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中国道路与中国价值的出场意义[1]
任平
摘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倡导“文化自觉”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宣告我们需要创造与“中国道路”相应的“中国价值”，而且在于宣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中国特色”时代的来临。“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不仅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化创新成果，更具有溢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普遍意义。立足“矛盾特殊性”和“中国语境”是“中国特色”时代中国化辩证法的理论旨趣；着重“矛盾普遍性”和“世界眼光”是“后中国特色”时代中国化辩证法的必然旨归。用“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自立于世界发展之林、文化之林，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更是世界期待中国贡献之所在。
关键词：后中国特色 中国道路 中国价值出场意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倡导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在积极应对全球文化价值大挑战、大比拼、大竞争中主动创造与“中国道路”相应的“中国价值”与文化精神，全面布展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与走向世界的世纪战略，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不仅是为了回击西方政治家所谓“中国只生产物品、不生产思想和价值”的妖魔化言论，也不仅是为了抗击西方文化霸权统治的需要，而且是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后中国特色”伟大时代的开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表征。尽管任务的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即刻解决，但是，毋庸置疑，提出一个时代的最重大问题，就意味着掀开了新的时代序幕。深度思考、比较研究“后中国特色”时代与“中国特色”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思取向的重大哲学差异，探究“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出场何以可能，是本文的主题。
一 中国化两个时代的变迁：中国现代化的三个阶段
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时代提出问题，理论解答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分为“中国特色”与“后中国特色”两个时代，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时代变迁所致。
我一再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肇始，中国现代化将经历三个百年阶段。第一百年阶段，从1840—1949年，即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经历了109年，为“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侵略，没有民族独立自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西方强制灌输“欧洲中心论”版的现代化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资本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分裂的二元世界：欧美为世界发达的中心国家，而东方成为被中心地区支配、影响和统治的边缘国家或特殊地区。先进的资本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由西方肇始，不仅在一切物质文明上占据优势统治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占据优势统治地位。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全球化霸权体系，不仅造就了“工业资本——农业劳动”的全球分裂体系，也同时造就了文化的“文明——野蛮”的全球精神秩序。先进的思想，包括对资本全球化的彻底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先进的工人解放运动主体实践中对欧洲最先进、也是最典型的资本结构做深度考察和批判基础上原初出场的。反之，中国成为世界积贫积弱、被边缘化、成为所有世界矛盾汇聚点和滥觞，既从属于西方霸权，又在边缘地区反抗统治、争取解放中存在着与中心国家截然不同的特殊问题和特殊矛盾，需要用特殊的理论去解答。凡是直接“以西为师”即用西方中心论模式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虽然有巨大的文化启蒙作用，但总是招致失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但是，“以俄为师”的革命运动如果脱离中国国情，依然是屡遭挫折。究其原因，在革命指导思想方法上，就是因为只强调普遍性、共性而忘记了中国特殊国情、个性，从书本、理论出发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因此，以“实事求是”为思想精髓的毛泽东思想应运而生。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创形态，《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旨在强调“中国语境”、“中国特色”。在认识论上，反对本本主义，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唯一基础。一切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辩证法上，反对脱离个性、中国特色的抽象空洞的共性主义、普遍主义，强调“中国特色”，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个性。这就是“中国化”的“中国特色”时代产生的特殊语境和出场意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时代的“中国化”就是“有的放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矢”去射特殊的中国实际之“的”，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发展中特殊实践、特殊矛盾问题的过程，就是从一般走向个别的过程。