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发端（1866—1904）

一　中国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

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从事生产劳动，在劳动中不断地创造技能、总结经验、积累知识，并把这些技能、经验和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在这种传授的过程中，产生了古代的职业教育，亦即技艺教育，其以世袭相传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为主要内容。对此，早期古籍中多有记载。《尸子·君治》篇记载：“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氏（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1]原始社会晚期，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发生分离，教民农作的农业教育相应发展，史籍中就有“神农……制耒耜，教民农耕”[2]“后稷教民稼穑”[3]等记载。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后，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随之产生了与纺织、酿造、金属加工、武器制造等业的工艺技术教育。《通鉴外纪》中就有“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的记载。很显然，原始社会的职业教育是贯穿于生产生活之中，并未从生产劳动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教育活动，因此，有学者把这种生产劳动教育称为“原始的职业性教育”。[4]

夏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因而需要大量的技术劳动力，大批奴隶被驱入官营的手工业作坊接受强制性的技术培训，“于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性教育形式”。此外，这一时期出现了设官分职的现象，有了专门掌管文化、农业、建造业和手工业的官吏。由于奴隶社会是官守学业，所以为官之父兼而为师，传其学；为官之子则就其父学，习其所业，于是又在官吏中产生了“具有专业分工的官职性教育”。《周礼·考工记》记载了西周许多行业、工种的技术规范，例如金属冶炼、玉器加工、皮革加工、水器制作、车舆兵甲制造、寓室城郭建筑等，堪称先秦百工技艺总汇，也是官方编撰的职业教育读本。不过，奴隶制社会中无论是对奴隶实行的强制性职业训练，还是在官吏中实行的子习父学的职官教育，都不是因为教育内部的结构变化与任务分工引起的，因此，我们只能称之为“职业性的教育”，即是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萌芽。[5]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四夷”为职业技术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更加繁荣，手工业进一步发展。而个体经济的确立、私人手工业者的出现以及随着教育文化的下移而出现的私学的发展，促成了几种职业技术教育形式的出现。在文化下移、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中，墨家对职业教育情有独钟，在几何学、光学、力学、机械制造学等方面均有建树。有学者认为，“墨家私学带有工业专科学校的萌芽性质”[6]，其教育宗旨和内容是诸子百家中与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技术教育最相近的一家。农家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仅次于墨家，《汉书·艺文志》说，“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农家编纂的《神农》《野老》等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专著，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有突出贡献。墨子创办的私学传授木工与器械制造等手工业技能、许行创立的农家学派传授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等，实际上就是私学的职业性教育，即在私学中传授某种专业技能。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职业性教育形式是个体家业父传，即农、工、商各业的专业技术技能的传授是在家庭中通过父子相传的形式进行。春秋初年的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管仲，极力倡导技术教育，其在《管子》中设计的“同业聚居，父子相承”的职业技术教育模式，就是这种形式。除了这两种职业性教育形式外，还有一种是以师带徒的职业性教育方式。扁鹊学医即是这种类型。如《史记·扁鹊仓公》里记载：“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7]此段记载虽然有着神话的色彩，但长桑君传授医术给扁鹊也反映了当时存在着师傅传授徒弟的职业教育方式。

