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舒斯特曼对“具身化”的界定

“具身化”（embodiment）一词最早出现在舒斯特曼1994年在美国天普大学教书时所写的《阐释，心智与具身化》（Interpretation，Mind，and Embodiment）[2]一文中，在此，舒斯特曼论述了当时西方文学理论所呈现的“阐释学转向”的现象，并认为这种转向体现了认知科学中的活生生身体维度的重要性。奥佛顿（Overton）等人所倡导的普世主义的阐释学理论坚称：阐释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从婴儿的无意识活动，到认知专家们抽象性的条件反射，无一不体现了这一点。所以说，阐释无论对于科学还是日常生活，都是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阐释的价值却是通过其具身与经验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阐释主义者们为了实现“具身化的活动”，而刻意保持一种客观主义的认知立场，并且把“具身化”的活动视为思想/心灵的一种基础性形式。舒斯特曼很赞同这一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具身化理论……就是主张将心灵与其发展都视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功能……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生物有机体形成的这一事实，并不是对传统思想的一种超越，因为有机体本身就是活跃的……而是出于一种具身化的实践需要。”[3]不仅是阐释学的转向体现了“具身”的重要性，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反对基础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理论，也充分肯定了具身活动在构成人类所经验着的现实世界时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如果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与自身相契合的‘具身化’理论的话，那么，实用主义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4]。显然，舒斯特曼尽管在这里并未对“具身化”进行具体的理论界定，但已经基本上肯定了它所蕴涵的“身体的”（som atic）层面，以及具身在人类认知和实践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

后来，“具身化”（embodiment）这一说法在舒斯特曼的很多论述中都出现过，但作为对其美学特征的正式概括，则出现在他2012年出版的《通过身体思考：身体美学论文集》（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Essays in Somaesthetics）这本著作中。在此，他正式使用了“具身化”来概括自己哲学与美学思想的特征：

具身化的哲学不仅是对身体在所有的感知、活动和思考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的理论肯定和明确概述；它不仅是在书写、阅读和文本讨论等类似的推论形式中对身体这个主题的精细化。具身化的哲学还意味着：通过身体风格与行为进行真正的身体思考，通过个体的亲身实践来体现其具身哲学，通过个体的生活态度来表达其具身哲学。进一步讲，具身化还意味着：身心合一，用通俗的说法来说，即是要真正做到脚踏实地（walk the walk），而不只是夸夸其谈（talk the talk）。[5]

从这段论述可以发现，舒氏所说的“具身化”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

首先，舒斯特曼的“具身化”思想充分肯定了身体在人们的感知、活动和思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舒斯特曼只是“将身体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表达具身化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具身化的所有问题都与‘身体’或‘肉体’相关联”[6]。舒斯特曼主要借鉴了梅洛-庞蒂的具身化现象学思想，对身心关系进行了重新衡量。在他看来，“具身化”理论“在现象学中意味着某种更加强烈的东西，就像在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理论中，具身构成了其哲学大厦系统的中心，并被欣然视为一种感知的、理性的、有目标的、有技巧的主体性存在，同时，它还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建构，而不再只是作为一个物理对象而存在”[7]。显然，舒氏这里所指的“具身”既区别于生理或物理学意义上形而下的“肉身化”，也不仅仅指认知哲学中一切以具身为中心的身体本体论。他所说的“具身化”概念，兼有“具体体现”与“身体嵌入”的双重含义，在充分肯定身心统一的基础上，旨在通过具体化的身体实践和身心修养，探讨如何保持和实现整体的“身心和谐”。而且，“随着具身化的日益发展，它逐渐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主题趋势……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具身化代表了一种把身体视为人类经验和认知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维度（与唯心主义不同）的哲学”[8]。也就是说，舒氏“具身化”美学，就是回到身体感知和经验的层面上，去体验、认识与实践感性个体的价值，并将其统一到具体的生命意识与生活实践中。实际上，在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思想中，不仅身体经验、身体意识、身体风格等诸多概念充分体现了“具身化”的存在，而且舒斯特曼在汲取西方美学史上诸多“去身化”的哲学困境与先验性经略之后，又提出了“通过身体思考”的理论命题。因此，“具身化”美学，就是从我们自身的感受去体会，来开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理解，也同时开拓我们内在心灵的思考能力。

其次，舒氏的“具身化”思想还具有“具体实践”和“践行”的意义。舒斯特曼充分吸收了杜威一切从经验出发的实用主义观点，将原本相互区别的生活与艺术、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身体经验与审美经验连接在一起，暗示出人在环境中存在和环境作为人在其中生存的场域所具有的动态交互性。而且通过“表演生活”的手段，使得美学从抽象的、固定的传统框架扩展到更广阔的、具体化的社会实践当中。舒斯特曼的“具身化”美学将个体的亲身实践和个体的生活态度都推给身体的践行而实现和表达出来。在他看来，无论是艺术鉴赏、日常生活、哲学与美学的改造甚至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具身化的作用。所以对“具身化”的研究、关注与改良都应当是哲学与美学的核心目标。

