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公共空间在民众生活中的功能：基于对侗寨的调查

一　关于空间的研究

对空间的观照，一直是地理学的长项，传统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地理事象的各种空间规律探寻，对空间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的剖析较少。空间研究的重要倡导者法国学者列菲弗尔（Henri Lefevbre）明确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总是蕴含着某种意义，提倡学界要从关心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有学者提出：“要关注空间为什么产生、在什么背景（情境）下产生、谁在使用这一空间、谁被排斥使用、空间使用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等话题。”[2]虽然这是就人文地理学领域而言，但对于其他领域的空间研究也有启发。

公共空间一词与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类似，哈氏认为公共领域是区别于私人领域的，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主要是指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3]。这里所说的公共空间不同于他所说的是在市民社会中，而是指传统农业社会中，集体所有公共开放的、不排斥他人的平等对待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空间，不包括当代国家建设的行使权利和教育功能的村委、学校和球场等公共空间。作为与私人空间相对的范畴，公共空间主要为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社会互动提供可能和方便，是提供人们自由言谈和行动的公共的开放性场所。西方学者从社会交往和公民民主权利等角度关注公共空间，指出公共空间的衰败会带来公民精神的衰退、中心城区社会生活的萎缩和社会交往的式微，甚至会影响到社区感的丧失[4]。类似看法目前在我国也有人提出。著名文化人余秋雨指出中国文化的长久弊病是公共空间的稀缺：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市”，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余秋雨还指出，“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作为一个社会学命题虽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新阐释的，但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文化则一直比较黯然[5]。余秋雨在这里谈中国人疏于公共空间，在当代城市似乎是这样，而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大都不是这样或不完全如此。有研究者通过调研指出，我国乡村存在能够通过那些不受国家支配的社团来建构自身并协调其行为的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在我国农村，并不是缺乏发展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和基础，实际上目前已经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公共空间，只是国家在农村搞村民自治建设的过程中没有给予很好的挖掘和培育而已。这些社会公共空间并不完全是外生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网络的延续性，是从传统农村的自主空间演变过来的”[6]。这样的公共空间即使现在大多已经或正在消失，面临重建的需要[7]，但也说明在乡村曾是普遍存在的。这提醒我们把眼光投向农村仍保留着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在我国南方某些少数民族村寨，他们对公共空间的建设非常注重，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公共空间中活动，村民的公共生活活跃，其公共空间在社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西方社会一样，其公共空间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和文化的传承场域，培育着民族的集体意识和审美习惯，也传承和保留着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在黔桂湘边区的侗族村寨调查发现，那里的公共空间正是这样的代表。

侗族村寨的传统建筑及其空间的特殊性向来为人所瞩目，但关注点不在公共空间的功能，特别是公共空间与民众生活的关系不受重视，因而也未能揭示侗族公共空间形成的内在机制。在这里主要依据我们近年来在多个侗寨的田野调查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解析侗寨的公共空间的多种功能，揭示侗寨公共空间的形成原因，指出公共空间的建设对于侗族文化传承的意义。

二　侗寨主要公共空间形态

侗寨空间布局的一大特点是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和共享性。与尽量压缩私人空间的做法相反，侗寨的公共文化空间极受重视。侗寨聚落布局呈现以鼓楼为中心的放射性分布，鼓楼前有鼓楼坪和戏台，寨内有井亭、凉亭和卡房，村口有风雨桥等。侗寨住屋密集，住屋的周边基本没有多余的空地或院落可以举行公共活动；但侗族喜欢集体交往，热衷公共生活，常在节日、仪式时举行公共活动，有集体走村串寨做客的习俗。公共空间是侗寨寨民的仪式空间和自我娱乐空间，也是接待外村集体来访客人和展现村寨形象的地方，是代表村寨共同体的重要标志性符号。因此，公共空间的建设就成为侗寨的大事，也就衍生了众多形态不同、功能各异的公共空间。

