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境下的多重博弈: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研究:1945~1949
- 魏晓锴
- 2060字
- 2021-03-29 19:08:48
三 研究主题的界定与解析
研究时段:研究选取“战后”即1945—1949年为主要考察范围,确切地说是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一时段是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统治的最后阶段。尽管时间很短,但这一阶段上海的卷烟工业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围绕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烟业界发生了一系列复杂事件。纵观这一时段,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上海的卷烟业还是在曲折中发展,而且其所创税收在战后国家的主要税种货物税中占据最大比例,成为国民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研究区域:本书选取“上海”作为研究范围,因为上海是近代中国卷烟工业的发源地和企业的聚集地。抗战胜利后,国内主要的机制卷烟企业仍主要集中于该地,选题考察的地域主要是拥有机器设备企业集中的上海市区。从战后上海市烟厂分布的情况来看,沪东地区大型卷烟企业比较集中,而沪西中小型烟厂林立。从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的调查来看,1946年拥有会员厂单位78家,1947年106家,1948年达115家。截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全市大小烟厂共有112家,其中仅有15家没有机器设备。
研究行业:选题选取“卷烟业”作为研究范畴,它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中兴起较早的门类之一。卷烟作为一种商品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中国的民族卷烟工业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上海。关于卷烟,《辞海》解释为:“卷烟,亦称‘香烟’、‘烟卷’、‘纸烟’,烟草制品之一。将多种烟叶抽掉烟梗,按配方配合,切成烟丝,拌加各种配料后,用卷烟纸卷制而成。除普通卷烟外,尚有药烟。”[63]《当代汉语词典》中“卷烟”是“把烟丝加入香料后,用纸卷制成一定粗细长度的细柱状或喇叭状烟支。包括香烟、雪茄等”。[64]《中国大百科全书》“卷烟”指“用纸条将切细的烟丝包卷成圆柱状的烟制品,又称‘纸烟’、‘香烟’,它是最主要的烟制品,占世界烟草总耗用量的85%以上”。[65]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卷烟只是烟草制品的一种,“卷烟业”不等同于“烟草业”,它属于烟草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卷烟生产外,烟草业还包括烟叶生产、烟机及卷烟纸的制造等。卷烟一般可分为三类:一为机制卷烟,纯以电力及机器制造;一为半机制烟,以人力挥动机器制造;一为手工卷烟,以人力为主配以简单工具制造。烟厂规模亦参差有别,有的有卷烟机器数十台,有的仅有一两台,自己不从事生产而为他厂代卷,有的只是手工卷制的作坊。本书“卷烟业”仅限于现代意义上的机制卷烟工业,不包括规模简单粗陋、缺乏组织的家庭手工工厂。因此,对拥有现代机器设备的卷烟企业是考察的重点。这些企业既包括南洋、华成等民族企业,同时也涵盖了外商企业英美烟(颐中和花旗)等卷烟公司,还涉及战后国民政府的国营卷烟企业——中华烟草公司,它们都在法律上进行了登记和注册,战后都加入行业内最大的非政府团体——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而且也曾同样面临发展机遇,还有面临税收、原料、工潮等困境。
研究对象:本书选取“政企关系”为研究对象。“政企关系”是指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其切入点主要围绕与卷烟工业密切相关的板块展开。除考察生产部门卷烟企业外,本书还将涉及卷烟工业的外围组织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企业的产业工会等。研究还重点分析政府的卷烟税收政策,卷烟工业主要原料包括熏烟叶、卷纸、钢精纸的供应情况,以及卷烟行业工人运动等。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政企关系,既属企业史,又是行业发展史,对卷烟业政企关系的考察,为行业发展脉络提供重要的论证支撑。战前上海卷烟工业发展特点主要以中外企业的市场竞争为主,战后虽然也存在竞争,但不论是民族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整个行业发展面临着共同的困难和问题,维持自身生存成为一种主要的集体行为,构成行业发展的主线。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在战后规模和职能迅速扩大,成为卷烟企业集体利益的代言人,故研究选取其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从深层次讲,战后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的行为及影响非常之多,这里重点探讨其为行业争取利益及处理应对业内工潮方面。同样,战后上海卷烟业工人运动的内容及影响非常之多,本书主要探讨其工会组织及“年赏”工潮中的反应。
选取中华烟草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也有其特殊性,它成立于国民政府烟草专卖制度取消后,是在战后接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海唯一一家国营生产性事业单位,并且在国营事业民营化的浪潮中,陷入旷日持久的承购权纠纷,一直到国民党政权在上海统治的结束。中烟公司的成立、发展、兴盛、衰落贯穿于整个研究时段(1945—1949),纠纷最终不了了之,折射出战后“国营”企业发展的“另类困境”及政企互动。
影响企业发展主要有两大要素,一是政府,二是市场。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的影响因素较多,之所以选择税收、原料、工人三个对象,是因为企业外围的税收、原料问题,内部的劳资关系都受到政府政策的深刻影响,处于内战的大背景下,都与市场因素紧密相关。另外,从当时行业及媒体反映来看,税收增加引发的政企矛盾、原料紧缺引发的行业矛盾、工资年赏引发的劳资矛盾构成了制约战后上海卷烟业发展的主线。本书的“博弈”正是围绕制约战后上海卷烟业主要矛盾展开,它将作为考察卷烟业政企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并非侧重从经济学“博弈论”的角度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