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西方涉华报道与中国形象研究的现状

从国际上看，当代有关国际报道与中国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90年代。以国外研究为例，1987年出现了麦金农（Mackinnon）和傅利森（Friesen）的《中国报道：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美国新闻口述历史》[18]，1990年阿曼达（Amanda）的《在中国的美国记者：浪漫者和愤世者》[19]，以及1992年贾斯珀（Jasper）的《在中国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偏见》[20]、麦金农的《美国记者与战时中国（1937—1945）》[21]和尼尔斯（Neils）的《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22]等，他们着重探讨了美国媒体和记者在中国报道方面的历史经验、态度取向和意识形态偏见等问题，为评估美国媒体的中国形象建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及研究视角。

同期，在中国台湾地区则较早出现了一批相关的专业性研究成果，比如赵怡的《美国新闻界对中国戡乱战争报道之研究》[23]、黄美珠的《美国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及言论态度之研究》[24]、梁冠凯的《〈纽约时报〉报道中华民国形象之研究》[25]等。其中，赵怡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探讨了1949年美国新闻界对中国内战的报道，考察了美方涉华报道的内容偏向、言论色彩以及政治立场取向等问题，是较早采用量化方法探究涉华报道的一个典型研究。黄美珠则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1978年至1979年间《纽约时报》上的全部对华报道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纽约时报》在中国报道方面的态度立场和言论色彩；同年，梁冠凯的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重点分析了1976年至1984年间《纽约时报》对台湾地区的新闻报道，阐释了《纽约时报》在台湾形象塑造上的注意力偏向及评价趋势。这些研究较早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主流报纸有关中国报道的内容，并初步探讨了国际报道在塑造国家形象上的方式、策略、形式与内涵，它们标志着中国本土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的起步，并且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后内容分析法在此研究领域的广泛流行。

就中国大陆方面看，大面积展开有关外国媒体对华报道与中国形象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大，而且比较倾向于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重点在于发现并总结影响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一些宏观社会因素，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者自觉参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时期。

从时间发展脉络上看，1996年比较引人注目，当年北京大学李希光教授公开发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美国媒体是如何讲政治的》一文及其著述《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后，迅速激发了大陆学者对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研究的热潮。1997年仅就李希光之文进行商榷与反思的文章就达二十余篇，比如：《值得商榷的“妖魔化”——评李希光先生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美国媒体是如何讲政治的〉和《〈再论“妖魔化”中国〉》[26]、《美国新闻霸权的本质》[27]、《美国某些传媒是怎样丑化和敌视中国的》[28]等等。抛开其中某些文章中的感性色彩不谈，上述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考察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报道是否客观真实，其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否公正可靠。这些研究并未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而是普遍采用传统的定性方法对美国媒体刻画中国形象的方式、手段以及影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和分析。虽然这些研究现在看来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但在当时却引发了许多中国学人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批判性反思，推动了21世纪有关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与中国形象研究高潮的到来。

2000年以后，西方媒体与中国形象方面的研究日益走向成熟，一批研究专著相继问世。2003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潘志高博士的研究《〈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首先出版，作者对《纽约时报》1993年至1998年间全部的中国报道进行了量化分析，探讨了《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的类型、主题以及语气，“以期了解《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在多大程度上是负面的以及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等问题”[29]，并将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塑造归结为媒体偏好、美国文化及价值观、中国现状及美国对中国的传统认知、国际局势和美国内政需求以及中美关系总体态势五个方面，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影响美国媒体中国报道的多元因素。

同年，中国传媒大学启动了“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现状及其对策”研究课题，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西方传媒涉华报道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刘继南与何晖的《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国家形象》，段鹏的《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蔡国芬和刘笑盈的《事实与建构：国际新闻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金勇的《客观与偏见：美国主流报纸台海问题报道研究》等。可以说，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学者在此研究领域的层次和水平。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基本建立在以内容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之上，主要对2000年以后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解读，旨在对国际新闻报道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评估。以对《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研究为例，刘继南与何晖认为：“如果说《纽约时报》的报道给中国画了一幅人物肖像，那么这个人物是基本正常的，但同时又是‘多病的’和‘面目丑陋的’。”[30]并将原因归结为美国人先入为主的价值观主导下对新闻事实进行的主观性选择、冷战思维延续下保持受众政治兴趣的市场营销驱动力，以及中美信息传播渠道沟通不畅所导致的美方记者对中国的片面性认识等几个方面。

与此同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何英博士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1995—2005）》以及中央党校乔木博士的《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和中美关系》两本著作相继出版。何英在建构主义理论视野下阐释了美国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的原因和内在逻辑，其中包括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美国民意等多元因素的系统性分析。乔木的研究则主要探讨了中美外交与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和影响，并指出：“总的来看，历史上以及冷战后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经历了几个毁誉变化、起伏不断的阶段，但大致上和各个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走势一致。”[31]

