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辩论

（一）凯恩斯的《货币论》

从整体上来说，凯恩斯的《货币论》和哈耶克、罗伯特森以及霍特里当时的研究有着相同的目的：即为了确认引起“信用周期”的原因以及可以维持货币均衡的银行政策，通过这一研究，凯恩斯——以及哈耶克、罗伯尔森和霍特里——理解充分就业的储蓄—投资均衡。凯恩斯的“处理货币理论的根本问题的新方法”（1930：V）是维克塞尔学说的一个应用，标志着这个货币传统第一次在英国的货币理论中登台亮相（马歇尔似乎并不知道维克塞尔的作品）。正如凯恩斯所认为的，从提供一个稳定性理论的意义上说，货币理论是数量论的补充，也就是说，是对因果过程的检验，“……这个过程决定了价格水平，以及从一个均衡位置转换到另一个均衡位置的方法”（1930：133）。

形式主义的凯恩斯方法利用“基本方程”（Fundamental Equations）来解释动态的货币数量论。这些方程表明价格水平会围绕着一个数量——E—O（总收入减去总支出）——波动，而这种波动依赖于“意外利润”（windfall profit）的规模。这些利润是由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决定的，而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又是由贷款利率和自然利率之间的差异决定的。“意外利润”构成了商业周期“变动的主要动因”，因为它们影响企业的生产水平及其要素需求。在马歇尔传统中，意外利润被定义为是一产出单位的“需求价格”与其“供给价格”之间的差异。从这个方面来看，商业周期理论变成了价格和成本差的简化研究，具体地说，是“在操作上”（operationally）研究价格指数和成本指数之间的差异。

（二）哈耶克的评论

对凯恩斯的著作的一个通常评价是，哈耶克对《货币论》长达42页并由两部分构成的评论（1931a，1932a）的主要特征是试图阐明术语上的区别，是固执己见的和徒劳的尝试，一般性的意义非常有限。^[12]然而，对哈耶克的评论的考察表明，他的评论绝不只限于术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分析的批驳都与资本和利息理论以及凯恩斯在理论建构上的过度总和风格有关。笔者应该指出，这两个层面是紧密相关的。同时笔者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在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辩论中，并不仅仅包含《物价与生产》和《货币论》之间的纯技术差异。例如，凯恩斯与新古典利息理论的“古礼”（ancient ceremony，可以理解为“传统”——译者）后来的决裂在初露端倪时，哈耶克对此就有部分的认识，这是对凯恩斯异端学说最早也是最聪明的批评之一。

如果我们站在术语讨论——实际上是哈耶克评论的特点——的漩涡之外，我们会发现他主要是因为下面这个原因才反对凯恩斯的：凯恩斯忽视了“……‘真实’经济学的那些根本性的定理”，而这些是任何“成功”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1931a：270）。正如哈耶克进一步明确的，这些“定理”指的是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p.279）。尽管凯恩斯热烈地认同维克塞尔关于贷款利率和自然利率的区分，但他却忽视了维克塞尔理论中隐含的庞巴维克的理论（同上：274）。这个批评不只是简单地批评凯恩斯没有采用哈耶克的分析框架。

但哈耶克清楚的是，凯恩斯并没有完全理解维克塞尔的学说。例如，对于维克塞尔关于货币均衡的三个条件，凯恩斯只是关注了其中两个：当储蓄与投资相等时，贷款利率对应于自然利率；以及什么时候实现价格稳定（Keynes，1930：139）（也就是维克塞尔的第二和第三个条件）。维克塞尔的第一个条件，即贷款利率对应于扩展的平均生产时期的边际生产率，凯恩斯并没有分析。或者换句话说：在《货币论》中，自然利率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分析单位存在的^[13]。

（三）凯恩斯对关键的相对价格的忽视

哈耶克似乎是第一位指出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后来在凯恩斯和丹尼斯·罗伯特森的讨论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通论》的出版之后；凯恩斯的著作中，缺少任何对利率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凯恩斯在《货币论》以及之后的《通论》中，提出了沿某个利率水平运动的动态理论，但没有提出关于这个利率水平本身的理论，这体现在了凯恩斯对哈耶克的批判的回复中。凯恩斯解释说，他将自然利率定义为储蓄—投资均衡时的利率，“……在考虑市场的心理后”——用“短期自然利率”不同于“由哈耶克博士想象出来的‘长期自然利率’”（1931：395）。

与哈耶克“凯恩斯并没有真正理解两种利率的区分是以庞巴维克的理论为基础的”这个观点接近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他反复强调的。这个观点就是，凯恩斯忽视了奥地利学派“社会生产活动的不能总和”的思想，而是选择了一个更加总和性的框架，这导致他忽视了重要的相对价格。正如哈耶克所说：“凯恩斯先生的总和掩盖了最基本的变化机制”（1931a：277）。与他价值理论中的出发点一致，这些机制指相对价格。事实上，如果凯恩斯选择一个较低的总和层面，他会得出另外的理论结果，因为那样的话，他会将所有相关的相对价格都考虑在内。

凯恩斯的过度总和，特别是他关注总利润，把它视为商业周期“变化的主要动因”的问题，与他对社会生产活动的简化理解，即把它们视为“一个生产阶段”上的组织活动有着根本的关系。这正是哈耶克在评价凯恩斯时说“……将当前消费品的全部生产过程视为一个整体”（同上：274）这句话的意思。因此，这个生产阶段的利润就变得与总利润相等。而且，因为凯恩斯假设“产品结构”是“相对稳定”（同上）的，他的分析也只能得出无关紧要的数量理论的结论。这不能解释“真实投资中的货币非均衡”对价格和数量的复杂影响（1932a：40），而哈耶克《物价与生产》的分析据说却可以。这是因为凯恩斯不允许在有货币干扰时，生产周期会发生变化（维克塞尔做了同样的事）。

