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超在时务学堂宵旰劬力，积劳成疾，庶几大病而死，乃于戊戌春返沪就医。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大好山河犹在，孰不谓有国破之忧！舟次启超不禁又与同志慷慨论救国事：“我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义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须尽力进行。然此时方为吾辈最艰苦之时，今日不能不先为筹划及之，人人当预备有此一日，万一到此时，不仍以为苦方是。”[1]
迨至沪上，与妻女团聚。枕席未热，厥病未瘳，因乃师南海先生办保国会于京师，此事孔急，颇需徒侣襄助，爰应师命，由康广仁幼博陪护，旋即北上。
幼博提及此行有言曰：“弟此次三月来京，其始专为卓如病，以伯兄爱之，故弟护视其病。万里北来，亦以卓如固请不能却之。”[2]而不意幼博此行终成义烈。
保国会云者，其创设，实出于形势所迫。
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值光绪二十三年（1897）杪，德国人借两传教士被杀，速令三艘巡洋舰，发吴淞口而北上，直闯胶州湾，强迫清廷签订《胶澳条约》，划胶州湾为德国租借地，以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俄国人以抵制德国势力扩张为由，亦复强租旅顺大连湾，划东三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人食髓知味，更租威海卫，划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人占据越南后，又取得清廷海南岛不割于他国之保证，强租广州湾，划两广、云南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亦不甘人后，迫使清廷作出不割让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带与他国之保证……呜呼哀哉！中国将亡于不崇朝间！
事变綦急，京师人人震恐，然则亦但作楚囚，束手待亡耳。唯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以为开会者，则声气易通，讲求易熟，庶几可厚保国基础。尔乃首倡粤学会，数日一集。既而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相继成。又鼓动直隶、湖南、江西、云贵等地，令各开会。曩者被禁之强学会，今则余绪又张。
光绪二十四年春，会试期近，各地举人云集北京，虽怀春闱入第梦，然亡国之危迫于眉睫，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愤。时康有为因上书遇挫，正欲归粤中草堂传道解惑，旋“以公车咸集，欲遍见其英才，成一大会，以伸国愤，由是少盘桓焉”[3]。
启超到京后，馆于南横街关帝庙寓所，扶病赞画奔走。“乃定于（按：三月）二十二日开保国会于粤东馆。为草定章程，士夫集者数百，投筹公举演说，举吾（按：康有为）登座。楼上下人皆满，听者有泣下者。盖自明世徐华亭集灵济宫讲学后，未有斯举也。二十五日再集于嵩云草堂。二十九日再集贵州会馆，人皆逾百数。”[4]
方当第二次开会时，启超登台演讲，其言曰：“执豕于牢，尚狂掷而怒嗥。今数万里之沃壤，固犹未割也，数万万之贵种，固犹未絷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气吞声，死心塌地，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谓是自求祸也！《论语》之记孔子也，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夫天下事可为、不可为，亦岂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5]
闻启超慷慨陈词，参会者无不为所动，有人甚乃感佩。辇毂之下，康、梁诸公敢于犯冒严谴，成此异举，实深不畏强御，令人钦仰。
受康、梁鼓动影响，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相继成立，保国、保种、保教之思想，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此亦无可避免引起守旧派恐慌，渠辈极尽攻讦之能事，诋康梁目无君上，邪说诬民，其患不可胜言，力请查禁。第光绪帝烛照明决，以“会能保国，何可查禁”一语，使保国会免蹈强学会前辙。然谤言塞途，“言者既多，虽向号开新之人，以开民智救国难为事者，亦且惊惑于众论，或疑其无益，或哂其多事，或疑其虚论而无实事，或疑其不必骇众而贵名，或以为不必骜愚而饰智，亦复冷讥而薄诮之”[6]。更有如李盛铎[7]者，原为保国会发起人之一，骑墙觇风，当势不利己时，立即退会，并上奏折弹劾。至此，保国会已形同虚设，无疾而终。
外患日迫，国之鱼烂瓦解，有若旦夕，然士人汲汲于图存之路，人微言轻，天听难及，其志不终能逞。而贵若天子，古往今来，独谁愿做亡国之君哉？时光绪帝亦颇欲趻踔蹈厉，第苦于臣工老耄，维新乏才。适逢日本中兴名相、曾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伊藤博文[8]来华游历，竟有好事者上书，奏请皇上明降谕旨，令伊滕预备召见，宣中日和睦之谊，询彼国变革之序，甚乃留其为相，助我变法。光绪帝居然召见，并说：“目今我国改革，迫于必要。朕愿闻贵爵披沥其意见，请贵爵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伊滕答：“敬奉谕旨。王大臣如有谘询，臣依实际所见，苟有利于贵国者，必诚心具陈。”[9]
此情此景不可不谓凄惶、反讽，虽其事果不成，而光绪求才变法之决心，昭昭于天下。四月二十三日，乃下诏明定国是：“朕唯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10]
国是诏既下，举国欢欣，侍读学士徐子静致靖[11]乘时奏荐康南海、张菊生元济[12]、黄公度、梁启超等。其言略为非变法则不能自强，而非得人则亦不能变法。其揄扬南海：“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13]，又称美启超：“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14]
徐折入当日，光绪帝即传上谕，着工部主事康有为、着刑部主事张元济，于四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看具奏。
五月十五日，启超即蒙光绪帝召见。
按清朝成例，皇帝召见臣工，凡在四品以上。而召见小臣，则自咸丰以后四十余年未之见。而以布衣之身觐见皇帝，阅大清数百年所未有也，亦显见德宗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
