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货币主义对“滞胀”的解释和对策

在应对滞胀的过程中，货币主义在理论论战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货币主义的一些观点仍然值得重视。

（一）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

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恩斯（Burns）把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通胀归咎于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和能源成本的上升。他认为工资和物价管制对于遏制“成本推动”通胀是必要的。比如，在1970年的演讲中，他宣称：“政府稳定物价的努力持续受到远超生产率的工资上涨困扰，我们正在经历的通胀不再是过剩需求造成的。通胀是成本上升推动的，主要是飞速上涨的工资。”他甚至认为：“货币和财政工具不足以应对目前侵扰我们的通胀之源——大幅上涨的工资造成的成本压力。”伯恩斯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得到众多著名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正是在伯恩斯等一些经济学家的强烈支持下，尼克松政府对工资和物价采取了管制措施，但这些措施最终失败了。

货币主义认为，联储官员忘记了在货币增加和通胀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他们坚持通胀只能是由异常迅速增加的货币存量造成的。比如，布鲁纳（Brunner，1980）认为：“如果没有持续的货币供给增加，持续的物价水平上涨难以发生。换言之，没有货币持续过量增加，就不会有持续的通胀。而且，任何货币存量的持续加速最终都会造成通胀加速。另外，通胀无一不是经由减少货币到特定水平才得以平息的。”

（二）经济增长总会恢复到自然水平

凯恩斯主义通常认为需要扩张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保证实现充分就业的总需求，尤其是面对向下刚性的工资和物价时更是如此。萨缪尔森（1960）认为：“假设存在重要的成本推动力量，如果要实现短期和长期增长最大化，长期平均失业最小化以及不同职位之间资源配置最优化，有很多模型可以证明在稳定物价方面必须做出一定牺牲。”

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则与此大相径庭。比如布鲁纳（Brunner，1983）认为：“产出趋势是由技术、偏好和制度这类实际条件和冲击决定的；而且，货币冲击不会对产出、就业和实际利率造成永久的实际影响。”换言之，正如弗里德曼（1968）和菲利普斯（1967）的看法，长期产出增长会收敛于独立于通胀率的自然率。

（三）货币政策应该关注价格稳定

除了相信货币政策在长期不影响产出之外，货币主义者还怀疑短期中利用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微调”的效果。货币主义者认为，联储在面对政策实施和其他冲击带来的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时，企图在通胀和失业之间寻找出路，谁知事与愿违，反而加剧了通胀和失业。比如，普尔（Poole，1975）认为：“过犹不及的决策者们已经把自身置于一个振荡不断放大的恶性循环之中。每次货币扩张都高过前次；每次通胀都甚于前次。要打破这种模式，唯一的方法就是稳定货币供给。”

（四）货币政策应该有序、透明

绝大多数联储官员拒绝实行有序政策的呼吁，尤其是参与控制货币总量的那些人。布鲁纳（1974）声称：“货币增加率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货币增加在经济疲软时比经济活跃时要高一些。但是，有些时候货币增加率需要偏离这一常规。”

货币主义者则认为自由裁量的政策只有在货币当局充分了解经济的确定和不确定结构时才能成功。布鲁纳（1983）认为：“在面临不确定和变动的信息时，货币固定增加的做法是风险最小化的最优战略。”

（五）紧盯货币市场（名义利率）是有缺陷的

联储以“货币市场”战略来实施其政策。这个战略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借入准备金战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盯住利率制度。1951年联储和财政部协商，联储承诺维持“正常的”政府债券市场，因而其政策常常要保持政府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尤其是财政部发行新债时。联储官员估量货币市场的“声调和感觉”，决定名义利率政策行动的姿态——提高利率被解读为紧缩政策，而降低利率被解读为放松政策。为了证明关注货币市场是正确的，联储官员宣称简单的货币规则无法应对太复杂的金融市场行为。

布鲁纳（1975）指出：“利率目标政策误导了货币当局和很多投机客，当实际上执行的是限制（扩张）措施时，却误以为扩张（限制）行动已经开始。信贷需求下降导致的利率下降不带有扩张的意思，仅仅反映了紧缩过程的一个侧面。联储把这解释为扩张行动就是混淆视听的危险做法。”

1979年10月，新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开始了货币主义的实验，联储的运作不再以利率为中心，而是全力以赴执行固定规则的货币供给。联储的目标是允许利率上升，抑制总需求，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机制提高失业率，减缓工资和价格上涨。货币主义的实验在降低通胀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成功。众多研究表明，强硬的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胀方面的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