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学术史回顾

所谓职业教育，就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学生传授其将来所要从事的某种特定职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态度以及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等的学校教育。[1]其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对潜在劳动力进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操作的职前、职后培训，使之具有一定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熟练的专业技能，以适应个人就业和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满足国民经济各领域和社会发展诸行业的需要，最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职业教育可以说是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重要支柱。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个历史的概念，它是伴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民族资本主义与近代民族工业逐步发展而产生的。其滥觞于清末洋务运动，是由清末民初的实业教育演变而来的。从晚清的实业教育到民国的职业教育，不论是从发展的时间顺序、教育宗旨、内涵与外延等各个方面看来，二者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体上看来二者应该是一种发展继承性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日渐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热点之一，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在中国学术界日渐升温，备受学者们的青睐，其中对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职业教育思想的演变及其与职业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教育社团与近代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法制（或职业教育制度化）、职教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等方面的探索尤其受到关注。成果斐然。

综论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

刘桂林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以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历程为研究对象，论述前后相续的三次职业教育思潮的演变，揭示职业教育思潮与职业教育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职业教育思潮的现实目标是促成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或完善，而职业教育实践反过来通过检验和修正职业教育思想，推动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入发展。

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古代社会的职业教育、近现代职业学校的产生和发展、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模型、农村改进事业的实验、职业指导的实践与理论、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历史作用、职业教育的重要法令与规程八个方面介绍了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李蔺田主编、王萍副主编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将1862年京师同文馆之创设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萌芽的起点，通过翔实的史料，系统叙述了1862年至1988年的中国近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史，探讨其发展过程和规律，总结经验，反映其伟大成就。

各研究专题的相关论文主要有：

霍益萍《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1988年第3期）一文认为：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不完全是一回事。它们之间在具体的内涵及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所反映的经济发展阶段均存在区别。董江华《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从名称的转变看清末民初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4期］的文章亦认为：1922年，《壬戌学制》正式以“职业教育”一词来取代“实业教育”。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并非名称的简单转变，两者在教育宗旨、教育目的（人才培养规格）、课程开设、办学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等方面有显著差异，体现出中国职业教育在发展中面临的不同历史使命和不同的发展特色。

刘桂林《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年第4期］一文认为：近百年间，职业教育思想表现为三次思潮的起伏更替，即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的实业教育思潮、民初至20年代的职业教育思潮、20年代末至30年代重新崛起的职业教育思潮，而每次思潮都导向制度的建立或修正，即癸卯实业教育、壬戌职业教育及30年代多形式多内容的职业教育制度。三次思潮和三次制度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范式，即思潮——制度范式。

谢长法《中华职业教育社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2002年第5期）一文通过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的引入、介绍职业教育经验，职业教育理论的探讨，以及开展的主要实践工作的梳理，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因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地位。

王成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国职业教育近代化》（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8年）亦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近代开展的主要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如宣传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探索职业教育理论和开展职业教育试验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客观的分析。

王为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法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以实证性研究从纵向和横向、静态和动态分别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法制进行分析，并以规范性研究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法制进行评论。

关于实业家、职教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丰硕成果尤为集中于郑观应、张謇、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等人。代表作有：王琳的《郑观应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启示》（《职教通讯》2011年第3期）、刘振宇的《郑观应职业教育思想简论》（《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10月）、张兰馨的《张謇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张廷栖与王观龙的《张謇职业教育思想及其特点》（《教育与职业》1998年）、程绍珍的《张謇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997年第9期）、程斯辉的《张謇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2月）和《企业家兴办职业教育的先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年第8期）、章涵的《张謇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9年）、代伟的《蔡元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及现实启示》（《教育与职业》2012年5月）、牛金成的《蔡元培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当代意蕴》（《高教发展与评估》2012年7月）、陈九如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探究》（《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高奇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年2月11日）、刘祥平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高峰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等等。

