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石岑对哲学的关注与趣向

在20世纪20—30年代致力于西方哲学的传介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李石岑是少数具有理工科学习背景的学者之一，他在青年时期曾经在湖南优级师范理化科学习。出国以后，才开始广泛地接触并积极地研习西方哲学。理工方向的学习经历以及他研习西方哲学的环境与机遇，使得他在传介西方哲学的同时十分关注哲学的比较研究乃至于文化的比较研究，并具有一种强烈的哲学方法意识。1922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曾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李石岑也十分关注梁漱溟的这一文化比较与哲学比较的思想成果。但是，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关注，视角与趣向均与人们有所不同。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哲学的层面论述了东西文化的异同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被学术界认定为触及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最重大的问题”。蔡元培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即曾以论析梁漱溟对于东西文化走向的理解作为结语：“文化问题，当然不但是哲学问题，但哲学是文化的中坚。梁氏所提出的，确是现今哲学界最重大的问题，而且中国人是处在最适宜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地位，我们要想解决它，是要把三方面的哲学史细细检察：这三种民族的哲学思想，是否绝对的不能并行？是否绝对的不能融合？梁氏所下的几条结论，当然是他一个人一时的假定，引起我们大家研究的兴趣的。”^[1]蔡元培所说的把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的哲学史细细检察”，即是对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他将这种“检察”的目的理解为考察“三种民族的哲学思想，是否绝对的不能并行？是否绝对的不能融合？”表明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道路的关注与思考。其实，蔡元培之所以论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是因为梁漱溟在此书中论述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理解。但在蔡元培看来，梁漱溟的理解仅仅是他个人的“假定”，至于中、西、印三种文化能否融合，实际上还需要继续探索。可以说，蔡元培关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视角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前途。这种视角，表明了蔡元培关注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的理论趣向。“五四”前后登上中国学术文化舞台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问题方面，大多持与蔡元培类似的观念与追求。人们多因为对民族文化的忧患与责任而投身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或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冯友兰早年在论及中西文化比较时，也曾表达过与蔡元培类似的文化观念：“我说中国人现在有兴趣之比较文化之原因，不在理论方面，而在行为方面；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预期将来。因为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现在他忽逢劲敌，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的敌人的既往的成绩，比较一下。比较的目的是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彀不彀。这一仗是不是能保必胜。”^[2]冯友兰所谓比较中西文化的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预期将来”，可以说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当时人们比较文化或比较哲学的目的与追求。从中国文化的前途这种视角关注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看重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在现实层面与行为层面的意义与价值。持这种观念的人们，多希望通过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找到解决中西文化的矛盾、建设中国社会文化的方向和道路。

李石岑对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关注，视角似不在于直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解，而在于对梁漱溟有关东西文化比较内容与方法的异议；或者说，李石岑关注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视角主要不在于现实与行为，而在于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本身。这种视角实际上体现了李石岑对于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的趣向。这种趣向的内容是主张通过文化的比较或哲学的比较，以求真实地了解东西哲学和东西文化，要求在具体的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中概念明晰，论题与论证统一，结论合理真实。因此，李石岑在评介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除了一般地介绍梁著的内容，更多的是对梁著的批评。这种批评形式不一，既有“总批评”，也有“零碎批评”。李石岑在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总批评”中，首先指出了梁氏此书内容与主题背离：“我们骤听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个名称，应该联想他这部书是讨论或比较东西文化和哲学的；应该是主论东西文化旁及东西哲学或附论东西哲学；要这样说，这个名称才说得通。但按之这书的内容，却不如是。他是由东西哲学去观察东西文化的，这就是他这部书的大错处。”^[3]在李石岑看来，梁漱溟的“大错处”实源于他对于文化、哲学的理解中均存有片面。因为，梁漱溟实际上并未严格地划分文化与哲学的界限。李石岑认为，文化本身具有集合、全体的特征，哲学则只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文化的构成需要多种要素。在文化中，哲学很难替代其他的组成部分，譬如科学、艺术、经济等。梁漱溟虽也肯定“文化为生活的精神社会物质三方面”，但他实际上并未以这样的观念来理解文化与哲学的联系。同时，李石岑认为，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论及东西方哲学，“或是仅举一家，或是仅举一宗，或是专论纯正哲学的”^[4]。内容方面也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样的论题不相符合，或者说离开了这种论题。

