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文学及其限度

纳粹屠犹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里，有大量的受害者私人日记、书信等被发现，一些大屠杀的幸存者也以对未来负责的态度直面灾难，凭借非凡的勇气和道德承担发出声音：法庭庭审回忆录、传记、各种访谈记录等相继出版，这些受害者与幸存者通过讲述为具体的历史灾难作见证。

正如最富影响力的大屠杀文学作家埃利·威赛尔（Elie Wiesel）所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文艺复兴创造了十四行诗，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即见证文学（testimony）。我们曾身为见证人，我们都感到不得不为未来作见证。这已经变成了萦绕于所有幸存者之心、之梦、之文的唯一的、最强大的情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们都觉得作见证是我们不得不做的。”[2]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威赛尔”们通过写作记录了自己或大屠杀的其他亲历者们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中的经历，这种灾难的受害者与幸存者书写的他们曾亲历过的灾难的作品，就是“见证文学”。

“见证文学”有两个必须满足的充要条件。第一，见证文学的写作者必须是亲历了某种灾难的人；第二，灾难的亲历者讲述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自己亲眼看见的事情，并且为其所讲述的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因此，只有灾难的亲历者记录的真实故事，才是见证叙述，纪实与真实性是见证文学的基本标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的《无命运的人生》（Sorstalanság），埃利·威赛尔（Elie Wiesel）的代表作《夜》（Night），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活在奥斯威辛》（Survival in Auschwitz），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 itsyn）的《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等，都是著名的见证文学作品。

通常意义上，见证文学所见证的是相对于自然灾难而言的社会灾难。社会灾难指的是在历史的某些时期，“由于人为因素、特别是重大决策失误或政治文化偏见给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造成重大伤害并波及大量受害人群的集体性灾难”[3]。社会灾难总是集体性的，它毁坏的不仅仅是社会各个物质性层面的既有秩序与规则，而且几乎所有的伦理关系、价值准则、人道主义认同等形而上的层面也随之坍塌，更可怕的是，人性的脆弱在社会灾难中全面显露其狰狞的面目，人本身的存在遭到最为根本的质疑。见证文学不仅仅记录人类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暴力、悲剧、恐惧、苦难和创伤，也记录黑暗的历史时刻里人性的幽暗与光明。它以社会灾难的受害者与幸存者的证言，拒绝因各种理由导致的灾难的受害者最彻底的死亡——被遗忘。见证文学通过微观层面上普通个体的遭遇深入到灾难的细部，以被扭曲的“这一个”，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时代的每一个，指向社会灾难发生的制度之恶和文化之恶，指向人类的困境，从而使得这些对灾难中个体遭遇的记忆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人类事件，引起人们的反思与警醒。因此，见证文学具有积极的道德意义、公共意义和普世意义。

但同时，见证文学又有其自身的限度。

首先，作见证者的限度。对“幸存者”的写作以及见证叙事有着持续而深入研究的学者徐贲认为，“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的人们”[4]。这提示我们，社会灾难的所有受害者和幸存者都是灾难的见证人，但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对灾难作见证。对于受害者来说，只有在灾难中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在记录历史，并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保存其记录，受害者才有作见证的可能。对于幸存者来说，有的人只是活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活过来”[5]；有些人认为“无论如何，那些亡者永远都无法表达他们的立场，所以不再讲述这样的故事也许更好”[6]；有些人希望走出阴影开始新的生活，刻意地回避、更改或遗忘痛苦；有些人没有纸和笔，不能发出声音，他们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作见证的人都需要直面幸存者身份所包含的道德诘问以及形而上的罪疚感。

“‘幸存’这个字眼包含了一个无从闪避的自我质询：他们都死了，而我却活了下来——我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将怎样活下去？我们活下来并非全因勇敢、生命力顽强或信念坚定，逃生者实在只是由于撒谎、运气好或作奸耍滑而浮出了水面。”[7]因此，普里莫·莱维一再强调，通过阅读自己和其他大屠杀幸存者所写的回忆录，他深切地意识到幸存者只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只是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凭借着运气、能力、施暴、麻木、合谋或搪塞等各种原因才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他们不是真正的证人，而只是在近处目睹了这些故事的人。只有那些被吞没者，才是彻底的见证人，这些人的证言才有着普遍而重大的意义。然而悖论却是，最彻底的见证人是无法作见证的，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他自己的死亡。或者，就如同那些目睹了蛇发女妖的人一样，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所以，幸存者只是作为真正的见证人的代理，讲述他们的故事。[8]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174517号囚徒，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对谁才是真正的见证人的认识是无比深刻的，在莱维的意义上，只有受害者才是真正的见证人，但最彻底的见证人又完全无法“作见证”，更不可能将他们的灾难记忆保存在公共的文化记忆之中。受害人无法作见证，而作见证的幸存者，首先还需要愿意面对自身的道德弱点与道德污点，克服灾难之后的罪感、悔恨、羞耻、创伤等负面效应才能作见证。这是见证文学的书写者的限度。