所有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是，凯恩斯的总和视角使他忽视了货币干扰或家庭跨期偏好变化之后出现的不同的、有一定资本密集度的项目之间的盈利能力的变化。^[14]要理解这些效应只能通过

……细致地分析不同的、连续性的生产阶段上，决定资本品相对价格的因素……但是如果只把总利润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么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排除了。（1931a：277）

再一次重申，哈耶克是从他自身的奥地利学派视角出发攻击凯恩斯的；然而，哈耶克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它的有效性独立于这个视角。本质上，他批评凯恩斯忽视消费品和投资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认为凯恩斯忽视了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投资和消费的变化方向在短期中一定是相反的。在哈耶克自己的分析中，相对价格处于核心地位。

例如，在凯恩斯对“信用周期”的讨论中（1930：第18章），从来没有系统地讨论过相对价格。凯恩斯的商业周期是以“新技术发现”为开端的，“新技术发现”使资源从消费品的生产中转移到投资品的生产中。正如哈耶克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消费品的价格会上升（即“强制储蓄”也是《货币论》讨论的一部分）。在哈耶克的理论中，这标志着衰退的开始；然而，凯恩斯却持相反的观点：“信用周期的上升阶段将会到来”（1930：283）。消费品生产中“意外利润”的存在刺激了消费品和投资品的生产，只有这些超出正常水平的利润被更多的消费品供给所消除，繁荣期才会结束。不仅是因为这种马歇尔式的思考方式与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方法和瓦尔拉斯主义方法完全不同，而且还因为凯恩斯对以下事实完全视而不见：

……刺激投资，会使投资超过当前的储蓄，将引起真实生产结构的非均衡，它……一定会有反应。（1932a：40）

凯恩斯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扩大消费品生产所需的资源必须来自投资品部门；这两个部门不可能同时扩张。然而，也许凯恩斯的分析是以资源未充分利用为出发点的，哈耶克在他的评论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与“基本方程”（1930：第10章）的讨论并不一致（在基本方程中是假设资源被充分利用的）。并且，在方法论上也值得怀疑，因为凯恩斯已经“假设了”他要解释的内容。总而言之，凯恩斯的《货币论》没能充分解释“引起萧条的更加深层次的原因”（Hayek，1932a：44），也没能解释“初始的非均衡”。^[15]

（四）凯恩斯的回应

哈耶克对《货币论》的评价分为两部分。但是，凯恩斯在第二部分发表之前就针对哈耶克第一部分的评论作了回应（Keynes，1931），在其中凯恩斯争辩说哈耶克完全误解了他。^[16]而且，不同于以往英语经济学界中常见的友善辩论，他开始用刻薄的语言攻击《物价与生产》，认为《物价与生产》是“……混乱不堪的一部著作，几乎没有有说服力的主张”，而且是“……一个野心的逻辑学家如何从一个错误开始，以混乱结束”的极好例子（1931：394）。

尽管作出了这些攻击，凯恩斯承认“……我自己并不是要提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资本和利息理论”，而且，具体地说，《货币论》中并没有“明确论述”决定自然利率的因素。然而，“以后我会尽力完善这些不足”（1931：394）。但这件事正是凯恩斯在“以后”的《通论》中没有做的。尽管《通论》事实上有大量资本和投资理论方面的洞见，但很难将它与任何独立的资本理论联系在一起。凯恩斯满足于 “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考察”（Chapter 16）。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在与哈耶克的辩论之后，也许因为受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理论的辩论无果而终的影响，马歇尔主义的思想在凯恩斯头脑中被强化，而这正是哈耶克批评的：为了解释短期的货币动态，一个独立的资本理论是完全不需要的。的确，在回应哈耶克时，凯恩斯承认了这一点，“……很有可能的是……庞巴维克正在推进的思想是问题的核心”（1931：394）。但是在《通论》中，他嘲笑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并轻视奥地利学派的“迂回”概念，认为在涉及社会的生产性活动时，其意义无非是说明了这些活动是“发臭的”或“危险的” 这一事实（1936：215）。当然那并不表示对凯恩斯提出的资本理论的重新定位。

在对哈耶克的回应中，凯恩斯基本上是攻击性的。他简要地解释了哈耶克的观点，即货币变化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的充要条件（PP：23），强调他本人的分析与哈耶克的分析是“非常不同”的，因为

……在我看来，即便银行体系没有发生偏离哈耶克博士所定义的‘中性’ 的变化，只要公众改变他们的储蓄率或者企业家改变他们的投资率，储蓄和投资就……可以是不相等的，在经济系统中没有自动机制……使这两个比率保持相等。（1931：393）

而且，对于哈耶克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储蓄总是可以“被用于投资”；他的“储蓄情境”是对这一点的理论表达。相反，对于凯恩斯来说，“否认这点是根本性的”（p.391）。在对凯恩斯的“反驳”（Rejoinder）中，哈耶克困惑了：对他来说，利率是“自动机制”，使得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而凯恩斯对利息机制的忽视——正是凯恩斯忽视“资本主义生产的非货币性这个根本问题”的一个例子（1931b：401）——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扩展到一个更宽泛的命题：“在经济系统当中，不存在自动的机制使得生产适应需求的任何其他变化”（同上），这个显然是错误的。显然，在这个阶段，哈耶克—凯恩斯之间的辩论已经不只是哈耶克从纯技术的和术语的角度对凯恩斯——虽然能够应用维克塞尔学说，但不能完全应用——进行“真正的”维克塞尔式（Wicksellian）的批评。辩论中似乎包含更深层次的内容，那么它到底隐藏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