秦汉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职业教育除了继承前代的传统外，又有了新的发展。汉武帝为推行赵过的“代田法”，“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教民相与以挽犁”，是为汉代政府注重职业技术教育之明证。[8]此外，又出现了学徒制这种职业教育的方式。学徒制又叫“艺徒制”“师徒制”。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传承，尤其是制造、冶炼、纺织、建筑等应用性科学技术的传承主要都是靠学徒制的方式进行的。南朝梁代医药学家陶弘景，学识十分广博，兼通天文、医药等，著有《帝代全历》《本草集注》《效验方》《图像集要》等，但“皆秘密不传”，“唯弟子得之”[9]，即是典型的古代师徒式技术教育的方法和观念。隋唐时期，随着官营手工作坊的发展，政府设置了“掌百工技巧之政”的“少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的“将作”。每年十月，从刑部都官司的官奴婢和官户中挑选一部分人为工户，送到少府监学习细镂、车辂、乐器制造等精细手艺。少府监还对不同工种的学徒年限作了明确的规定：“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10]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官营手工作坊里，已经有了关于学徒职业培训的规定。这种学徒制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职业教育方式，它不仅存在于唐代及其以后朝代的官营手工作坊里，还普遍存在于私人的手工作坊之中。特别是明清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学徒制也获得了普遍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彭南生认为：“在普遍缺乏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环境下，学徒制就有显而易见的双重好处：一是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二是训练了未来得以谋生的职业能力。”[11]可以说，同手工业生产相适应的学徒制在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作为一种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其若干合理性方面不仅影响到清末实业教育，对今天的职业教育仍有借鉴价值。[12]

总体上看，中国古代职业分化程度较低，主要是农牧业，虽然也有官吏、教师、僧侣、手工业者、商贩等职业，但这些职业数量少且多为世袭或半世袭，农民进入这些职业的社会需要少。各社会职业流动十分有限，因此在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开放的社会化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仅局限在各个职业圈内进行就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专门的传授途径，包括官职世袭、设官教民、科技私学、技艺家传、私人授徒、职官教育、专门学校、艺徒教育、技艺普及等多种形式。[13]有学者从中国古代职业化的角度把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的方式总结为四种，即以吏为师的职官教育、以医案为本的职医教育、师徒传承的艺徒制教育和农器与法术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教育。[14]但是，这些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跟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是跟分散的个体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依赖学校教育，没有形成一种制度，没有形成从上到下的一个体系。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是与近代大工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以各级学校为依托，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国近代的职业教育中虽然包含着中国传统职业教育的因素，但并不是由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直接发展而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外力的作用产生的。

二　洋务运动与职业教育的萌芽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蜂拥而至，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传统的封建教育模式迅速解体和崩溃，新型的资本主义近代教育开始兴起，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鸦片战争后不久，西方列强就开始在通商口岸开办近代企业。19世纪60年代以前，外商在华开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大部分是船舶修造厂。1843年在香港出现第一家船舶修造厂，最早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是由英国人柯拜于1845年在广州设置的柯拜船坞。此后，西方列强相继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建立船舶修理厂或修造厂，到1860年先后开办过25家。[15]

除了船舶修造厂，外国资本还在中国开办了一些小型的加工工业，这是在中国出现最早的近代工业。但是，这些企业都开办在少数的几个通商口岸，它们所服务的对象也往往是外国人。因此，它们被淹没在中国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该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以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王公贵胄和封疆大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勾结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目睹了西方军工火器之“长技”，开始意识到西方进逼的历史转折的含义，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早在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与英法联军和华尔的“常胜军”进攻太平军时，就对西方近代火器的威力赞不绝口，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16]又说：外国军队“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国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相比之下，“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火炮，不敌彼后门进子来福枪炮；向用之帆蓬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制于西人”。[17]为此，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18]同时，他还不无忧虑地说：“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19]敏感的士大夫们用“变动”“变端”“创事”“创局”“变局”等各种词汇来表达对1860年以后中国时局的认识，而将“变局”表述得最透彻的是李鸿章在1874年《筹议海防折》中所言：“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20]此类议论在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的言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基于上述认识和忧虑，在清朝统治者内部形成了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尤其是军事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的洋务派，他们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积极投身于创办新式军事工业的实践中，以期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即安庆内军械所。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随后，洋务派相继在各地建立起一批近代军工企业，主要有李鸿章在上海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左宗棠在福州建立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在天津创建的天津机器制造局（1867年）等。这些军事工业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已经采用了机器生产，并且已经采用了雇佣劳动，培养了一大批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人和中国第一批近代科学家及技术人员。