上述所有研究成果，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近代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推动当代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二　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烙印，主要表现为职业教育以实业教育的形式发展并由附设在洋务实业到逐渐独立设置；职业教育体系初步确立；职业教育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宣传、研究、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教育机构正式成立；女子职业教育是这一时期的新生事物，发展较快。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在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1.职业教育由附设于洋务实业到独立设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几千年来“天朝上国”的迷梦开始消散。面对“千古之创局”，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率先对中国战败的原因进行深刻反省，逐步认识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经世派代表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受到洋务派推崇。以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王公贵胄和封疆大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勾结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目睹了西方军工火器之“长技”，也意识到了西方进逼的历史转折的含义，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所言：“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2]基于这种认识，一股“采西学”以“自强”的社会思潮沛然而兴，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随之揭开序幕。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由军工企业向工、矿、交通等各相关民用企业不断扩展的过程。所有的这些军事的、民用的企业，都采用机器生产。为管理机器生产，为对外交涉的需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成为洋务运动深化的必然结果，洋务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从“技”上升到“学”的层次。1866年12月，奕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奏折中说：“开馆求才，古无成格。惟延揽之方能广，斯聪明之士争来。……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实用。”[3]《清史稿》卷107《选举志二·学校下》亦云：“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中国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师心自用，无裨实际。”以“尚实”为宗旨的洋务教育应运而生。洋务派本着“变器不变道”的原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创办了30多所学习“西文”（外国语言文学）和学习“西艺”（西方近代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新式学堂，附设在洋务企业内的近代中国第一批职业学校诞生了。1866年，附设在由左宗棠创办的马尾造船厂中的福州船政学堂是为中国职业教育机构之发轫。此后，类似的职业学堂续有增加。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福州电气学塾、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

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朝野哗然。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被迫放弃洋务运动时期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的经济政策，采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以及纯粹商办的管理形式以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据统计，1894—1902年，投资总额达到3720多万元，新开厂矿110个；而1872—1893年的投资总额仅1700多万元，厂矿总数63个。[4]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动了实业教育的高涨，催生了一批实业学堂。加之，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工战不如学战”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与其教育的发达与否密切相关，“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强调振兴中国“归本于学校”“其体在于学”。康有为认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5]“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6]中国之贫弱，正弱于教育不发达，民智不开，因此，“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7]梁启超在其《学校总论》中亦指出：“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8]严复则通过对中国败于甲午战争之原因分析，提出：“根本救济，端在教育。”[9]他在1905年就任复旦公学校长之前，为该校拟写的《复旦公学募捐公启》中说：“以中国处今日时势，有所谓生死问题者，其惟兴学乎？问吾种之何由强立，曰惟兴学。问民生之何以发舒，曰惟兴学。”[10]正是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与教育救国思潮勃兴的历史条件下，专门性的、独立的职业学堂应运而生。1896年，张之洞据江西绅士蔡金台等呈请，奏准于江西高安创设蚕桑学堂，成为中国职业教育进入单独设校阶段的标志。自此之后，类似的职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如蚕业类的有杭州浙江蚕学馆（1897年）、福建蚕桑公学（1900年）、江南桑蚕学堂（1901年）、四川蚕业公社（1902年）等；农务类的有湖北农务工艺学堂（1898年）、江宁农务工艺学堂（1898年）、广西农务学堂（1899年）、湖南农务工艺学堂（1902年）、山西农务学堂（1902年）等；工商类的有直隶矿务学堂（1897年）、广东商务学堂（1901年）、汉阳钢铁学堂（1902年）等。[11]

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出掌教育部，他根据当时实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参考各国教育经验，提出了实利主义教育的主张。他说：“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于普通学术，悉寓于林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12]在其主持下，1912年9月—1913年8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学校规程，对此前的职业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了清末教育宗旨中与民主潮流不相适应的“忠君”“尊孔”等内容，突出职业教育与当时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特点，使得民初的职业教育较之晚清有了一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职业教育的范围较晚清有所拓宽，专业设置更加社会化、多样化。此外，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具有地方特色，如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主要是蚕桑及纺织，因而，职业学校也多开设蚕桑类、纺织类的课程。又如江西景德镇地区由于制瓷业发达，职业学校的课程中则多有制瓷业及绘画等科目。

总之，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经历了自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发展，至民初已初具规模，为以后的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职业教育体系初步确立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与清末近代新学制一起诞生的。随着职业教育的开展，建立职业教育制度的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中国建立一个近代的职业教育体系成为时代的呼唤。于是，清政府从1901年起开始实行“新政”，改革教育，逐渐确立了以《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为代表的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学制。

《壬寅学制》，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清政府公布的、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是年为壬寅年，故该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其基本内容是将学校划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的初等教育为三级，即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第二阶段的中等教育为一级，即中学堂四年；第三阶段的高等教育为三级，即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年限不定）。整个学制长达20年。此外，该学制注意到了实业教育，提出设置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简易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中等实业学堂以及与高等学堂平行的高等实业学堂。该学制还明确规定：小学堂的宗旨是“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中等学堂的是“高等专门之始基”，而大学的宗旨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学”。《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定学制，它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新式的、完整的学校体制正式形成。但是，由于其体制上不够完备，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如轻视女子教育，受科举制的影响和制约亦深，因此，该学制虽经公布，却并未正式实施。

