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宋强博士让我给写个序。我很乐意，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我指导的博士毕业生，更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年轻学生中敢于触碰公民教育这一极具挑战性选题的并不多。公民教育研究的挑战性不仅在于其涉及很多敏感话题，更在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具有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哲学方面的素养。宋强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并不具备公民教育研究的太多基础，但令我欣慰的是他敢于并乐于接受挑战，体现出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应有勇气。

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对公民教育的研究相对薄弱。而且起初的公民教育研究大多或为体现研究者个人反思的规范性研究，或为对国外公民教育的描述性介绍。尽管这是公民教育研究起步阶段的正常现象，但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公民教育研究，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需要做，其中就包括对世界各国公民教育实践的历史研究和对公民教育领域中的主要流派或思潮的理论研究。在历史研究方面，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已经毕业的几个博士生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公民教育进行了历史考察，有的已经出版，有的将收入由我主编的《世界公民教育史研究文库》中。在某种程度上，研究公民教育思潮更具挑战性。迄今为止，宋强博士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中唯一一个挑战公民教育思潮论文选题的学生，不畏艰难的精神着实可嘉。

现代公民资格是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的，它关涉的是民族国家范围内公民个体与国家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现代公民教育也因此主要是由民族国家主导并为了民族国家而开展的一种教育。然而，伴随国际化乃至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发展，地球村和“世界公民”“全球公民”之类的概念应运而生，民族国家以及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的现代公民教育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公民”或“世界公民”教育是否必要而且可行？民族国家认同与全球认同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呼唤理论的回应。在此背景下，“世界公民”教育（或“全球公民”教育）思潮逐步形成并壮大起来。宋强博士的著作所关注的正是这一“世界公民”教育思潮。

宋强博士的著作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维度对“世界公民”教育思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所谓“是什么”维度的考察，就是对思潮的主要观点或主张进行解构（第五章和第六章）。该著作从公民资格观和公民教育观两个方面对“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并未就“世界公民”教育思潮而论“世界公民”教育思潮，而是将其置于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公民教育思潮比较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以凸显“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理论定位或特征。作者也并没有满足于对“世界公民”教育思潮观点本身的分析，而是将该思潮放到特定的时空与思想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揭示“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为什么兴起并发展起来，以及为什么是这样一些理论主张。这就是本著作所谓的“为什么”维度的分析（第三章和第四章）。“世界公民”教育思潮对世界各国公民教育实践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已有的“世界公民”教育实践效果如何？关于“世界公民”教育思潮，都存在什么样的质疑或争议？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思考或研究“世界公民”教育思潮不可回避的话题。毫无疑问，该著作也在第七章对此进行了考察和梳理。这就是本著作所谓“怎么样”维度的考察。总体而言，全书逻辑清晰，结构安排得也较为合理，对“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分析也比较全面。

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即使是全脱产攻读，也未必都能够在学校规定的最低修业年限内顺利毕业。宋强作为一个在职博士研究生，为了完成博士论文研究，克服了很多困难，不仅在学校规定的最低修业年限内提交了毕业论文，而且在CSSCI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坦率地说，他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超出我的预期。然而，对于一个青年研究者，我们给予他的不应该仅仅是鼓励，还应该有源于对其更高期望的鞭策。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该著作并非毫无瑕疵。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著作对于“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的分析在逻辑缜密性和理论深度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并不是其关于“世界公民”教育思潮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新起点。我也相信该著作的一些不足在其以后的研究中会逐步得到弥补。著作的出版是更广泛地求教于学界同人的重要契机。因此，我乐见宋强博士有这样一个机会。

饶从满

于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2016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