这一过程有以下两个鲜明特征：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积贫积弱的中国不具备欧洲那样先进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以资马克思新世界观原创出场。中国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创国家。第二，中国又是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特殊边缘矛盾聚集地，特殊矛盾造就的特殊国情不能将马克思“仅限于西欧”的结论简单地做空间平移，照搬照抄。因此，中国应当成为在特殊语境中特殊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创始国。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共性矛盾分析框架指导下，深度研究和考察中国特殊矛盾和个性特征，成为“中国特色”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旨趣。正是在准确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此指导下取得了革命胜利，从中产生出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
概括地说，资本全球化造就的“西方—东方”全球分裂是“中国特色”中国化出场的历史语境；基于西方出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对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导是“中国特色”中国化道路的精神条件；基于“中国立场”和“中国视域”，聚焦“中国问题”之特殊矛盾和个性特征，成为“中国特色”中国化出场的主要路径；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一般到中国特殊矛盾之个别，成为“中国特色”中国化出场的主要逻辑；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归宿；研究和阐释中国特殊矛盾和个性特征，科学把握共性与个性关系，成为中国化辩证法的主要精髓。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外国本本与中国实践之间为什么选择后者作为认识出发点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国实践问题研究中，为什么一反哲学家特别醉心的一般普遍矛盾原理阐释而特别强调研究矛盾的种种特殊性，勾勒出一个以中国实践为场域的矛盾特殊性哲学形态。
横跨1949—2050年代的第二时期大约101年，是中国“自主输入型现代化”时期。所谓“自主”，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主权完整，再也没有“租界”治外法权和“领域外非地”。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中华民族站了起来，成为掌握自己命运、走自己道路的发展主体。所谓“自主输入型”，是指这一阶段中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甚至还处在低于资本全球化总水平的阶段。资本全球化依然在生产方式、市场、技术、资本等许多方面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需要我们学习。我们不能采取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对输入先进现代化要素作愚蠢的总拒绝。需要在自主的基础上对外开放，主动地、唯我所需地招商引资、引技、引智，选商、选技、选智，有选择地将国外先进的技术、资本、管理、知识和文化等现代化因素积极引入，消化吸收再创新，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换言之，“自主输入型现代化”与“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相比，尽管仍然需要开放和输入国外的现代化要素，但是其根本区别在于独立自主性，所有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的选择都由自己作主；所有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自主发展的能力；所有发展成果为了自主发展的人民。在这一意义上，“自主输入型”与“被动输入型”虽然都是属于“输入型现代化”阶段，但却有本质的区别。遍布全国的招商引资的开发区绝不是昔日租界的再版；对外开放绝不是丧权辱国；开放型经济、开放型城市、开放型国家绝不是被殖民和侵略的再复活；主动对外学习和借鉴绝不是被动输入、被支配灌输。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到积极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再到参与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主权在我，引进什么、学习什么，如何引进、如何学习，如何对话、合作，有充分自主的选择权、管理权和控制权。而且，这一阶段是向自主辐射型现代化转变、发展的过渡时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国力蒸蒸日上，自主创新能力迅速发展，打造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才能布展，中国“自主辐射型现代化”阶段才能真正起步。
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借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而日益得到深化，在深化中开掘“中国道路”，形成“中国价值”。这一时期的中国化，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一方面，所谓中国化，是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创新“中国视域”、形成“中国话语”的过程。中国特色的中国化，必须依据个性特色辩证法的要求，科学选择和聚焦真正属于中国的问题，深度穿透和解答。中国特色的理论，正是真正的中国特色问题的解答逻辑。有的放矢，就是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应当看到这一阶段中国经历了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资本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从以工业资本为主导地位的旧全球化时代向以后工业文明的资本化（金融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空间资本等等）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转变。“工业资本—农业”旧世界二元格局被“知识资本—工业劳动”新二元世界格局所取代。