再者，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最早使用“具身化”这一概念来概述舒斯特曼美学思想的不是他本人，而是舒氏思想的研究者们。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舒氏的“具身化”美学存在一种危险的基础主义或普遍主义的倾向，似乎该理论只研究一种单一的事物，它不能公正地对待个体存在的多样性事实，而且不能公正地对待我们在政治学、哲学和种族问题上的具体化的处理方式。对此，舒斯特曼认为，他的“具身化”美学已经摆脱了西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影响，主张哲学美学应该走出传统分析与阐释的单一领域，充分肯定和承认了语言分析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强调我们除了语言和理论的理解之外，还需要有阐释之下的感悟和领会，而这些感悟和领会多半是经由我们的身体而具体实践的。因此，舒斯特曼强调，我们应该重视常识和直觉的作用，因为常识和直觉告诉我们，“朴素的生活是不完全符合逻辑的，常常体现为矛盾的纠葛，体现为相对的‘活动的真理’”[9]，倡导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具体的社会改良的实践中去。因此，使“具身化”成为美学实践的一个有意义的层面就变成了一种必要。

波兰学者Wojciech Małecki的《具身性的实用主义：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哲学和文学理论》（Embodying Pragmatism：Richard Shusterman’s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Theory）一书是最早使用“embodying”来评述舒斯特曼理论特征的研究著作，这也是西方世界第一本研究舒氏思想的理论专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如作者所言：“这里，我所关注的只不过是作为当代最有意思的实用主义典型代表的舒斯特曼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抛开了他早期所从事的分析哲学阶段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即使集中关注某些特定元素会进一步缩小我的研究范围，在我看来，只有我关注的因素是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的核心所在，即使以此为代价而忽略了其他有价值的研究（我也在所不惜），因为我认为分析哲学部分根本就不属于实用主义研究。即使这本书旨在研究舒斯特曼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方法（更确切地说，比如审美经验、解释学、通俗艺术和具身化），也应当始终围绕着他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某一个方面。”[10]在此，Wojciech Małecki虽然没有对“具身化”进行具体描述，但显而易见，“具身化”在他看来只是一个修饰实用主义的形容词，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实用主义思想上。然而，根据舒斯特曼本人的观点，他对于“具身化”的提倡是对其原有的分析主义美学的承续与发展。正如鲍姆嘉通当初正是从自己所熟悉的艺术领域中找到了突破口，通过对诗歌创作的哲学反思而构建了美学。舒斯特曼则是在对自己所熟悉的分析美学的反思中，渐渐形成了“具身化”的理论思路。

一如我们所熟知的“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论思维方式一样，作为美籍犹太人的舒斯特曼在民族文化寻根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离乡—返乡—复归”的升华过程，在他看来，要真正归乡，必须离开故乡，去认识外面的世界才能更好地审视自己的家乡，而复归是建立在离乡的审视和返乡的剖析的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生存故乡。这一思维方式也适用于舒氏的分析美学研究。在对分析美学的考察中，舒斯特曼清醒地认识到：分析美学的衰落，既与西方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入侵有关，也离不开分析美学自身精确而单一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舒斯特曼坦言，“我将艺术与生活、审美与实践、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等等联系起来，但必须尊重两者”[11]。也就是说，传统美学与舒氏所倡导的美学可以并行不悖，他对传统美学的态度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不是从根本上解构和触动传统的根基，只是想进一步发挥传统美学的现实效力，将美学向实践的方向拓展。因此，舒斯特曼在洞悉了分析美学发展的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又看到了后期分析美学向生活实践靠拢的发展趋势，哲学美学倘若脱离了生活，便丧失了生命力。而这种“哲学的危机也是哲学获得新生的机遇。因为危机意味着必须要改变，这种改变使哲学家向社会生活、向生活世界靠拢”。[12]维特根斯坦等分析美学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这条通向生活世界的哲学之路究竟该如何实现？舒斯特曼选择了保留分析美学的“澄清法”，使虚无模糊的逻辑分析转向踏踏实实的语言实践，同时又通过自下而上的“肉身成圣”的回归之路，承认了人的具身所存在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从而建构起一种以审美化生活为宗旨的“具身化”美学。因此，从根本上说，舒氏的“具身化”不能脱离分析美学的研究与理论基础，这种反思不是对分析传统的解构，而是对它更高层次的提升与超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舒氏“具身化”美学涉及理解、应用与实践等多个层面，它并非西方形而上学中的“身体本体论”，更非脱离现实的理性“乌托邦”；但它也不限于形而下的“肉身”之物，而必然涉及内在的心灵与理智的活动，而此一活动又必然导向内在心灵与外在身躯的互动，所以形成了身心一体的、形上与形下协调的生命体验活动。同时，在此基础上，舒氏美学思想还进一步说明“具身化”在其美学中是如何体现的，以及它对于传统美学的改造价值。

因此，舒氏“具身化”的美学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身心对立发展到身心和谐，并且旨在探讨如何实现和保持这种和谐。具体来说，舒氏“具身化”思想致力于破除在身心二元分离的认识论框架下，由于身体的不在场而导致的对抽象概念的迷信。无论是借助艺术表现以完成事物的“具身化”，还是通过身体的积极到场，经由身体生发的感知能力的集中与强化，人类存在的完整性才不至于消解在传统哲学美学的抽象概念中，将美学从纯粹抽象的知识讨论中解放了出来，使之更加贴近和关注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真正实现了身体与心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二是“具身化”整合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身体话语，改造和发展了美学的终极目标，开创了人类由抽象回归到具象的可能性途径，在感性与理性、身体与意识、艺术与生活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美学从抽象的、固定的传统框架扩展到更广阔的、具体化的社会实践当中。同时，“具身化”也是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宗教种族等实际问题的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尽管这种方案的现实可行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