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中国的启示
纵观日本1990年代之后的泡沫经济治理,对中国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动及其背后的原因
通过中日经济增长阶段的对比,可以看出,目前中国人均名义GDP(3500美元)、过去10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9.9%)、第一产业占名义GDP比重(11%)、城市人口比率(45%)等,相当于日本六七十年代前期的水平,发展潜力仍然较大,房地产价格仍然处于中长期的上升轨道之中。同时,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房地产与股市同时出现泡沫不同,我国目前的资产价格问题基本上只限于房地产。另外,我国的资本项目及汇率仍然出于比较严格的管制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国际投机资金对我国资产价格的推动。而最终要的是即使我国房地产价格在短期下滑,由于有一定的经济发展的支持(工业化、城市化等),其程度也将有限,对经济产生影响也不会像90年代的日本那样惨重。
有日本的前车之鉴,应该说我国对资产价格稳定的重要性比较重视,而且,相对于日本,我国的政府比较强势,政策执行的力度比较大,行政管理效果比较明显。然而,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性在明显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收入的依赖性较大;我国老百姓对住房需求大。因此,我国仍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动及其背后的原因。
(二)平衡防通胀与内外经济发展
从日本的实例可以看出,长期宽松货币政策在复杂的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环境下不一定引发通胀。过分考虑防通胀,而忽略外部环境及国内经济恢复的稳定性,其结果也是危险的。我国2009年启动的许多中长期项目后续资金需求较大,同时,2010年新一轮中央投资项目下放,经济回升的信心逐步增强,实体经济信贷需求保持旺盛,对物价形成的上涨压力不可忽视,同时,自然灾害等引发的粮食价格上涨也会造成通胀压力。然而,与当年的日本相似,我国也存在着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特别是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给宏观经济持续增长造成较大的不确定性,造成通缩压力。也就是说,当前我国价格上涨和下行的压力并存。
(三)重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泡沫经济”还是此次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显露出信贷扩张、放任资产价格膨胀和未能即时调整的监管失败等危机背后的基本诱因。因此,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出发,建立起动态的、前瞻性的宏观审慎框架,并对传统的仅盯住CPI的货币政策进行必要调整,以在整个宏观货币金融稳定的总体框架内实现政策协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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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土交通省网页(http://www.mlit.go.jp)。
[1] 当然,这些面向居民和企业的外币贷款的增长背后,不仅有开设JOM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上涨而提高了企业的担保价值,从而提高了企业的银行借款能力。
[2] 有关财税政策的调控效果,参照董裕平、宣晓影(2011)。
[3] 详细参照Yamaguchi(1999)。
[4] 详细参照福本智之、木村武、稻村保成、东将人(2010)。
[5] 50年代日本的金融结构有三个特点:一是法人企业的筹资对银行借款的依存度较高;二是受窗口指导的大型金融机构(城市银行)在信贷业务等方面比其他金融机构拥有绝对优势;三是这些城市银行对中央银行借款的依存度很高。
[6] 详细参照宫内笃(2004)。
[7] 在加入《巴塞尔协议》时,国际清算银行同意了日本把银行所持股票的未实现利润的45%认定为自有资本的要求。
[8] 国际清算银行于1999年5月27日发表的调查报告中非常罕见的坦言:资本充足率监管有可能导致日本的银行出现信贷收缩,并公开承认了自有资本比率监管的负面作用。同时,在阐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中承认该监管导致的日本的银行信贷的收缩有可能是造成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
[9] 这一时期日本的大规模贷款回收也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详细参见沈联涛(2010)。
[10] 日本央行总裁白川方明在2011年3月2日的众议院财务金融委员会上指出,日本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需不足。长期以来,日本的物价上升率与欧美相比偏低,其主要原因是对未来的成长难以预期,实际所得没有增加,以及经济成长趋势下滑所致。由此,治理通货紧缩仍是今后重要的政策课题。
[11] 1997年,三洋证券、山一证券和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实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负债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