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辛亥革命后职业教育制度初步确立（1912—1922）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制，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教育近代化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对此前的学制进行改革，并于1912年9月3日公布了民国第一个《学校系统令》，因该年为壬子年，故称《壬子学制》。随后，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及大学的有关法令规程。1913年（农历癸丑年），将《壬子学制》与这些法令规程的内容相互补充，综合起来形成了《壬子癸丑学制》。作为民国后颁布的第一部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在教育宗旨、学校系统、课程设置等方面均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本质转化，进而推动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确立。

一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为民初社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民族资本主义获得较大发展。

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后，即以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发展经济的总政策和总目标。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美国经欧洲回国，当时他在巴黎向国民军政府发了一封电报指示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之为要领。”[110]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111]。“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112]，因此，他断言：“夫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主义之行于吾也必矣”[113]。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誓词中，孙中山把“图谋民生幸福”作为其任内的重要任务，指出：“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建设之事，更不容缓”[114]，强调“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115]。《临时约法》破天荒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地位。1912年1月28日，内务部发布《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规定“凡人民财产房屋，除经正式裁判宣告充公者外，勿得擅自查封”。后又明确规定：凡在民国势力范围的人民，以及确未反对民国的前清朝官吏，其财产均归个人享有；确无反对民国之实据的现任清朝官吏，其财产归民国政府保护，候本人投归民国时归还本人。[116]《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中发布了禁止买卖人口令，宣布“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117]。从而，以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代替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为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尤为强调“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不能不切实经营”[118]，在临时政府建立的9个部中，有4个部与经济有关，即财政部（主管会计、库帑、赋税、公债、钱币、银行、官产事务。监督所辖各官府及府县与公共社会的财产）、内务部（主管警察、卫生、宗教、礼俗、户口、田土、水利工程、善举、公益及地方行政事务。监督所属各官署及地方官）、实业部（主管农、工、商、矿、渔、林、牧、猎及度、量、衡事务。监督所辖各官署）、交通部（主管道路、铁路、邮信、电报、船舶、运输并造船事务）。这些部门的建立及其职责的明确，提高了处理发展实业、经营管理、产权纠纷等问题的效率。

除在中央设立实业部，各省也相应地设立了实业司，内分农、工、商、矿四科。实业部先后颁布了“慎重农事”令和一些扶持、保护实业的规章和办法，如允许并鼓励人们自出资金兴办实业，鼓励农垦，保护民族工商业，勉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并协助维持一些有困难的企业等。据统计，1912—1916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如农商部颁布的《暂行工厂通则》《矿业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商人条例》等，激发了实业家们兴办企业的热潮，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时间，一批涉及工矿、农桑垦殖、交通运输的实业获得政府批准而创办起来，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办实业成为风气，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间就有了显著增长。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开办工厂和投资数额增长迅速。1912—1920年，新登记的工矿数为418家，新增资本额为15858万元，平均每年增加26家，增加资本991万元。工厂数和投资额增加较多的部门有纺织、面粉、采矿、卷烟等行业。据统计，1912年全国十个主要行业主要工厂数为698家，资本33082万元，工人27万人。到1920年，全国工厂数增加到1759个，增长152%。资本额50062万元，增长51%。工人数为56万人，增长107%。[119]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工业，从1912—1927年纱锭数由738332枚增加到3674690枚，增长将近5倍；布机由2316台增加到29788台，增长12.8倍。[120]其次是面粉工业，1914—1920年，面粉厂增加了84家，面粉的出口由7万担增至396万担，并由入超转为出超。另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6200多万元，1920年增为1.55亿多万元，增加了150%；同时资本在50万元以上的大企业1914年只占总数的4%，1920年增长14%；在采矿工业和运输业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1916—1920年，中国资本新式煤矿的产量由44.95万吨增至488.97万吨，即增加近11倍；1913—1919年中国轮船吨数由133233吨增加为287592吨，即增加116%。[121]无论是创办企业的总数抑或是创办资本的总额，民初十几年的发展都远远超出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有学者统计，1840—1911年的72年中，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共953家，创办资本总额总计203805千元。而1912—1927年的16年中，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共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总计458955千元。[122]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一方面外国商品输入量下降，从而改善了中国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环境。1913—1920年，主要消费品的输入明显下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棉纱由269万担下降到129万担；本色布由434万担下降到316万担；粗布由521万担下降到253万担；面粉由260万担下降到51万担；火柴由2845万罗下降到848万罗；袜子由211万打下降到55万打。[123]中国历来严重的入超危机得以缓解；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国际社会对战略物资的急迫需求也严重刺激了中国的出口，由此形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农、工、商业发展有利的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入黄金时代。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相应的调整。在清末实业发展的基础上，传统农业依然受到重视的同时，不仅工商业有了较大程度地发展，而且交通、金融等新兴的产业也得到了相应发展；金融方面，各种银行法的颁布保证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各专业银行以及各省地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交通方面，1913年，中国第一条连接城市之间的公路——长沙至湘潭之间公路的落成；1917年，中国人自己经营的汽车公司——北京商人景学龄组织的大成张库汽车公司正式挂牌；1921年全国已有公路1185公里，1922年达到8000公里，一年猛增了7倍，到1928年全国公路里程达21000公里，东南沿海各省、内地经济发达的省内都有公路修筑。1912—1927年，新建铁路3422.4公里，铁路运输能力也由1915年载人运输288800万人公里到1927年的922000万人公里，增长了3倍多，1915年载货运输由22.5亿吨公里，到1927年增长为28.2亿吨，其最高年1921年达47.1亿吨，增长了67%。[124]1920年，全国现代工矿业总产值9.89亿吨，现代交通运输业（包括邮电通信）产值3.08亿元，工农业生产总值159.3亿元。现代工矿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现代工矿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产值占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总产值（165.38亿元）的7.84%。[125]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民国初年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社会环境，其发展仍有明显的弱点。

