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抗战胜利前之上海卷烟业

一 清末民初的源起

烟草传入中国，是在16 世纪末至17世纪初。长期以来，国人主要吸用旱烟，也有鼻烟，后又有水烟和嚼烟。在开埠以前，上海的旱烟大多数在手工作坊中制作，加工方法简单，生产规模很小。卷烟，亦称“香烟”“纸烟”“烟卷”，是将多种烟叶抽掉烟梗，按配方配合，切成烟丝，拌加各种配料后，用卷纸卷制而成的一种烟草制品。据闻其源于埃及士兵在1832年一次战争中用包火药和子弹的纸将烟丝包起来吸用，之后逐渐传播，流行西方。19世纪70年代后期，卷烟机的发明使西方卷烟业发生了一场革命。80年代初期，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卷烟。卷烟作为一种商品传入中国，是在清朝末年。1938年《现代中国实业志》载：“卷烟之入吾国，系在光绪十四年间，迄今不过四十余年。最初输入者，为美商老晋隆洋行。”^[1]1888年，上海美商老晋隆洋行开始输入美国烟草公司生产的“品海”“小美女”等卷烟，广为赠送，极力从事宣传，以打开中国市场。“国人尝试之后，以其携带便利，香味浓厚，大为所惑，吸者与日俱增，不期年而销路已遍全国。”^[2]由于卷烟比旱烟、水烟携带方便，吸后提神壮气，又是招待宾客的佳品，所以自洋人买办到官员富商，再到普通民众，很快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国内烟类进口以上海为中心，大幅度增长。上海一口输入的外国纸烟，1894年为120175（海关）两，到1898年增加到458342两。^[3]1895年，全国烟草进口27.92万（海关）两，经上海海关进口金额达16.57万两，占全国总进口量59.33%；1898年，全国烟草进口68.73万两，上海达57.29万两，占全国总进口量83.36%。^[4]

1902年，英美两国在伦敦成立国际性卷烟公司，是为英美烟公司。是年，该公司在上海设厂，揭开了上海机器卷烟工业的序幕。史载：“清光绪二十八年，英美烟公司首先设厂于上海，是为吾国卷烟产品之先河；光绪三十一二年间，香港有南洋烟草公司，天津有北洋烟草公司之设立，是为国人自制卷烟之始。”^[5]另则史料称：“我国机制卷烟，始于英美烟公司于1902年在华设厂……国人自制卷烟，尚系1904年事。当时有三星公司及德隆烟厂两家先后成立，翌年广东有南洋公司创立。”^[6]英美烟公司是英、美两国六大烟草公司共同出资组成的，中国是其扩展市场的一个主要对象。利用外商在华投资特权，凭借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生产设备、技术及管理，驻华英美烟公司迅速发展。英美烟公司1902年来华最初投资只有21万元，它所经营的卷烟厂仅为上海浦东一个小厂，职工总数仅170余人，到1906年已有工人2500人；1914年，英美烟公司在上海建立浦东二厂，到1919年其在华企业资本已经达到12479万元，较其最初投资增加590多倍。^[7]由于卷烟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且制造过程简易，加上劳动力廉价，生产周期较短，资本有机构成低，所以国内的民族资本家竞相仿效。1903年，人和、德隆等烟厂先后在上海建立。随着卷烟需求量激增，三星、四民、中国纸烟等华商烟厂相继兴起。1904年由华工问题引发的抵制美货运动席卷全国，国人群起抵制美货、美烟，许多有识之士深感国货之重要，民族资本家在“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的口号下，兴起了办厂热潮。1905年前后，四民、大东、大通、泰东、大隆、自新等民族烟厂纷纷设立，出现了一批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机制卷烟工厂，上海的民族卷烟工业初步形成。与跨国烟草托拉斯英美烟公司相比，华商烟厂创建时资金微薄，设备简陋，技术缺乏，不少因经营艰难先后倒闭。民国成立至“五四”运动期间，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国货畅销，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上海卷烟工业得到了发展良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05年在香港创立，1916年在上海设厂）1912年获利5.2万元，1913年获利增至11.7万元，1914年为17.5万元；1916年盈余达115.2万元；1918年扩股至实收资本320.2万元，获利119.4余万元。^[8]利兴烟厂创办于1912年，进行加工代卷业务同时自行生产一些无牌号的卷烟，销路甚好；振胜烟厂于1914年创办，初期托安利泰烟厂代卷，1919年“五四”运动后，该厂“黄包车、中国牌曾在市场上活跃一时”；创办于1918年的兴业烟厂出品泰山、良心、大吉等牌卷烟，“五四运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忱，该厂产品曾得到社会的称誉”。^[9]

