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尽管本书中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独立撰写的，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尤其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预见到了现代经济学中一系列重要的发展。笔者这里说的“现代经济学”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学。因此，哈耶克在商业周期理论上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预见到了现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三章），而且他在跨期均衡方面的研究也预见到了现代观点（第二章）；米塞斯在产权经济学领域有很多深刻的洞见（第五章）；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人也被认为在很多方面预见到了现代经济组织理论的主要观点（第四、五、六、八章）。最后，哈耶克和米塞斯最先提出的理解市场活动的过程方法与以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为代表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方法之间有很多密切的关系（第六、七章）。

毫无疑问，这当中有一部分洞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其中主要是这个学派的三位奠基人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欧根·冯·庞巴维克。例如，熟知庞巴维克资本理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最先提出跨期均衡理论，这并不是巧合。也许从庞巴维克以时间维度为基础的资本理论到跨期均衡的一些观点并不是非常大的跨越。我们应该还记得庞巴维克论述了财产权。通常都认为，是哈耶克和米塞斯率先将过程方法用于市场活动分析（例如Kirzner，1973），但这一方法是理所当然地根植于门格尔的研究的（Streisler，1972）。哈耶克研究文化演化方法的一些核心方面，在门格尔对同一主题的思考中已经有预见。

然而，尽管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很多研究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先辈，但是他们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完整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表述，诸如在商业周期、财产权、作为一个演化过程的市场过程以及制度等主题上。因此，他们的贡献最确切地预见到了现代新制度主义和演化思想。

如上所示，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中的多个不同方面都有预见。例如，通过哈耶克1928年对跨期均衡理论的介绍可知，他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他很明显又是现代新制度主义思想和演化思想的先驱。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要对此进行解释，需注意这一事实，即哈耶克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正统的均衡理论家，但是当他意识到均衡理论陷入一些严重的困境中之后，他转向了跨学科研究，这个领域也是他如今最为人熟知的（Foss，1995）。第二章和第三章详细论述了哈耶克早期作为均衡理论家的研究，其他的章节则讨论他后期的研究。

也正如上所示，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当时思想领域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笔者认为它是那么重要和那么具有推动性，乃至于至少应该把它视为和同一时期从欧洲大陆传播到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瓦尔拉斯主义同样重要，笔者这个观点当然会有争议。更具争议的是，笔者认为，如果这20年里出现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洞见没有遭受到凯恩斯主义浪潮和正在兴起的瓦尔拉斯主义如此严重的排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应该比现在更快，而且更为健全。例如，产权和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性并不需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被重新发现，而是早就应该在主流经济学中被认识到。这样，制度也不需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经济学家提上议程。均衡的稳定性（或协调性）问题也早该占据中心位置，而不是一直被忽视。而社会主义经济学也肯定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诸如此类。笔者将在第九章论证，上面这些“实际上并未发生”的陈述暗示了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积极评价，但这种积极评价不能在同等程度上给予他们（大部分）的美国继承者。

哲学家彼得·斯特劳森（P.F.Strawson）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为了理解某人的哲学先驱，他必须在他自己的时代语境下重构他们的思想。在经济学领域，笔者持同样的观点，这也是笔者给这本书取名“奥地利学派和现代经济学”的原因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预见到了经济学中一些重要的现代主题，也是因为笔者希望在现代的语境下去研究他们的观点，尤其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演化多样性”（evolutionary variety）经济学（第四至九章）。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要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角度，对新制度主义和演化思想的学说史作一个统一的、一致性的阐述，而是通过现代经济学思维的使用，从奥地利学派的历史的角度，对这些学说的一些片段进行解释。

下面这些思想对笔者阅读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主要作品是至为重要的：对跨期交易问题的强调、他们关于未来固有的不确定性的观点，市场是不断演化的过程的观点以及把制度和组织理解为为适应由变化引起的经济问题而出现的设计的或非设计的实体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主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地形成于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中；例如，哈耶克早期受瓦尔拉斯主义的影响颇深（一个例子是他因此并不认为未来具有固有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笔者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解读，一定程度上是根据最近的新制度主义思想和演化思想所做的“理性重构”。

同样的，笔者认为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来说，这也是一种不寻常的方法。近几年来，兴起了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卡尔·门格尔、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研究。这大部分要归功于1974年将诺贝尔奖授予哈耶克，20世纪8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以及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扩张，或者说复兴（主要是在美国）。然而，近来关于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大部分的学术研究都是由一群主要来自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做出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哈耶克，尤其是米塞斯的真正继承者，并对主流经济学持强烈批判态度。

然而，在笔者看来，米塞斯和哈耶克有一些有趣的观点在现代奥地利-美国学派的理论中不能被完全理解，相反，它们应该在或多或少的主流经济学（例如产权经济学）和新的非正统的新制度主义和演化思想的背景下去解释。尽管毫无疑问，哈耶克和米塞斯是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市场过程研究方法（现在主要与伊斯雷尔·柯兹纳的研究相联系）的先驱，他们也预见到了与近期的新制度主义和演化思想相关，而不是与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相关的洞见。另外，与很多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忠实追随者相反，笔者喜欢主流经济学，尽管笔者强调非正统的经济学传统——例如现代奥地利-美国学派和主流经济学——/bd}}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是有好处的（参见第九章）。

由于笔者选择关注的是特定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也由于笔者考察他们的研究的方式，在本书中读者几乎看不到任何与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那些有争议的话题相关的论述，这些话题有：市场过程是内在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沙克尔的研究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来说意味着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应该以“极端唯理主义”（ultrarationalist）为方向还是以“解释学”为方向，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法可能存在的区别，等等。这些话题中有一些在凯伦·沃恩（Karen Vaughn）即将出版的著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种传统的迁入》（1994）中有极好的论述。

最后，出版这些文章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它们中的很多文章讨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经济学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经济学是一样多的（尽管前面两篇文章几乎都是关于哈耶克的经济学的）。在被长时间地忽视之后，哈耶克最终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家大联盟中的一位超级成员。他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明证；更为重要的证据来自这一事实，即他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组织理论、比较制度和有效市场理论等领域标准的参考文献。

然而，米塞斯却从来没有享有同样的荣誉，获得同样的认可，尽管他是美国经济学会的“杰出会员”（Distinguished Fellow），获得过一些荣誉博士头衔，并有两部纪念他的文集出版。米塞斯被忽视，部分地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很难理解”、“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等等。笔者一直认为米塞斯的研究与哈耶克的研究相比，同样具有根本性的和开拓性的作用，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得到他理应得到的荣誉和认可。毕竟，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是建立在米塞斯的研究基础上的。笔者把这本书献给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希望本书能对重新评价他的成就有点微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