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关键词解释

（一）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是指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人类学家们认为文化的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文化的均衡是相对的，变化发展是绝对的。文化变迁总是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相互影响。

文化变迁，一般而言，应包括文化的变化和文化的迁移这两个方面的内涵。所谓文化的变化，是指某种文化内部的构成因素和结构的变化。文化的构成因素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必然带来文化结构的改变。在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主要体现为量的积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则会出现某种质的突变。所谓文化的迁移，一般指的是文化中心区的变动、转移和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播、引进，而且这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

文化变迁，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比如，各个人类学学派都讲社会文化变迁。早期进化学派用文化进化理论来说明文化发展的普遍性，着重研究历史上的文化变迁，认为人类文化普遍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进化，形成一个发展顺序。传播学派侧重于进化论所忽视的文化的地理、空间和地方性变异，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认为文化的变迁过程就是传播过程，文化主要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迁。功能学派着重于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研究，讲文化现象的变化着重讲它的功能的变化、消失与替代，同时也注意研究在调查中所发现的文化变迁。

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沿着历史所提供的独一无二的条件和环境发展、演变着，这是人类文化变迁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人类社会的文化变迁是有周期的，这种周期性，不是终而复始的简单循环，而是一种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进化、发明、发现、传播或借用，是文化变迁的过程和途径。

促使文化变迁的原因包括两点：一是内部的，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二是外部的，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而引起。

文化变迁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相关系；另一方面，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探讨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生产方式是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了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决定的作用。恩格斯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合力的作用，但更强调的是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

以文化变迁理论观之，本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双重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经历了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创新的渐进式转变过程。

（二）文化革命

中国古语里，“革命”一词早已存在。“革命”是儒家学术中重要的政治话语，源于《易传·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儒家传统思想中的“革命”与“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君主有德，敬天爱民，其统治就具有合法性；如果君主失德，天命就不再庇佑，改朝换代的革命便在所难免，且具有正义性。所谓“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在理论上，唯有符合道义的改朝换代才可称为革命。

英语”revolu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后来，转生出政治含义，“叛乱”与“革命”的界限模糊。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领域里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

弗兰克认为，现在汉语中的“革命”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革命概念和近代西方思想及西方‘革命’概念的结合”。^[16]事实正是如此，日本学者首先实现这一结合，使革命概念在日本文化语境中发生变异，然后才被引进现代汉语中。引进中国后，“革命”的狭义理解即激烈颠覆的含义得到广泛使用。孙中山等人则从肯定的角度加以使用，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之后，“革命”被等同于政治结构的激烈变革，它与暴力密切相连，并与“改良”相对立，形成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样的理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7]这样定义“革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要素和暴力革命相结合的现实需要。后来，“革命”一般被界定为：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文化革命”，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在《论合作制》中提出来的，原意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和消除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它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完成以后的概念。

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提出了“文化革命”。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且包括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18]毋庸置疑，这里的“文化革命”是指通过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实现文化领域从旧到新的变革。具体地说，通过创建和弘扬新民主主义文化去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并最终战胜、取代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西方现代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场文化的“革命”，那么，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则是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的“再革命”，是一场政治化的“文化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革命的含义发生了起伏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里，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无疑与《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革命”不同，它主要指的是扫除文盲，普及文化，进行文化建设。这与列宁的文化革命概念相近。从“文革”前开始，毛泽东给文化革命概念赋予了新的内容，从内涵上讲主要是指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就是进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期的文化革命，企图通过彻底地批判和清理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即“封、资、修”的思想文化，实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本书中，文化革命特指，在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以政治为唯一目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旨在改变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化变迁过程。这一文化变迁过程导致了当代中国文化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过分僵化，使之具有了单一性结构、封闭性、保守性、排异性等主要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讲的“文化革命”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当年毛泽东赋予的称呼。其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随后又被进一步称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包括文化问题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当时被认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实际上没有带来任何意义上文化和政治的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这并不表明“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文化革命，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革命表现得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突出。从红卫兵运动的“破四旧”到“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再到批林批孔运动，都是文化革命的重要表现。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中有特别突出的文化革命的状况，但文化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

（三）文化创新

创新，顾名思义，即创造新的东西，含有始创、首创之意。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创前人没有创过的，这就是创新。《论语·宪问》：“裨谌草创之”；《孟子·梁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精辟论述，深蕴着中华民族先贤勇于创新、重视创新的思想。然而创新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意识和思想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事情。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作为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经济活动中引入新的思想、方法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要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就需要有新的生产理念、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技术，这就必然衍生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因此，作为一种企业行为或社会现象，创新不是单项的而是包括多项要素在内的系统工程。显然这一概念是从经济甚至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谈的比较狭义的概括。它一直被国内外产业界所援引。

我们认为，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创新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以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在继承既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改变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具体来说，就是人类在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认识和改造社会，以及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形成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新规范，创造新制度、新方法、新形式、新事物。可见，创新具有开拓性、创造性、超越性、开放性、风险性、客观性、辩证性等特点，具有认识、导向、动力等功能。

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和独有品格。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在不断创新中进化进步的历史。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的内容相当丰富，大致包括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教育创新和社会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

文化创新是指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的革新。文化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创新，指的是重大文化理论、文化观念和文化知识的创新，提出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大文化主题；二是形式创新，指的是文化艺术形式和体裁等方面的创新；三是文化技术的创新，即采用新的手段，促进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从内容上讲，文化创新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价值体系的创新；二是道德体系的创新；三是文化生产的创新。^[19]

在本书中，文化创新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在内容、状态和形式方面的革新。具体来讲，本书主要涉及文化理论、文化观念、文化知识等的创新，这些创新都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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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文仲：《超越文化的屏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5页。

[2] 参见洪晓楠《文化哲学简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3] 参见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参见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5] 参见樊星《世纪末文化思想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 参见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 参见黄楠森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金民卿：《大众文化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8] 参见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 参见刘泽华《论由崇圣向平等、自由观念的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0] 参见王琳《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1] 参见吴秀生《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2] 参见吴秀生《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3] 吴秀生：《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5页。

[14] 参见翁有为等《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 参见陈哲夫等《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 参见陈建华《“革命”及其流传——王韬与“法国革命”东渐》，《读书》，1998年第6期。

[1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

[19] 王伟光主编：《创新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