在这些正式出版的研究著述以外，同期还诞生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比如2001年刘康的《国际传播对中国报道的“话题设计”——兼论美国媒体对“法轮功”事件的报道》[32]、熊蕾的《从两家美国媒体对江泽民的采访看两种新闻观》[33]、陈寒溪的《美国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形象——以“中美撞机事件为例”》[34]，2002年邱林川的《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35]、黄爱萍与李希光的《影响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分析》[36]，2003年杨雪燕、张娟的《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37]、熊长论的《美国新闻杂志中的中国形象分析》[38]，2004年宋豫的《将观点隐藏在新闻之中——从〈时代〉2003年涉华报道看意识形态在传媒中的表现》[39]、谭梦玲的《美国媒体如何建构中国形象》[40]，2005年宁曙光的《2005年上半年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41]、武曼兮的《试析美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及对策思路》[42]、朱怡岚的《论〈时代〉周刊的中国形象建构（1992—2004）》[43]，2006年司国安、苏金远的《2006中国国家形象——基于〈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文本分析》[44]瑏瑠、王运宝的《西方媒体语言折射中国形象嬗变》[45]瑏瑡，2007年周宁《美国四大日报涉华报道分析》[46]、张健的《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47]、靖明与袁志宏的《西方媒体报道与中国形象塑造》[48]，2008年陈勇与张昆的《对于美国媒体关于西藏问题报道的思考——兼论如何改善中国对外传播策略》[49]，等等。迄今为止，有关西方媒体中国报道与中国形象的研究论文和著述仍在不断涌现。

就笔者看来，上述研究专著和论文基本上反映了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有关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与中国形象研究的基本风貌，它们大多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分别对近年来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类型和特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探讨，并对影响媒体涉华报道的多元因素进行了阐释，突出反映了西方实证主义方法对该研究领域的介入与渗透，较之2000年以前的研究更加规范和理性。

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实证研究方法导向下的这些研究成果明显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同质化。绝大部分研究囿于对涉华报道题材、报道主题、态度倾向等方面的数据统计，并将研究结论完全建立在对数据结果的推理之上，因此出现了在不同研究样本条件下几无二致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认为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刻画的中国形象是以负面为主，缺乏一定程度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另一方面，认为导致真实性偏差的原因在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差异等宏观方面的因素。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从文本高度抽象出结论，再加以宏观理论解释的研究模式，因此，它会在相当程度上抹杀国际新闻生产与中国形象建构问题的复杂性和互动性，致使我们无从了解包括美国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以及国内舆论等在内的宏观社会因素到底是如何转变为新闻从业者进行中国报道的专业实践的？而且，我们也无法获知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又是如何在中国报道方面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在笔者看来，凡此种种，大致是由于缺乏一种具有历史性中观和微观分析视野所致。也就是说，当代若干的相关研究局限于进行宏观社会因素和微观文本数据之间的线性因果解释，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将它们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媒介组织和新闻生产者的影响，缺乏对西方媒介中国形象建构的历史性考察以及对不同西方媒介组织和记者的中国报道实践的具体分析，而这些方面恰恰可能是回答西方媒介如何建构中国形象的关键部分所在。

值得重视的是，新华出版社1999年推出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功臣博士的研究著述《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这是截至目前国内研究近代外国传媒机构和记者中国报道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研究成果。该研究旨在考察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传媒机构及其驻外记者在华的新闻实践活动，重点分析他们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采访报道，并借此来评估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现实的刻画与书写。

总体上看，张功臣的研究历史跨度比较长，其中涉及的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较多。研究者对当时包括英、美、法、日和苏联在内的驻华外国新闻机构和较为著名的记者都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比如对《纽约时报》驻华记者蒂曼尔·德丁（Tillman Durdin）、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专栏作家艾尔索普（Joseph W.Alsop）以及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等人的分析和描述。

但是，由于史料来源和认识选择的局限，导致作者在研究中出现了对中国本土创办的西方媒体关注较多、对左翼记者和对华较为友好的新闻机构比较偏重、对与中国关系比较紧密的苏联和日本媒体更为突出，而对欧美媒体考察不足等方面的局限。在结论阐释方面，作者也倾向于将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作为统摄所有西方驻华记者新闻实践活动的标尺，对左翼记者和非左翼记者进行了非黑即白的划分，致使其研究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未能对国际新闻生产与近代中国形象建构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做出充分全面的阐释。

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启发也是显而易见和弥足珍贵的。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说美国媒体长期以来的涉华报道具有偏见和负面的色彩，而且受制于美国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国内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那么我们势必会发出一连串的相关问题：这些制约因素是如何落实为驻华记者涉华报道的新闻实践的？多元化的新闻职业操作如何收编为统一的规范行动？新闻专业主义又如何抗拒并容纳国家利益之压力？在社会宏大解释框架和个体微观行动之间的中观阐释在哪里？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研究结论是否可以统摄美国涉华报道的全部历史并充分解释美国媒体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性嬗变？

正如2002年方汉奇教授在《美国记者的爱恨中国情结——对100年来美国记者有关中国报道的回顾和反思》一文中所言：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自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美国首次派遣记者到中国采访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记者笔下的涉华报道都是迥然有别的，很难将百余年的对华报道历程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单一的结论。[50]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美国媒体，甚至包括每一个从事中国报道的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国和塑造中国形象上的出发点、价值选择及报道倾向等都不是完全一样而是多元化的。

而且，从以上文献梳理中不难发现，目前有关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与中国形象研究的绝大部分都集中于当下时段，而且止步于泛化的新闻文本（无具体的新闻报道者，而以公共集合体形式存在的涉华报道样本）分析，因此形成了这一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的偏狭性与趋同化。

有鉴于此，尝试通过历史性地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媒介组织和不同记者的新闻生产实践，并将其新闻报道及职业经历作为切入口，那么我们可能揭示出美国媒体在中国形象建构方面更加具体生动的路径，呈现出美国主流媒体之中国形象建构的复杂面向以及美国公众有关中国认知的形成线索，此种研究努力应该能够成为当代有关国际新闻生产与中国形象建构研究领域中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