第一，轻重工业发展的不平衡。由于民族资本力量弱小难以同外资竞争，因此主要的投资方向是那些所需资本较少、资本周转较快、技术要求低、获利多而快的面粉业、棉纺织业等轻工业方面。至于那些投资大、技术要求高的冶金、机械、电力、化学等工业则长期处于落后甚至停滞状态。此期我国铁产量仅占世界产铁总量的0.44%，钢产量仅占0.029%。至于机械工业，大多数民营机械厂只从事修理和装备。电力工业方面，民国初年全国已有发电厂60家，其中民营资本开设的有46家，发电机容量仅1.2万余千瓦，到1924年全国民营发电厂增至219家，其中规模较大的182家，合计资本5000万元，平均每厂仅有资本23万元。总装机容量约8万千瓦，平均每厂装机容量为460千瓦；装机容量在300千瓦以下的发电厂占总数的76%。[126]

第二，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由于外资侵入造成的自然经济瓦解及交通运输及电力等物质条件的制约，新建民族资本企业大多分布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杭州等沿江沿海和通商口岸地区。如发展最快的棉纺织业工业主要分布在上海、武汉、天津、无锡、南通、青岛等沿海大中城市，仅上海拥有纱锭数68.4万枚，占全国纱锭总数的33.9%。[127]面粉工业多集中于上海、哈尔滨、无锡、天津、济南、长春等地。

第三，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不平衡。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较落后，生产效率偏低。如华商纱厂每个织布工每周工作90个小时，产布210码，厂方支付工资2.4元，平均每码布成本1.143元。而英国资本纱厂每个工人每周工作54个小时，产布706码，平均每码布成本仅0.677元，英商厂的劳动生产率较华商厂高3.36倍。[128]而中国新建企业中虽出现了大生、启新、福新、申新等规模较大的资本集团，但占多数的仍然是中小资本，生产方式往往是机器与手工并存。如这一时期中国民营缫丝工业就是土法缫丝与机器缫丝并存，农民家庭手工式所缫土丝，质硬色黄，不够品级。即便是机器缫丝，也因缫丝工的技术落后而导致所产丝的质量差难以和外国丝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而私人资本开设的工厂，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因中国人民抵制洋货运动而快速增长，由1914年的4家增至1928年的180余家，但绝大多数是家庭作坊的小厂，而且不稳定。[129]

