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钱钟书和而不同的学术渊源

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钱钟书具有得天独厚的批评素养。一方面，他对中国传统的作家作品及文论思想有着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对西方重要的文学经典及批评理论了然于心，同时又凭多年的创作经验与批评实践而深谙创作及批评之道。这无与伦比的学养使他得以在文学研究中从容自如地运化古今中西文艺思想。曾有学者统计，他仅于《管锥编》一书中就广征博引了外国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宗教、历史、社会乃至军事著作达八百余家，一千余种。这种学识是中国当代研治学术者难以媲美的，正如曹聚仁所说：“时人之中，博古通今，精究欧西文艺，而能运化中国文艺，……以钱钟书为最湛深。”[1]

然而，钱钟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个体，他的学术思想以及批评素养的形成固然是好学深思的结果，但同时也离不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群落”。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的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族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2]追溯钱钟书的学术渊源，应该看到，影响其早年学术思想形成的主要有两大“文化群落”：一个是钱家浩博厚重的家学“文化群落”，另一个是兼重中西的清华“文化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