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55年我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现辽宁大学)财经信贷系本科。1955年9月至1956年10月,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之后赴苏联莫斯科财政学院(现俄罗斯联邦财政大学)读研究生,研究苏联财政经济问题,于1960年毕业,同年获苏联经济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执教与从事苏联问题研究。从1981年1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先后任经济研究室与俄罗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学会顾问(曾任该两学会副会长)。另外,还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国家体改委、吉林省社科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与研究员。还兼任哈尔滨市政府经济顾问等职。
我曾先后两次(1986—1987年;1993—1994年)应聘担任日本国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每次均为10个月),与日本学者共同研究苏联、俄罗斯问题。在此期间还兼任日本国外务相所属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并就有关苏联经济问题作了系列讲座。1991年10月至1992年4月,在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高级访问学者,考察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我还多次访问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并于199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还应邀赴德国讲学与赴法国进行学术交流。
自苏联留学回国至今,我一直在研究苏联、俄罗斯的经济问题,重点是研究其经济体制改革与理论。1992年国务院给我颁发了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证书(19274920186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可以说,我是我国最早在总结了苏联改革实践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应按照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思路来进行的学者之一。1979年正当我国进行改革试点时,我就提出,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就必须解决企业计划权、正确认识指令性计划、明确企业法法律地位和职工拥有管理权等重要问题。[1]在当时来说,提出上述观点也并不是容易的。接着,我又着力研究苏联改革遇到的种种阻力,目的是为了引起国内关注。1979年我撰写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为何迈不开大步?》一文,由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批示在《理论动态》上发表(1979年第171期)。后来,我根据国内改革的需要,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苏联改革的论著。
我对苏联体制改革研究的主要思路与观点如下:
(一)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重要理论观点,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分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兴衰,归根到底取决于选择的体制模式,以及能否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选择的模式进行正确与及时的改革。经济体制是整个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生产力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我在分析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总是紧紧与苏联社会的兴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因此,我从经济体制这一角度总结苏联经济发展问题时,也是为了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从中吸取教训,并根据中国的实践,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早就提出并一直坚持认为,苏联剧变表明斯大林式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未获得成功(包括经济体制模式),但绝不是“共产主义已经死亡”,也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中国社科院前院长胡绳同志说的:“苏联社会主义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始摆脱斯大林模式,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这就是一个证明。这也说明,只有从体制与制度层面去分析问题,才能正确认识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并避免把苏联剧变完全归罪于某些领袖人物。
(二)我对经济体制问题的研究,并没有仅就体制论体制,而是从理论、路线与基本政策三个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面,考察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改革失败的种种原因。我特别重视阻碍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理论因素,指出苏联长期以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持教条主义的态度,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不断地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坚持产品经济观等,使得经济改革不可能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前进,从而历次改革只能在旧体制框架下进行修修补补,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我指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不能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不顾具体条件而盲目地搬用。中国要深化改革,使改革顺利进行,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又要反对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
我在研究苏联、俄罗斯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体制时,提出了不少让人深思的问题与看法。
(一)我认为,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最后确立与日益巩固的原因,除了当时苏联面临的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外,它主要是以下8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因素作用的结果:(1)列宁虽然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与认识,但以后的领导人往往仍把它视为一种有效的政策;(2)最高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未达成共识,过早地被斯大林“把它抛弃”;(3)超高速工业化大大加速了经济集中,促使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与巩固;(4)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在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的统制经济之中;(5)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坚持产品经济观,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牢固的理论基础;(6)沙皇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7)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与巩固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这一政治体制又促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日益巩固与发展;(8)斯大林个人品性的特点对形成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不起作用。
我还指出,从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过程看,它具有明显的人为的政治斗争因素,这种模式不是唯一的选择。正如胡绳同志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指出的:“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3]
(二)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失败原因提出看法。我认为,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其改革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因为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的一步。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造者所创造的世界。赫鲁晓夫在反斯大林过程中,虽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变革斯大林留下的不能继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他的这种局限性,使得其在改革过程中无法解决上述种种矛盾,因此,改革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这一时期的改革从来就没有能够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再加上经济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所以,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
(三)我对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问题提出了看法。在我看来,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一开始就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原则的条件下进行,加上政治体制的倒退(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这样就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停滞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和停滞;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难以改变;粗放型的投资成为导致经济效率低和浪费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由于上述原因,我提出了两个结论性看法:
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停滞和积累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
如果以主要领导人来划分苏联历史发展阶段的话,如果把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短暂执政时期撇开不算,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据苏联和俄罗斯的分析,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完全可以说是停滞和衰颓时期,僵化的、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很多方面“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4]就是说,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讲,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笔者认为,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停滞,是在走近衰亡,这是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定位。
应该说,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历史定位的看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时期在稳定这个表象掩盖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一步一步由停滞走向全面停滞的社会,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各种潜力,从而使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对苏联走向衰亡有着重大影响。
二是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我明确指出:经济改革的停滞,政治体制的倒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对此,我分析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一是正如我们在分析赫鲁晓夫改革失败原因时已谈到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个人迷信,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活动,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并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又会失去特权与利益。最后,我还指出,说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这一时期的体制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另外,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5]
(四)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原因与苏联剧变关系的看法。我对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我认为客观因素是阻碍机制与阻力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这一阻碍机制,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改革刚开始时,党领导层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这是因为,这些人在改革刚开始时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的改革,与此同时,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
我对苏联阻碍机制的基础做了以下的分析:
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度,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的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汇报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生长繁殖,使得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全体人民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主人的地位。
从经济关系看,称之为全面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作是活劳动的体现者,而未能成为它的主人。在这种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财产的分配、有效的使用和增加方面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
从社会关系看,由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庸俗的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的态度。
对阻碍机制的基础作了以上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阻碍机制的存在,产生了对改革的种种阻力。
主观因素使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出现以下一系列失误:在经济体制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走错的第一步;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的顺利进行,尽快地解决市场供应问题;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四个结合”问题(指经济发展与改革相结合、人民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以及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相结合);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战略运用到经济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我在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后指出,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同时也明确提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或深层次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在整体上已成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
(五)我对叶利钦时期出现严重经济转轨危机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一直不赞成把叶利钦时期产生严重的经济转轨危机的原因仅仅归咎于“休克疗法”的观点。我在1993年2月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提出,导致经济转轨危机的因素中,不少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就是说,旧体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惯性作用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在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矛盾与冲突比任何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要尖锐和严重。另外,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失误也起了重要作用。我在分析政策失误时,特别指出以下问题:俄罗斯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过度的、无区别的紧缩政策恶化了客观经济环境、危及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软性预算控制措施与软弱无力的行政控制手段;国企改革的负面作用;对西方的经济援助期望过高和分配领域中政策失当等。笔者认为,对俄罗斯经济转轨危机严重性原因的上述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避免了对问题简单化的认识。
根据客观需要,我对中俄经贸关系作了研究,参与了国家一些重要研究项目:2004年参加由中国商务部与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共同成立的联合课题组,制定《中俄经贸发展规划(2006—2010)》;2000年受中国社科院领导委托,与黑龙江省政府成立联合课题组,完成了《推进黑龙江省对俄日韩经贸关系的战略研究》报告(约25万字),我任课题组长。2009年我还完成了《中俄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的专著(42万字,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提出了不少扩大对俄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
[1] 上述观点于1979年11月先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动态》内部刊物上,后于1980年1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摘要发表。
[2] 《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3] 《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4]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5]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