侗寨公共空间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是鼓楼。它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最初鼓楼仅作为氏族议事及男女青年歌唱夜宿场所，后逐渐成为村寨和款组织聚众议事、集会、祭祖、讲款、迎宾庆典、歌舞娱乐的地方[8]。楼内通常都有一只牛皮大鼓，以鼓声来发布警报、紧急集会等信号，故名为“鼓楼”。各种类型鼓楼建筑工艺和结构有统一规则，其中作为村寨某一族姓共建的活动中心，多为方形，一般都比较矮小，仅有三层或数层重檐。而作为村寨或社区象征的鼓楼高大壮观，多在九层以上，甚至有二十七层，高达二三十米，形似密檐式宝塔形，造型美观，飞檐翘角，气势雄伟。鼓楼是侗族团结力量与精巧工艺的象征。从下往上看，鼓楼基本上综合了堂、楼、屋、塔、亭、阁、殿等建筑要素。

鼓楼公共空间是私人居住空间的衍生。传统的侗族家屋必有火塘，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火塘文化，而作为公共空间的鼓楼也有此特点。鼓楼底层四周用木板围合，中间设有火塘，周边设有长条形木凳，平素大家以火塘为中心环绕而坐[9]。因为侗寨往往聚族而居，每一个姓氏相对集中居住，所谓“未建村寨，先建鼓楼”，就是指建寨之时，在其中心建自己的鼓楼作为同一房族人的活动场所，因此，不同族姓拥有各自的鼓楼；但通常全村会共建一个大鼓楼，以作为全寨举办大事和迎接外来集体客人之用。村中大鼓楼有时封闭，有时开放，有专人主管，供全寨举办大型公共活动之用；其余的鼓楼则是每日开放的，相当于村寨的客厅，供附近人家日常活动和商讨公共事务。

每个鼓楼外面建有宽敞平坦的地坪，在鼓楼对面常建有戏台，是年节等重要时候举行唱戏、歌舞以及村寨之间的“月也”等各种集体性大型活动的主要空间，它们与鼓楼共同构成一组建筑群体，是侗寨议事、典礼、聚会、娱乐的场所。

侗寨的公共空间几乎紧挨着村民的住房周围，但风雨桥则多在离居所稍远的村头村尾建造。风雨桥也被视为侗族文化和侗族精神的象征，是侗族团结凝聚、互助合作、聪明智慧、富于创造和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风雨桥的建造首先不在实用，而是为村寨挡风水。侗人注重风水，认为在水口建桥能把河流上游的财气、福气拦截聚积起来，使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富足安康，故风雨桥多建在村寨下方的河流上，即“龙尾”，故又称为“风水桥”“福桥”，是关系到村寨的财富和安全的重要场所。

此外，侗寨因为防御等需要，往往建有寨门；侗族喜欢唱歌，在一些村寨还建有专门供大家集聚在一起学唱大歌的“卡房”；侗寨还有萨坛、飞山庙、雷子庙、土地神等神圣空间。限于篇幅，这些公共空间另撰文。

侗族公共空间的归属多数是集体的，属于全村或某一宗族；有时即使是以某一家户为主捐资建设，但也为大家所共用，属于公共活动场所，并且，这些公共空间往往也是村寨的集体仪式空间，对村寨整体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三　侗寨的公共空间与村民的公共生活

有学者指出公共空间具备广泛而复杂的功能，如茶馆既是饮食空间，也是休闲放松空间、信息交流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商业交易和娱乐空间[10]。侗寨的公共空间是稳定的开放性的场所，也具备多种功能，在日常生活和节庆时节都很重要。各种公共空间为村民的公共生活提供了可能，公共空间的建设也成为村寨公共生活的主要内容，并促发了众人对公共空间的热心建设和爱护。

在侗寨公共空间中，鼓楼因为占据村寨中心位置，而集多种功能于一体，成为侗族公共生活最为集中的场所，是侗寨村民从诞生、婚丧大事到节庆、发布款约、商讨村寨大事的日常休闲空间和重要仪式空间。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逢年过节，鼓楼是一个村寨集体娱乐的中心，全寨老少聚集在鼓楼里和鼓楼坪自娱自乐或款待兄弟村寨的客人：集体吹奏芦笙、跳舞、耍龙舞狮、对歌等。平常时间，鼓楼是村民打牌、下棋和看侗戏碟、看电视、聊天摆古、开会议事、休息的场所。现在随着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鼓楼主要是老人聚集的地方。老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鼓楼中消磨，有老年活动中心的性质。这样的公共空间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相融合，有利于村民之间的感情交流，人们彼此熟悉、了解并互相关怀，紧密团结，就像一个大家庭，使村寨成员形成友爱互助的社会关系。