为了解决军事工业所需要的运输、原料、燃料和资金问题，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派又以“求富”为口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企业以及航运、铁路等交通运输企业和近代通信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8年）、电报总局（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等。

在洋务企业方兴未艾的同时，中国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或受近代企业利润的刺激，或出于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爱国热情，开始投资机器工业。他们的资本有限，主要投资于需要资金少、见效快的轻纺工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虽然数量少，实力不强，但它却是顽强的新生的社会经济力量。其中比较重要的企业有铁匠作坊主方举赞在上海创办的发昌机器厂（1869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的继昌隆机器丝厂（1872年）、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设立的贻来牟机器磨坊（1878年）等。

据统计，洋务运动期间，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资本达19724000元，投资总额27914000元；清政府创办的洋务企业近40个，创办资本约4500万两，雇佣工人达13000—20000人。民族资本企业共有136家，创办资本约有500万两，雇佣工人30000人。[21]

外国资本在华企业、洋务企业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都是近代机器工业，采用机器生产。这些企业需要许多技术人员和能够熟练操作机器的工人，而中国传统的以读“四书”“五经”为内容的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手工作坊一对一的学徒制教育，根本满足不了这些企业对人才的需要，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发展近代职业教育。于是，以“尚实”为宗旨的洋务教育应运而生。

洋务教育，顾名思义，是指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举办的教育，以兴办新式学堂（或称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为主要内容。它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特定的时代主题息息相关。洋务派本着“变器不变道”的原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创办了30多所学习“西文”（外国语言文学）和学习“西艺”（西方近代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新式学堂。正是这些洋务派在开办的军用或民用的企业中附设培养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专业技术学堂，揭开了中国创办具有近代性质的职业教育的序幕。

总括上述，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为它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渊源，西方近代职业教育的成熟发展为它提供了先进的经验，近代工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迫切需要，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近代中国早期的职业教育——实业教育就成了洋务派兴办的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洋务学堂的创办

为了培养洋务活动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人才，洋务派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先后办起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1866年，附设在由左宗棠创办的马尾造船厂中的福建（福州）船政学堂是为中国职业教育机构之发轫。此后，类似的职业学堂续有增加。如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操炮学校（1874年）、福州电报学堂（1876年）、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广东实学馆（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金陵同文电学馆（1883年）、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4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昆明湖水师学堂（1886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两广电报学堂（1887年）、台湾西学堂（1888 年）、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1890年）、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台湾电报学堂（1890年）、湖北采矿工程学堂（1892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北洋医学堂（1893年）等。[22]

这些技术学堂都具有较鲜明的实业教育性质，无论是培养目标还是教学内容乃至教学的组织形式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学校教育有显著差异。

首先，洋务学堂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各项洋务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广泛分布于洋务事业的诸多领域，它们属于提供专门训练的专科性学校。大多数洋务学堂都带有部门办学的性质，是具体洋务机构的组成部分或附属单位，直接针对本部门和机构的需要培养人才。其中外国语学堂，是以专为培养译员而设，目的是“为边务储才”，“备翻译，差委之用”。军事学堂培养的是能够操作先进武器，掌握近代战术战略的各级指挥人才；技术学堂培养的则是工程制造、矿冶、交通、电讯、机械等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共同特点是：其眼光由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向社会生活，由中国转向世界；其知识由士大夫津津乐道的“诗琴书画”转向近代工业社会所需的科学技术。这和传统学校培养科举入仕的人才有所不同。