上述特点表明，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远未走上形成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道路，其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仍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和帝国主义的联系而言，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工业，拥有9个纱厂和11个面粉厂的申新、福新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接收了外国资本的接济；中国唯一较有规模的私营造船厂——上海求新船厂，在1919年就注入了法国资本。[130]在电力和交通运输方面，则更多地依赖外商。以和封建主义的关系而言，周学熙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探矿均有官银号借垫官款以充开办经费，在滦州煤矿的招股过程中，甚至有袁世凯“官股不足之数，摊派各县知事和官家人员分担”的规定。[131]至于封建官僚们的私人投资，则更是这一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同外国资本和封建经济相比，民族资本主义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的比重大大超过本国资本。煤的生产，外国资本占全国年产煤量的77.1%。在棉纺织业中，无论是纱锭数还是布机数外商“占去一半有余”。钢铁生产方面，到1927年全国11家钢铁厂与日本资本有关的有4家，占36%；21个炼铁炉与日资有关的15个，占71%；在3010吨的总容量中，与日资有关的为2570吨，占85%。机器制造业，国内几乎是空白，机器设备依赖从国外输入。至于封建经济，则在全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如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本经济仅占整个国民经济的2%，而封建经济则占到90%以上。[132]唯其如此，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资本卷土重来，再度加紧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投资设厂，导致中国刚刚起步的民族工业又迅速萧条下去，一大批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矿企业，或被外资控制兼并，或因产品竞争力弱而亏蚀闭歇。尤其是纺织、面粉两个行业。1921—192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新设了6个纺织公司，在青岛新设了3个纺织公司，并在原有的纺织公司中增设了5个纱厂和1个织布厂；而同时，华商纱厂中有4个为日商所吞并，2个为美商所吞并，3个出租出卖，8个清算改组。据日本人调查，1921年山东已有139家日本工厂，而只有93家中国工厂。[133]

尽管如此，民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仍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对中国教育亦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民初教育制度的改革。

二　民初的教育改革与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指出：“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134]此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政策法令，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民初的教育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在此后短短6个月的任期内，蔡元培高瞻远瞩、大刀阔斧地采取了诸多改革措施，改革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教育领域的许多方面，为民国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次改革的效果也比较显著，在改革中建立起来的教育体制与新型学校系统，一直沿用或影响到以后几十年中国教育的发展。概括起来，其内容荦荦大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建一个高效、节俭、务实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

民初教育改革是从机构改革开始的。蔡元培认为：“办理部务，当以办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成立，官制未通参议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为事人择，亦不必多设冗员。”[135]他邀请办爱国学社时的老同事，共过患难，颇有学识的蒋维乔到部工作，又聘请了一位会计兼庶务同去南京，就这样，连他自己在内，一共只有三人的教育部便正式组成了。后来增加人员，连缮写在内总共也只有三十余人，为南京临时政府内人员最少的一个部，真正做到“诸事简陋，惟务实际”[136]，被人们誉为是“学术化”“平民化”的教育部。蔡元培正是靠了这个机构精简、讲究实效、得心应手的教育部，才取得民初教育改革的成功。1912年3月，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教育部出台了《民国教育部官职令草案》，经多次修改后，该《草案》于1912年8月获得通过。《草案》在前清学部的基础上，将原来学部所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改为三司一厅，即普通教育、专门教育、社会教育三司和总务厅。普通教育司下设5科，分别管理蒙养院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实业学校、蒙藏回学校等事务；专门教育司下设2科，分别管理大学及游学生、高等专门学校等事务；社会教育司下设3科，分别管理宗教礼俗、社会文化设施、通俗教育等事务。总务厅下设秘书、编撰、审查3处，文书、会计、统计、庶务4科。为了解全国各地执行教育法规的情况并及时加以督导，又成立视学处，设视学员若干人，轮流到各地视察教育工作。

第二，废弃腐朽的封建主义教育宗旨，制定新型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

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教育宗旨诞生于1904年晚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方针，以封建的忠孝思想为核心。1906年，清学部又厘定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端十字”宗旨。这个宗旨与《奏定学堂章程》精神实质一脉相承，都是以封建伦理为基点，强调“忠君、尊孔”对于维护封建国家的重要性。后来这个教育宗旨一直沿用到了1912年清朝的灭亡。

