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二十年来，有关唐宋文学艺术转型的研究渐入佳境，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五代十国文学的重视，部分研究成果还试图对晚唐五代及宋初的诗文创作进行贯通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的进步。

曾几何时，当我们面对“五代诗”这样一个陌生的研究课题时，还在为“朝代断限”问题而烦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有了新的突破。例如有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我们更多地着眼于历史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而不是朝代的兴废，那么，很明显，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也类似，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段期间事实上属于同一研究单元。”[1]虽说史学研究与文学探索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超越传统的学理思考永远不分彼此。

相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时效性较强的历史要素，文学艺术受朝代更替的影响或许要小一些。从中晚唐到北宋前期，时间过去了两个多世纪，这期间既有晚唐时代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也经历了五代十国南北对峙的痛苦和无奈，但到了北宋初年，杜甫、韩愈、白居易、贾岛、李商隐等人的诗作却仍然受到广大士人的追捧和效仿；元人方回甚至用“白体、崑体、晚唐体”这样的字眼来概括宋初诗坛的基本风貌。由此不难看出，战乱割据和王朝更替并没有割断文学艺术传承发展的内在过程。当然，承认演进过程的统一和连贯，并不等于忽视文学史程中客观存在的阶段性变化及时代差异。相反，直面文学艺术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困惑，探讨作家群体为适应时代变化而进行的种种探索和努力，并将此还原成一个有机完整的过程，这才是文学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换言之，我们既要将晚唐五代及宋初百年诗文艺术的演进史程看做“同一研究单元”，发掘并梳理出制约“唐宋文学转型”的诸多主客观因素，尽力描述“转型”过程及艺术发展轨迹，与此同时，更要精心考察晚唐、五代及宋初等各个历史时期文学生态恶化或好转的阶段性特点，以及诗文作者与时俱进的人格变易和艺术表达。唯有如此，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超越前贤。

在确认晚唐五代及宋初为“同一研究单元”的前提下，有关该专题的具体研究范围还须仔细斟酌。文史研究者所称的“晚唐”，从来就不是一个清晰准确的时间概念。但就唐宋文学发展转型的过程来看，我们认为将唐懿宗即位后的咸通元年作为这一“研究单元”的“起点”似较为恰当。这样的判断并非出于假设，更不是为了满足本专题研究需求而作出的临时选择，而是兼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依据。就历史环境的剧变而言，懿宗一代牛、李党争的余波已渐去渐远，而黄巢乱前的种种危机却已凸显出来。其时朝政紊乱，藩镇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急速恶化，加之宦寺猖獗、朋党构祸，李唐政权分崩离析的悲惨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从咸通元年爆发的浙东裘甫之乱，到咸通十四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以沙陀兵侵掠代北诸州镇、自称留后的裂土之变，均昭示着李唐王朝已经走向全面崩溃。就文学衰变的角度来说，以咸通为界判断唐诗创作的盛衰起落，更是宋元以来众多学人的普遍共识。例如，宋初诗坛盟主王禹偁就曾经说过：“文章之盛者贞元、长庆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征也。”[2]南宋学者计有功亦称：“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大抵王化习俗，上下俱丧，而心声随之，不独士子之罪也，其来有源矣。”[3]事实上，以咸通为界，晚唐诗坛确实呈现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象和风貌。宣宗大中以前，杜牧和李商隐一直以幽约深情的吟唱引领风骚，他们凭借卓然超群的诗才，在唐诗艺术的殿堂中树起了最后一块绚丽的里程碑。自“小李杜”相继谢世以后，咸通以后的诗坛便无可挽回地陷入了颓势，所有诗人都不再自信，不再从容。从咸通一直到唐亡，那种被称为“亡国之音”的诗作充塞耳目；与作家凄凉暗淡的创作心态互为表里的，是卑弱衰微的文学气象以及敷衍斗凑的艺术做派。而这一切都表明，无论历史还是文学，都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衰变期。接下来的唐末五代，还要经受天下龟裂以及南北分隔等更多更重的不幸，但文学创作与时兴衰的演进过程并没有停止。尽管武夫悍将的倾轧与统治将彻底改变隋唐以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结构，尽管乱世文人朝秦暮楚和醉入花间的种种作为难免会引起史学家的诟病与谴责，但那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而作家人格的群体蜕变以及诗文艺术的逐步转型，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动荡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

