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陈墀成 蔡虎堂
- 16460字
- 2021-03-29 21:27:0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是哲学史上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不同时期的哲学家都在反思关于人类安身立命的这个重大课题并提出各自的不同见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活动逐渐成为地球环境和生物圈演化的主导因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人类实践，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环境问题，思考着作为人类的环境与活动要素而纳入社会历史进程的自然与作为自然之子、自然对立物而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人类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类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分析两者动态关系的条件、途径与目标，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指明了实现人与自然积极平衡、文明由自发向自觉发展转型的基本途径。上述探讨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态哲学思想作为他们哲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过程中形成、丰富、发展。我们尝试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主要文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准则，参考其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分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进程的不同时期的生态哲学思想进行梳理，力求比较系统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以抛砖引玉，请教同仁。
一 世界观转变与科学世界观形成时期的自然观：批判与反思
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利用自然力为生产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人类的主体能动作用通过工具技术系统转化为作用自然的现实力量，改变了人类在与自然交往中屈从自然、臣服于自然的状态。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世界性的交往推进了世界的历史性存在，作为人类的无机身体的自然，在资产阶级海盗式的海外贸易中，已经使地球自然环境与资源日益成为全球性的整体。同时，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新兴无产阶级的生活与健康造成直接的损害，并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长远而持久的危害。处于世界观转变时期和科学世界观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上梳理并准确把握人与自的关系这一时代提出的任务，批判了唯心主义头足倒置的人与自然关系和神学自然观，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只推崇作为自然的自然，但不懂作为历史的自然的片面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对现实的考察和对神学自然观的批判
哲学的变革需要确立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自然观尽管也离不开对于现状的考察，但是，新的自然观的形成主要是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过程中逐渐实现变革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为代表，通过对欧洲哲学思想历史的反思与批判，结合对环境问题的考察，提出了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路。这充分表明人与自然关系已经进入其哲学探讨的视野，成为其哲学变革的重要内容。
第一，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角度讨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突出了人类作用自然行为的能动性。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区别了人与动物对待自然的不同方式，强调了动物对自然的被动适应性，动物安分地在自然规定所应该遵循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范围存在；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在社会上选择自己特定的共同目标，在自主活动中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
第二，马克思表述了人类运用自我意识把外在的自然界“人化”的思想。马克思一方面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自我意识转化为作用自然的力量，从而摆脱大自然的束缚而成为自由的存在物。“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2]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人类自我意识一旦从自然的茧中解放出来，并宣称自己是真实的异类，那么，自我意识就开始敌视那外在的自然了。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回归人与自然界一体性立场的必然性。他们反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近代自然观，批评了割裂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反自然的荒谬观点。在他们看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3]
第四，马克思坚持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立场。通过对神的批评，马克思强调哲学必须从神回归到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
（二）科学世界观探索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世界观探索时期进一步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184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神圣家族》、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他们探讨了异化劳动，提出了一系列唯物史观的新思想，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前进了一大步，力图用唯物辩证观点解决思维存在的关系问题，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探寻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其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人与自然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用“人的尺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纳入人的活动范围来考察，将实践引入认识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把握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主体与客体达到统一。
第一，自然界是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5]
第二，现实的自然界在社会中形成。承认自然客观独立性和地位的先在性是一切唯物主义的共性，马克思传承了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传统，肯定自然界并非观念的异在形式，承认自然界于人类生存活动的先在性，同时强调人类出现以后只有人化的自然界才有意义和价值。他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进而把人和自然关系看作一个复杂的独立统一的整体，得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强调要关注人类世界，关注现存世界。
第三，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界。鉴于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马克思提出了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要求，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6]”恩格斯在1843年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文中为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欢呼：“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五十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7]“仅仅一门化学，光是汉弗莱·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两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8]
第四，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的祸害，造成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人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在1845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对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污染状况和危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用纪实、白描的手法，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伦敦、曼彻斯特、都柏林等大工业城市的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居住环境的状况，真实地对资本主义早期环境破坏与污染的类型、状况及其对工人造成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了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剥夺的一个重要方面——生存环境的剥夺，其造成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进一步加剧了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冲突与对立。
第五，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其一，必须发挥科学技术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中能动的进步作用：“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9]其二，马克思从哲学层面追问发生于人类现实自然界的资源环境等自然问题的社会根源与驱动力，“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0]，从而得出了变革社会制度的结论：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的实现，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而只能依靠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
