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

在族群杂居及多元文化背景下，保持明显的族群边界形式对于“怒人”这样一个较小的族群显得特别重要（甚至超越其他关系，如宗教认同等），而族群自称是构成其族群边界的核心标志。族群边界的维持方式和所表现出的力度应取决于族群“被建构”与自我“想象”的互动关系：如果“被建构”的结果与“想象”不符且使后者受到了压力，那么“保持”的过程将表现出强烈的动机和巨大的动力，甚至通过族群重构的方式来实现。在缅甸怒人中，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是不容忽视的，其族群的重构一定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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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侬”为中国怒族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汉语文献中被统称为“怒人”的一部分。

[2]“古泉”为阿侬地名的傈僳语称谓，指今古泉村一带，阿侬语称Khopang（孔旁），缅甸北部葡萄县有祖籍古泉村阿侬人建立的Khinphang（肯旁）村，迁自古泉一带的缅甸阿侬人现均以Khopang（孔旁）或Khinphang（肯旁）作为姓氏。

[3]傈僳语称，意指老师，在以傈僳语为主要神学语言的基督教会系统内专指传道员或传道人。

[4]福贡县的怒族阿侬人约6000人，但据木古甲村民开来布估算，目前仅有居住在木古甲、古泉村等高山村落的约四百余人会讲阿侬语。与此同时傈僳语已完全成为该地区的通用语和基督教神学语言。

[5]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族群与边界》（序言），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缅甸阿侬人使用Anung或Nung作为其英文族称的书写方式。

[7]勒墨（巴尼）人在中国被识别为白族，而在缅甸由于文化上已完全傈僳化而被划属傈僳（族）。鉴于本书主题及篇幅所限，有关勒墨人的情况将不在此展开讨论。

[8]本书沿用汉语文献关于“怒人”的范畴，即包括贡山阿怒、福贡阿侬、（原）碧江怒苏（今属福贡县）、兰坪若若，缅甸“怒人”主要涉及阿侬、怒苏两个人群。

[9]［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导读第9、13页。

[10]［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导读第9、13页。

[11]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族群与边界》（序言），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2]T.H.埃里克森著，王亚文译：《族群性与民族主义：人类学透视》，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3]参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族群与边界》（序言），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4]洪俊：《独龙族族源与传说》，《民族学》1992年第2期。另据调查，独龙江地区也流传此传说。

[15]《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7页。

[16]杨将领、李金明：《中缅跨界独龙族：自称与他称释义》，载于《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

[17]参见洪俊《独龙族传说与族源》，载于《民族学》1992年第2期。

[18]何林：《多元统一的民族观与民族关系——一个丙中洛阿怒人的实例》，载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第5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311页。

[19]参见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12、48页。

[20]施帝恩•格罗斯著，周云水译：《族名政治：云南西北部独龙族的识别》，载于《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

[21]Stevan Harrell，“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in Stevan Harrell（ed.），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Studies on Ethnic Groups in China Series，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5，p.82.见于施帝恩•格罗斯著，周云水译《族名政治：云南西北部独龙族的识别》，载于《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

[22]《怒族简史》（修订版），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1、12页。

[23]参见施帝恩•格罗斯著，周云水译《族名政治：云南西北部独龙族的识别》，载于《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

[24]F.K.莱曼，张文义：《利奇克钦模式的得与失》（代译序），见［英］埃德蒙•R.利奇著，杨春宇、周韵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6月版。

[25]参见施帝恩•格罗斯著，周云水译《族名政治：云南西北部独龙族的识别》，载于《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

[26]参见Rawang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entral Committee：The Definition of Word Rawang，Putao，Kachin State，Myanmar，December 7，2002.

[27]参见贺圣达、李晨阳《缅甸民族的种类和各民族现有人口》，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8]克钦邦主要的基督教教会组织主要有浸信会、基督会、神召会、海外基督教使团或中华内地会等。

[29]参见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52页。

[30]肖耀辉、刘鼎寅著：《云南基督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178—180页。

[31]洪俊：《独龙族的原始习俗与文化》，载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32]克钦邦傈僳基督教会属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或OMF International），1964年以前称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

[33]《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