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经济学卷
- 周明俊主编
- 6字
- 2021-03-26 18:01:42
工业经济研究
工业经济学向何处去
吴家骏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工业经济学”经历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正当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业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时，作为二级学科存在了几十年的“工业经济学”却在一夜之间从学科分类目录[1]中被一笔勾销，致使高等教育中的工业经济专业不再有立身之地，这个学科也就随之给人以“销声匿迹”的感觉。这种现象很值得经济学界深思。
工业经济学的引进与教科书的中国化
旧中国工业落后，也没有“工业经济学”。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在苏联帮助下开始有了现代工业，相应地，从苏联引进了“工业经济学”。引进“苏联工业经济学”的学术基地，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批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李贤沛（1925—2007）回忆说：“1950年党中央决定兴办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聘请了约200名苏联各学科的专家到人大任教，我们当时作为人大的第一批研究生也是由其中的工业经济、企业管理等学科的苏联专家直接讲授苏联工业经济学、企业管理等，并以苏联高校教科书作为基本教材。”[2]按照苏联模式，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工业经济专业，相继全国财经院校都先后建立了工业经济专业。一般的建制是工业经济系，包括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两个专业。
在引进苏联工业经济学的同时，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一直强调“苏联教科书的中国化”，但由于“大跃进”和其他政治运动的冲击，始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工业经济学科方面，只是工业经济教研室在1963年编出了供校内教学用的《工业经济讲义》。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高等院校全面停课，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教材建设全部停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工业经济专业也开始招生。如何尽快编出适用教材，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教研室于1979年7月，在1963年《工业经济讲义》的基础上编写了《工业经济管理专题教材》供校内使用。当时的高等财经院校，像中国人民大学那样的原有基础雄厚、可以独自迅速编出教材的院校很少，绝大多数财经院校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编出满意的教材。为解决教学的急需，1978年6月，陕西财经学院刘廉生、陈维满会同辽宁财经学院汪祥春、辽宁大学戴伯勋并得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的支持，联合倡议有关院校协作编写工业经济学教材，同时酝酿建立合作的组织形式。
1978年10月23日，教材编写会议在北京召开，由刘廉生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刘廉生、陈维满（陕西财经学院），沈宏达、万振茂（辽宁大学），汪祥春、姜兴渭（辽宁财经学院），朱（上海财经学院），邬义钧、罗生宝（湖北财经学院），吴岐山、李永禄（四川财经学院），刘敏世（北京经济学院），黄德鸿（暨南大学），刘文驹（吉林财贸学院），董守才（中国人民大学），陈惠丽（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室）。另有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的吴家骏和正在北京出席其他会议的李贤沛（湖北财经学院）、戴伯勋也参加了策划。与会者希望工经所牵头组织起来攻关，马洪所长欣然应诺并到会讲话。马洪要求从我国实际出发，编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工业经济教材，他特别强调两点：1.企业是工业的基本单位，研究工业经济必须从企业入手；2.针对当时经济工作混乱的局面，强调研究工业经济必须同改善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从这时开始，工业经济教材名称改成了“工业经济管理”，在内容上加强了管理，而且增加了关于工业企业的专章。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究会”（这个学术团体于1993年更名为“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2006年又更名为“中国工业经济学会”至今）[3]，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马洪担任会长，责成副所长陆斐文、综合研究室主任吴家骏代表工经所与各校联系。会议还决定立即动手编写《中国工业经济管理》教材，并讨论了编写大纲和分工。
1979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暨《中国工业经济管理》教材讨论会。在马洪亲自主持下讨论了教材初稿，并组成以工经所的陆斐文、曾延伟、吴家骏和上海财经学院的顾理为主，刘廉生、朱、李贤沛、吴岐山、汪祥春、陈朝宝、戴伯勋参加的编委会，对教材初稿做了最后的修改定稿，于1979年11月作为试用教材在上海出版。各财经院校试用后反映良好，踊跃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意见，教材经修订后以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究会“《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编写组”的名义，于1980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为了研究我国工业经济建设中的新问题、新经验，提高工业经济的学科水平，1981年马洪会长组织研究会的部分同志，进行了一年多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于1982年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在这次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对原编《中国工业经济管理》教材又进行了修订，由马洪担任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并于1985年经教育部审定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这部教材先后出了四版，发行36万册，得到社会好评，1991年获“光明杯”荣誉奖。
由于上述《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上、下册）教材内容较多，不尽适于非工业经济专业教学的需要，由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湘潭大学、广西大学、杭州大学等综合大学的教师们联合倡议，在“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究会”下成立综合大学协作组，共同编写适用教材。1985年4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工业经济管理》，1987年5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工业经济学》。
上述这些教材解决了工业经济学学科建设和教学的急需，使工业经济专业和非工业经济专业都有了可用的教材，在工业经济教材中国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向产业经济学的转型
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渐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我们所说的工业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相近的是产业经济学。因此在进行工业经济学学科建设时，必然会关注产业经济学。
