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厦门市海沧区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新兴城区，不仅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跨越，位居全国前列，而且通过共同缔造促使社会治理创新也有了大跨越，并领先于全国。我国的社会治理是逐级提升的。管理是1.0版，目的是建构秩序；服务是2.0版，目的是促进和谐。这两个版本的共同特征是政府主导。厦门海沧在共同缔造中创造的“互动共治”模式则是社会治理的3.0版，特点是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活而有序。

近年来，厦门市海沧区在社会治理方面也有所探索，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没有形成系统化和突破性的创新思路和框架。2013年，王蒙徽调任厦门市市委书记，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理念并形成厦门市的发展战略，其基本理念是“核心在共同、基础在社区，关键在激发群众参与、凝聚群众共识、塑造群众精神，根本在让群众满意、让群众幸福”。以此为起点，一场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创新的变革在厦门展开。这一变革因应了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紧迫需要。

当今中国正处在历史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双重转型升级、双重跨越提高。一个转型是由贫穷社会到小康社会，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国家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转型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另一个转型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镇社会转型，转型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社会。在这两个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普遍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增大，民众的指责、不满增多，甚至发生一系列群体事件。其重要原因，一是单一的经济高速发展，留下的社会发展欠账积累；二是单一的政府主导，甚至包办社会发展，难以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造成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不理解、不认同，甚至相对立。这说明，低收入阶段的政府单一治理的模式难以为继。

“共同缔造”正是孕育于这种大背景中。海沧作为厦门的新城区，在双重转型升级中，实现了双重的跨越提高：一是从一个渔民村镇到现代工业市区，实现了经济大跨越；二是从传统乡村治理到现代化城市治理，实现了治理的大跨越。这种跨越既是海沧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时代精神的浓缩。

海沧跨越最鲜明的特点是政府强化服务，社会参与治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变政府独唱为政府领唱、社会合唱，这就是共同缔造的核心。

海沧跨越最宝贵的经验是在共同缔造中强化共同性、行动性。共同缔造确立了共同体理念。“美丽厦门”是生活、工作和居住在厦门的人的生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同体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仅仅是政府的，而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利益和希望所在。这种行动不只是政府在动，更重要的是全社会都在动，这是最难得的。

海沧跨越最有效的举措是让社会参与进来，让自治运转起来，即所谓的“微自治，大作用”。我们国家的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大民主”时期，虽然是群众运动，但它的主角是领袖；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基层自治的“小民主”时期，但最初的主角是村干部，群众参与不够，基层自治陷入空转。而海沧“微自治”让群众走向自治的舞台，让民众成为主角，从而使整个自治的机制运转起来了。可以说“微自治”让这个“墙上的自治”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海沧跨越最得力的做法是从生活着眼、从社区入手。“美丽厦门·共同缔造”不只是美化厦门、美化海沧，更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共同体精神。从生活着眼，从社区入手，办实实在在的事，让民众在共同缔造中感受和体验美丽厦门触手可及，它不是一个悬空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随手可以触摸的，这就是“美丽厦门·活力海沧”的真谛。

可以说，海沧跨越的经验不只是一个地方治理的标准，更是时代的价值。海沧跨越达到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新高度。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群众路线的创新性体现。我们知道，群众路线知易行难，谁都知道要依靠群众，但是通过什么方式依靠群众却是一道难题。海沧的共同缔造恰好体现了群众路线，而且是创新性体现。因为，新时期群众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群众的自我意识、参与意识增强了。如何把新时期的群众纳入进来，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主角？那就是让群众参与进来。众所周知，过去我们党在践行群众路线时多是动员式；而现在的群众路线是参与式群众路线，让群众参与到治理当中来，成为治理的主角。我觉得如何让群众真正地当家做主是新时期群众路线的一道难题，而海沧的努力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二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长期以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只有政府主导，没有群众主体；只见政府主治，没有群众自治。三十年前，彭真同志为什么要在中国大力推行群众自治？就是当时我们国家整个治理体系当中缺乏了一个最基础性的环节——基层群众自治。可以说，没有基层群众自治的治理体系是虚的，因为它缺少雄厚的群众基础。这也就是他当时力排众议，大力推行群众自治的原因。如今，海沧把社会参与纳入治理体系，形成了“大合唱”，极大地提升了治理能力。

三是破解中等收入社会难题的典范。当前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社会。中等收入社会与低收入社会的特点截然不同：低收入社会是以政党为中心的动员型社会；而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增强了，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形成干群关系紧张、官民关系冲突，这就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海沧在此领域先行一步。

四是社会补充国家的中国道路的探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治理当中的核心问题。现在，我们不主张提“公民社会”，是因为“公民社会”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暗含着社会对抗国家，这与先有社会后有国家的历史进程有关。而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社会参与国家、社会补充国家。而海沧跨越把社会纳入到我们的治理体系当中，正是社会补充国家新道路的探索。

五是治理导向的大陆民主模式的示范。厦门正处在海峡西岸，两岸一家亲，但又是竞争者，过去是拼经济，现在是拼民主。在经济竞争上，厦门后来居上，但是在民主上，台湾常讲大陆不民主。我认为民主价值具有普遍性，但是道路却可以不同。台湾是以选举为导向的民主，但大陆不可能走台湾的道路。台湾现在的选举导向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打选战”造成了社会对立、族群撕裂、效率低下、资源耗费等。大陆今后走的可能是以治理为导向的民主道路。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治理的现代化，就是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当中不断地改善我们的治理，提高我们的治理能力，造福民生。这条道路如果走通了，那么完全可以说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所以说，我认为海沧跨越是一种示范。

海沧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取得如此成绩，在于具有远见卓识的规划师——王蒙徽书记。我与王蒙徽书记初识缘于《云浮探索》的合作。当时王蒙徽作为云浮市委书记，在云浮改革中展现了独特的魄力和远见。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当时的“云浮模式”取得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之后，王蒙徽书记调任福建，后又任厦门市市委书记，力推社会治理创新。可以说，无论是在云浮探索中还是在厦门创新中，王书记都展现了其政治家的战略眼光。“美丽厦门·共同缔造”不仅是一项规划，更是一场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社会工程，它以培育自治为核心，在共同缔造中搭建起基层治理体系，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及时地呼应了党和国家的需求。

海沧跨越的主导者非郑云峰书记莫属。郑云峰曾主政思明区，后转任海沧区区委书记，从老城区迈向新城区的经历使得郑书记对于基层治理改革有着丰富的经验。相比思明老城区，郑书记将海沧定位在“活力”，将海沧的精神刻上“敢为人先”的烙印。另外，作为试点工作的主要领导者，郑云峰书记充满热情的工作精神、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严格高效的工作态度，引导了海沧共同缔造工作的快速持续推进。

作为海沧缔造工作的主官也是缔造工作的主要执行者，黄锦坤副书记虽为人温和，做事却果断坚决。他率先成立全市第一家区级缔造办，并立即投入运转。在他的带领下，海沧区缔造办形成了超强的战斗力，也正是凭着这股劲头，海沧区的缔造工作才能开展得如此卓有成效。

当然海沧跨越的成绩还有很多人的心血，包括其他工作在一线的领导干部们，他们勇于创新的精神和神圣的使命感深令我佩服。他们身上既有官员的战略眼光，又有学者的情怀，相信在这批富有热情的领导干部的带领下，海沧的探索定能结出美丽的果实！

我以及我的团队也会继续关注海沧的探索历程，希望为海沧跨越增加一些理论元素！

徐勇

2014年7月1日于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