民国建立后，随着国体的变更，清末的教育宗旨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的发展。当时，社会上要求改革教育宗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针对这种情况，蔡元培于1912年2月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尖锐地指出清朝的教育宗旨的腐朽与陈旧，“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37]，首次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世界观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并对“五育”的内涵做了详尽说明，强调“五育”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

在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指导下，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9月颁布了民国教育宗旨：“注意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产生以来，由政府颁布的第二个全国性的教育宗旨，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实施了的资产阶级教育宗旨，充分体现了教育关于人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它完全否定了清末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宗旨，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教育“忠君”“尊孔”两大信条，在根本上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确立起重视科学与实用知识、尊重人格与个性发展的新型教育思想，对民初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改革旧学制，建立新学制。

民国初期，国家初创，新旧交替，学制改革的问题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电令，提到“民国既立，清政府之学制，最必须改革者”，指出学制改革的迫切性。但考虑到新学制的制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征集各地方教育家意见，折衷厘定”方可正式宣布。[138]

1912年7月10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开幕，历时一个月。蔡元培致辞开宗明义指出会议的重大意义：“今日之临时教育会议，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关系甚为重大，因有此次会议，而将来之正式中央教育会议，即以此次会议为托始。且中国政体既然更新，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139]学制改革即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经过热烈讨论，1912 （农历壬子年）7月，在蔡元培主持下，教育部制定了一个《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同年9月正式公布实行。此后，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1913年（农历癸丑年）又将这些法令与《壬子学制》综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新的学校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作为民国第一部学制，在教育宗旨、学校系统、课程设置等方面均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本质转化，唯其如此，该学制一直延续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出台。

民初教育改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继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同时又是我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对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于民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次教育改革是在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的领导和组织之下进行。从总体上看，民初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无论是教育改革的规模、内容，还是改革的成效及其影响深度，在整个近代教育改革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改革的过程中，蔡元培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集合了教育界的智慧和力量，对前清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在民国教育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教育在这场教育改革中受到空前重视。

如果说，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兴起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动因，那么，民国政府的建立和民初的教育改革则是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与制度的保障。

正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教育与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求在教育体制内增加职业教育，并且要求职业教育细化成不同类别，如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通信业等等。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民初教育界在经济界巨大的人才需求亟待满足，而当时教育界却无法供应出足够数量合乎经济界要求的毕业生这个巨大的矛盾中，展开了一场对清末以来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的批判”[140]。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民初民族资本主义在良好的社会条件下迅速发展，急需大批实业人才，大批近代工厂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对职工都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辛亥革命后普通教育虽然有较大发展，但是，却严重脱离实际，从而造成“无新学识以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于改良”[141]。时任广西巡抚的沈秉坤（1862—1912）指出：“夫名为实业，而不能实习，安有实业之可言。加以课程又系预科性质，本难应用，又何怪学生毕业之后，莫肯从事实业耶？”[142]《教育杂志》也发表文章指出，实业教育“工艺学生见实习而甘居人后，农林学生逢灌溉而掩鼻不前，商科毕业者不信用于会社银行”[143]。陈独秀在《新教育是什么》一文中说：“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记了许多外国名词，见了本地的动植物茫然不解。”[144]

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毕业即失业”。大多数的中学毕业生或赋闲乡里，或游荡于通都，成为有知识的“无业游民”；即使找到了工作，或不能胜任，或所用非所学。《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记载：“甲寅（1914年）之秋，同人有考察京津教育者，某中学学生数百人，其校长见告，吾校毕业生升学者三之一，谋事而不得事者二之一。乙卯（1915年）、丙辰（1916年）两岁，江苏省教育会以毕业生之无出路也，乃就江苏公私立各中学调查其实况。乙卯升学者得百分之二十三，丙辰得百分之三十九，此外大都无业，或虽有业而大都非正当者也。今岁（1917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各省区代表报告，则升学者仅及十之一，或不及十之一。若夫高等小学，今岁调查江苏全省毕业者4983人，而收容于各中等学校者，不及四之一。此外大都营营逐逐，谋一业于社会，而苦所学之无可以为用者也。”[145]正所谓“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察、兵士、农夫，却无干系，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146]。有关资料显示，1913年以前，中国纺织、食品、印刷文具、机械五金等十个行业的近代工厂总数为698个，工人总数是270717人，到1920年，工厂总数增至1759个，工人总数增至557622人，均增加一倍以上。[147]学校不合时宜的培养目标难以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对人才的需要，从而也制约和掣肘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据统计，民国元年实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仅占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的1.1%，到1916年，全国中小学（包括幼稚园）达120447所，在校生达3904378人，分别比1912年增加38.9%和37.1%；而实业学校数虽然增至525所，在校生却下降至30089人，占普通中小学的0.77%，比1912年下降0.33%。[148]