梁漱溟的人生三路向说也受到了李石岑的批评。李石岑认为，人生的路向实际上都会向前，差异只是表现在向前的过程中“走法各有不同”而已。依据这样的观念，李石岑进而认为，梁漱溟对儒家“仁”说的解释并不符合儒家的本意。在李石岑看来，梁漱溟的人生哲学实源于《易经》的“调和”观念。梁漱溟常以“调和”观念释“仁”，但他对于“调和”的理解并不到位。《易经》中最具价值的人生观念当为“天行健”。孔子所主张的“仁”说实际上与《易经》中的这种观念相联系，主张“仁是一个宇宙的大流”。所以，儒家的仁说实际上也主张“力行”，主张“发愤忘食”，并非不看重向前的人生路向。李石岑认为，梁漱溟之所以对儒家“仁”说的理解存有片面，并提出人生三路向之说，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比较，以偏概全，离开了三种文化的实际：“梁君的三条路向说，不是照中国、印度和西洋现在的情形立言，乃是按孔家哲学（不是中国文化全部也不是中国哲学全部）、佛家唯识（不是印度文化全部，也不是印度哲学全部）和西洋文化（不是西洋文化全体）立言。”^[5]在李石岑看来，如果要比较东西文化或比较东西哲学，内容即须涵盖东西文化或东西哲学的全部。否则其比较很难得出合于东西文化或东西哲学实际的结论。在今天看来，比较东西文化或东西哲学的全部，能否在实际中实行，当然尚需探讨。但是，若从方法的层面来看，李石岑的当年的这种观念是具有合理的认识成分的。因为，以比较的全面性、系统性来求取结论的真实性、合理性，实为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的基本途径与基本方法。

从李石岑在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总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石岑对于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的关注，视角多在比较的观念、内容或比较的方法本身。这与同时代的其他关注文化比较与哲学比较的学者确有不同。这种不同与李石岑早年在哲学方面推崇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十分重视对于思想方法的思考与研究不无关系。在具体论及思想方法时，李石岑曾通过对具体思想方法的比较，肯定直觉的方法优越于逻辑的方法。在李石岑看来，一般而言，人们都看重逻辑的方法对于认识事理的重要价值。但是，就对事物理则真实性的把握而言，特别是对于人生的理解而言，逻辑方法的有效性远不及直觉方法的有效性。李石岑曾以自然科学方法与数学方法的差异，论证直觉方法的重要。李石岑认为，自然科学的成立，有待于经验的认识，数学的成立，则需依凭先验的认识，这种先验的认识即是直观。他说：“唯经验的认识不能不假道于论理，先验的认识不能不假道于直观；而由上所推论，论理既不能不推本于直观，则经验的认识自不能不推本于先验的认识；换言之，即自然科学不能不推本于数学。故数学为一切自然科学之源泉；而就思想方法言，数学实为一切思想方法之源泉也。”^[6]在李石岑看来，数学为自然科学的源泉，数学的方法亦为一切思想方法的源泉。因此，直观的方法，不论其功用还是价值均优于逻辑的方法。李石岑曾这样表述自己的这种观念：“数学的归纳法由直观而始可能。然则，所谓真正归纳法者，仍不能不推本于数学的归纳法，即仍不能不推本于直观。是则直观固大于论理。所谓绝对确实性，至此方有可言也。”^[7]李石岑看重直观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他即轻视逻辑的方法。在李石岑论及方法的著述中，他也曾认为做学问，最困难的是分析，其次才是综合。李石岑所理解的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实即认为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作用并重，不能有所偏取，强调论据与论证的契合与一致。这样的方法意识，我们从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但是，李石岑在比较逻辑的方法与直觉的方法时，确曾强调直觉的功用。他在申述自己对于逻辑的方法与直觉的方法的思考与理解时曾说：“理知之根本作用所谓演绎与归纳者，终不出几何学之范围，即终不敌直观之伟大，此吾所以云直观大于论理也。又况讨论生命之问题，则论理之效力尤远在直观之下，以论理之方法而欲涉生命之实相，诚有如柏格森之曲线与切线之喻。论理学在过去所造于吾人之思想方法，虽不可谓不大；若以云绝诣，固不得不让席于直观矣。”^[8]李石岑强调“直观之伟大”，论据在其认定直观的方法对于生命的理解，效力远在逻辑的方法之上；他从讨论生命的角度肯定直觉的方法，其思想观念显然受到了柏格森哲学的影响。李石岑关于在思想方法的范围之内，数学知识的建立依凭先验的知识，而先验的认识需“假道于直观”的观念能否成立，或说究竟如何理解直觉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效用才是合理的，此类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我们从李石岑肯定直觉方法的方式中，同样可以发现李石岑看重文化比较与哲学比较的方法。同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发现，李石岑作为一个具有理工科学习背景的哲学家，其对于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的意趣及其方法意识，与其同辈的学者相比较也确实具有自己的致思特色。他注重比较的方法，强调在文化比较或哲学比较中方法的适当与内容的真实，这些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实际的文化比较研究与哲学比较研究都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