鼓楼也是举行许多重大事务的神圣空间，例如具有维系侗族社会生活最高权威的条约法款，由款首草拟，款众议定后，要在鼓楼当众宣布，并在鼓楼前举行庄重的杀牛盟誓和立石为凭的仪式。经盟誓后的条约法款若被违犯，款首可将当事人带到鼓楼进行审判。对此，清嘉庆《黔记》记载：“黑楼苗（侗）在古州清江八寨等属，邻近诸寨共于高坦处造一楼，高数层，名聚堂……凡有不平之事，即登楼击之，各寨相闻，俱带长镖利刃，齐至楼下，听寨长判之。有事之家，备牛待之，如无事而击鼓，及有事击鼓不到者，罚牛一只以充公用。”[11]可见，早先时候鼓楼确有审判庭的性质。时至今日，鼓楼仍是聚众议事、制定乡规民约、调解民事纠纷等重大事件的地方。鼓楼还是全寨举行集体祭祀仪式的公共空间。黎平县许多侗寨每年大年初一（或初三、初八）都要集中在鼓楼搞祭萨仪式，唱侗族大歌，聚餐。此外，鼓楼也用作丧葬仪式举行，给村民或同属于一个房族之成员提供一个停放棺木与举行仪式的场所[12]。旧时，鼓楼还是一个村权威的象征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当村寨有重大事项，寨老齐集鼓楼议事，并在鼓楼或鼓楼坪召开全村大会；若是村寨遭遇突发紧急事件，如民居或山林失火等，就有人登上鼓楼击鼓集众。因此，鼓楼又是侗寨的“应急联动中心”[13]。

此外，鼓楼也如茶馆一样是新闻集散中心和信息传播的重要场所[14]。村民反映，每天去鼓楼可以交流信息。村寨里发生的大事会在鼓楼里告示或议论传播，在通信条件落后的年代尤其如此。如果寨中有斗牛场上屡胜的“牛王”，死后牛角或牛头会被高高挂在主承柱上，全寨引以为荣。假如某族有人严重违犯款约，主承柱上会钉上铁钉，告诫本族人不得与该族联姻。侗族传统的个人命名均在鼓楼里进行，出生的婴儿在满月时要抱到鼓楼里取奶名。鼓楼还是村民告知举办家庭大事的地方。春节调查期间，正是村寨办酒最集中的时段，办三朝、办结婚酒、建新房入火，最多的就是杀年猪请吃肉，主家总是派人到各鼓楼去通知和邀请众人去做客。如果有拿请柬来的，那么请柬就会被鼓楼里的老人贴在鼓楼的柱子或墙上，以此告示各家各户去吃酒。另外，鼓楼还是商议和决策村寨大事以形成舆论和公共意见的场所。

因为鼓楼在村民的生活中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所以一年四季、每个时节甚至每天都会有人去，即使农忙的时候人们也要去打个转。2012年春节，笔者特意在除夕夜到鼓楼去，那里仍有很多人在烤火、看“春晚”、下棋、打牌。正月初一，鼓楼更是聚满了人。现今侗寨几乎每家都有电视和影碟机，村民不在家看，却要在鼓楼看，这说明他们注重的并不是看电视本身，而是大家在公共空间里共享文化的气氛和互相交流的默契。如果说迎接新年也是一种仪式，那么集体迎接则意义非同一般，这里的公共空间已成为私人空间的扩充和延伸，以及幸福寄托。正如古老的侗歌所唱：“鼓楼是村寨的暖和窝，没有鼓楼无处寻欢乐。高高的杉木竖起鼓楼来，有了聚集的地方有了欢乐的歌。”