影响诗文艺术渐变转型的生态因素固然很多，但相对而言，作家人格的剧变，文学重心的南移，以及诗文作者主体特性的演变等三个问题尤显重要。首先，李唐皇权复杂而血腥的解体过程，以及五代十国武夫临朝皂隶主政的荒诞时局，必然导致士大夫群体人格的顺时蜕变，而与之相表里的诗文创作也将呈现出“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4]“绮靡乏风骨”[5]的衰残景象。其如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石晋熊曒诗后》条所云：“刘梦得言：‘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昔人是之。五季道衰文丧，当是操笔牍士，率皆哇俚浅下，乱杂无章，其间能远不忘君，志在忧国，文虽肤近而忠诚可取若曒者，盖鲜俪也。”其次，晚唐五代我国文化重心的被迫南移，以及南中国地区多元文化中心的建立，为南方文化及文学传统的发展与强化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九国”时期，江南、西蜀及闽浙等地文化基础的重构和加强，以及文学队伍的悄然崛起，不仅造成了诗文创作南重北轻的现实格局，且对北宋文化的重建及文学革新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肇始于五代乱世的“南北之争”，其波澜远及宋代；其时所谓“朋党之争”、“文道之争”、“科举纷争”诸问题，归根结底都与此息息相关。明确这一点，对深入探求唐、宋之间文学精神变化转易的内在轨迹至关重要。此外，在长期分裂动荡的历史环境下，文学创作主体的基本特性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例如在宦途文人中，原本单纯的诗文作者已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则是既“好学能文”又“长于吏道”的复合型人才，即史家所谓“文吏”阶层。即便是某些高蹈远引的世外隐君，也不再坚守“浊饮溪头之水，饱吟松下之风，咏嘲风月之清，笑傲云霞之表”[6]的孤傲与超逸，转而营室聚书，博延生徒，将人生价值寄托在传道授业之中。类似的“特性”变化，势必会部分改变文学的社会功用，甚者还将深层影响到诗文作品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风貌。当然，在本专题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内，能够制约诗文创作盛衰蜕变的生态因素还有很多，例如科举失衡、文武对立、胡汉矛盾等，对此，只有直面纷扰，悉心体会，才能作出全面而准确的判断。

就文学自身嬗变转型的过程而论，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审美趣味及价值取向各不相同的诗文作者，共同承担着探索与实践的使命。他们或擅长“四六”骈文，或潜心于近体律绝，风格多元，水平各异；不管成绩如何，那种将生命价值寄托于诗文创作的艺术真诚均值得肯定。为了尽可能清晰地展示唐、宋之间纷繁交错而又低谷渐进的诗文转型过程，本书的讨论拟从以下几条线索逐次展开。

首先，准确把握文章艺术在唐、宋之间潜变发展的过程及规律，是本专题研究的首要任务。就现有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其关键环节及考察重点不在散体“古文”，而在“四六”骈辞。若能从“文吏”阶层的文化特性入手，寻绎书檄表启创作中尘封已久的真实细节，进而探寻晚唐五代宋初“四六”独盛的原因，并客观审视其对唐、宋文章艺术转型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其创新价值和学术启发性将毋庸置疑。事实上，从晚唐五代到宋初百年，“四六”创作名家辈出，成绩斐然。李商隐“樊南四六”以其“纤巧万状”、“词藻奇丽”[7]的繁缛作风，开启了骈词俪句引领风骚的新时代。唐末五代初“群雄割据、各务争胜”的现实需求，又为幕府文士提供了炫耀才学、成就人生的特殊机遇；他们“飞文染翰，以济霸国”的创作实践，促进了“四六”骈文的兴盛。“沙陀三王朝”时期，随着北方士人的大批南迁及南中国地区多元文化中心的建立，“四六”创作的重心也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南方各地。尤其是在杨吴及南唐相继有国的八十余年，江南文人逐步改变了“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8]的固有作风，将辞赋乃至“古文”创作的种种技巧广泛运用于书启奏议的写作之中，使之呈现出骈散结合节奏明快、议论说理切于事情的清新风貌；韩熙载、江文蔚、高越、潘佑及徐铉、徐锴等人更以其博学富赡、清丽工稳的闲雅俪作，为北宋“四六”的兴盛导夫先路。赵宋建国之后，皇权政府对“赋颂之作”的迫切需求，以及南方士人以文学为晋身之阶的无奈选择，共同促成了“四六”文风的炽热和蔓延；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更造就了数量可观的“四六”名家。虽说“四六”称盛的文学史意义还有待商榷，但唐、宋文章艺术转型的基因蜕变实际根源于笺表奏疏的基本事实却不容否认。