最早系统引进产业经济学的著作，是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杨治著）。作者认为，产业经济学以产业作为研究的焦点，探讨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产业内的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规律以及研究这些规律的方法，是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服务、为制定产业政策服务的经济理论。作者在前言中说：“在编写本书时，编者依据的是产业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马场正雄、宫泽健一、佐贯利雄等人的著作和其他诸多论者的著述。”该书是在日本实施产业政策取得成功的背景下问世的，认为“日本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同私人企业密切结合是日本经济获得成功的秘密所在”。作者从产业政策入手，把产业组织理论、产业联系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三个部分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主体进行研究和阐述，较好地反映了日本通过政府干预，确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制定产业政策，创造经济奇迹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这本书的出版，正值我国实施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4]，集中精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产业经济问题研究也已形成了高潮，这部著作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实际，所以备受关注。
产业经济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重视，当时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亟须全面了解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否则无从下手。1977年上半年，马洪受命筹建工业经济研究所时就承担了这方面的任务，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起、组织了双周座谈会，从1977年夏到1978年春，前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找遍了所有经济部门，分别请各部委的研究室主任、计划司长来工经所座谈，马洪亲自主持和提问，把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经济和管理工作的实际状况摸得一清二楚，及时上报中央。这是对产业结构的一次摸底调研，这次系统调研为中央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1979年4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同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在北京的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一起，分成四个组，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交由马洪负责的，就是其中的调整经济结构问题。马洪组织了百余人的经济结构问题调研直属队开展研究工作，1980年上半年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的意见》[5]。1981年马洪、孙尚清又主编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次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产业经济问题调查研究，产生和运用了很多新的理论和方法，如运用我国61类主要产品投入产出表进行产业经济分析[6]，在当时也是一种新的尝试。这个时期经济结构问题研究空前活跃，各种论文、著述不断问世。从西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看，首先成熟和完善起来的是产业组织理论，而我国的实际，首先被关注和运用的是产业结构理论，这和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直接的关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理论探索日益活跃，特别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市场取向的改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观点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在杨治的《产业经济学导论》问世不久，《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8年第7期发表了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现代西方产业经济学概述》（汪祥春、原毅军著），对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定位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按照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定位，明确把产业组织理论作为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产业组织理论就是产业经济学。文章概括地介绍了西方产业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学派：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明了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和分析框架。作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社会生产活动与社会对各种商品（包括物品和劳务）的需求相协调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强调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可以用结构—行为—成果这条因果链表示，认为产业经济学“说明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经济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这种联系与国家实行的产业政策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作者指出，本文“目的在于为改造中国的工业经济学提供一些借鉴”。[7]这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迅速扩大，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背景下引进的，作者意在使工业经济学科与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相适应，在学科研究和教材建设中从侧重产业结构问题向突出产业组织，关注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的方向转变。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时学术界对于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产业组织理论更是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译著和专著大量涌现[8]，使产业组织理论得到更加系统的传播和运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与产业组织直接相关的企业并购、重组、竞争规则、反垄断与政府规制等专题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同改革初期集中研究结构调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景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1997年“产业经济学”被确定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之后，各个高等院校为解决教学的需求，都努力进行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纷纷编写产业经济学教材，出版了多种产业经济学教科书，各院校公开出版的产业经济学教材由几本、十几本迅速发展到几十本。这些教材的体系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还是沿着前述东西方的宽或窄两种思路展开。