二 哲学变革时期的思考：立足人类实践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1844年至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离开了费尔巴哈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这为他们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奠定了基础。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问世。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出版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一系列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
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它继承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的关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实践为中心论述了新世界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其中包括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问题、人与环境、教育的关系问题、人的本质问题和人化自然问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站在实践的立场上，看到了环境与人的生存发展的辩证关系，明确了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思想，并主张以积极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环境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的社会理想。社会实践的视角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提供了依据。
2.《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形成。书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原则，提出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史和自然史相互制约的基本立场，阐述了人、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唯物史观，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抽象自然观，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但是这个自然界已经不是原始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强调了自然概念的历史中介性，看到了人类生产对自然界的加工与改造作用。
第一，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脱离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将造成两者的对立。“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1]
通过人类劳动形成的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是现实人类生存的基础，“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2]
第二，自然史是社会史的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3]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并肯定了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中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4]“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5]
第四，强调人以类的形式同自然发生关系，以群体同自然相联系，个人只能作为人类一分子同自然发生关系。“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6]与人类相对应而存在的是自然，与个人相对应而存在的外部世界，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7]
第五，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把握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从生产方式角度考察社会史和自然史的相互制约，阐发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8]
在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文明史早期，人与自然的和谐仅仅是动物式的和谐，本质是人对自然的依附，以自然对人口数量的限制为特征，以人对自然的臣服为代价。“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19]
第六，在人类发展史上，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0]
3.《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
《共产党宣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地阐述了他们关于“消灭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观点，提出“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目标。宣言阐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其一，生产与消费的世界性使得资源与环境具有全球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1]其二，资产阶级借助于科学技术实现了对自然力的征服，“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其三，现代工人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从而将成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3]
1847年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进一步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制约关系。首先，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4]
其次，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社会目的在于人们的需求，而人们的需求和享受是在社会中产生的。“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25]
最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发展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工人满足需求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26]
三 现实批判与哲学发展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基本形成了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下考察自然、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继续对现实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探讨、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自然环境恶化的真正原因，其中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
1.《资本论》的现实批判
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马克思撰写《资本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以批判资本主义为既定目标，以关注人的生存为依据，以人的解放为宗旨，致力于解决社会协调发展，其中蕴含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
首先，在承认自然界先在性的基础上，关注现实意义上的自然界，强调了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自然界的重要性。自然界的状态以及进化程度都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7]
其次，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人对自然的关系与人对社会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8]。因而，在阶级社会，自然异化的深刻原因要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去寻找。
最后，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两个条件：最无愧于人类本性，最适合于人类本性。变换过程置于合理条件和共同控制的基础上，关键在于变革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论》分析地租理论时进一步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29]
2.《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自然科学中哲学的问题，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得到马克思的一贯支持。恩格斯在其未出版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把自然辩证法研究与历史辩证法研究结合起来，从人的存在与发展出发，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首先，恩格斯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深刻描绘出自然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丰富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其次，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社会生产力构成中含有自然生产力的内容，自然环境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劳动与自然一起才构成财富的源泉，肯定了自然对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针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把劳动视为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流行见解，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30]。
再次，恩格斯分析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制约关系。提醒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应当正确认识、利用自然规律，认识劳动直接的、有益的效果和长远的自然影响，认识人和自然之间的一致性，指出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是违背规律的。
最后，恩格斯认为，人类改造自然、治理环境不但是认识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劳动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关系的相互制约性出发，恩格斯强调现代公有制的建立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前提。
3.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考察了亚洲国家政府对于外部自然条件的控制状况及其影响，肯定了社会管理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31]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32]。
