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兼重中西的清华“文化群落”

从幼年时起，钱钟书就对外来的文化与文学充满了好奇。这最初的“媒人”是林（纾）译小说，它给年幼的钱钟书打开了一扇遥看西方世界的窗户。他曾回忆说：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威斯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外语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侦探小说。[10]

林译小说极大地诱发出钱钟书对西洋文学的兴趣，但近距离地走近西洋文学，进行系统的外文学习还是在清华读书时期。如果说，以钱基博为首的家学“文化群落”对钱钟书的影响主要在于“国学”，那么，以吴宓为首的清华“文学群落”的影响则以“西学”为主。

1929年，19岁的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开始步入西学之门。当时的清华大学虽然是国立大学，而“实具国际文化之空气，当中外学术交流之枢机”，整个清华园内盛行着“会通古今中西”的学风。与此相呼应，外国语文系以培养兼重中西的“博雅之士”为目标，在课程安排上强调应与当时清华“中国文学系”的课程“相辅以行”。吴宓在《外国文学系概况》一文中曾有具体说明：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至密。本系学生毕业后其任教员，或作高深之专门研究者，固有其人。而若个人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的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11]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除了与文学院共同的必修科目以及外国语之外，西洋文学的课程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如西洋小说、文学批评、英国浪漫诗人及莎士比亚等课程，从西洋哲学到文学批评，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到文艺复兴乃至19世纪末的现代主义均有所涉猎。此外，“比较文学”也是其特色课程。除吴宓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温德开设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陈寅恪的“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外，还有“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翻译术”等课程。[12]正是得益于这种会通中西的学术氛围，才培养出了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杨业治等学贯中西的学者。

清华外文系教授阵容十分强大，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莎士比亚专家，教授莎翁名剧及戏剧概论，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钱钟书对欧洲戏剧尤其是莎士比亚剧作的兴趣[13]；哈佛才子吴宓是新人文主义巨擘白璧德的门生，教授“中西诗之比较”及“英国浪漫诗人”，开启了钱钟书对比较文学的探索[14]；学贯中西的叶公超是介绍艾略特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对艾略特诗作的精深研究，不自觉地为钱钟书所吸收，使其力图“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15]；温源宁教授19世纪文学及文学批评，其若嘲若讽的文章风格，与钱钟书后来创作与批评文本的调侃之风颇为相似……

可以说，由这些知名学者构成的清华“文化群落”使钱钟书深受其益。他后来曾满怀感激地回忆说：“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就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这五位最敬爱的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惠。”[16]虽然这五位恩师具体是谁，尚待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清华外文系有意引导学生以西洋文学为参照“创造中国之新文学”，又有意引导学生“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17]，这种兼重中西的教育模式，不仅使钱钟书能够精通多种外国语言，研读了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著作，而且大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使他越出了家学的旧路，形成了“打通”中西的文学研究意识及“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从而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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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97页。

[2]［法］丹纳：《艺术哲学》，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3]钱钟书：《槐聚诗存》，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

[4]杨绛：《杨绛作品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5]钱基博：《钱基博自传》，《光华大学半月刊》1935年第3期。

[6]钱基博：《钱基博日记》，1935年2月21日，载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7]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7页。

[8]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2页。

[9]同上书，第105页。

[10]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0页。

[11]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1935年6月14日。

[12]参阅《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7页。

[13]钱钟书对莎士比亚格外青睐，在著述中多次提及。

[14]钱钟书在1937年写的一封信中说：“我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学生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强调了‘文学的延续’，倡导欲包括我‘旧’文学于其视野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十五年前，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synoptical）的学识。”转引自［美］胡志德《钱钟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15]张文江：《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年版，第18页。

[16]钱钟书：《谈交友》，《文学杂志》1937年第1期。

[17]吴宓：《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清华大学一览》，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