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区域自主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 区域自主创新效率的界定

(一)区域自主创新效率

Farrell首次给出了微观意义上的技术效率定义,是指决策单元固定产出量所需的最小成本和理论成本之间的比例。[1]经济学家曼昆认为“效率是资源合理配置,最大化所有社会成员得到的总剩余时体现出的性质”,考虑的是全社会生产的总效率。[2]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可以分解为投入产出效率和配置效率。投入产出效率,又被称为生产效率,指一个经济系统在一定的可能范围内,投入固定单位的生产要素与产出创造产品之间的关系,衡量经济个体在产出量、成本、收入,或是利润等目标下的绩效。投入产出效率越高,表明在固定的投入情况下,经济系统获得产出效益越大,或在固定产出效益下经济系统投入的生产要素越小。配置效率,又称为帕累托效率,是指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的组合。区域自主创新效率是经济效率的子集,其理论定义可以以经济效率的定义为基础,引申为一个区域内经济系统在自主创新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科技成果之间的比率。区域自主创新效率是指现有自主创新资源与科技成果之间的转化率,既可以反映生产要素资源利用率,也可以反映自主创新规模以及要素投入利用率的合理性。

(二)区域自主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长株潭区域在区位优势、科研投入等资源不很突出的情况下,取得了多项世界领先的创新成果,涌现了一批创新能力强的优秀企业,带动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快速提升,催生出广受瞩目的“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自获批“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长株潭区域大力推动产学研结合、试行成果转化产权激励、探索产业创新联盟搭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长株潭区域自主创新效率不断增强,下面将具体论述各个方面因素与区域自主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

区域经济因素。经济基础是保障区域自主创新发展的基础条件。区域自主创新成本主要包括财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机器设备费、技术引进费等,自主创新研究从研究投入到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较长,且产生效益的不确定性高,因此,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需要依靠经济发展水平为支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经费投入不断增加,科研技术环境不断改善,区域自主创新效率得到快速提升。经济发展为自主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推动科技创新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且提高了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含量,推动了技术不断进步。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各个区域更迫切地需要经济、合理、高效地配置有限的科技资源,以有限的财力和人力,争取尽可能多的产出。[3]因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能够促进区域自主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区域自主创新效率越高。

研发经费投入。自主创新活动开展需要一定的基础,包括技术设备引进、原材料供应、人才引进、技术研发等因素,区域自主创新活动开展需要以研发经费为支撑。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可以改善科研机构硬件设施环境,吸引优秀科研人员参与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在改进科技技术水平、消化吸收新技术、折旧技术设施过程中需要充足的研发经费投入,才能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可以积极通过科技招商等方式引进科技战略投资,鼓励、支持企业及其他组织自发建立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对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行投资,从而可以提高科研经费投入,加快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研发经费投入,可以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通过技术创新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我们基于以上观点提出如下假设:

H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越大,区域自主创新效率越高。

研发人力投入。财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开展自主创新活动不可缺少的因素。人力资本作为区域自主创新的投入要素,直接参与科技成果生产过程,科技人才是区域自主创新活动中最关键、最活跃的因素。区域自主创新发展中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运用人类文化和社会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系统的创造性活动。科技人力资源是指从事或有潜力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生产、促进、传播和应用活动的人力资源,高素质、创新型的科技人力资源推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对科技人才资源越重视,科技成果越多,自主创新能力就越高。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研发人力投入越多,区域自主创新效率越高。

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引进了大量先进适用技术,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区域自主创新的进步主要是依靠技术外溢效应作用的结果。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相关产业或企业的产品开发技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营销技术等方面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华研发以及与中国研究机构的合作,既有利于缩短中国由消化吸收成熟技术向研发先进技术的过程,也有利于提高本国本土研发机构的科研水平,为国家培养和储备大量科技人才。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科研经费投入,推动区域自主创新活动的发展。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自主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政府支出。区域自主创新活动的发展需要政府大力支持。政府支持主要体现在对科研机构资金投入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政府用于地区科技活动经费、研究与发展(R&D)经费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大,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反映了政府对区域自主创新越来越重视。另外,政府在制定自主创新相关政策方面为区域自主创新提供大力支持,例如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政策以及给予一些优惠补贴,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以此带动区域自主创新活动的普遍开展。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5:政府扶持对区域自主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区域自主创新效率测评的理论阐述

(一)区域自主创新效率的测度指标

运用何种方法、何种指标测评区域自主创新效率,是国内外学者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刘凤朝等从资源能力、载体能力、环境能力、成果能力和品牌能力五个方面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对我国区域自主创新效率进行综合测评。[4]徐铁林从区域自主创新投入效率、区域自主创新产出效率、区域技术转移(扩散)效率、区域自主创新支撑效率四个方面建立了区域自主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理想解法对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区域自主创新效率进行评价。[5]范秋芳等从区域自主创新投入和区域自主创新产出两个方面,建立由四大要素即财力投入、人力投入、经济效益、科技成果,以及8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区域自主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6]李美娟选取了投入效率、创新扩散(转移)效率、产出效率和支撑效率等4个二级指标,15个三级指标,比较全面地构建区域自主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7]