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探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文明发展的两重性，人与自然关系同样具有这种性质。“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33]
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考察了人类文明发展对自然力的支配经历了从想象到现实的过程。“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34]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著作中，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做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证和阐述，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国家的起源、本能制和发展趋势，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
为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反击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进攻。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该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理论意义，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35]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意义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经济技术的盲目发展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的严重危机，对人类前景忧心忡忡的哲学家们在这特定背景下深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重新确立人类在地球自然系统中的合理位置，生态哲学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社会批判视角和辩证方法在解决生态与社会问题方面的双重价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生态学内涵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分析人类社会与自然动态关系的条件、中介与目标，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探讨了实现人与自然积极平衡、文明由自发向自觉发展转型的基本途径。上述理论作为社会批判学说所具有的生态关怀立场，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现在已为绝大多数国内外学者所接受。当然，仍然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与当今生态环境问题凸现完全不同的19世纪，他们关注的重心始终在于实现社会变革，解放生产力，因此，即使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某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关论述，也没有构成其思想的主流。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对其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分别得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已经付出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基本上梳理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的相关论述，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观、自然观、生态学思想等领域的思想。但是，上述研究，总的来说仍处在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入下去，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逻辑基础、文本解读以及现实方案等方面，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甚至严重的混乱现象。显然，亟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加以全面阐述。我们在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以进入生态理论探讨的学术前沿，主动参与到全球性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探讨，积极推动改革人和自然关系的社会实践。
进入新世纪，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现实的紧迫性。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我们必须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依靠自己的努力，保护有限的资源，在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范围内进行合理的发展，以保持生产力不致下降，人类生活条件不致退化，同时在发展中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扭转现在所存在着的急剧改变地球和威胁地球上许多物种，包括人类生命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探索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历史课题，探索实现社会与自然平衡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将提供我们面向未来的思想支点。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在取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生态问题也前所未有地展露出来，生态问题将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文明发展道路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人类活动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自然资源总量大，人均量小，资源短缺已经对社会形成全面性的压力和危机，构成我国实现现代化、摆脱贫困的进程的主要障碍；我国国土环境具有先天脆弱性的特点，人均只有一小片的生存空间，迫使我们必须以10倍的努力来呵护我们的生存空间。党中央根据我国面临着发展与环境的双重压力的基本国情，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新世纪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理想：“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36]表明我国立足于生态环境资源的基本国情，致力于化解文明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对抗，探索文明自觉发展的道路。
系统深入地发掘和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加快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研究步伐，奠定提升全民生态意识思想基础，为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和指导，以便更好地学习理解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这些都突显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立足于人类现实的自然界，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属人的自然界，人类在应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时，应当坚持“人类尺度”，即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一立场，既突出了人类利益的整体性、长远性，又承认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
（2）为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视角。它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与生态保护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使得所谓“绿色资本主义”成为不可能。现代公有制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才能实施生态保护，因此要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3）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幅员广大，各地资源禀赋、环境条件差异巨大，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领域必须面对的现实表现为经济持续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矛盾依然严峻。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与要求需要从各地实际出发，不能一刀切。
（4）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在推进工业化建设进程中启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第三节 研究的整体思路与主要观点
本书力图循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轨迹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途径，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发展，根据三个相对独立的内容，分为三篇。第一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源与流，考察、分析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初期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积极回应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二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内涵，通过系统梳理、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框架。第三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考察俄罗斯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发掘与发展，发掘科学发展观的生态环境意蕴，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依据。
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之源与流