有鉴于此，蔡元培出掌教育部后，即根据当时实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参考各国教育经验，提出了实利主义教育的主张。他说：“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于普通学术，悉寓于林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149]在其主持下，1912年9月—1913年8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学校规程，史称《壬子·癸丑学制》。

该学制中的《实业学校令》（共11条）和《实业学校规程》（七章60条），对实业教育作了初步改革。首先，废除了清末教育宗旨中与民主潮流不相适应的“忠君”“尊孔”等内容，突出职业教育与当时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特点，使得民初的职业教育较之晚清有了一定的发展。其次，将清末实业学堂改称为实业学校，原初、中、高三级实业学堂改为甲、乙两种实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相当于清末中等实业学堂；乙种实业学校实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相当于清末初等实业学堂；另设专门学校，分农业、工业、商业、医学等科，相当于清末高等实业学堂。实业学校的修业年限较此前的《癸卯学制》缩短三四年，各类甲种实业学校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亦可根据具体情况延长一年；各类乙种实业学校为本科三年，专门学校与甲种实业学校相同。再次，在学校设置方面，允许私人或私法人创设私立实业学校，甚至还规定了可以根据地方情形和性质，开办女子职业学校，女子教育在学制中占有了一定地位。在经费的筹措方面，有省经费、县经费以及乡镇、农工商会的捐款以及学生交纳的学费等多种渠道。最后，在专业与课程设置上，除农业、工业、商业外，还包括政法、音乐、美术、外语等共九类，到1922年，职业教育已经包括了社会上所有门类。不仅职业教育的范围较晚清有所拓宽，而且专业设置更加社会化、多样化。小学开设农业或商业课，小学女生为缝纫课，女子中学增加家事、园艺和缝纫课，在大学中附办农、工、商等实业科，还规定设立农、工、商、船等专门实业学校。此外，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具有地方特色，如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主要是蚕桑及纺织，因而，职业学校也多开设蚕桑类、纺织类的课程。又如江西景德地区由于制瓷业发达，职业学校的课程中则多有制瓷及绘画等科目。至此，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而完整的中国职业教育制度最终确立。

三　职业学校的发展

民初职业教育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和新学制的颁布而获得较大发展。特别是1913年8月12、18日教育部通过的《实业学校须按照规程设置本科预科方准立案》及《教育部训令各省甲种乙种实业学校迅速照章呈报》等多条通电公告，敦促各地尽快按照条令发展职业教育，为民初实业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以上表格分析，民初职业教育发展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职业学校、学生数量大增。从1912年的425所增至1915年的585所，尤其是乙种实业学校增长速度较快，从1912年的346所发展到1915年的489所，仅3年就增加了143所，年均增加48所，在校学生人数也由1912年的17257人发展到1915年的20667人，仅三年就增加了3410人，年均增加1137人。1916年略有下滑，此后职业教育的发展起伏不定。

第二，职业学校分布全国的22个省市区。其中山东、河南、云南、江苏、湖北、湖南、直隶等地均在10所以上。

第三，就职业学校种类而言，农业学校占绝大部分。1912年，425所职业学校中，甲、乙种农业学校共258所，占60.7%，到1916年，甲、乙种农业学校增至323所，占525所职业学校中的61.5%。商业学校的发展相对较慢，比例偏低。1912年仅55所，占总数的12.9%，到1916年有所提升，增至122所，占总数的23%。

第四，女子职业教育有一定发展。集中在沿海、沿江省份，以江苏省为最多。

职业教育虽然在民初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比例非常小。中华民国建立后前五年，职业学校的数量不及一般学校的0.5%，学生数也只有一般学校的0.1%左右。职业教育发展的这一状况情况，正如陆费逵所说：“民国以来，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之说盛行，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几在屏除之列。”[153]