在对区域自主创新效率的测评中,许多专家学者都将自主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评价自主创新效率的重要指标。区域自主创新效率评价体系是一项用来描述区域自主创新资源在创新活动中的配置状况,检测资源配置在区域自主创新活动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由多个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科学合理的区域自主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是制定企业、科研机构、政府之间的发展规划、调整政策,以及预测未来科技创新发展必不可少的量化评估根据,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合理利用科技资源均有重大实践意义。

(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的关系

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区域自主创新效率是以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为基础,衡量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向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测评手段。

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是相辅相成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在区域层面,为解决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而起到关键作用的创新活动,其以区域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表现形式,目的在于创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形态。从创新的过程和要素角度来看,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是由知识创造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创新的经济绩效五部分构成。[8]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的主体主要是由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等构成,两者都是由创新系统演变而来的。根据阶段性特征,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都包括知识创造、知识流动、设计制造、成果转化4个主要阶段,而且区域自主创新效率是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动态演变阶段。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的作用和目的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水平,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区域的发展竞争力。

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区域自主创新效率研究的是经济单元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率,如何在一定投入的条件下实现产出最大化,或在产出固定条件下实现生产要素投入最小化是其主要目标;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研究的是创新主体利用科技创新资源,将创新投入转化为科技成果的综合能力。区域自主创新效率从量和质两方面研究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而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仅仅是从量的方面考察区域自主创新活动。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与创新效率并无确定的关系,自主创新能力高的区域,其创新效率不一定高;自主创新能力低的区域,创新效率也有可能高。若经济系统只重视创新能力提高或只改善创新效率,都不利于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不利于经济单元的长远发展,只有两者同时改善,区域自主创新竞争力才会大幅度提升。

三 区域自主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熊彼特创新理论

“创新”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早提出,阐述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随后,他在其另外的著作中进一步阐发和丰富了创新理论,熊彼特创新体系也由此形成。在熊彼特看来,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函数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函数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同时,在他看来,创新主要包括发现新原料或半成品、使用新生产方法、开发新产品、发现新市场、创建新产业组织等五种情况。伴随着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熊彼特创新理论也逐渐渗透到社会、管理、文化、教育等领域,对各领域的发展与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过程,是一个破坏性的创造构成,是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创新,通过创造“新组合”以获取最大限度“超额利润”的过程。创新过程创造性与破坏性的非均衡性,形成了经济发展周期的升降、起伏和波动。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并不是在任何社会经济条件下都有可能发生的,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创新行为才能应运而生。因为,市场经济良好运转是实现创新的基础,经济增长是实现创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

(二)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提出,这是关于劝服人们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扩散理论主要讲述思想前卫的一部分人群,在接触新技术新事物时,能够寻求到相关知识流,结合自身要求考虑,是否接纳创新事物。创新扩散传播形态犹如一条“S”形曲线,在扩散开始阶段,采纳创新信息者少,进展速度较慢;但当信息采纳者增加到一定数量时,创新传播扩散进展迅速加快,曲线一直上升,直到大部分人采纳接受新事物;当接近饱和点时,创新信息扩散速度逐渐减缓,呈“S”形规律变化。

罗杰斯认为,创新扩散总是借助一定的社会网络进行的,在创新向社会推广和扩散的过程中,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地提供相关的知识和信息,但在说服人们接受和使用创新方面,人际交流则显得更为直接和有效。罗杰斯把创新的采用者分为革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追随者、晚期追随者和滞后者五类,把创新推广过程分为获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确认阶段五个阶段。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揭示了影响创新扩散速度的因素,主要是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试性、可观察性,且很好地解释了影响新技术传播普及的基本要素。

(三)内生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增长理论衍生了一个分支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这一理论揭示了经济增长率差异存在的原因和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内生是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知识等因素视为外生给定而言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诸因素内生化,将其对产出的影响以某种形式置于生产函数内部加以讨论。内生增长理论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阶段和完全内生增长理论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阶段。1962年,阿罗(Kenneth J.Arrow)在经典论文《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了“干中学”的概念,“干中学”的含义是指企业增加其物质资本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的经验,这种经验对生产率产生影响。阿罗分析了知识来源与投资过程,在他看来,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溢出效应。在阿罗的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这两个假定的基础上,保罗·罗默(Paul M.Romer)1986年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成为了内生增长理论的起点。罗默认为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知识具有正向的外溢效应,并且将人力资本引入了内在增长模型,人力资本可以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阶段是完全内生增长理论阶段。1988年,卢卡斯(Robert E.Lucas)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一个以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即“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增值与部门经济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增值是一个产业经济增值的动力,且产业经济增长依赖于人力资本增值。1991年,杨小凯和博兰德将熟能生巧和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经济增长动态均衡模型中,强调了技术进步对比较优势转换的作用和“干中学”的经验积累效应,以及分析表明了分工的自发演变机制能够产生内生增长,分工机制演变可以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率。博兰德理论证明了,人力资本积累、人均收入增长、贸易依存度的增大、市场扩大、内生比较利益的增加、专业贸易部门的扩大和生产的集中程度、市场产品的多样化程度、经济一体化程度以及市场结构的变化等都将影响劳动分工内生演进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