其次，由于见证文学的纪实性标准，对某个社会灾难的见证就只能局限于几代人的时间长度中。对于凡非亲身经历者来说，穷竭其所有的想象都无法抵达灾难本身，没有经历过社会灾难的人是永远也无法揭露和书写灾难的。当所有“是见证”的亲历者们在肉体上不复存在之后，见证某个灾难的文学文本也将随之不再增加。因此，见证文学有赖于亲历者的生命长度，这是见证文学的时间限度。

再次，见证文学具有事实层面上的认知与记忆的限度。实际上，在社会灾难笼罩时的极端情境中，在暴力与死亡的重压之下，亲历者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有限的、片段的，一如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题献中写道：“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9]作见证者除了“看到”，还需要“想起”和“猜到”那些不能或不愿做见证者所经历的一切。对比大屠杀文学文本，我们会发现有人在回忆痛苦，有人却因为幸存而感到罪疚（如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有人记住了烟囱旁、痛苦的间隙中体会到的与幸福类似的片刻宁静（如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有人记录了密室躲避时的日常生活轨迹和成长的忧喜（如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社会灾难是有着不同的面向的，在甚至是相互龃龉的细节真实上，我们似乎根本就无从以一位作见证者的证词证言去验证另一位作见证者证词证言的准确度与真实性。同时，记忆也是不确定的，除了随着时间的侵蚀记忆本身的变形、消散之外，作见证者还要对抗选择性的遗忘，这种选择性“不单来自权势者和权力机制，亦来自幸存者自身”[10]。并且，记忆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后来接受的信息所影响，如读到的报道，他人的叙述。有些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无中生有的虚假记忆，可时隔多年，这些虚假的记忆已变得可信”[11]。因此，即便是最严格意义上的见证文学，也有可能面临着真实性的考问。

最后，许多灾难的幸存者和灾难记忆的研究者都认为经验层面的灾难是无法再现的，“或者不完整，或者不真实，在我们的记忆与记忆的表达之间，伫立着一堵无法穿透之墙。过去属于那些亡者，和那些从未用语言将自我与大屠杀联系起来的幸存者”[12]。集体性的社会灾难无法被书写，是因为灾难本身已经超出了人类现有的语言系统所能描绘的范围。“一本关于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小说既非小说，也与特雷布林卡无关，一部关于马伊达内克（Majdanek）的小说讲述的是亵渎，也只能是亵渎。特雷布林卡意味着死亡，是语言、希望、信任和灵感的彻底死亡。超出可描述范围的情境怎么书写呢？”[13]回忆录也好，法庭证词也好，见证文学始终只能以文字、语言的方式再现社会灾难，而任何语言的修辞对灾难的亲历者来说都是侵害性的，然而如果不再现，又无法把灾难建构成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灾难记忆。埃利·威赛尔的作品《夜》被不同的读者看作是“个人回忆、自传叙述、虚构性自传、非虚构性小说，或人性记录”，究其根本，是因为社会灾难的记忆“必须由作见证者重新构建成一个连贯的叙述。这种想象的构建具有虚构的特征。从本质上来说，见证文学是不可能完全纪实的”。[14]这也在事实上构成了见证文学的叙事限度。

见证文学的限度使得对社会灾难作见证是困难的。但即便如此，那些作见证者所孜孜以求的仍然是通过讲述灾难来纠正曾经发生过的非正义，并以未来之名记忆社会灾难。见证文学的最大危机不在时间的侵蚀与见证者的消逝，不在虚假记忆的以假乱真，也不在作见证者讲述社会灾难的动机、目的、立场以及讲述的方式，而只在于出于某种实际利益的需求或者权力机制的制约而导致的关于社会灾难的集体记忆的被遮蔽、被扭曲和被彻底遗忘。因此，对于灾难的非亲历者和单纯的时间意义上的后来者来说，在见证文学的几个限度的背面，其他以社会灾难为题材的虚构性的书写就有可能与见证文学一样，具有记忆社会灾难、呈现我们共同人性的作用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