将实业教育纳入学制系统并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制度推行是在1904 年1月。鉴于《壬寅学制》的不足，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定了一个全国各级学堂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公布，是年为癸卯年，故该章程又称《癸卯学制》。

在学制的制定者张之洞看来：“国民生计，莫要于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掌，有百益而无一弊，最宜注重。”又说：“实业学堂，意在使全国人民具有各种谋生之才智技艺，以为富民富国之本”，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故要求“各省宜速设实业学堂，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为此，《癸卯学制》突出了实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其对学校各级教育的规定仍为三段七级，具体如下：初等教育，设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设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整个学制长达29—30年。此外，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实业补习学堂、初级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其中，初等实业学堂分农业、商业、商船三种，中等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种，高等实业学堂亦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种。补习实业学堂分为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和艺徒学堂两种。实业教员讲习所以“养成该实业学堂及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之教员为宗旨”，分农业、商业、工业教员讲习所三种。至此，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正式确立并在全国推广执行，从而打破了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为科举制的废除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实业教育也被正式纳入中国的学制体系，建立起从初级到高级的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

新学制颁布后，各级各类实业学堂有较大发展。据清政府学部于1907年、1908年、1909年三年所发表的统计数字看，实业学堂和学生数逐年增加。1907年实业学堂137个，学生数8693人；1908年实业学堂189个，学生数13616人；1909年实业学堂254所，学生数16649人。[13]

不过，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实业学堂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偏低，以1909年为例，实业学堂在全国新式教育机构中仅占0.4%，学生占1%左右。[14]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对此前的学制进行改革。1912年9月3日公布了民“中华民国”一个《学校系统令》，因该年为壬子年，故称《壬子学制》。随后，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及大学的有关法令规程。农历癸丑年（1913年），将《壬子学制》与这些法令规程的内容相互补充，综合起来形成了《壬子癸丑学制》。作为“中华民国”颁布的第一部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在教育宗旨、学校系统、课程设置等方面均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本质转化，惟其如此，其基本框架一直延续至1922年。

该学制中的《实业学校令》（共11条）和《实业学校规程》（七章60条），对实业教育作了初步改革。按照这两个文件规定，清末实业学堂改称为实业学校，原初、中、高三级实业学堂改为甲、乙两种实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相当于清末中等实业学堂；乙种实业学校实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相当于清末初等实业学堂；另设专门学校，分农业、工业、商业、医学等科，相当于清末高等实业学堂。实业学校的修业年限较此前的《癸卯学制》缩短3—4年，各类甲种实业学校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亦可根据具体情况延长一年；各类乙种实业学校为本科三年，专门学校与甲种实业学校同。在学校设置方面，允许私人或私法人创设私立实业学校，甚至还规定了可以根据地方情形和性质，开办女子职业学校，女子教育在学制中占有了一定地位。在经费的筹措方面，有省经费、县经费以及乡镇、农工商会的捐款以及学生交纳的学费等多种渠道。在专业设置上，除农业、工业、商业外，还包括政法、音乐、美术、外语等共九类，到1922年，职业教育几乎已经包括了社会上所有门类。至此，独立而完整的实业教育系统最终确立。

为了推进实业教育的发展，教育部于1913年8月12日、18日又分别通过了《实业学校须按照规程设置本科预科方准立案》及《教育部训令各省甲种乙种实业学校迅速照章呈报》等多条通电公告，敦促各地尽快按照条令发展职业教育从而为民初实业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实业学校和学生数量都有一定的增加。尤其是乙种实业学校，从1912年的346所发展到1916年的441所，五年间增加了近100所，在校学生人数也从1912年的14469人发展到1916年的19765人，五年间增加了5300余人（见下表）。

3.职业教育思潮的萌蘗

职业教育思潮是近代中国教育思潮中持续时间较长、影响层次较宽、与经济生产最为紧密的教育思潮之一。其理论建构的主导思想，就是通过教育的途径，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于己掌握谋求生计的能力，于群能尽造福社会的义务。[15]其萌生于晚清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的实业教育思想，伴随清末民初实业教育的开展、新学制的探索与实践以及职业教育的发展，于1917年中华职教社成立后达至高潮，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教育思潮。舒新城评论说：“中国近代各种教育思想在实际上之影响，无有出乎职业教育思想之外者。”[16]