从卷烟开始使用输入的机器制造以后，短短数年之中，上海的卷烟工业就有了较快的发展。除最大规模的英美烟草公司之外，许多民族工业家纷纷向国外订购制烟机器，并在各地种植收购烟叶，于是全国各地的机制卷烟工业，呈现风起云涌之势。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上海民族卷烟企业处于初创阶段，原料、技术、设备等严重依赖外国。“华商设厂除工人而外，烟叶之用国货也，仅占半数；其余如机器，如锡纸、蜡纸等，何一不来自异域？而况彼以极精巧之技术，挟巨大之资本，无苛细之税捐，而得廉价之工人。”^[10]除南洋、华成等少数规模较大者外，大多数中小烟厂在残酷的市场竞争面前，极容易走向破产。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先后发生“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反帝爱国运动再次为上海民族资本烟厂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抵制外货运动，上海的民族卷烟工业迎来了发展良机。“国产卷烟销路一日千里，本外埠烟店需货甚殷，原有烟厂出品供不应求，因此国人纷纷发起设立烟厂来供应需要。”^[11]首先表现为烟厂数量的增加。“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国人受外侮之刺激，各烟公司风起云涌，颇极一时之盛。”^[12]这一时期，上海新设烟厂有大达、美星、明记、华北、千祥、华昌等20余家，民族卷烟工业初具规模。至1927年，上海民族资本烟厂已由“五卅”运动前的14家，增加到182家，为原来的12倍。^[13]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华成烟草公司成为民族卷烟企业的典型。1916年香港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烟进口减少之机，来上海设厂，产品迅速向中国中部和北部推销，成为国内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卷烟企业。新组建的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于1924年4月在上海设立，初创时资本额仅为4万元，成立后公司注重改进品质，相继推出金鼠、美丽等品牌，销路迅速打开。“五卅”之后，“华商卷烟公司纷纷设立，南洋、华成两公司均添设分厂，以应需求，蓬勃之象，至为可观”。^[14]

设厂数量增加的同时，上海的民族卷烟企业在销售和盈利方面也获得了巨大成功。^[1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产品供不应求，销量激增，其上海总公司的销售额由1924年的1202万元激增至1925年的2020万元，增长68%。^[16]盈利也成倍增长，1925年盈利额达122万元，为上一年的254%；1926年盈利额上升到230万元，为1924年的479%，比上一年增长近一倍。^[17]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趁势增设汉口、上海浦东二厂，并在青岛、天津、济南、杭州、宁波、厦门、广州等地设立18处分公司。1925年，华成烟草公司年销量达到1.1万箱，盈利较上年猛增73倍。^[18]从1925年至1933年，在不到10年之内，资本由4万元跃进到360万元，提高90倍。据1936年底计算，资产总额已达到1239.8万元。^[19]销量方面，1926年为29270箱，至1927年提高为51284箱，1930年和1936年又分别上升到82780箱和140692箱，为1926年销量的282.82%和357.68%。^[20]除了上述两家，其他民族烟厂亦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从这一时期纸烟的输入和烟叶的进口也可以看出。1923年中国从美国、英国、香港等地输入纸烟10116百万支，1924年减至9753百万支，到1926年降为7739百万支；相反，1923年中国从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进口烟叶总值计1233万（海关）两，1924年增至2431万两，到1926年达2557万两，其中美国占到2307万两，占中国烟叶输入总额的90%以上。^[21]

图1-1 1908—1931年中国烟叶进口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1908—1937年我国烟叶的进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室藏英美烟公司抄档［72］14A1“中国烟叶输入的历史情况1868—1948年”，第28页。

1939年和1940年，各国输入中国的烟叶总量分别达到7700万磅和8700万磅。^[22]纸烟输入的减少和烟叶输入的增加，表明中国国内机烟投厂制造的迅速发展。1931年各省通商口岸出口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国内卷烟市场完全被外来的商品所占据的情形已与实际不吻合。其中卷烟制品，外国进口为13098662（平关）两，而国内生产则达99061794两，占据绝对优势。^[23]这一时期，卷烟机器进口的逐年上升也为上海卷烟工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表1-1 1929—1934年进口卷烟机器及其配件价值统计

