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的研究内容

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论，到目前为止，学界形成了三派代表性的观点，即“讽谕说”“双重主题说”以及“爱情说”。其中“讽谕说”由来已久，是引起《长恨歌》主题不确定的关键性因素，也是困扰“长爱说”的最大障碍。从陈鸿对《长恨歌》主题的妄猜、历代评论家常犯的美刺原则扩大化错误以及他们对《长恨歌》主题倾向枉解三方面看，“讽谕说”是在脱离文本、背离作者本意的情况下，以比附、推演的方式不适地为《长恨歌》确定了“讽谕”的主题的。

《长恨歌》之所以是“长爱”的主题，一是因为从创作缘起看，白居易是以文学规律、美学原则为准绳，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李杨之事进行了有意识的删裁、润色，并以生死相依的至情为主线，展现了凄恻缠绵、痴情挚意的帝妃之爱。二是因为从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前的心境看，正是盘桓于白居易心中的那些缱绻而时时作痛的苦情，积聚、化育成了他的心理定势及创作灵感，当他携带着那种几乎熟透了的爱情观来创作与其悲剧性恋情相类似的《长恨歌》时，遂充分发挥出他“多于情”的优势，从而创造出了以情为主题走向的《长恨歌》。三是因为通过对白居易评价《长恨歌》时所出现的矛盾辨析可以看出，为“讽谕说”者反复利用的“风情”即是“正声”的观点是草率之议。事实上，“风情”就是男女之情，就是帝妃间缱绻的至情。自评性矛盾的谜底以及《长恨歌》最终被白居易划归为“感伤诗”的意义表明，当白居易带着浓郁的政治意识审视《长恨歌》时，往往是一种贬抑的态度，但其骨子里却深藏着对《长恨歌》绝对的激赏之情，而这恰好证明了白居易并不认为《长恨歌》具有“讽谕”成分，从而使我们进一步辨清了《长恨歌》的主题归属。

《长恨歌》的三部曲结构——赏美、思美、寻美，与“蓬莱仙境”的审美意蕴共同作合，形成了《长恨歌》之“长爱”的主题。重现于仙山的杨贵妃，没有失意，只有惊喜；没有怨言，只有誓言。那种相爱而不得暂聚的涩涩酸楚，在她的乐观憧憬面前，显得十分渺小、无谓和乏味；绵绵的焦虑，已被坚如磐石的信念销熔得庶几无声无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恨”，绝不同于普通恋人之间因误会、不合或爱而不被爱所引起的怨恨、痛恨。多主观因素的男女之“恨”，会造成要么爱得要死，要么恨得要命的两种结局。而横亘于李杨之间的“恨”，因是纯由仙、凡间的空间阻隔所造成，因而，它只可能造成一种向度上的走势，那就是“长爱”。这也就是说，由客观而非主观因素所造成的“恨”，是李杨永不泯灭的爱的活化剂——正因有“此恨”，才会有“此爱”。而且，“此恨”越长，“此爱”越久；“此恨”愈浓，“此爱”愈切。这就如同地球的N极和S极一样，距离最远，引力最大。故此，“此恨绵绵无绝期”所寄蕴的深层意味就是“此爱绵绵无绝期”，《长恨歌》即是“长爱”歌。“长爱”正是李杨之爱由赏美之短到思美之久再到寻美之切的层递推进过程中所必然闪现的光环。

在1000余年的传播史上，《长恨歌》能成为历代评论家赏评、研究的热门话题，能激起不同阶层读者的赏读兴致，能赢得各色各类读者的共同喜爱，必与蕴含于其中的魅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一直以来，由于受主题探讨的困扰，很少有人真正对《长恨歌》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思考，揭示其为众多读者所欣赏的秘密所在。从文学的角度看，《长恨歌》是情爱体验的集大成者，是市民生活情趣的载体；从文化的角度看，《长恨歌》体现出对传统意识的反叛，即美人非祸水、皇帝亦钟情；从美学的角度看，《长恨歌》中的爱情在表层上是一个悲剧形式，在深层上又是一种悲剧范式。

与《长恨歌》堪称联袂而出的《长恨歌传》无论是在创作意图的体现方面，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抑或是艺术成就的大小高低方面，其实都与《长恨歌》存在较明显的差异。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依据李杨故事所创作的《连昌宫词》并未因他们真挚的友谊、共同的诗歌主张、相近的政治态度而呈现出相类趋近的特点。事实上，有风情的《长恨歌》与有风骨的《连昌宫词》在诸如对李杨故事的态度、景物描写的作用、取舍史实的目的、虚构的内容情节、对李杨生活场景的描述方式、受众的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将《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连昌宫词》进行比较，可以有效发现不同作家针对同一题材取舍角度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创作主旨、艺术成就、后世影响的差异性。

除了《长恨歌》对李杨故事的出色书写外，唐诗中还有许多优秀作品。通过对荔枝、温泉、霓裳羽衣曲、长生殿、华清宫、马嵬坡等意象的来历及作用进行探源和辨析，可以了解李杨故事唐诗书写的主要内容。再通过对意象使用和组合的研究，即可寻绎出诗作对李杨故事书写的特点和倾向，以及诗人看待李杨故事的侧重点和生发点。

中晚唐诗歌对李杨故事书写呈现出多元化流变样态。就主题类型而言，唐诗对李杨故事的书写可分为以美刺为主和以爱情为主，诗人在两者之间各有取舍。首先，以美刺为主的诗歌是在“女祸”思想和政治局势的影响下产生的，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其次，以爱情为主的诗歌反映了诗人对爱情的向往，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好奇和挖掘。就审美表现方面看，唐诗对李杨故事书写的风格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李杨故事发生在盛唐，唐诗书写多在中晚唐，因而诗歌普遍具有追忆盛唐的情结；二是由于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沉重灾难，诗歌在表达悲痛的同时又进行了认真反思，形成了一致的创伤文学潜质；三是在反思李杨故事的过程中，诗人借助历史叙事，但又不拘泥于历史史实，从而形成了历史叙事的抒情特质。

对李杨故事书写的诗人不乏大家，如李白、杜甫、王建、白居易、张祜、杜牧、李商隐等，他们对李杨故事的取舍、评判呈现出各自的视角、立场、个性，如李白的赞美之情、杜甫的史诗批判、王建的绘景怀旧、白居易的以情动人、张祜的玄宗遗恨、杜牧的政治理性、李商隐的美人无罪等。

《长恨歌》及同题材唐诗对李杨故事的文学书写具有重大的影响。唐诗为李杨故事的书写开辟了一条道路，后世文学从此不断跟进，包括唱词和戏曲等。唱词对李杨故事的书写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以诗为词”的特点。由于宋代文学环境的改变，唱词对李杨故事的书写和对杨贵妃形象的刻画有了世俗化的倾向。戏曲把唐诗的结构和情感融合在情节当中，丰富了李杨故事的书写。《梧桐雨》的“梧桐”意象源自《长恨歌》，在戏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生殿》效仿《长恨歌》的人物和情节设计，在主题上以情为重，在人物刻画上以主旨为先，在剧情设计上以情缘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