最早提出“职业教育”这一概念的是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17]他在1904年的《添聘普通教习详文》中首次提到“职业教育”：“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18]以后又在《保送游学文》和《送农林学生崔潮等游学日本文》中提到该词。从姚氏的行文及其所处时代看，他所谓的“职业教育”实际上是职业教育的先导——“实业教育”。有学者视此为倡职业教育之始。[19]但是，其思想在当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

辛亥革命后，提倡职业教育大有其人，职业教育思潮开始风行。

《教育杂志》主编陆费逵率先撰文提倡职业教育。1911年，他在《世界教育现状序》一文中提出：“吾国今日亟宜注意者有三：国民教育，一也；职业教育，二也；人才教育，三也”；认为：“国计民生之赢绌，恃职业教育”。[20]1913年，他在《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一文中再度提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他说：“职业教育，则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所以使中人之资者，各尽所长，以期地无弃利，国富民裕也。……而非职业教育兴盛，实业必不能发达，民生必不能富裕。”[21]

陆氏之后，职业教育备受教育家们的青睐，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可谓其中最力者。

新文化运动的政治领导人、思想家陈独秀亦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着手，于1915年在《新青年》上著文将职业教育列为四大教育方针之一，认为“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22]

蔡元培则针对当时许多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入中学的现状，在1916年12月，应江苏教育会邀请的演讲《教育界之恐慌及其救济方法》中提出“为中学生筹救济，当注重职业教育”。[23]

最为职业教育殚精竭虑者当推黄炎培。可以说，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就是从实用主义教育脱胎而来的。早在20世纪初，黄炎培与乃师蔡元培同道，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实利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极力促成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联姻，强调中国现实的学校教育，应该使受教育者“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24]，成为其时兴创实业教育的积极倡导者。1915年4月，黄炎培随同游美实业团访问美国。两个月的访美之行，成为黄炎培教育思想从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变的契机。他目睹了美国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意识到：“语以抽象的实业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警心动目”[25]，“回念吾国不能不认识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26]。他还将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进行比较，指出职业教育的优越性。他说：“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二者皆以解决生计为目的，然其范围不同。实业教育之高焉者，高等专门实业亦属之，其下焉仅为职业预备者亦属之，故论其长可谓过于职业教育。英语Industrial Education之名词，依其本义仅限于工业教育。东方译为实业教育，亦仅于农工商三种。而医生教师等不与焉。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则凡学成后可以直接谋生者皆是，故论其阔又可认为不及职业教育。”又曰：“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曰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识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惟实业教育，兼含研究学说之意味，而职业教育，则专重实用，纯为生活起见。实业教育所养成之人物，则一部分主用思想：而职业教育所养成之人物，则完全主用艺术。盖自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乃有所谓实业教育。至晚近，实业益发达，而生计问题亦日以急迫，于是复有所谓职业教育，专以职业上的学识、技能教授不能久学之青年，而一方面亦使实业前途进步无限量。……故职业教育者，在学说上为后起之名词，在社会上为切要之问题，而在教育上实为最新最良之制度。”[27]归国后，黄炎培开始着力宣传职业教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和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奠基人。

通过上述教育家的鼓动、宣传，职业教育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并成为当时耳熟能详的大众术语，很快形成一股教育思潮。1917年5月，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国第一个以宣传、研究、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两个月后，中华职教社就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正式向社会宣告：“吾侪所深知确信而敢断言者，曰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决无能解决生计问题之希望。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同人于此，既不胜其殷忧大惧，研究复研究，假立救济之主旨三端：曰推广职业教育；曰改良职业教育；曰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28]1917年11月，职教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宣传职业教育的专门刊物——《教育与职业》月刊，作为宣传和研讨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基地。1918年又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大力推广职业教育。中华职教社成立及其《宣言书》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推动了职业教育队伍的组建，拓展了职业教育的活动范围，为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教育部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标志着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确立。

4.女子职业教育的滥觞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社会底层，在“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女子被禁锢在家庭闺阁中，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也就无所谓女子教育。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女子学校教育滥觞于鸦片战争后在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塾。学术界普遍认为，1844年英国伦敦“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传教士阿尔德赛女士（Miss Aldersay）在宁波创办的女塾是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开端。教会女学的创办，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中国传统女教，突破了封建传统禁锢，催生了近代中国自办的女子学校教育。