中国正在“自主输入型现代化”中扮演着全球制造集聚中心的角色，然而又是在西方知识资本影响甚至控制下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都通过新全球化脉络传导，形成危机传导路线图。中国发展、中国道路的所有问题，都源于或主要源于这一时代。然而，聚焦研究中国特色问题，还需要坚守中国立场。与许多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不同，中国化要求站在中国立场上，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解答问题。科学解答的理论绝不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更不是西方霸权立场的复制平移，而是由具有中国立场的价值中轴贯穿的。因此，“中国道路”的形成作为一种实践及其对实践经验的总结，都贯穿着“中国价值”。没有中国立场、没有中国价值、没有中国价值体系构成的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化。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实践过程，而且是一个人的价值化和文化过程。实践对于人的作用就是意义。有用的意义就是价值。价值的体系就是文化。在文化中，各种相关价值排列成为一种秩序和结构，有底线和最高价值，有核心和外围价值，有首位和序差价值，有基础和派生价值，等等，表现为价值体系。坚守中国价值的立场需要创新中国视域，因为没有中国独特的研究视域和方法论，照抄照搬西方理论视域，用“伪装的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就无法坚守中国立场。中国研究的视域、方法论和范式，是中国立场的方法论表达。正是在这一方面，学界的研究还很落后，还在初步创立形成之中。最后，中国化要用中国话语发出自己的理论声音，这就需要现代中国理论语言的创造。
另一方面，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资本全球化二元分裂的世界产物。因此，解答中国问题需要世界眼光。解答中国问题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在解答资本全球化的世界问题。因此，聚焦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问题、创造解答理论过程中，就日益具有了世界意义。中国问题不仅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也不仅是世界道路、世界价值的一部分，而且是具有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过程的普世意义的一部分。意义“脱域”理论原初语境，从中国特色、个性的辩证法走向世界普遍共性、后中国特色的辩证法。
第三阶段就是自主辐射型现代化阶段，将从2050—2150年。之所以需要这一阶段，是因为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的最高成就就是一个后发的新型工业化国家，不可能成为完全自主创造的现代化国家。模仿、学习、借鉴、输入，永远只能是一个现代化的复制品，而不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先进。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纵向比较的历史概念，而且是一个横向比较先进甚至先锋的概念。只有成为世界发展结构中的最先进、最具有创造力、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效仿的中心，成为一个时代的先锋代表，才是现代化的真正含义。因此，只有超越自主输入，进到自主辐射型现代化阶段，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完成伟大复兴，如古代中国一样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心。之所以需要一百年，是因为2050年才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作为泱泱大国要完成此伟业需要更长的时间。为了将来能够实现自主辐射，我们需要注意两点：一是现在就要从输入为主转向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从理论、技术、制度到文化积累原创性。只有原创的大国才能成为辐射的大国。二是未来中国的自主辐射是和平的，和谐的，根本不同于西方当年现代化的武力出场方式。“和谐世界”是中国推动世界发展的民族理想。中国将以独特的科技、文化和管理，发展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理念影响全球，成为和平、和谐、开放的强大力量。
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才能完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中国价值，也才能辐射全球，恢复成为引领世界的先进国家。在这一意义上，“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才获得其完整的意义。
二 “中国特色”中国化的哲学意蕴：“实践论”与个性辩证法
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普世真理照耀下考察独特的中国进程，成为“中国特色”中国化赖以出场的基本前提。依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发现、界定、解答独特的、个性化的中国问题，成为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哲学视域的主旨。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本土实践而不是一切“间接认识”或本本认识，是一切中国化理论的发源地；特殊矛盾、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跨越国界的矛盾共性，成为《矛盾论》阐释的中心话题；“实践论”成为中国化理解的第一个认识论形态；以特殊矛盾、矛盾特殊性、个性为中心的矛盾辩证法，成为中国化的第一个辩证法形态。
当中国本土实践与来自西方的本本理论发生矛盾冲突时，谁才是第一性的认识来源和检验真理标准？原初在西方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遭遇到在中国语境中的这一尴尬。中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原初语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是跨界平移的理论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全在于理论具有真理的普遍性。然而，除了普遍性之外，中国在资本全球化结构造就下具有独特的边缘性矛盾集中的独特性。究竟能否从这一中国语境的独特性出发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成功的关键。一切教条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直接从本本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直接从普遍性出发，而忘记了中国语境的独特性。因此，能否从中国实际出发，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和“中国化”的两种实际效果的原则差别。主张实践是一切认识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际上就解决了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没有从中国语境出发，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开辟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当然，当本本教条与实践相悖，应当抛弃的就不是实践，而是本本和教条。