风雨桥对于侗家，也是集多种功能于一身，如交通、休息、聚会、社交、纳凉、娱乐、观景、交易、迎送、庆典、祭祀、审美、标志等。侗族的风雨桥除了有“堵风水，拦寨子”的功用，有的还有“转世投胎”及“消灾安魂”的特殊功能。风雨桥上常设置神龛，有土地神和关公神位等。侗民们平日进出村寨要经过风雨桥，干活休息、乘凉聚会、观看风景、察视庄稼、节日庆典、商品交换等也在风雨桥上进行，凡迎接外来重要宾客，人们便在风雨桥旁吹芦笙、跳芦笙舞，唱拦路歌、敬客人酒，离村寨道路较近的风雨桥，往往成为村民迎来送往的关键地点。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日常生活村民聚集在风雨桥闲聊或休息，在节庆时候，风雨桥还成为外来村民与本村村民一起共同活动的场所，特别是祭桥节，远近村民都汇集在这里。笔者曾在广西龙胜地灵村亲历祭桥节，活动主要就在风雨桥上和桥边举行，因为关公等神龛在桥上，每家每户都来桥上祭祀。村民的乐捐也在桥上进行，其他寨子来访和离去的时候，主寨要在桥边迎接和送客。可见，风雨桥也是重要的仪式和神圣空间。

综上所述，公共空间是村民生产时间外的主要活动空间。传统侗族社会是农业社会，有半年时间比较空闲，产生了许多休闲活动，比如唱歌、讲故事、说笑话，妇女们聚集在一起绣花、纳鞋底、做鞋，男人则可能做些简单的活儿。这些活动夏天多半在风雨桥上进行，冬天多半在鼓楼进行。这些地方是大家农闲时聊天、消磨时光的去处，也是互相传递信息和联络感情的地方，而在年节重要时刻，公共空间又是集体举行盛大活动、迎宾送客的重要场所。可见，公共空间在侗寨村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四　侗寨公共空间与文化传承

前文对侗寨的公共空间在村民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侗寨的公共空间正是形成侗族独特文化的原因，也是其文化特点的表现。侗族的公共空间为村民的公共文化活动提供了可能，使民众有一个集体创造文化和享用文化的场所，侗寨空间结构与文化、生活方式相互呼应。侗寨的公共空间本身是文化遗产，且这些空间又是传承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侗族对公共空间的注重，在建设上倾注了集体的力量、智慧和心血，公共空间常是村寨最美的文化景观。我们看到许多侗寨的鼓楼和风雨桥都力求建得美观而富有文化意蕴，其内部非常讲究，楼顶、檐角和封檐都装饰有精美的彩塑和绘画，有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及侗乡风情画，是民族审美教育的场域。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公共空间、公共生活与社区建设、地方共同体的形成有直接关系，许多传统文化需要在公共空间进行，侗族集体娱乐、集体联络感情的社交方式是在鼓楼坪、鼓楼和戏台及寨门、风雨桥等公共空间进行的。公共空间成为集体举行仪式、祭祀和集体歌舞表演的主要场所，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延续了民族传统文化。正因为其完备的公共空间和丰富的公共生活有效地传承和保护了民族传统文化，今天侗族的月也、合拢宴、唱大歌、跳多耶、祭萨、讲款等都顺利地进入到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侗族的鼓楼和风雨桥等木构建筑艺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在鼓楼中传唱和学教的大歌等是世界级文化遗产。其实，不仅仅是侗寨的公共空间有此功能，其他民族或汉族的许多地区其公共空间也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成为凝聚民心、传承文化的重要场域。

进一步说，公共空间的内在功能促成了公共空间的形成，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延续。因此，构建完善社区公共空间，发挥公共空间的作用，对于活跃社区居民文化生活，塑造民族文化审美爱好，保持和传承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国家大力繁荣文化和发展文化，以及注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背景下，保护或建设此类公共空间，更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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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efebvre，Hen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Blackwell，LTD，1991.

[2]姚华松等：《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对空间的再认识》，《人文地理》2010年第2期。

[3]［德］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4]杨长云：《公众的声音：美国新城市化嬗变中的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间》，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余秋雨谈中国文化弊病：疏于公共空间和法制观念（2）》，《解放日报》2011年3 月11日，网址：http: / /www.chinanews.com/cul/2011 /03－11 /2899047_ 2.shtm l。

[6]王春光等：《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

[7]白小刺：《乡村公共空间的消失与重建》，《新民周刊》2012年第21期。

[8]何光渝、何昕：《贵州：衣食住行的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严昌洪：《侗寨鼓楼的起源与功用新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0]刘大可：《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国际客家学会，2002年。

[11]李宗昉：《黔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12]林淑容：《“平权”社会的阶序与权力——以中国侗族的人群关系为例》，《台湾人类学刊》2006年第1期。

[13]李时学：《侗族鼓楼及鼓楼文化管见》，《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14]参见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存与变迁》，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