许涤新、吴承明先生的研究表明，1920—1936年上海卷烟厂数、卷烟机数及职工人数均有较快增长。1936年比1920年卷烟厂数增加2.1倍，卷烟机数增3.5倍，职工人数增1.9倍。1936年资产比1930年增2.5倍，达到8400万元。^[24]1932年《中国实业志》载：“我国每年所出卷烟量，江苏省占绝大多数，而江苏又以上海占其主数。”^[25]1935年全国57家华商烟厂中上海有44家，约占77.2%；约为1991万元的华商烟厂资本中，上海一地有1899.2万元，约占95.4%。^[26]种种数据都说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卷烟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上海成为中国卷烟工业最主要的基地。

这一时期英美烟公司发展尽管受到国内反帝爱国运动打击，但是与民族资本烟厂相比，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管理方面，依然占有很大优势。1928年后该公司采取种种对策，利用降价、广告战等手段展开竞争，加上国民政府对国产卷烟不断增加税率等原因，国内提倡国货呼声虽未间断，但始终未能与外国资本形成强烈的竞争，这一时期仍然是英美烟公司一强独大的局面。1927—1937年，驻华英美烟公司资本额从17804万元增加到21554万元，增长了约21.1%。^[27]到抗日战争前夕，驻华英美烟公司资本已达到21554万元，职工总数2.5万人，比开办时增加了140多倍，在全国各地先后设有11个卷烟厂、6个烤烟厂、6个印刷厂、1个包装材料厂和1个机械厂。^[28]该公司在上海的扩展尤为明显，以卷烟生产主要设备卷烟机为例，浦东老厂开工不久即扩大为54部卷烟机，1919年浦东新厂建成，拥有卷烟机74部，1925年通北路厂（大英烟公司）开工，当时有卷烟机30部，到1935年增加至80台。^[29]销量方面，1902年在华销售卷烟1.2万箱（5万支箱），1919年销量增加到30万箱，1924年为63.4万箱，1930年达到87.7万箱，约是1902年的73倍。^[30]其实力之雄厚，为华商烟厂所望尘莫及。1934年9月，通北路厂的大英烟公司改名为颐中烟草公司（Yee Tsoong Tobacco Co.）。颐中成立时拥有资本金2.5亿元，除上海外在汉口、天津等地均有设厂，卷烟机375部，年制造能力10万箱（每箱5万支）。^[31]它继承了驻华英美烟公司，并将其原有业务进一步扩大。卷烟市场长期为英美烟公司等外商企业所垄断。1936年，上海4家外资烟厂产量为37.6万箱，占中外烟厂总量的49.5%。1937年，英美烟公司年产量达到87.2万余箱，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二。^[32]高生产和销售率带来的自然是高纳税额，以1936年为例，全国统税收纳额8584.3万元，英美烟公司缴纳5242.5万元，占到了国民政府统税收纳额的60%以上，因此其发言极为有力。^[33]

抗日战争以前，上海的民族资本卷烟企业获得很大发展。设厂数量增加的同时，从1924年到1936年，资本额、卷烟机数、产量及产值都有了较快的增长。“当时全国卷烟工厂共计56家，上海48家，占全国86.4%，资本总额19910252元，占全国95%以上，故上海卷烟业之盛，实为全国之冠。”^[34]与清末民初相比，华商企业的组织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新的经营理念如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有限责任、资本市场受到重视，公司制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中占据绝对优势。据调查，1932年上海的60家卷烟企业中有49家采用了公司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有44家，约占总数的73.3%。^[35]

表1-2 1924年与1936年上海卷烟工业状况统计

从表1-2可以看出，尽管华商卷烟业和外商还有较大的差距，但就华商企业本身来说，资本额1924年只有外商的11%，到1936年已占外商的21.9%，增加了近一倍多；产量已达到384600箱，比上海外商产品多出8297箱；产值为51798万元，仅比外商产值少166.3万元，几乎相当。而1924年华商烟厂产值比外商少3344.1万元，也就是说华商烟厂产值增加了2010.55%，其增长是飞速的，和外商企业的差距逐渐缩小。

抗战爆发前，上海作为全国卷烟工业“龙头老大”地位已经凸显。民族卷烟业势力逐步发展和扩张，但外商英美烟公司仍占有绝对优势。在市场竞争下，1932年前后出现“国货卷烟工厂外受经济之压迫，内感运输之痛苦，营业一落千丈，萌芽方茁，遽受打击。华厂停工，十居八九，工人失业，数以万计”^[36]的状况。总体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卷烟工业发展特点是以市场竞争为主，外资企业英美烟公司一强独大，南洋、华成等民族资本烟厂在竞争中求生存，构成了这一时期上海卷烟业发展的主线。