辩证法也是如此。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全球化世界结构的一般本质时，从中展示的是资本全球化的总体样态和共性结构，以及在历史场域中必然出场和必然退场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原初设计，《资本论》需要六卷，不仅要揭示资本全球化的共性结构，而且要揭示“世界市场”等资本全球化的空间结构。而后马克思发现，空间结构不过是资本全球化的空间投射，依然是资本一般结构的外在表现形态。关键的是揭示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共性结构。与此相对应，作为分析方法，马克思强调“否定的辩证法”也是作为一般世界观而被阐释的。矛盾的普遍性和总体性成为“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的基本特征。虽然晚年马克思倾心考察东方社会和东方道路时有“不同于西欧”的结论，从而开启了“东方道路”独特性研究的先河，然而，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中，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中国是否符合辩证法的总体性和普遍性，而在于如何准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的中国场域、中国问题、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所呈现的矛盾特殊性或个性。聚焦中国问题不等于说简单地用普世的“红星”之光照耀中国就万事大吉，而是要在资本全球化造就的二元结构中科学分析作为边缘化的人口大国、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华古国各种矛盾如何集聚成为一个焦点，因而使之具有独特的矛盾个性。“中国化思维方式”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普遍性理论指导下，全力去发现矛盾的特殊性结构，建立矛盾特殊性学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之路就走上了“差异化”出场之路。发现特殊性就是发现差异。差异使中国语境不同于外国，中国问题不同于外国，中国道路不同于外国，中国辩证法也因此不同于外国。在中国出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结构和阐释结构都得到了差异性重写。一个以矛盾特殊性和个性为主线的矛盾辩证法因此被建构，其中充满着“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
“中国特色”中国化的出场形态当然不仅仅是实践逻辑的必然产物，也是文化逻辑的必然产物。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也包括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逻辑远比实践逻辑复杂。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进入中国文化语境过程，就是两种文化对话、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强调所谓“中国国情”而拒斥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是当年一切文化保守主义和反动派的论纲；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同于“新儒学”之一种，又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也曾经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那里演化为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来全面拒斥“反动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张。从两极走向中间，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存续关系。在众多的所谓“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等传统文化新的众声喧哗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真正继承者，成为问题的关键。然而，这绝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永恒在场”、“绝对在场”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一定伴随着文化变革和决裂，但是绝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切脉络的历史断灭和全面退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都要继承。这一继承不仅是从“实事求是”到“和谐”等内在思想元素和精神的存续，更是一种新的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形态的再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自信，倡导中国价值，包括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身份的再认寻和再塑造。这一时期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形态的重新塑造，使中国化更加具有“中国特色”，更凸显空间差异的个性。
三 “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世界眼光与典范辩证法
如果说，“中国特色”中国化强调中国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因而强调必须从中国独有问题和个性实际出发，研究专属于中国问题解答的个性辩证法；那么，“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必然超越这一时代的限定性，强调对中国问题解答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从而强调任何“个别就是一般”，将中国经验看作世界发展的某种典范。在这一意义上，辩证法研究将不脱离个别，但是不再偏限于差异和个性考察，不再将矛盾的特殊性作为辩证法研究和阐释的主线，而是更强调个别中可能包含的一般内容和共性价值，从而对世界共性问题做出真正的民族的解答。