窄派认为，产业经济学就是产业组织学，而且理论、方法都已成熟，国际学界已形成共识[9]，认为“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10]。计划经济条件下同一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市场结构并不重要，“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部门之间的产业结构问题越来越失去重要性，产业内部企业间的市场结构问题与时俱进地越来越重要起来”[11]。强调，“无论是产业间关系的产业结构，还是产业内企业间关系的产业结构，最关键的因素都在于企业的效率。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依靠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作为配置资源的主体。这些企业在产业间不断地进入或退出，就自动调整着产业间关系的产业结构”。[12]“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实质是产业组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好产业组织，可以很好地解决产业结构中出现的问题。”[13]“产业经济研究应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俱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产业经济研究的重点应转移到产业组织理论上来。”[14]在学科体系上，认为产业经济学“把GNP的部门结构分析以及投入产出分析作为自身研究的内容，在学科的逻辑体系上显得不够严密”[15]。认为研究产业内部、企业之间关系构成的产业结构，运用的是研究产业组织问题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CP范式），以及博弈论方法，这是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研究产业之间关系问题的产业结构理论，其典型的研究方法是投入产出分析，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产业布局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产业关联则是投入产出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这些学科间重复交叉从产业经济学中退出，产业经济学就会逐渐回归到产业组织理论上来。[16]
宽派则认为，“产业经济学不只是产业组织学”[17]，把产业经济学定义为产业组织学“不过是西方的共识，未必是国际共识”[18]。多数主张“产业经济学是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及产业政策等的新兴学科”[19]。认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是产业，“主要集中在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理论和其他产业经济理论方面。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理论是产业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理论体系”[20]。“产业经济学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产业出发，探讨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中产业间的关系结构、产业内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规律以及研究这些规律的方法。”[21]认为“产业经济学教科书要有产业结构学，而产业结构学离不开政府的经济作用。……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的经济作用，并不等于计划经济”[22]。就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来说，宽派认为，既包括产业组织，也包括产业结构（包括产业关联、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更宽的还主张包括产业发展、产业竞争力、产业安全[23]、产业管理、行业管理、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方式，[24]等等。如认为“产业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领域中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政策与发展规律的应用经济学科。研究本学科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产业组织合理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政策有效性、产业管理科学性均有重要意义”。[25]宽派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实际，具有中国的特色。“从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把产业结构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分布理论及其相应的政策纳入产业经济学中，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也许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经济学的客观要求。”[26]“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体制仍不完善，产业结构非均衡问题不能完全通过市场调节得到自动解决，应该继续发挥政府利用产业政策等工具对市场的调控作用。所以目前中国对产业经济学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该‘东西合璧’，即将以产业组织和公共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欧美产业经济学体系与以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等为重点的日本产业经济学体系整合在一起。”[27]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如果以产业经济学为书名，其研究内容应强调以产业组织为重点，但还应包括产业结构理论等内容，不过不主张将产业经济学泛化，应把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发展与产业优化等理论并入产业结构理论来研究，而不将这些内容独立研究”。[28]
总的看来，无论是宽派还是窄派，都越来越强调产业组织，虽然主张的研究范围各不相同，但多数把产业组织视为产业经济学的核心或重点内容，这就在产业经济学学科定位的最根本问题上逐步接近。而且我们注意到，许多宽派著作强调“当前”、“现阶段”、“转轨经济”、“市场发育不成熟”等现实前提，那么前景如何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产业经济学是越来越和产业组织趋同，还是定格于现在的以产业组织为主兼顾其他，或者向组织与结构并重回归呢？显然这里还有很大的思考空间。[29]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30]曾试图把各校的专家教授组织起来，像过去共同编写《中国工业经济管理》那样，搞出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教材。为此曾做过许多引导，如1998年在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成立20周年年会上，请汪祥春、于立作了题为“产业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学术报告[31]，1999年年会还围绕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组织了征文活动并出版了副会长于立和李平主编的论文集[32]，在2001年年会上，于立、钱勇、张嫚又发表了题为“产业经济学学科定位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33]的发言。然而，所有这些并未引起广泛、持续的讨论，各校仍是按各自的理解编写自己的教材。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马洪（左三）在年会作报告，左二为本文作者吴家骏
吴家骏在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年会作“中国工业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专题报告