第二，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表现为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职业教育内部各门类发展不平衡。从地区上看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经济、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及北部政治中心，体现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从门类上看，乙种学校发展较甲种学校快，而农业类学校占绝对优势，商业学校发展最慢，表明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和原有的经济基础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制约。

第三，职业教育的发展不稳定。这种现象主要与当时的政局、时局有关。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此起彼伏，政权更迭频繁，导致教育行政部门人事更换频繁，就教育总长一职而言，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换了数人，如蔡元培、范源廉、刘冠雄、陈振先、董鸿祎等。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蔡元培、范源廉二人也只有6个月左右。这种状况对于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稳定性和贯彻执行是十分不利的。再者，连年的战争造成经济衰败，民不聊生，财政来源枯竭，影响了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领导人也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一般教育上。就这段时间内教育部颁布教育法令看，实业教育法令总数也仅占普通教育法令的1/3。职业教育发展的不稳定性在民国时期未有改观。尽管如此，职业教育仍然在波动中缓慢前进，职业教育的理论与体制也随之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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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1页。

[2]（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1页。

[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5页。

[4]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5]同上书，第4页。

[6]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7]（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05，《扁鹊仓公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43页。

[8]转引自张恒寿《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9]（唐）李延寿撰：《南史》卷76《隐逸传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69页。

[10]（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32页。

[11]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12]吴玉伦：《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

[13]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3页。

[14]谢广山：《中国古代职业与技术教育范式》，《教育与职业》2007年第8期。

[15]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16]李鸿章：《上曾相》，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集》卷1，第20页，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刊本。

[17]李鸿章：《奏陈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页，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刊本。

[18]李鸿章：《上曾相》，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集》卷2，第46页，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刊本。

[19]李鸿章：《上曾相》，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集》卷5，第34页；卷6，第37页，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刊本。

[20]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2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年）》第1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56—566页。

[22]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页。

[23]潘懋元：“福建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教育研究》1998年第8期。“对中国近代实业教育的发轫，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1866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学堂。另一种意见认为，实业学堂是指农、工、商、矿之类的学堂，清末洋务派举办的军工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不宜列入实业学堂的范围；我国最早的实业学堂应是1896年设立的江西高安县的蚕桑学堂。编者的意见倾向于后者。”参见璩鑫圭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此外，张光忠主编的《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亦认为，“1896年，江西蔡金台创设蚕桑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实业教育学校”。张光忠主编：《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711页。

[2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07《选举志二·学校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23页。

[25]转引自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7页。

[26]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363页。

[27]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页。

[28]同上书，第365页。

[29]潘懋元：《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福建船政学堂创办140周年纪念》，《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7期。

[30]郑登云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7页。

[31]郑登云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32]转引自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5页。

[3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07《选举志二·学校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23页。

[35]郑剑顺：《晚清史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95、281页。

[36]郑剑顺：《福建船政学堂与近代西学传播》，《史学月刊》1998年第4期。

[3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3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页。

[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9页。

[40]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它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中体西用”的思想最早出现于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所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氏“中体西辅”的思想上承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下启洋务派、早期改良派“中本西末”“中体西用”“中道西器”诸说，为中国在打开国门充分汲取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如何珍重本民族固有文化，提出了最初的思路。而后，无论洋务派还是早期改良派乃至康梁维新派，在论述中西学关系，引进西学时，皆不出这一文化模式。汪征鲁：《闽文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4页。

[4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07《选举志二·学校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23页。

[42]转引自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43]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44]《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转引自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45]谢长法：《实业教育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萌芽》，《教育与职业》2001年第10期。

[46]董宝良、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

[47]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转引自宫明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

[48]郑登云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49]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

[50]《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0页。

[51]同上书，第306页。

[52]梁启超：《康有为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53]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页。