因此，“后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中国化相比，至少有以下四个差异。第一，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解答目标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锁定目标主要聚焦解答与世界各国不同的中国独特的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问题。而“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则更进一步，要在解答中国问题过程中更加注重发现解答方式和解答经验中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中国知识的世界意义”将成为主要研究目标。因而，以主要解决中国问题或辐射世界，就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导向。第二，中国立场和中国化的视域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虽然也有“世界眼光”，如当年毛泽东同志研究中国革命时强调何以在世界新革命结构变化中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一研究视域主要着眼于新的世界结构如何造就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国视域主要强调解答中国问题需要站在中国本土的立场上，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独特的价值偏好与视域选择，构筑中国问题的地平线，来透射、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则具有真正的世界眼光，着眼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推动世界和平、开放、和谐、整体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构建普遍的问题视域。第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旨在打开一个特殊矛盾体系，用本土实践出发的个性辩证法视域研究中国特有问题；而“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则以矛盾普遍性为纲领，研究中国问题的矛盾逻辑何以成为打开世界问题大门的枢纽。也许，当年马克思关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现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一著名论断所包含的“从后思索”方法论视域，并不完全适合用来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是，用解剖中国“麻雀”来了解世界所有麻雀的一般结构却是可能的。第四，中国话语的效应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主要着眼于本土思想和话语的“大众化”，为中国人民服务；“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话语则不仅考虑中国大众的受众需要，而且要强调世界大众的受众需要。充满中国思想智慧、中国版的“普世价值”将通过文化的世界传播路径到达受众，使世界人民受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不仅扮演着影响全球经济的大国角色，而且将越来越多地被要求扮演影响人类命运的文化创造者的角色。世界应当迎来中国发出自己声音的时代。
因此，“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世界眼光不仅要考察新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结构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且更要研究中国和平崛起后对世界结构可能的改变；不仅要研究向世界开放自主输入什么，而且要研究向世界辐射什么；不仅要研究迎接全球异质思潮的挑战、与世界各种文化思想的对话，更要研究“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影响全球、世界化的可能路径。
“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告诉我们：虽然资本全球化的二元世界结构造就了特殊的中国，但是“这一个”的特殊国情却不能完全由世界结构推导出来，因此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将中国实践作为一切中国化认识的基础；虽然矛盾的共性支配着所有特殊矛盾，但是矛盾共性也不能完全解释矛盾的特殊性，因此必须要以共性为指导，着力研究个性、研究矛盾的特殊情形。同样，“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告诉我们：虽然“任何个别就是一般”，但是一般并不直接等于个别的直接现实和全部复制。将个别不加分析地照搬到一般，依然是有问题的。基于两者的“差异性”，个别进入一般的过程同样充满着辩证法。“中国经验”向“世界经验”的转换、“中国知识”向“世界知识”的转换、“中国价值”向“普世价值”的转换、“民族心理”向“人类通感”的转变，不仅要透彻了解中国，更要深度研究世界；我们不能仅仅站在中国立场上一相情愿地输出，生产什么就吆喝什么，更要从文化的解释学或接受理论来看世界人民如何可能愉悦地接受。“靶子理论”在传播模式上不可能适合世界需要。全球多元文明的对话和融通应当是多元主体平等交往的结构。当一个主体价值要想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全球价值，必然要接受从“中国实践”向“普世实践”转换的检验，即交往实践的检验；从“中国经验”向“世界经验”转换的检验，即常识化的检验；“中国知识”向“世界知识”转变的检验，即超越常识的科学检验；“民族心理”向“世界通感”转换的检验，即心理结构重塑的检验；同一性思想体系、同质性价值原则向全球多元、多层、多样、多变的差异性思想体系和价值原则转变的检验；从“中国话语”向“世界话语”转换的检验。每一个差异性的世界观察者如何乐于接受中国共识，将成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问题；“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哲学研究聚焦的中心，就是关于“个别如何转化为一般”、“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如何成为世界共识的哲学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更要从世界实际出发，成为“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认识论；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个别、特殊矛盾体系，更要研究这一个别、特殊矛盾解答如何转变为一般、转变为普遍解答的道路，这是“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辩证法。