们结合新的理论从新的角度对“文革”的文学书写进行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41]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比如陶东风认为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文坛以叙述和反思“文革”、反“右”创伤经验的文学来说是有力的工具，因此，他把“文革”记忆的纪实性文学实践与文化创伤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强调对创伤性记忆的纪实性书写的见证意义和道德责任。[42]何言宏在分析“文革”记忆的纪实性文学书写时指出，虽然这些文学实践以文字的方式建立起一座座独特的“文革”博物馆，但在客观上，由于它们一直都被称为“伤痕”、“反思”文学，而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43]另外，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学者试图论证虚构的当代小说能否见证“文革”灾难的问题，如沈杏培认为小说对“文革”进行自觉而持续的书写，通过个体悲苦的演绎多层面地展现“文革”历史，共同见证“文革”历史对中国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创伤与破坏，见证了“极端年代”的社会景观和人性景观，尽管存在种种叙事限度，但这类小说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见证历史的作用，因此他认为虚构小说是可以对“文革”作见证的。[44]

对“文革”记忆的关注在近年来已有所推进，但鉴于我们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把中国因素融入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文学与记忆之间的文学实践仍有极大的空间。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性的动物，政治就是与人密切相关的生活本身，而文学在任何时间都无法逃避其政治维度的彰显。在后灾难时期，最为重要的就是，主动承担起文学书写对历史的记忆功能，拒绝对历史“真相”的忽视与遗忘。在今天，如果我们仍然缺乏宏大的人道情怀与文化关怀，把曾经发生过的社会灾难当作民族的家丑而刻意掩饰，或者简单地以历史进化论为由直接遮蔽灾难的痕迹，那么我们在道德上将无法坦然地面对现在，而宽恕将永远无法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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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鹤颖，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2010级博士生，指导教师：陶东风。

[2]Elie Wiese，l“The Holocaust as Literary Inspiration”，In Dimensions of the Holocaust：Lecture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Elie Wiesel，Lucy Dawidowicz，Dorothy Rabinowitz，and Robert McAfee Brown，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7，p.9.

[3]陶东风：《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灾难书写的几个问题——以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为例》，《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

[4]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前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页。

[5]Art Spiegelman，MAUS II：A Survivor’s Tale：And Here My Troubles Bega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2，p.90.

[6]Ibid.，p.45.

[7]黄子平：《幸存者的文学·自序》，（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页。

[8][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2—84页。

[9][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1918—1956文艺性调查初探》，田大畏、陈汉章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

[10]黄子平：《幸存者的文学·自序》，（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页。

[11][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页。

[12]Elie Wiese，l“The Holocaust as Literary Inspiration”，In Dimensions of the Holocaust：Lecture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Elie Wiesel，Lucy Dawidowicz，Dorothy Rabinowitz，and Robert McAfee Brown，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7，p.8.

[13]Elie Wiese，l“The Holocaust as Literary Inspiration”，In Dimensions of the Holocaust：Lecture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Elie Wiesel，Lucy Dawidowicz，Dorothy Rabinowitz，and Robert McAfee Brown，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7，p.8.

[14]徐贲：《为黑夜作见证：维赛尔和他的〈夜〉》，《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14、218页。

[15]John Boyne，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Ember，2006.由马克·赫门（Mark Herman）执导的同名电影也在2008年上映。

[16][美]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17]John Boyne，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Ember，2006，p.199.

[18][匈]凯尔泰斯·伊姆雷：《无命运的人生》，许衍艺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73、75页。

[19]Art Spiegelman，MAUS II：A Survivor’s Tale：And Here My Troubles Bega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2，pp.26，29.

[20][美]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卢彦名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418页。

[21]Lea Wernick Fridman，Words and Witness：Narrative and Aesthetic Strategi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Hol ocaust，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p.88.

[22][荷]艾尔鲁德·蚁布思：《文学与创伤史：纳粹大屠杀个案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2008年第1期。

[23]徐贲：《变化中的文革记忆》，《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325页。

[24]Manuela Gertz，Poetic Justice in William Faulkner’s“Absalom Absalom”，GRIN Verlag，2010，pp.4-5.参见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 id=0PYzH_ 7iit8C＆amp； pg= PA4＆amp； redir_ esc= y＆amp； hl= zh-CN＆amp； source id= cndr#v= onepage＆amp； q＆amp； f= false。

[25][美]玛萨·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12页。

[26]John Boyne，“An Interview with John Boyne”，In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Ember，2006.

[27]John Boyne，“An Interview with John Boyne”，In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Ember，2006.

[28]徐贲：《“记忆窃贼”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48页。

[29]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30]钟志清：《神学伦理学的当代意义——“奥斯威辛”和“文化大革命”所引出的真正问题》，（加拿大）《维真学刊》1999年第1期。

[3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维基百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http://zh.wikipedia.org/wiki/。

[32]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和2002年分别译介出版了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和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译出版了哈拉尔德·韦尔策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一书；国内唯一的文化研究辑刊《文化研究》，在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也推出了“文化记忆”研究专题；由德国阿斯特利特·埃尔和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冯亚琳合作编译的《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在201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33]目前所能查询到的以“记忆”为主题的会议有三次，分别是：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了“历史与文化记忆”学术研讨会探讨历史与记忆问题；2009年暨南大学举办“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会后《文艺争鸣》杂志在2010年第1期刊发了6篇相关文章；2013年5月，首都师范大学在北京召开了“创伤记忆与文化表征：文学如何书写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34]汪应果：《巴金：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中国艺术报》2009年7月15日，http://www. cflac.org. cn/ysb/2009-07/15/content_ 17110009.htm。

[35]流沙河：《锯齿啮痕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74—75、81页。

[36]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37]启之：《“思痛者”与“思痛文学”——当代文化的另类记忆》，《粤海风》2011年第3期。

[38]夏刚：《十年：世纪的冲刺——对“劫后文学”的双焦点参照透视》，《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5、6期。

[39]黄子平：《幸存者的文学·自序》，（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

[40]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379页。

[41]另外，对“幸存者”的写作以及见证叙事有深入研究的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也一直在关注国内“文革”记忆的研究情况，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他在国内出版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还有不少单篇论文散见各类期刊。

[42]陶东风：《“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文艺研究》2011年第6期；《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43]何言宏：《当代中国的见证文学——“文革”后中国文学中的“文革记忆”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44]沈杏培、姜瑜：《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在沈杏培的博士学位论文《小说中的“文革”：当代小说对“文革”的叙事流变史（1977—2009）》（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中，对“虚文”的见证功能与可能性也做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