其次，在教学内容上，洋务学堂以学习“西文”“西艺”为主，课程多包括外语、数学、格致、化学等一般性课程以及和各自专业相关的科学技术课程，注意学以致用。如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除经史、外语外，还有外国公理公法、算术、天文、地理、绘图、汽机图样、制木铁器、行海理法、水击攻战等。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四年应修功课为英国语言文学、地舆图说、算术、几何原本、代数、平面三角法、驾驶诸法、测量天象及推算经纬度诸法、化学、格致等。上述内容的传授，不仅使学生学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使他们迅速成为工业社会所需的实用人才，而且也大大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从此以后，一向被视为“异端邪说”“雕虫小技”的西学，堂堂正正地被接纳为中国社会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正式课程，有别于传统学校的经史义理和八股文章。

最后，新式学堂按照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安排教学内容，重视理解，改变了那种偏重死记硬背的传统方法。洋务派此时已经认识到学好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知道打好基础后才能逐步提高。因此，教学中新式学堂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多学校都安排有实践性课程，有的还建立了实习制度，重视对学生实际技能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如京师同文馆的学生要轮流去总理衙门当差，担任口头或书面翻译。此外，新式学堂还购置了许多新的教学设备，作为课堂教学的实验场所，以帮助学生学习科学技术。不似传统学校完全把学生禁锢在书斋之中。

总之，通过洋务运动而掀起的新式教育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历史性超越，它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传统教育的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动摇和瓦解了旧的教育体制，第一次把科学技术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学习内容，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军工技术人才，为清末实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所有学堂中，办学成就最突出的是福建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其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23]具有明确的专业设置和较完备的课程体系。学堂创办之初分前、后学堂两部：前学堂学习法文，又称“法国学堂”，专习制造技术；后学堂学习英文，又称“英国学堂”，专习驾驶技术。[24]后来，前学堂增设“绘事院”（设计专业）和“艺圃”（学徒班）；后学堂增设轮机专业。这样一来，船政学堂实际上就拥有了五个专业：前学堂的制造专业、设计专业、学徒班和后学堂的驾驶专业、轮机专业。这种分科设置专业的做法体现了近代教育的某些特征。

不仅如此，学堂还具有比较完备的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反映了近代职业技术的要求。

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如下[25]：

制造专业的课程有：算术、几何、透视绘图学（几何作图）、物理、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实习、法语等。

设计专业的课程有：算术、几何、几何作图、微积分、透视原理、船用蒸汽机结构、法语。

学徒班的课程有：算术、几何、几何作图、代数、设计和蒸汽机构造、法语。

驾驶专业的课程有：算术、几何、代数、直线和球面三角、航海天文气象、航海算术和地理、英语。

轮机专业的课程有：算术、几何、设计、蒸汽机结构、操纵维修船用蒸汽机、使用仪表、监分计、实际操作、英语。

据上述可知，船政学堂的课程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如外语、算术、几何等，是所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另一类是为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的专业课，要求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应用性较强。对此，船政局的正监督、法国人日意格曾说：从制造技术来看，“为了计算一个机器零件或船体的尺寸，必须懂得算术和几何。为了照图制造机器零件或建造船体，就得懂得透视绘图学，也就是几何作图。要明白蒸汽机、船体或其他物体所承受张力及各种别的自然力，就需要懂得各种物理定律。再有，了解某物体受外力作用下运动时要克服的阻力，以及该物体应该具有的强度，就要有静力学和机械学的知识。要具备上述知识，光懂得算术和几何就不够了，必须还懂得三角、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从航海技术来看，“当航海人员看到海岸时，他可以选择几个观测点，用直线、三角学测出船只和陆地的距离，而要学会这点，就必须先学会算术、几何和代数。如果要用太阳、月亮和星星导航，就要用天文学知识找出这些天体的位置及运转规律，还要用球面三角学测出它们在地平线上的高度和距离。航海理论使航海人员能利用这些手段、观测方法，测程器的数学，确定他的船只的位置。利用经纬仪，可以知道他所在地点的当时时间同某一著名地方的时差，并由此能知道两地的经度差。最后一点，如果没有一定的地理知识，就不可能环游地球”[26]。