我们不仅需要费孝通生前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包容性发展道路，更要有“中国之美世界化”的发展路径。没有新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转换，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价值永远只能是中国之识，无可能为世界之“共”；传统的“中国特色”中国化认识论和辩证法已经不再适应新全球化时代“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实践需要。在全球交往实践观基础上创造新的多元主体间精神交往关系（以认识、对话和理解为核心）的“广义认识论”，以及研究个别转化为一般可能性的交往实践辩证法，成为“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当前研究的主要任务。
四 广义认识论与交往辩证法：“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哲学思维
研究“后中国特色”中国化需要原创性的哲学思维，即新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一工作由笔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2]
在“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认识论构建中，虽然隐匿着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但是主线是“知与行”的关系，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是客观活动，因而相对地说更偏向主体的客体化；认识则是主体的精神标识。因此，虽然认识可能是外来的（舶来品）和先天的间接认识，而实践是本土的亲身活动，但是认识论关注的主线是“客体—主体”两极关系。认识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应当是来源于客观的本土实践呢？还是来自先天的间接认识？或者说，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本土的亲身实践抑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认识？争论的结果当然是《实践论》思想的出场。实践，只有实践，才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从认识论框架和维度来看，“主体—客体”两极模式成为主轴。
“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认识论即广义认识论不同，因为它的主题是研究民族个体认识如何转化为世界共识。因此，多元主体间认识交往关系，从一开始就必须要成为基本阐释框架。其中，在“主体（中华民族）—中介客体—主体（其他民族）”的实践交往关系基础上，建构同构的认识交往关系。其中，在全球场域中，每个民族都作为实践的和认识的主体，彼此发生着实践的和认识的交往关系。每个主体认识、解读、理解和解释另一级主体的思想、经验、价值，都是这一认识论要深度研究的课题。在多元主体精神交往、认识交往中如何实现“中国经验”、“中国价值”的世界共识化的基本逻辑，成为这一认识论研究的理论主旨。广义认识论基本原理有若干非常复杂的内容，因为笔者在《广义认识论原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有较详细的阐述，在此不赘述。
“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辩证法虽然也谈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但是显然着眼于矛盾的个性和特殊性。研究一般如何转化为个别、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成为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向度。反之，“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辩证法则以“个别如何就是一般”、“个别如何转化为一般”为宗旨。“就是一般”探索个别何以包含一般的价值和规律；“个别转化为一般”则深度考察个别转化为一般过程中的种种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交往和融合，各个环节和条件，如何成为一个新范畴。这一研究，也以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为框架，建构交往实践辩证法。历史上，辩证法曾经有过客体形态（自然辩证法，古希腊赫拉克利特之火流的辩证运动，逻格斯λoyos，道），主体（观）辩证法（论辩逻辑，对话法，认识逻辑），主体—客体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交往辩证法（阿佩尔，哈贝马斯），交往实践辩证法（任平，1992）。这是一个历史连续出场的形态更迭。
交往实践辩证法还需要阐明：作为实践形态的“中国道路”何以可能生发“中国价值”。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是一个围绕中介客体变革的客观物质活动过程，它具有多元主体性、交往性和客观性，存在着“主体—中介客体—主体”相关律。交往实践结果对于各相关主体产生客观作用，这些作用效果因为主体的不同而不同甚至相反，因而表现为意义结构。同一个交往实践对于不同主体产生的不同意义之间，形成的对立和统一的矛盾结构，就成为交往实践辩证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意义有正向或负面，因而分为价值和负价值。价值是交往实践对于主体的有用性。因为多元主体之间的差异，价值或负价值就有差异。价值结构是有用意义结构的转化形态。各种价值的组合化、秩序化形成的体系结构，就是文化。文化是基于交往实践的价值体系。因此，实践的交往产生意义的交往，价值的交往，文化的交往。各个层次交往的整合，就是价值全球化。
作者任平，江苏师范大学校长、教授。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上海路101号 221116
[1] 原文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2] 任平：《广义认识论：基础、理论与模式》，《光明日报》1987年7月2日第3版，曾被钱学森先生称赞为“社会思维学”的重要成果。参见戴汝为《社会智能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钱老致戴先生的信函。借此机会向钱学森先生和戴汝为先生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