三 抗战期间的畸形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烟公司为首的外资企业极力拓展的同时，上海的民族卷烟工业亦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发展。从总的资本与产值来看，它与外商企业的差距正在缩小，假以时日，华商卷烟业当有与外商并驾齐驱之势，然而情势随着日本的侵略战争发生变化。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上海。紧接着“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侵占了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淞沪战后，上海遭受浩劫，金融停滞，工业凋敝，商业萧条，交通阻断，敌占区呈现出一派颓废衰败之象。战前未能内迁的南洋、华成、大东、华美、华菲等民族卷烟企业，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部分烟厂毁于战火，一部分被日军以各种名义劫夺，还有少数迁入未被日军占领的租界。在战火中所受损失最为严重的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39年1月上海《商业月报》载：“虹口百老汇路兆丰路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厂，当沪战剧烈时，曾被日方将内部重要机器间等焚毁，惟驱壳坚固，外表依然无恙。现该厂楼下，已被日军辟作野战邮便局。”^[37]战后上海工厂调查统计显示：“上海各华商烟草厂之资本总额在一千二百万元以上、规模较大之十八家中有八家被毁，损失数额逾五百万元。百老汇路的南洋烟草公司厂屋为受损最严重之一，其次为汇山路之华成烟草公司，此两公司从前共用工人约六千名；公平路之大东烟草公司亦受重损，杨树浦之颐中烟公司厂屋曾为炮灰击毁数处。”^[38]

在战火中南洋公司机器被毁，生产遭到破坏，只得遣散职工。华成公司由于全部物资均堆放在虹口仓库及厂内，几乎全部毁于战火。“当战事发生之前，全市开工之三十一家烟厂中，有十八家位在虹口一带，故受炮火毁坏，损失至巨，尤以南洋、华成两厂为最。南洋之厂屋机件率遭焚毁，此外如华美和兴中南亚洲新民华兴昆仑江南各厂，亦各有损失。”^[39]据不完全统计，上海17家民族资本烟厂所受的资本损失达1812.5万元，卷烟机损失数达272台。^[40]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租界内的民族烟厂及英美烟等外资企业由于得到英、美、法等国势力的庇护得以继续经营。1938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由于上海及周边战区人口纷纷迁入租界避难，人口的增加推动了对生活消费资料的进一步需求，这一时期上海曾出现过短暂的“孤岛繁荣”局面。卷烟业也不例外，由于商品供不应求，实力较为雄厚的南洋、华成等筹备在租界内建厂复工，租厂自制或请小厂代卷蔚为大观。南洋、华成、华美等烟厂都曾委托租界内小型烟厂代为卷制过。1940年，有史料载：“南洋厂于二十七年委托浙江德兴汇众各厂代卷；华成厂初由利兴代制，二十八年复托利兴代卷；华美初由鲁信代卷，继由大东及大东南两厂代制；华菲烟厂先由金沙代卷，本年则自行租用河南路厂屋复工。”^[41]大量难民的涌入为卷烟工业提供了众多廉价劳动力，而许多官僚政客、富商大贾及地方豪绅进入则使租界内有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这一时期租界内新烟厂陆续开设。烟草专家张逸宾统计，“其后新设者计二十七（1938）年一家，二十九（1939）年五家（日商占三家），三十（1940）年五家（日商占一家）”。^[42]许晚成1940年调查显示，全市大小烟厂多达72家。^[43]熊月之等主编《上海通史》统计，1940年公共租界新设卷烟工厂28家，华商烟厂占17家。^[44]据方宪堂先生的研究，1938年上海新设民族烟厂有汇众、信远2家，1939年增加至4家，1940年至1943年增加14家，1944年增加至19家。

表1-3 抗战期间上海开设的民族烟厂

续表

尽管研究与统计多有出入，但设厂数量的增加显示了这一时期上海卷烟工业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大。证券行情也说明了卷烟业的资金旺盛，以1938年6月的交易价为准，华成烟厂20元的票面涨至30元，增长50%。^[45]从盈利来看，南洋公司在1937年8月上海总厂被毁后另建新厂，到1940年“营业颇旺，获利亦丰，职员年底可得花红达十六个月之多”。^[46]