诗歌艺术由“唐”及“宋”的演化轨迹是由多元曲线交织而成的。概而言之，随着隐逸与仕宦两类人群的分离，其诗歌创作也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乱离时代的宦途游子，大多只能用寻常容易语言敷衍成章，其作品往往浅近鄙俗、“义乏闳深”；[9]少数诗人则在“四六”文风的熏染下，将辞赋及骈文技巧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以次韵相酬的方式展示才情，其博赡瑰丽的诗作明显透露着不同凡俗的审美取向，我们称之为“学人之诗”。而在隐逸诗人中，部分诗人崇尚“清丽”诗境，他们的诗作“澄澹精致，格在其中”；[10]另有一些见识局促的遁世隐君则陷入了冥搜入僻、苦求“警句”的褊狭状态，其作品大多有句无篇，奇清蹇涩。四种诗风并驾齐驱，各呈特色；它们上承唐音，下启宋调，共同演绎着诗歌艺术蜕变转型的奇妙乐章。

迄今为止，以“征事奥博、撷采妍华”[11]为特质的“学人之诗”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但在诗歌艺术由“唐”及“宋”的转变过程中，它所展示的艺术纽带作用却毋庸置疑。自李商隐等人将“四六”技法自觉运用于近体律绝，以绮密瑰妍的诗作开启了以学问为诗的艺术先河，晚唐五代以“四六”为诗者便接踵而至：韩偓、吴融延续玉溪风采，以绮丽典雅、精切工稳的诗作展示着“内翰”才情；皮日休和陆龟蒙次韵酬答，每每以全篇斗胜，其诗之富赡瑰丽不减“温、李”；黄滔、徐寅享誉闽中，他们将近体诗歌推向了“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12]的新境界；徐铉、徐锴才高而学博，其诗率意而成，自造精极，堪为江南楷模。在诗歌艺术由“唐”及“宋”的转型过程中，上述诸公既为“温、李”余响，又系“杨、刘”先声。宋初诗坛的中流砥柱是来自南唐及吴越的降宋文臣，他们深于学问，雅善辞赋，而含英咀华的瑰丽诗篇，不仅传承了晚唐五代“学人之诗”的固有品格，且为“西崑体”诗人后来居上的超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真、仁以后，前、后“崑体”风雅相继，杨亿、晏殊等南国英才既以雕章丽句表达着“激扬颂声”的文化自觉，同时更彰显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的高超水平。总之，唐、宋之际“学人之诗”传承演变的绮丽轨迹不容忽视。