尤值一提的是，船政学堂在教学模式上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学堂利用了直观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各个专业都安排了大量与专业教学相关的教学实习和专业实践。如造船专业“为了使学生能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该厂的实际工作中去，还设置了蒸汽机制造的实习课……（和）船体建造实习课”。“每门实习课，每天都进行数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学生熟悉车间的工作，并逐渐培养指挥工人的能力。”[27]学习期满，还要针对毕业后将担任的专职工作施行更专门的训练。设计专业有8个月实习期，“每天花若干小时在工厂同工人打交道，熟悉种种轮机和工具的实际细节”[28]。学徒班（艺圃）白天劳动，晚上进行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学习。从1868年起，又在上午增加了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学习时间。驾驶专业的学生学完理论后，经考试合格，便转入练船再学习2—3年。练船是专供驾驶学堂学生实际训练之用，培养学生的实际驾驶技术。出海是他们的重要课程。练船出海远行，使学生不仅掌握了驾驶技术，而且也锻炼了胆略。轮机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理论课程外，其实习课程是分别在岸上和船上安装80马力以及150马力发动机。“船政学堂的课程、实习、奖励以及一切措施，可以说，都是围绕五年之内能按现成图纸或船样造船，能在不远离海岸驾驶轮船这一规格培养应用型的技术人才。”[29]

福建船政学堂历经47年，在所有洋务学堂中，其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设备最完备、存在时间最长（从1867年正式开办到1913年“一分三校”，即福建海军学校、福建海军制造学校、福建海军艺术学校，历经47年），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同时代创办的各类技术学校所无法比拟的。

首先，福建船政学堂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而成为我国科技队伍产生和形成的主要基地。据统计，从船政学堂先后共毕业了637人。其中前学堂制造科先后办了8届，共毕业180人；后学堂驾驶科共办了19届，毕业学生247人，管轮科办了14届，毕业学生210人。[30]与此同时，学堂还于1877—1897年间分四批先后选派了福建船政学堂颖悟好学的学生、船厂艺徒88名赴英、法等国学习轮船的制造和驾驶[31]，以期能够“探制作之源”、窥驾驶之“秘钥”，进一步深化“西学”内容。这些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所学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制造和驾驶轮船方面的技术，还进一步延伸到制造枪炮、水雷、开矿、冶炼、修建铁路等方面的技术，这样，学生当中有的“不但能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有的“于管驾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32]回国后，他们都能学以致用，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以第一批留欧学生为例，其中就有从事制造和监造近代兵轮、军舰的，如魏瀚、陈兆翱、郑清廉、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等，有了这批科技骨干，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对外国的技术依赖。从1868年开始建造“万年清”号至1907年的“宁绍”号（也称“江船”），船政局在40年中共造各类船舰44艘，除早期几艘是由洋工程师设计制造的以外，自1875年“艺新”号之后的30多艘都是船政学堂的学生与毕业生自己建造的。虽然自造的轮船在船舶吨位、功率、火力等方面远不及西方造船先进国家的最高水平，但与同时期向西方学习的日本造船业相比，其水平是要略胜一筹。除制造轮船之外，学生中也有从事兴建路矿电报工程的，如矿务方面有林庆升、池贞铨、林日章等，电报方面有苏汝灼、陈平国等，铁路方面有魏瀚等；还有的或从事文化教育，或担任翻译外交工作，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如严复、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魏瀚等。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届留欧学生中如陈寿彭、王寿昌、郑守箴在介绍西方文化以及将中国优秀文化介绍给西方，贡献尤为突出。