[5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4页。

[55]1905年8月24日《时报》，转引自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56]“教育救国”思潮是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经世致用思潮兴起，中国的有识之士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定时代条件下，在探索挽救国运、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提出的救国方略。其滥觞于鸦片战争前后，勃兴于19世纪60—90年代，鼎盛于五四运动前后，20世纪30年代后销声匿迹。“教育救国”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主流社会思潮，是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以及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也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结果，其所具有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不言而喻。彼时几乎所有倾向变革维新的刊物无不呼吁发展教育乃至教育救国，“青年志士稍识时务者，莫不持兴学救亡之策，奔走呼号”（《豫报》第2号，《修武富绅之热心兴学》），这一思潮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57]《康南海自编年谱》，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6页。

[58]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载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页。

[5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他进而提出其建构中国近代教育目标之“三民”思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说：“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

[6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

[61]康有为：《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转引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62]吴祖鲲、刘小新：《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及其特点》，《长白学刊》2003年第6期。

[6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6页。

[64]同上书，第206—207页。

[6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6页。

[66]同上书，第207页。

[67]同上书，第209页。

[68]同上书，第207页。

[69]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

[70]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16页。

[71]同上书，第922页。

[72]同上书，第924页。

[7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73页。

[74]熊贤君：《清末职业教育述评》，《教育研究与实验》1994年第4期。

[75]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76]祝慈恩：《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298、313页。

[77]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

[78]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7页。

[79]同上书，第465—471页。

[80]同上书，第457—463页。

[81]同上书，第448—450页。

[82]同上书，第452页。

[83]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84]（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292—5293页。

[85]学区划分为（1）奉天、吉林、黑龙江，（2）直隶、山西，（3）山东、河南，（4）陕西，四川，（5）湖北、湖南，（6）江苏、安徽、江西，（7）福建、浙江，（8）广东、广西，（9）贵州、云南，（10）甘肃、新疆，（11）内外蒙古，（12）青海、西藏。

[86]《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折》，《大清教育新法令》第1册，第1编。

[87]同上。

[88]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8—919页。其中纯官办企业未计算在内。

[89]《论创办地方实业教育致端抚函》。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四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90]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1，中华书局1922年版。转引自王鲁英《张謇经济思想与实践浅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91]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中华书局1922年版。转引自王鲁英《张謇经济思想与实践浅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92]唐文起：《略论张謇的实业活动及其实业家精神》，《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

[93]郝庆元：《周学熙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94]《工业总局请设立品陈列馆酌拟试办章程文》，周尔润：《直隶工艺志初编》，《章程类卷》（上），工艺总局1907年版。

[95]虞和平：《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96]淳夫：《周学熙与北洋实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页。

[97]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四年份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转引自璩鑫圭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3页。

[98]栾炳文：《清末工艺局对学徒制的改革》，《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42页。

[99]转引自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2页。

[100]转引自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3页。

[101]本表根据清政府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四年份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整理而成。参见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3页。

[102]李惠玉：《清末实业教育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3年，第27—28页。

[103]《湖北铁路学堂调查总表》，《学部官报》1908年第158期。

[104]《两湖矿业学堂调查总表》，《学部官报》1908年第158期。

[105]李惠玉：《清末实业教育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3年。

[106]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107]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

[108]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7—548页。

[109]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页。

[110]《致国民军政府电》，《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11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9页。

[112]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680页。

[113]《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3页。

[114]《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

[115]《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页。

[116]《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6号令示，《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2—43页。

[117]《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令示，《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16页。

[118]《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9页。

[119]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5—56页。转引自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120]转引自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121]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9页。

[122]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12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上册），第190页。转引自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124]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169页。

[125]宋仲福、徐世华：《中国现代史》（上），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126]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48页。

[127]同上书，第135页。

[128]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129]同上书，第143页。

[130]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9页。

[131]宋美云：《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与天津近代工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32]转引自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4、145页。

[13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9页。

[134]《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

[135]蒋维乔：《民国教育部初建时的状况》，转引自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四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6页。

[136]庄俞：《元年教育之回顾》，转引自舒新诚《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四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0页。

[13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0页。

[138]同上。

[139]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7页。

[140]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141]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142]陈宝琛：《清实录》（第六○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01页。

[143]《教育与诸方面》，《教育杂志》1905年第2期。

[14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页。

[145]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146]胡适：《归国杂感》，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

[147]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页。

[148]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卷，《教育统计》，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68—172页。

[149]《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页。

[150]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151]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152]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292页。

[153]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