上海的卷烟工业在“八·一三”事变之前，基本只有华商和英美商人角逐，事变后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日商在沪东崛起，日本侵略者走向对上海卷烟业的统制和垄断。租界外的卷烟工厂有的遭到严重破坏，有的被日军强行劫收。“其在战区内幸获保全者，仅有华品华菲华东新华等数厂，但事后率被接管开工。”^[47]日本还利用伪税署对华商烟厂课以重税，“烟厂卷烟出厂，因统税征收至重，咸感不胜负荷之苦。盖卷烟价目，每箱在370元以下，须征税百元；在370元以上者，一律征收200元”。^[48]在这种情况下，大小烟厂数十家“因不堪负担，均忍痛暂行停工，以示抵制，所有职工亦均暂时解散”。^[49]这一时期，日商卷烟业规模迅速走向扩大。1940年底，有史料称“日商卷烟厂迄今计有三家共八厂。属于东亚卷烟会社者，计有华丰第一二厂，即系华东华品之原址；属于东洋卷烟会社者，计有华生一二烟厂，即系中原新华之原址；其第三工厂，则系正大橡胶厂之原址，其机件有一部分由华成南洋两厂所搬用。此外尚有共盛第一二三厂，规模亦大。”^[50]在此基础上日军组织当地日商成立了“上海日本烟草卷纸同业组合同业会”，控制原料，垄断生产。

表1-4 上海日本烟草卷纸同业组合同业会会员名单

上述烟草机构，以东洋叶烟草公司（株式会社）、东亚烟草公司（株式会社）、共盛烟公司规模最大。“八一三”事变前它们在上海的规模和业务均微不足道，事变后迅速扩大。东洋叶烟草公司在上海最初只设一个办事处，1938年2月拥有3个工厂，面积5000坪（一坪等于6平方尺），新式机器50余架，男女工人2600多名，年产香烟70亿支；东亚烟草公司过去在上海只有中和公司一个贩卖机关，事变后则拥有2个工厂，制造机器36架，年产量5亿支；共盛烟公司最初资金仅5000元，规模很小，事变后资本增加到100万元，拥有工厂3个，机器11架，年产香烟800万支左右。^[51]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进占上海租界，封锁货运交通，控制卷烟原料输入、生产和销售市场，英美的颐中、花旗烟公司所属3个工厂及附属企业均被其接管。日方认为，“因大东亚战争勃发，向来在中国保有着强固势力的敌美英托拉斯已经全面的退去的今日，而要继承其后日侨业者之生产扩充也是势所必至的”。^[52]日军侵占上海期间，通过强购等暴力方式先后建立起中支叶烟草株式会社、华中卷烟配给组合、中华烟草株式会社、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后并入中华烟草株式会社）四个大型烟业组织，对上海的烟草市场和卷烟工业实行统制和垄断。“大东亚战前，既已谋适应战争体制，举凡一切烟草之收买，输统送等事宜，悉由华中烟草公司，一手加以统制。战后，关于配给贩卖事宜，并已设置华中烟草配给组合，作为统制机构。”^[53]

以中华烟草株式会社为主体，采取统配、统购、统卖方式进行统制，中支那烟叶株式会社专事配给烟叶、纸圈等原材料。特别是1943年3月“华中卷烟配给组合”成立后，规定颐中烟公司及中日各厂商所有出品销行于华中之苏浙皖区者，悉须交由该组合实施配给，并公布各牌烟零售价之公定价格。^[54]以1943年12月30日成立的华中烟草配给组合为例，其资本共6000万元，其资本构成中，日商占到了四分之三，华商资本只占到四分之一。

表1-5 华中卷烟配给组合资本构成

利用强大的统制机构，日本压迫非日资卷烟厂，减少配给原料，限制出品价格，霸占卷烟市场，致使上海各卷烟商业务一落千丈，大批卷烟企业被迫倒闭。战前实力雄厚的颐中公司处于日本“军管理”之下，受生产统制，产品大部分供配给品之用。华资烟厂中少数几家如南洋、华成、福新、大东等勉强度日，大量私自制产的小型工厂，“观其规模，皆简单粗陋，缺乏组织，只可谓为家庭工厂耳”。^[55]而日本方面则拥有像中华烟草、大陆、合同、泰丰、新嘉、德昌、天华等大型制造工场，小型烟厂自由购入原料，各自制造贩卖，不受统制。据1943年统计，“华商生产量现仅有百分之七，敌占有百分之九十三云”。^[56]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上海的卷烟工业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战争初期遭到破坏，短暂的“孤岛”繁荣后是日本统制和垄断下的非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