2008年由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夏大慰、王俊豪牵头，组织会员单位中7所院校的专家，由王俊豪主编，出版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产业经济学》[34]，这是迄今为止跨校范围最大的一本教材。作者认为，理论界的窄派观点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而宽派观点则符合我国的传统。因此，产业经济学不仅关注产业内企业的运行，也研究产业间的联系，即产业经济学包含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结构理论两大范畴，但强调以产业组织理论为重点。这些看法在教材体系和内容上作了体现。这部教材虽然代表不了所有的学者，但它还是较其他教材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编写这部教材，把有关院校产业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组织到一起，共同切磋、集思广益，这对提高学科建设、教材建设水平是很有益处的，是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振兴工业经济学科的努力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他主编的《新编工业经济学》[35]一书中发出感慨，说：“当中国进入工业化的加速增长时期，工业经济正展示其极大地改变着整个社会和国家面貌的巨大能量，发展工业成为几乎所有地区的发展战略重点的时候，而且就在探索如何走新兴工业化道路正在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大课题的时候，工业经济学却表现式微，面对红红火火的工业经济发展的现实世界，工业经济学却似乎给人以退避三舍的印象。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遗憾。”
这是为什么？并不是工业经济学者固守原来的观念跟不上改革开放步伐，也不是工业经济学无法与时俱进地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而是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引导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业经济学者，一直在为工业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进行探索，早在1988年在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年会上汪祥春、原毅军就发表了《现代西方产业经济学概述》的论文，明确指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为改造中国的工业经济学提供一些借鉴”。此后，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就十分关注如何使“工业经济学”能够适应中国经济市场趋向改革的趋势，为改造工业经济学作了大量的研究和组织工作。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以后，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立即组织了九个会员单位的近20位既了解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又比较熟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工业经济、产业经济理论的青年学者，集中在一起，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我国工业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工业经济、产业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由李贤沛副会长牵头编写了一部35万字新的《工业经济学》[36]，于1994年出版。
这部教材，是为建立能够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业经济运行规律的“工业经济学”而进行的有益探索。该书第一篇从剖析工业企业入手；第二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与分析框架，从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经济绩效三个方面进行工业组织分析；第三篇运用产业结构理论，从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布两个方面进行工业结构分析；第四篇阐述工业发展与增长理论；第五篇阐述工业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这是一部既能和国际接轨，又能很好地反映中国实际，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著作，在“工业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探索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时隔不久，教育部于1997年颁布了新的学科分类目录，在二级学科中取消了几十年来我国一直沿用的“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新设了“产业经济学”。很快各高等院校就按照这个学科分类目录的指引调整了专业设置，取消了工业经济系和专业，不再招收本科生，研究生授予学位的学科也都改为“产业经济学”。对于这次学科分类目录的修订，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曾多次郑重反映意见，但终未奏效。于是就出现了金碚说的那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当中国进入加速工业化进程，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工业成为现阶段中国最大的产业，对国民经济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的时候，‘工业经济学’却似乎在萎缩”[37]。中国工业经济学会1994年组织编写的上述《工业经济学》还没来得及充分展现，就被人们遗忘。
在确立“产业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后，原工业经济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人员转而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经济学”做出了很多努力，在学科建设上取得很多令人瞩目的进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即使是在工业经济专业被取消的这段时间里，工业经济学者也没有放弃对工业经济问题的探索。在“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宽派学者尽量把工业经济问题纳入“产业经济学”，最为明显的是1998年出版的李悦主编的《产业经济学》[38]，把原来“工业经济学”里的很多专题揉了进来，这是有益的探索，但并未得到响应。其原因可能是作为“产业经济学”显得过于庞杂，后来在他和李平共同主编的《产业经济学》[39]中也进行了“瘦身”，去掉了“工业经济学”的相关内容。
工业经济学学科经过几年沉寂之后，金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20多位研究骨干，于2005年出版了上述《新编工业经济学》[40]，在学科体系上又有了新的突破，成为一部以市场经济为对象的“工业经济学”。全书分为工业生产、产业组织、产业关联、空间配置、增长与发展、制度与政策六篇共75万字。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吴家骏（右）和戴伯勋副会长讨论学会工作
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立首先取决于是否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工业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因为它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工业经济学”在学科分类目录中被取消，并不等于“工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消失。总的来说，“工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客观地存在于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规律，并探讨在不同具体条件下，自觉利用这些规律的途径和方法。金碚主编的《新编工业经济学》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工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生产以及同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包括工业品生产、交换、消费过程中的一切经济现象。”