相对于“学人之诗”的富赡雅丽，杜荀鹤、罗隐、韦庄、郑谷以及李昉、李至、宋白、张齐贤、吕端等“诗务浅切”的作家向来更受关注。他们的诗作浅近鄙俚，被文学史家指斥为“格致卑浅”、[13]“诗多俗调”，[14]至谓“下贱优人口中语”。[15]事实上，咸通以后的诗坛的确呈现着“气格摧弱，沦于鄙俚”，[16]“悲哀为主，风流不归”[17]的衰残局面，而浅俗诗风在仕宦人群中的扩布蔓延更是旷日持久；余波延及宋初，更有“白体”之说。就文学生态而论，晚唐五代干戈相寻，士气怫郁而不得伸，故宦途游子酬赠之作往往“语欲高而意未尝不卑”；[18]少数达官如冯道、杨凝式等则用直率浅切的语言直抒胸臆，也反映出乱世文人“以衰调写衰代事情”[19]的艺术真实。北宋建国之初，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仍在延续，即便是君赐臣答的酬和之作，也往往不避浅俗。当然，随着相关作者艺术修养的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白乐天诗体”本质内涵的深入了解，浅切诗风也逐渐超越了五代陋习，重新回到了抒情言志的浑厚境界，个别作者甚至还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20]的高妙境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富有特色、沿袭久远的诗歌风气，“白体”诗并没有在“苏黄”以后渐告消失，而是与“西崑体”等多种诗风相互影响，彼此融通，为造就“宋诗”面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从咸通时代到宋初几朝，有不少遁世隐君将人生价值寄托在诗歌创作之中，以纯粹而痴迷的艺术精神造就了“清丽”和“苦吟”两种诗风。大体说来，方干、李群玉、来鹏、张乔、王贞白、崔道融、张为、司空图、左偃、齐己、林逋及潘阆等人都崇尚“野渡波揺月，寒城雨翳钟”[21]式的清雅境界，其诗作整体呈现着平澹邃美、孤峭澄淡的纯美境界。周朴、邵谒、曹松、李洞、唐求、陈贶、江为、刘洞、夏宝松、田诰、杨朴及“九僧”等人则“骨务强鲠，超出常态”，[22]他们诗学贾岛，贵炼句之功，得意之作往往清苦工密；缺点在于用工太过，所谓“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23]或许是因为以上两种诗风在冥搜求奇、重视“警句”方面颇为相似，故迄今为止学界仍未能对其详加分辨。统而言之者，或谓“苦吟”，或称“晚唐体”。殊不知从追求“趣味澄夐”的“清丽”诗境，到变格入僻的“苦吟”之作，不仅意味着诗才高下，更体现着精神人格的差异。而对欣赏者来说，从品评“气格”、“神韵”到欣赏一字之奇、一句之妙，完全是两种水平、两种境界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崇尚“清丽”还是专事“苦吟”，隐逸诗家化用前人诗句，锻炼求奇的非常做法，客观上已经为宋代诗人“夺胎换骨，翻案出奇”者导夫先路。此外，有不少在宋诗开创时期卓有建树的诗人，如赵湘、梅尧臣等都是从强化字句锻炼功夫、崇尚“清丽”诗境开始，逐步走向艺术辉煌的。从这个角度讲，晚唐五代及宋初隐君上承唐音、下启宋调的艺术探索功绩不仅不能抹杀，还应给予客观而积极的评价。

