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际货币强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在金本位制出现之前，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各种金属作为货币。由于金属具有同质性，采用同一币材的货币便有比较的相同基础，比如成色和重量。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蒸汽动力消除了技术障碍，且复本位制的固有缺陷，使得英国采取了金本位制（艾肯格林，2009）。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已经实行了金本位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和其他国家融资的主要来源。据艾肯格林（2005）分析，在那个时期，英国主导了全球的贸易体系，在1860年至20世纪初，英国的出口占全球出口量的份额在20%-30%。这就使那些与英国进行贸易，并从英国输入资本的国家，在网络外部性作用的推动下，纷纷转向了金本位。英镑也就因此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例如，在同一时期，全球贸易约有60%是以英镑计值和结算的（艾肯格林，200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汇储备占到中央银行及政府全部黄金与外汇储备总量的20%；同时，英镑在储备货币中居统治地位，64%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是存放在伦敦的，巴黎和柏林分别存有15%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Lindert，1969）。特里芬（1968）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末，全球外汇储备中英镑占80%，在1938年仍约占70%。

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从欧洲转向美洲，全球经济、贸易与资本的主导力量也便逐渐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英镑和美元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强弱对比也发生了变化。虽然钦和弗兰克尔（Chinn and Frankel，2008）认为，美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取代英镑成为主导国际货币的，但是，艾肯格林和弗兰德鲁（Barry Eichengreen and Marc Flandreau，2008）则认为，美元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取代了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期间经历过反复，在1933年美元贬值后，英镑又超过了美元）。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兴起，并与伦敦展开了竞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兴起，并与英镑展开竞争。为了重构金本位崩溃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重新分配国际货币强权，英美两国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开始酝酿战后国际货币秩序，最终促成了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针对这次会议，凯恩斯和怀特分别代表英美两国的利益，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英美两国利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由于英美两国经济、政治及军事实力在过去几十年里强弱对比的变化，使得这次国际货币会议的各方面结果，都更接近于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相去甚远。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以固定比率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新国际货币制度，正式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被边缘化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英美之间权力转移的产物，英国无力领导世界，英镑也就无法再充当国际中心货币的角色了（斯基德尔斯基，2006）。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促成一些国家战后黄金增长期的重要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汇率稳定，迅速解决了国际收支问题，使得国际贸易和投资获得空前的发展（艾肯格林，2009）。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美元居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这使美联储充当起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戴高乐对美元的这种“过分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颇为不满（艾肯格林，2009），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开始遇到了政治冲突。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又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首先是众所周知的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其价值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其次是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会使人们随着美元负债相对于美国所拥有的黄金存量上升而对该承诺的信心发生动摇；再次是它依赖于对汇率的相机调整来校正国际收支失衡，一旦经济基本面使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就会导致对该货币的投机冲击（Richard Cooper，1984）。有鉴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保留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但是，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贸易结构的变化、私人部门对外投资的增长，要识别投机资本越来越困难。上述矛盾，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的崩溃。

上述对布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常规解释，固然是重要的方面。但它忽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结构安排对美国在该体系下“货币强权”的制衡机制。布雷顿森林“双挂钩”的货币体系安排，纵然确立了美元的中心地位（或者如戴高乐意义上的“过分特权”，或如麦金农所说的“固定汇率美元本位”），但这种结构同时制约了美国从该货币体系中所能真正获得的“货币强权”，固定汇率的安排也使美国丧失了“汇率武器”，美元在该体系下所拥有的“过分特权”，或许并不如戴高乐想象的那么大。即便没有特里芬难题、可调整钉住汇率与资本流动的内在冲突，美国为了获得更大的货币强权，也有激励摆脱美元的黄金束缚，从而导致该体系的崩溃。该体系对美国货币强权的制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关系，但黄金的市场价格却是随市场供求关系而波动的。同一物品在同一时点上出现较大的价格差异时，总会产生套利的激励。当黄金市场价格高于布雷顿森林的固定美元价格时，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有激励从事黄金套利活动。这种套利行为给美国的货币政策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美联储试图较多地发行美元或美国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都可能激化黄金套利活动，因此，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其他货币与美元之间固定汇率的安排，使得外围国家的货币政策失去了自主性，但双挂钩的货币体系安排，同样使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了很大约束。这同金本位制对货币政策的约束大致相似。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中，美联储面对当时的危机冲击时还在提高利率，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金本位约束使得美联储降低利率反而会导致货币存量的减少（弗里德曼、施瓦茨，2009）。同样，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无风险黄金套利行为，最终可能会耗光美联储的黄金储备。这一机制使得美国无法通过其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对其他国家施加更强大的影响。为了获得真正的国际货币强权，美元首先要摆脱其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

其次，美元与外围国家货币之间固定汇率制的安排，使得美国在其国际经济地位面临外围国家兴起的威胁之时，无法使用汇率武器来加以制约。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国通胀率不断攀升，面对日本和德国在战后的兴起，美国的出口又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例如，德国和日本占全球出口的份额，分别从1948年的1.4%和0.4%，上升到了1973年的11.6%和6.4%；相反，美国的出口份额在同一时期从21.7%下降到了12.3%（见后文表6-1）。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安排，却使得美国无法利用汇率机制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摆脱美元与其他复兴国家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安排，也就成了美国为获得更大货币强权的另一必要选择。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国追求货币强权的内在冲突，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因美国的通胀而更加激化。为了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双挂钩”对货币强权的制衡，尼克松政府最终于1971年宣布美元贬值，关闭“黄金窗口”，拒绝国外美元储备与美国黄金储备之间的可兑换性。1971年年底的史密森协定试图稳固其他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但又于1973年3月宣告失败，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货币之间可以自由浮动。自此，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不复存在了，美元也因此解脱了黄金束缚，在国际货币体系路径依赖的作用下，美元获得了名至实归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所拥有的货币强权得到了极大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