本篇主要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何以可能的问题，并力图从社会实践与近代欧洲哲学传统的视角，提出一个合理的解答。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萌生于19世纪，诚然，鉴于当时的历史与现实背景，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也没有使用“生态哲学”这一术语，但是，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的思想宝库，我们仍可以发现大量相关的哲学旨趣。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萌生具有其历史必然性。19世纪的欧洲，德国关于保持土地生产力，保护森林，协调农业与畜牧业、林业的争论与探讨引发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工业革命初期对自然极具扩张性的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使马克思恩格斯感到震惊，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源泉。人与自然关系是文明史古老而又常新的永恒课题，近代西方思想家们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生态哲学思想。其时，自然科学划时代发现开拓了人类认识的新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提供考察问题的视野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辩证地考察社会历史进程中作为人类的环境与活动要素而纳入的自然，作为自然之子、自然对立物而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人类，批判了以往自发发展的文明“留给自己的只是荒漠”，以其新哲学的历史洞察力考察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强调在交往的普遍发展中，建立现代公有制，实现社会与自然的积极平衡，使文明走向自觉发展的道路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未来理想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路。
本篇由二至五章构成：
第二章 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与批判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
第四章 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法：实践与交往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人文追求
二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
本篇力图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本的解读，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加以系统地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需要我们伴随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发掘其曾被忽视的甚至被遮蔽的丰富内涵，澄清其曾被误解的内容，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哲学方面的论述，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体系奠定基础。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岁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主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深刻思想，几乎涉及生态哲学的各个领域。
其一，生态哲学思想的基础：两种“属性”的统一的理论，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其二，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统一的理论，这种统一在时间方面具有历史发展的含义，在空间方面具有扩展弥漫的性质。其三，生态哲学思想的价值依据：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观点，以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社会前提，合理地调节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其四，关于“物质变换”的生态哲学命题，科学技术作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在于改进、完善工具—技术系统，使人类实现“靠消耗量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变换。其五，生态哲学思想的实践原则：关于“类”原则的理论，人与自然的实践交往关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共同体交往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环境危机将使人类的“类”存在成为现实的问题。其六，人和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关于两个“完成”统一的理论，人类历史发展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实现人类从自然界的两次提升。
本篇由六至十一章组成：
第六章 人类现实的自然界
第七章 实践主体的“类”本性
第八章 物质变换的异化与控制
第九章 物质变换中的科学技术
第十章 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
第十一章 人与自然的和解
三 文明自觉发展的探索——当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批判与反思
本篇力图考察、分析、比较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问题研究的进展与特点，在分析比较中进一步肯定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探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支点。当今世界，人类活动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演变的力量，已经导致了一系列全球性变化，产生了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使得人类处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划时代的危机”困境中。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共同未来，已经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重视和参与。在生态环境方面使我们陷入困境的往往并不是我们不了解的事情，而是我们自以为确切无疑而实际上恰恰不是那样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基于正确世界观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无疑可以给我们启示和指导，给我们提供了走出困境的思想武器。本篇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考察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探讨解决当代发展与环境的矛盾的途径；描述并力图建构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和伦理标准，促使公众广泛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这项伟大的社会事业中。
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的中国，立足于人的发展这个特殊中心来考察、处理、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寻求在利益机制和环境保护理想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对于我们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历史课题，探索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探索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平衡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本篇由十二章至十七章组成：
第十二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研究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俄罗斯的传承
第十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生态哲学研究
第十五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出发点
第十六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
第十七章 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目的
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人与自然系统的主导力量，追求并实现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需要人类全体的努力，需要变革人类现存的生活方式。人类拯救地球生态系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求“真”的生态科学向度，求“善”的生态伦理学向度，求“美”的生态美学向度，善待自然，在对自然的人文关怀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提到了文明的自发发展带给人类的将只是荒漠，蕴含着人类文明必须探求人与自然系统积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向自觉发展道路转换的思想，他们从社会制度变革、人类认识深化、科学技术进步、社会实践目的基础几个方面勾画了文明自觉发展道路的整体框架。但是，从思想理论到社会实践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本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留下一系列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话题。在近代后期自然科学全面发展与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发展的神奇年代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以控制自然的主动性，强调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对他人、后人的历史责任，批判了追求眼前利益而遭受自然报复的恶劣行径。如果说，在牛顿力学框架下的19世纪，人们似乎建构出完美的自然科学大厦，趋近于完全揭示出人类现实自然界的规律（拉普拉斯决定论是个典型的案例），那么，随着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然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人类作用自然的行为后果的不可预测性则是人们所难以预料的。如何在作用自然与崇敬自然、经济利益与伦理约束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是当今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本书就这个话题进行初步的探索，以抛砖引玉。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6] 同上书，第31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页。
[8] 同上书，第469页。
[9] 同上书，第463—464页。
[10] 同上书，第27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2] 同上书，第77页。
[13] 同上书，第67页。
[14] 同上书，第7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6] 同上书，第73页。
[17] 同上书，第80页。
[18] 同上书，第66页。
[19] 同上书，第81—8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21] 同上书，第276页。
[22] 同上书，第277页。
[23] 同上书，第27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25] 同上书，第350页。
[26] 同上书，第349—350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763页。
[32] 同上书，第773页。
[33] 同上书，第775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3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福建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