相对于诗赋文章，晚唐五代词体文学创变发展的业绩更为显著。从某种角度讲，唐末五代文学的精华就在《花间集》和南唐词。正因为如此，有关五代词的研究成果向来都比较丰富。为了避免人云亦云的尴尬，本书将讨论重点确定为“王建御蜀时期‘花间词风’的确立”、“南唐妓乐与南唐词”，以及“从沉寂到复苏的宋初词坛”等三个层面。在笔者看来，从僖、昭两朝到后梁末期，随着古都长安的毁灭以及汴、洛地区连年不断的战祸摧残，大批的歌女伶工及文学才俊避乱入蜀，为蜀词初兴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王建御蜀的二十七年间，蜀川地区成为歌词创作的中心，而“花间词风”也渐告成熟。文学史家多将《花间》词的创作与前蜀后主王衍及后蜀后主孟昶等人奢侈浮靡、荒淫堕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法似乎缺乏足够可靠的史料支撑，值得商榷。王衍在位仅七年即亡国被杀，其缔造一代词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孟昶即位时年方十四，[24]至《花间集》结集时也不过二十岁。史载“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常谓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25]由此可知，无论王衍和孟昶的生活如何荒淫糜烂，客观上却与“花间词风”的形成关系不大。南唐政权继杨吴之余烈，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颇多建树，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以“二主”和冯延巳为代表的歌词创作。客观说来，南唐的词乐环境已经不同于晚唐和西蜀，当日文人也不再流连于歌楼妓馆，“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南唐词乐的传播主体是“乐部”伶工和士大夫家妓，他们不仅在旧调新翻和创为新曲两方面多有建树，更为倚声填词者提供了一种清逸优雅的环境。江南学人素称博雅，他们借着君臣欢会、宾朋宴集的种种机会，将小令曲词的创作推进到了一种工密精致的清雅境界，其“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的艺术革新，甚至展延到宋初词坛。相对于西蜀和南唐，以汴、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因为硝烟弥漫、沙陀有国、契丹南牧等种种原因，词体文学的发展较为薄弱。五代五十三年间，只有李存勖与和凝还有所作为，只可惜其词作得以传世者为数太少。北宋建国之初，自后周入宋的北方文人多不知音，不能为词；南国降臣虽不乏倚曲高手，但他们多数被羁縻于“三馆”之中，无由为词。而像徐铉、钱惟演那样名重一时的江南才俊，更是心存芥蒂，不敢寄情于乐章。随着寇准、范仲淹等新一代文臣登第入仕，宋初词坛迎来了复苏的曙光；但宋词初兴一定要等到晏殊和欧阳修“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时才能实现。虽说他们的词风既貌似《花间》，又仿佛南唐，尚未尽脱五代风气，但毕竟“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更有深致。词本管弦冶荡之音，像范仲淹那样大笔振迅，不作一软媚语者，自能彰显英雄本色；而幽约凄迷、缠绵悱恻如寇准、晏殊、欧阳修及柳永者，更属当行本色。柳耆卿与范仲淹、晏殊生活在同一时代，却没有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只能于饮席歌筵间蹉跎终身；他那些备受争议的风流俊迈之作，却开启了张先、周邦彦、周密及贺铸等人慢词创作的先河，为这位“白衣卿相”赢得了恒久的赞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晚唐五代及宋初文学的研究一直不曾中断过。在此期间，学界同行见仁见智的考察分析，在资料发掘和学理分析两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珍贵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本专题的探索已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迷茫和无助。我们希望此次研究不仅能够使许多既有结论得到补充或修正，同时也能为学界友朋提出一些值得讨论的新问题。当然，面对一个半世纪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解读风采各异的作家作品，进而寻绎唐、宋两大文学高峰之间多元交错的蜕变轨迹，绝不是一件轻松和容易的事。好在学术探索迄无止境，或许我们的种种疏漏和不足，还将成为明日圣贤发挥才情的新话题。

张兴武

癸巳仲春谨叙于杭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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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8页。

[2]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九《东观集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3]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卷六六“赵牧”条，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1763页。

[4]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铢两不差》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页。

[5]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六乙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6页。

[6]陶宗仪：《说郛》卷一一三《希夷先生传》，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92册，第364页下。

[7]李涪：《刊误·释怪》，文津阁四库全书第280册，第782页下。

[8]《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新唐书》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0页下。

[9]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10]《司空表圣文集》卷二《与李生论诗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11]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序》，《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32页。

[12]《容斋随笔·四笔》卷七《黄文江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94页。

[13]《诗人玉屑》卷一六，第359页。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唐风集》提要，第1302页下。

[15]《五代诗话》卷四引《丹铅总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16]苏颂：《小畜外集序》，《苏魏公文集》卷六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11页。

[17]《范仲淹全集》卷六《唐异诗序》，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18]《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六引《西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84页。

[19]《唐音癸签》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20]《宣和画谱》卷一六“赵仲佺”条，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21]方干：《送从兄郜》，《全唐诗》卷六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6页下。

[22]《江南野史》卷六《陈贶传》，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9），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7页。

[23]《诗人玉屑》卷六，第135页。

[24]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七，《五代史书汇编》（10），第6048页。

[25]张唐英：《蜀梼杌》卷下，《五代史书汇编》（10），第60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