其次，福建船政学堂造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优秀的海军将才而拥有我国“近代海军摇篮”之誉。李鸿章在1880年称：“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才于闽省。”[33]中法马江海战中11艘舰船有8艘的管驾、都带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其中许寿山、陈英、叶琛、林森林、吕翰、梁梓芳等在战争中英勇奋战，以身殉国。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直接参战的13艘军舰，其管驾以上的将官中有11人是船政学堂的学生，其中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林覆中等在大东沟战役中壮烈牺牲。辛亥革命后，船政学堂的毕业生黄钟英、刘冠雄、程璧光、萨镇冰、李鼎新等先后担任民国政府海军总长。据统计，中国近代海军军官中有五分之三是船政学堂培育的，他们在捍卫海防、抗击侵略者和近代海军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所谓：“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材，实为中国海军人材之嚆矢。学堂设于马尾，故清季海军将领，亦以闽人为最多。”[34]

最后，福建学堂首开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之先河。由于福建船政学堂率先实行了具有近代职业教育特色的办学模式、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被学界公认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继其之后，洋务技术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兴办。李鸿章在曾国荃创办江南水师学堂时表示：“闽堂是开山之祖，至于斟酌损益，后来原意为功。此间学堂略仿闽前后学堂规式。”张之洞在创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时亦指出“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35]正如有学者指出：“创办技术专科学校，福建船政学堂首开其端……开近代西学（技术专门）教育的先河。”[36]

当然，以福建船政学堂为代表的洋务学堂，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在教学理念上，洋务学堂是洋务大臣创办的，作为封建官僚的洋务大臣们，开办新式学堂“采西学”的目的，首先是“自强”“自立”。如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37]其在反驳顽固派诘难时进一步解释道：“查周礼考工一记，所载皆梓匠轮舆之事，数千百年，黉序奉为经术，其故何也？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38]李鸿章亦认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之有是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侵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39]因此，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40]作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科学技术在洋务派眼里只是拘囿于“用”的层面，新式学堂所教所学，也只能是急功近利孤立地学习西方一些造船制器等技术知识和兴办工商、改善财政等专业知识，其他的学科由于眼前的实效性不大而不被重视，忽视了西学的整体性、系统性，导致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得不到健康发展。

其次，在教学内容上，除“西学”（外语、自然科学、实用技术）课程之外，学堂每日还要兼习策论，讲读《圣谕广训》《孝经》，以明义理。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规画闳远，尤重视学堂。同治十二年（1873），奏陈船工善后事宜：“请选派前、后堂生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学生有天资杰出，能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均可随宜肄业。”[41]他还进一步指出：“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42]由此可以看出，洋务学堂不仅注重“西学”的传授，而且重视“中学”的教育，充分体现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43]

最后，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洋务学堂是洋务大臣们各自为政办起来的，零星分散，学校与学校之间是相互孤立的，因而缺乏全国性的整体规划和学制系统。《京师大学堂章程》里就提到“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44]加之19世纪60年代，社会上普遍视洋务为异途，科举教育仍然是主流，作为专门职业教育的洋务学堂与专为科举而准备的旧式学校互不关联，自身缺乏完整的体系，不能和旧式教育衔接，导致职业学校的学生不能实现由低到高的过渡，几乎所有基本的知识和技能都需要从零开始，无形中延长了学习时间，也影响了培养学生的质量。因此，洋务学堂招生，应者寥寥，规模有限，办学水平也不高。

正是基于上述局限，有学者认为：“以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从‘自强’、‘求富’的目的出发，创办的洋务学堂中如天津电报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也具有实业学堂的性质，但这些以实用为中心、囿于一才一艺的专门技术学堂，还不能算作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实业教育。”[45]洋务派开展的洋务技术教育实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原初形态”[46]。

尽管如此，洋务学堂的创办，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创办是对两千多年来封建教育进行改革的首次尝试，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实属开山辟路的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方向”[47]，“洋务学堂的产生顺应了‘西学东渐’这一文化趋势”[48]，其在中国职业教育史上亦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它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的翻译、外交人员，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和海军人才，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风气之先河。更重要的是，其在教育观念、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所做的变革尝试，为近代中国新教育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洋务派创办的实业学堂在数量上越来越多，专业门类也愈益广泛。及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实业教育制度最终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