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的缘起和研究的目的

记得刚考入大学的时候，不止一个外省来的同学问及这样的问题：为何所有对云南的形象宣传中，都是穿着五颜六色民族服饰的人，过着鲜花萦绕、热闹欢腾的泼水节和火把节，我来了，他们在哪？甚至有同学慨叹：“我显然是为了那斑斓的色彩来到云南，到了昆明一看，与其他地方的城市有何区别，依旧是林立的钢筋水泥，依然是熙熙攘攘的牛仔裤与流行时尚。”我不止一次略带尴尬地耐心解答：“我们云南那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主要是在民族聚集的地方和相对边远的乡村里，越是边远的地方越是保存得完好，靠近城市的地方都已经看不到民族服装了，除非是在重大节庆活动中……”那时对于民族文化的认识只限于非常粗略的“知道”，虽然曾经发出过“自豪于云南民族多元文化”的感叹，但是真正对民族文化的价值甚至表现形式的了解其实都处于非常浅薄的层面。尤其是对一个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人来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仅限于电视、电影和人们语言中的虚幻形象，凭借这样一些简单的知识，显然不能够向其他人做出更多的解释，甚至不能够向自己做出解释，民族文化于当时的我就像是博物馆陈列室里面的珍宝，或者梦里神思之际的空中花园，永远知道它的存在，却永远难以亲近和触碰。

这并不是单纯个人的情绪表达，回顾这一亲身经历，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人对自己所“持有”文化不清晰、“不自觉”的普遍现象，对于自己的、他者的文化，人们往往只有一些表浅层面的了解和对部分文化外显符号的简单认知。我个人不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持有者，但却是云南这一地域文化的持有者，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构成的是云南地域文化中最有特点的部分，但是除了专门的民族学人之外的云南人并不能够知道这些文化从何而来，这种丰富性、多样性和特色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具有怎样的价值，其形成、变迁和发展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当然，文化本身是那么一个复杂、庞大而“不可知”的体系，除非像专家学者那样悬隔某些、专注某些，才可能逐渐地勾勒出局部的粗略轮廓，普通人是难以做到的，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普通人虽不懂得自己文化的“庐山真面目”，但却是其所持有文化的承载主体，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是形成文化存续和变迁的核心力量。

走出“庐山”是认识“庐山”的一种方式，对于自身文化的认识，往往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对比甚至融合中清晰化的。反思多年来云南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云南人对自己的认识、肯定到自信，其动力不可否认地来源于外界，无论是人类学者在云南长达数年的研究和著作在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是国家和政府举着文化繁荣的大旗，为云南民族文化搭建了频频“亮相”的舞台，“民族风”在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的盛行，揭示了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种种趋向和问题。传统的民族文化在开放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成为了现代社会建构和发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自身的生存、变迁和发展，引起了学界乃至普通人们极高的关注。尤其是歌舞这样一种具有突出表现力的民族文化的外显符号体系，无论是民族群体向外界主动地介绍自己的文化，还是人们对民族文化进行了解认知，往往都首先着眼于这样的一些具体表现形态。

2003年，文化产业在全国成为了一个热度颇高的词语。各地区在响应国家政策号召的背景下，积极地挖掘各种文化资源，以期在新一轮的产业和区域竞争中拔得头筹。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自然成为云南新兴产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基础，虽然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已经走在全国的前沿，但是对于什么是文化资源、如何能发展文化产业并不清楚。鼓励文艺创作、扶持文化产品的生产，是文化资源挖掘和文化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以《云南映象》为代表的一大批带有浓郁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气息的歌舞作品，频频在国内各大艺术赛事和展演上获奖，这些作品的成功无疑为云南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无论是在后来的市场化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在地方文化形象的宣传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些舞台化了的民族歌舞作品某种程度上成为云南多元民族文化的标识之一，民族风、“原生态”逐渐在高雅艺术殿堂掀起了风暴并且占据一定席位。在民族歌舞获得人们认可和欣赏的影响下，在云南以及诸多以民族文化元素为旅游吸引物的地方，民族歌舞直接成为了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和文化消费品，在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仅是那些被名人发现、包装和演绎的民族歌舞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推动文化建设和繁荣的背景下，传统民族歌舞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在村落、乡镇甚至大城市的文化广场中热闹喧腾起来。特殊时期很多民间文化隐匿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而现代社会所营造的文化多元共生的环境中，代表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在民众的意识中得到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接受。云南的民族歌舞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出了不同的形态，这些形态都是在汲取传统民族文化、艺术要素的基础上，融合了创意与科技，适应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创新出的新歌舞形态。一方面，新歌舞形态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民族歌舞及文化所“遭遇”的冲击和变化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另一方面，新形态的出现也为传统民族歌舞在现代社会中存续和构建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费孝通曾指出“二十一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对话代替对抗的主张，这是一个好的开端”。^[1]人类以生产方式为主要的刻度工具，将自身从源起到现在的发展进程大致划分为“前工业时代”（传统社会）、“工业时代”（现代社会）、“后工业时代”（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涵盖了大规模机械生产以前的所有生产方式，包括原始的采集、渔猎到漫长的农耕文明；现代社会以工业为支柱性产业，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构成了这一时代的核心，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地改变着社会组织方式和秩序的建构，并且影响和动摇着民族社会的文化根基。物质产品、技术手段的爆炸性增长，复制化、组合式的产品生产和日益高超的联络技术，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可能，将现代社会“统摄”为一个以市场和货币为核心高速运转的巨大“体系”。全球化、消费和大众化，成为现代社会以来日益明显的社会特征，它们不仅体现在经济生产和消费之中，也体现在社会关系的组织和架构方式中，体现在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革中，体现在文化的变迁和建构中。后现代社会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构建的信息化高速平台和虚拟时空的延展为代表，这一可以将世界压缩到厚薄不超过两毫米的芯片和大小不超过2英寸手机屏幕中的时代，同时又将个体对于世界的认知无限放大，把全球化推向了极致，把个人、群体和社会以极其迅捷的速度抛入到一个差异被不断消解而同时多样性被日益强调、体系和制度在不断解构而同时又在以诸多方式不断建构的复杂时代中。