此次召见，无由得详，仅于《戊戌政变记》中粗有所述：“梁启超以是日召见，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15]
所谓“大加奖励”，即于当日奉有光绪上谕，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启超所受职位品秩不高，颇出人意料。礼部主事王照[16]有解语：
“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不快而罢。”[17]
虽然，启超从乃师之后，翊赞变法不少怠，即如念兹在兹之废科举一事，乃上《请变通科举折》，其披沥渎陈之言，有若空谷足音：“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昔我圣祖仁皇帝已赫然变之矣。然此后复行之而无害者，窃谓当闭关卧治，士民乐业之时，无强敌之比较，无奸宄之生心，虽率由千年，群愚熙熙，固无害也。无如大地忽通，强邻四逼，水涨堤高，专视比较，有一不及，败绩立见，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18]
启超曾与夏曾佑书时，亦颇自矜诩，谓“新政来源多令出我辈”云云。
自四月二十三日定国是以降，新政诏书达百有余件，综之，约略为：设制度局，裁撤冗员；废除八股，讲求实学；取消书院，倡办学堂；草民上书，广集嘉言；编制预算，改革财政；通邮通讯，畅达信息；鼓励开矿，修筑铁路；振兴农工，促进商贸；仿效西方，训练新军；旗人削权，自谋生计，等等。
革新事务虽曰繁巨，唯变官制、裁冗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自裁官令下后，衮衮诸公失所恃，惶惶不可终日，而汲汲焉奔走趋跄，大有与维新者不共戴天之势。
然究其根本，官制之变，冗员之裁，实为帝党与后党权力之争。
先是，定国是诏发四天后，慈禧太后即强迫光绪帝连发三上谕：一命翁常熟开缺回籍。此举可断上之奥援。二调直隶总督王文韶[19]入值枢廷，遗缺由荣禄[20]署理。此举可逞天津阅兵武力废立之谋。三令在廷臣工遇有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或满汉侍郎，均须恭诣太后前谢恩。此举意在广植力量，呼唱有人。政变之祸，实早伏于斯矣！
迨光绪帝超擢四京卿值军机处、革礼部六堂官以诫谕群臣，帝后矛盾业已达于沸点，尔乃有湖南举人曾廉[21]竟至上书请杀康有为与梁启超。
值此生死存亡之秋，南海弟幼博与友人书，多有看破玄机之语：“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也。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伯兄非不知之，唯常熟告以上眷至笃，万不可行，伯兄遂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22]
七月二十七日，光绪帝欲开懋勤殿，遴选李端棻、徐致靖[23]、宋伯鲁[24]、梁启超等数十通国英才入值，共议制度，以备顾问。兹事体大，上于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
是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25]。时天津阅兵武力废立之耳言益急。
请命不成，光绪帝翻被留园钤束，乃犹作困兽斗，传密诏于康有为，曰：“朕唯时局艰维，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26]、林旭[27]、谭嗣同、刘光第[28]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29]
康、梁、谭等读诏，巨踊号呼，泣不成声！
哭绝代之明君，遭此阳厄，痛变法之大业，遇此挫衄，伤同志之努力，且化乌有。
“袁幕府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30]
痛愤恻怛，又奈之何，目下须速筹因应之策。谭嗣同断然提出举兵勤王，由嗣同诣访袁世凯，晓明大义，杀荣禄，除旧党，劫太后，迎圣主。
嗣同跃跃然，启超、幼博殊觉不妥。袁世凯城府极深，为人狡黠，不能托于大任。林旭亦频为复生言之，此人不可为凭，并写诗以董卓、袁绍故事加以婉劝：“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31]
无如救主无门，哓哓空言，于事无补，岂若冒险一掷，晓明大义，或可成于万一！
注释
[1]狄楚青：《任公先生事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2]康幼博茂才遗文：《致易一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3]《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康有为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4]《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康有为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5]梁启超著，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7—28页。
[6]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国闻报》所载《开保国会事书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7]李盛铎（1859—1934），字义樵，又字椒微，号木斋，别号师子庵旧主人、师庵居士等，晚号麂嘉居士，江西德化县（今九江市）人。近代中国藏书家。历任清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江南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京都大学堂京办、顺天府府丞、太常寺卿、出使各国考察政治五大臣之一、山西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职。民国后，又曾担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政、农商总长、参政院议长、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
[8]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第一个枢密院议长，第一个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创始人，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登上东亚头号强国位置。1909年10月，为朝鲜独立运动者安重根刺杀，时年68岁。