在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学科目录适用于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二级学科是学位授予单位实施人才培养的参考依据。”显而易见，按照这个办法的规定，在制定学科分类目录的时候，应当在考虑学科研究对象的前提下，还要特别着重考虑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从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角度来说，我们特别需要的是既懂理论又了解实际，既懂经济又了解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马洪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期，曾多次呼吁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合作，倡导和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要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不但会遇到大量的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而且还会遇到大量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孤立地从经济上或者孤立地从技术上来解决问题都是不行的。他在《关于加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建议》[41]中指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常常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少在一起共同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课题。因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注意技术上是否先进而忽视经济上是否合理；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方案，往往只是定性的结论，而缺乏定量的分析，并且都是以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方案为前提进行推论的，前提一错，全盘皆错。”为此，他提出了七条措施，其中大部分和人才培养有关。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从人才培养、教育制度的改革着手，显然这与学科分类目录的设置有着直接的关系。
按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的规定，二级学科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如果工业经济学不能列入二级学科，高等院校就不能设置工业经济专业、不能招生，人才培养就会落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极度重要的主导地位，需要大量既懂工业生产（包括技术特点）又懂经济的人才，培养这样的人才，是不可能用产业经济学代替的。现在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以产业经济学代替了工业经济学，似乎产业经济学是比工业经济学更大（外延更大）的概念。实际上，经济学的分类和学科划分并不是按概念的级别或外延的大小来划分的。工业是一个巨大的客观真实存在，工业经济有其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性质和特征，也有专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所以，完全应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重要经济学分支学科。
工业经济学是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一门学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工科院校设有工程经济专业，既学工业技术又学经济；财经院校设有工业经济专业，既学经济又学工业技术，技术和经济结合得是很好的。例如中国人民大学设有工业经济系，其属下不但有工业经济教研室、企业管理教研室，而且设有师资力量很强的技术学教研室。这样才能使工业经济专业能够培养出立志于解决工业发展过程中（以及工业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具有普遍性和实践性的重大问题的专门人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动手能力很强的、善于解决工业和企业实际问题的工业经济理论人才，会大有市场，就业前景也会是很好的。这样的培养人才的目标和课程设置方式，有了工业经济专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的目的绝对不应是让受高等教育者的注意力离开生产一线，特别是离开农业和工业的生产一线。现在中国工业发展正面临着教育方向与经济发展之间结构性偏离的矛盾。历史的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解铃还须系铃人”，工业经济学的振兴光靠工业经济学者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在学科分类目录中确立工业经济学二级学科的位置，这样才能引导高等院校建立工业经济专业，培养工业经济人才，使工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后继有人。当然，如何科学地制定学科分类目录，使之既能与国际接轨，又能切合中国的实际，并无现成答案，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只有广泛听取工业经济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意见，集思广益，才能破解这个难题。
（吴家骏，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原理事长）
[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自1983年以来共颁布过四次《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1990年颁布的第二份学科目录中“工业经济学”依然存在，1997年颁布的第三份目录中被取消。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学科目录适用于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二级学科是学位授予单位实施人才培养的参考依据。”显然，“工业经济学”被取消，对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必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是关乎这个专业乃至学科生死存亡的大事。
[2] 李贤沛：《半个世纪来我国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学科的探索和发展》，载《时代的回响》，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
[3]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是经民政部批准建立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始终致力于工业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教材建设，全部是团体会员。1978年建立时只有十几个团体会员单位，至今已发展为百余家，成为工业经济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团体。
[4] 赵紫阳：《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5] 马洪：《关于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的意见》，载《马洪文集》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陈锡康：《投入产出分析与经济结构研究》，载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
[7] 汪祥春、原毅军：《现代西方产业经济学概述》，《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8年第7期。