如同对现代性的认知起源于西方社会一样，后现代社会及其主义，都是适应西方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批判性概念。这些语汇的出现、运用和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卷帙浩繁的成果，对我们认识目前身处的这个时代有着重要的引导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清晰的一点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工业化时代到来的时候体现出了全球一体的特征，而区域的、民族的社会也仍然保持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他们所面临的是如何能与不可抗拒的现代社会“接轨”的问题。也就是说，像中国这么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国家，其所传承和延续着的文化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来自于全球化、现代化乃至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种种影响，但是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那么一些自己特色的因素。在经济、制度到文化的变迁中，中国自身的力量和外界的力量都在起着巨大作用。“强调传统的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之际转渡的过程，也不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预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2]费孝通这一对经济生活变迁的论述，放置在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变迁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任何变化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中国的现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与西方世界相比最大的不同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共同存在于当下这一时空之中，传统的文化形态、多民族的文化要素、现代社会的文化观念，都在这一时空中相互碰撞，有的消亡、有的延续、有的重组，更多的还在混沌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

对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来说同样如此，现代技术、消费方式打开了过去相对封闭的民族社会，传统民族文化被放置到这个多元化、复杂化的时空之中，其过去缓慢变迁的过程被迅速加剧了。除了其自身适应所面临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接轨”过程中的种种选择和变化之外，国家文化政策的选择也成为“干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民族主体、政府话语、利益要素、“他者”的文化等都成为推动、影响传统民族文化变迁的多种力量。面对剧烈的变迁，传统民族文化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这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关注。于是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也因之而生，有高度关注传统民族文化受现代社会冲击濒临灭亡的严峻状况而突出强调保护者，有看到文化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而主张产品化、市场化者，有希望将保护和开发相结合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也有固守传统或冷眼旁观任其自生自灭者。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状况和不同的观点甚至激烈的论争，我们所循的观点是：文化的变迁是必然的，固守阻挡不了社会发展进程对文化的解构和建构，因此通过研究，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是：以社会科学之力，引导人们更好地选择变化和发展的方向。

以少数民族歌舞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延续了笔者硕士时期的研究方向。当时仅仅关注了那些舞台化了的少数民族歌舞形态，以三个代表性的歌舞作品重点分析了传统民族歌舞在文化消费环境中的产品化走向。虽然这一“关注”及其成果形式存在着诸多的不足甚至偏颇之处，但是却开启了笔者对于民族歌舞进一步了解、研究的一扇门。进入到博士学习期间，借大量文化产业方面工作之机，与云南很多地方的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有所接触。尤其是2006年在参与承办峨山县县庆的花鼓舞论坛的过程中，对峨山县彝族花鼓舞的存在和发展状态得到了一些表浅层面上的了解，当时曾经想以峨山花鼓舞作个案研究来形成博士论文，因此对峨山的花鼓舞也进一步进行了了解，如先后四次到峨山调研花鼓舞，参与编写《花鼓舞彝山》、《辉煌峨山》等书籍，在导师的指导下写作了多篇关于花鼓舞的论文并公开发表，从公共文化、乡村文化产业、新农村文化建设等角度对花鼓舞这一民间歌舞形式作了分析。但其中涉及的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理论工具的运用较少。由于工作的原因，导致笔者以长期田野调查的方式蹲守一个点，做个案的、民族志的研究方式困难很大，因此在博士论文选题确定的过程中，通过导师的指导，希望能够充分运用这几年来因工作之便涉及的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的诸多现象、案例和资料，形成一个中观层面的、类型性的研究。能够通过云南省民族民间歌舞发展的类型性、要素性和典型性分析，窥见传统民族歌舞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存在状态及未来的走向等规律，以此回答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何去何从的学界热点问题。峨山的花鼓舞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特色，将成为本书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并对笔者的相关论点形成有力的支撑。而云南民族歌舞在现代社会中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有的成为了舞台艺术品、有的成为了旅游产品、有的像峨山花鼓舞一样以民众自觉的方式传承着、有的在博物馆中成为音像制品被束之高阁、有的在文化消费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有的仿佛远离了民族主体的生活成为“他者”的玩赏之“物”，而其实它们以另外的一些方式体现着、同时也参与着民族主体和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新的生存和建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