[9]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10]《光绪政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11]徐致靖（1844—1917），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光绪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至内阁学士、署理礼部侍郎。清末维新派。著有《上虞县志》《奏议》《仅叟诗文》若干卷。
[12]张元济（1866—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甲午战后，首倡通艺学堂于北京。戊戌变法时任刑部主事，充总署章京。辛亥革命后，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有年。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1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16]王照（1859—1933），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直隶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百日维新中，任礼部主事，应诏言事，超擢赏给三品衔。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官话字母”方案制订人。
[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18]载天津《国闻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5页。
[19]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庚虞，又号退圃，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咸丰二年进士。任户部主事，同治间授湖南巡抚，光绪间任兵部侍郎，直军机，后任云贵总督，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奏设北洋大学堂、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等，旋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至政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
[20]荣禄（1836—1903），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以荫生晋工部员外郎，后任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出为西安将军。因受慈禧太后青睐，留京任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戊戌维新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编有《武毅公事略》《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
[21]曾廉（1856—1928），字伯隅，湖南邵阳（今邵东县）人。光绪二十年举人。翌年会试后，任国子监助教，参与编修《大清会典》，为大学士徐桐赏识。戊戌维新运动中，曾上书朝廷，指责康有为、梁启超为“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光绪二十八年曾因支持义和团而获罪，遂隐居贵州锦屏县梅屏山下，筑“掘阅园”从事教学与著述。著成《元书》102卷，1911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证》4卷。
[22]康幼博茂才遗文《致易一书》，《戊戌六君子遗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23]徐致靖（1844—1917），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德宗光绪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至内阁学士、署理礼部侍郎。
[24]宋伯鲁（1854—1932），字芝栋，一字芝田，亦署芝钝，陕西醴泉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入词林，与杨深秀合疏弹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戊戌变政后，遄回原籍，致力诗、画。著有《海棠仙馆诗集》《清画家诗史》等。
[25]梁启超：《谭嗣同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26]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内阁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其卓越才华与品格深得张之洞敬重，成为张府重要幕僚。变法期间特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杨叔峤诗集》。
[27]林旭（1875—1898），字暾谷，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官内阁中书。康有为组织保国会时他为该会“始倡董事，提倡最力”。变法时，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为戊戌六君子之一。遗著有《晚翠轩集》。
[28]刘光第（1859—1898），字裴邨，四川富顺人，于光绪九年中癸未科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戊戌年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清末维新派著名爱国诗人，“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衷圣斋文集》《衷圣斋诗集》。
[2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30]《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康有为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31]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