女子学堂肇始于维新运动时期。1898年，在维新思潮的影响和维新派人士的倡导下，经康广仁、梁启超、郑观应等人的积极筹备，由经元善主持的上海女学堂（亦称经正女学）正式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开端。1904年，娄县人史家修创办的上海女子蚕丝学校，则是中国女子专科职业教育的开端。同年9月，张竹君女士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校中附设了女子手工传习所。该传习所以“为同胞女子谋自立之基础”为宗旨，教授手工、编制等内容，教材分“手工编织”“机械缝衣之初级”和“机械扣法”三级。此后女子职业学校逐渐增多。不过，直到1904年前，女子学校教育一直处于民间自发的状态，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中也没有女子职业教育。如清政府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有《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是“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女师范学堂”。[29]

但是，1906年，在兴学的浪潮的推动下，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女子受教育的问题。1907年3月，学部同时公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承认“详征古籍，博访通人，益知开办女学，在时政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指出女子学堂“以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为宗旨”。[30]女子受教育的权利从此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908年，全国有女学堂29所，学生1384人；1909年，女子学堂激增至308所，学生达14054人。仅一年时间，学堂数、学生数均增长近10倍。[31]不过，当时女子所接受的职业教育主要是桑蚕、美工、缝纫、编织、家事等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劳动强度较低，学科程度也不高，多为居家的、简单的手工劳动。

民国建立后，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推进下，教育部颁发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女子教育的法令，女子职业教育在清末女子实业教育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1913年8月公布的《实业学校令》规定：“女子职业学校得就地方情形与其性质所宜，参照各项实业学校规程办理。”是为女子职业教育从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之始。随后，全国不少省份开始遵照此令创设女子职业学校。1917年职教社成立后，大力提倡女子职业教育。如1917 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的《职业教育进行计划案》第四条即是主张“促进女子职业学校”。其中规定：“查部定《实业学校令》，有女子职业学校，得就地方情形与其性质所宜，参照各项实业学校规程办理之规定。但现在各省女子职业学校多未设立，应令各省区从速筹设。”[32]1918年年底，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又通过《女子中学应附设简易职业科并须扩充女子职业案》，其中提出各省区应借鉴日本高等女学校中附设实科的办法，在中学校中设立简易技艺科、蚕业科、园艺科、商业科等。1922年7月，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在济南召开了第一届年会，会议决定“女子职业学校学科设置标准”，为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年《壬戌学制》颁布，标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正式确立，也宣告中国近代女子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

在政府的提倡下，女子职业教育获得了较大发展，女子职业学校和学生的数量均有较快增长。1914年，江苏、湖北、四川、云南等地率先创设女子职业学校、女子工艺传习所、女子蚕业讲习所等，共6所。1915年，山东、福建等省也创办了女子职业学校，而且有许多不同的科，如蚕业讲习所、蚕丝科、家政科等，女子职业学校增至17所，学生1418人。1916年达21所，学生1719人。[33]较有影响的学校有奉天铁岭县立女子乙种蚕业学校、山东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福建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江苏松江县立松筠女校、江苏无锡县私立女子职业学校等。据教育部第五次统计，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全国女子职业学校学生数为1866人，女生占学生总数的6.2%，当时全国实业学校男生数为28223人，男生数大于女生数15倍强。[34]1921年女子职业学校达44所，1922年发展到76所。[35]据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1922—1923年度全国甲种实业学校女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为7.13%，乙种实业学校女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为8.58%，较1916—1917年度均有所提高。[36]

清末民初女子职业教育的成效是突出的，在促进女子自主意识、职业意识的觉醒以及民国后期女子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等方面功不可没。

总括上述，清末民初职业教育尚处在初发阶段，职业教育由依附清末实业转型而来，职业教育体制初步确立，职业教育观念逐渐成形，女子职业教育有一定程度发展，在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具有破斧开冰、筚路蓝缕之功。

---

[1]顾明远、梁忠义主编：《世界教育大系·职业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刊本。

[3]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4]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

[5]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0页。

[6]同上书，第306页。

[7]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8]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页。

[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4页。

[10]1905年8月24日《时报》，转引自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11]熊贤君：《清末职业教育述评》，《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年第4期。

[12]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页。

[13]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业教育出版社1933年版，第14—16页。

[14]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15]余子侠：《近代中国职教思潮的形成演进与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16]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17]洪宇：《谁在近代中国最早使用“职业教育”一词》，《教育与职业》1990年第9期。

[18]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19]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20]《教育杂志》19卷3号。

[21]吕达：《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22]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23]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24]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25]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26]《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27]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8页。

[28]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29]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2页。

[30]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92页。

[31]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32]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447页。

[33]谢长法：《民国初年女子职业学校的发展》，《教育与职业》1998年第3期。

[34]程谪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15页。

[35]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36]中华教育改进社编：《中国教育统计概览》，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3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