[8] 这时有许多专著的名称是产业组织理论而不是产业经济学，如夏大慰：《产业组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于立、王询：《现代西方产业组织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译著也是如此，如早些时候，卢东斌译了一本植草益的著作，名称也是《产业组织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这些对改造“工业经济学”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9] 于立、钱勇、张嫚：《产业经济学学科定位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01年年会论文，载于立、肖兴志主编《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应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刘志彪：《现代产业经济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1] 于立、钱勇、张嫚：《产业经济学学科定位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2001年年会论文，载于立、肖兴志主编《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应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 同上。
[13] 肖兴志、张嫚主编：《产业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 同上。
[15] 刘志彪：《现代产业经济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6] 肖兴志、张嫚主编：《产业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 简新华：《产业经济学发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工业经济学会1999年年会论文集《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石奇主编：《产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8] 云冠平：《关于新编产业经济教科书的若干问题》，2008年12月在暨南大学产经博士生读书会的讲座。
[19] 臧旭恒、徐向艺、杨蕙馨主编：《产业经济学》（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 王述英、白雪洁、杜传忠主编：《产业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1] 史忠良主编：《新编产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 云冠平：《关于新编产业经济教科书的若干问题》，2008年12月在暨南大学产经博士生读书会的讲座。
[23] 杨公朴、夏大慰主编：《现代产业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志迎主编：《现代产业经济学教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蔡秀云主编：《产业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李孟刚主编：《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4] 李悦主编：《产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悦、李平主编的《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去掉了增长理论和增长方式两篇。
[25] 苏东水主编：《产业经济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邬义钧、邱钧主编：《产业经济学》，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
[26] 戴伯勋、沈宏达主编：《现代产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7] 干春晖：《产业经济学教程与案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
[28] 王俊豪主编：《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参加写作的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夏大慰、浙江财经学院王俊豪、上海财经大学干春晖、暨南大学张耀辉、江西财经大学吴照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立君、辽宁大学唐晓华。
[29] 张耀辉在《产业组织与规制》一书中已经指出了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一些变化，他说：“国内一些学校仍然将产业经济学视为产业结构理论，但这种看法正在逐渐改变。原因是：一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使人们对产业经济学的理解更加理论化；另一方面，产业组织理论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更具有操作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推进，企业需要产业组织理论来制定战略，政府需要借助于产业组织理论制定公共政策，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即使是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胜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30]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是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其中心任务是进行产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教材建设。成立于1978年10月，曾用名：中国工业经济管理研究会、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2006年更名为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31] 汪祥春、于立：《产业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工业经济学会1998年年会论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2] 于立、李平主编：《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33] 于立、肖兴志主编：《产业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应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4] 王俊豪主编：《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参加写作的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夏大慰、浙江财经学院王俊豪、上海财经大学干春晖、暨南大学张耀辉、江西财经大学吴照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立君、辽宁大学唐晓华。
[35] 金碚主编：《新编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36] 李贤沛等主编：《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
[37] 金碚主编：《新编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38] 李悦主编：《产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9] 李悦、李平主编：《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0] 金碚主编：《新编工业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41] 马洪：《关于加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建议》（1983年1月30日写的一个内部报告），载《马洪文集》第五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