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问题的探讨，一直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其中有经济学研究者，有历史学研究者，有文学研究者，有管理学研究者，有体育学研究者，有建筑学研究者等等。在研究对象相对固定的前提下，不同学科的学者或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审视自己既有研究的新方向、新方法，或从自己既有研究领域出发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等，这在壮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队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究竟该如何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就现有的研究而言，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体研究的成果较少，关注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的研究较多，而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体研究者多是由民俗学学者转阵而来，从事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研究者是由一些民间艺术研究者转阵而来，更有一些从事文化管理的学者型官员投身其中，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队伍不断充实，相关研究路径各有千秋，相关的研究方法形式多样，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仁智互见。但是，我们也发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理论研究依旧相对匮乏，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与物质性，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及方式、保护力量等等，尚未有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多是各路研究者自说自话。一个独立客观的研究对象，一个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一套完整成熟的基础理论，一支稳定的研究队伍，是一个学术研究热点必备的要素。客观而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尚未完全具备。

张兆林等青年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说是偶然，因为张兆林等青年学者原来所从事的专业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无关，而是五六年前自发转向而来，而后一直坚持并积极探索。说是必然，因为我单位原本就有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有关研究所甚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建立，多位教授也一直保持着浓厚的研究热情。这恐怕也是激发张兆林、齐如林、束华娜等青年学者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

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社会力量作为研究对象，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量的划分尚未定论，就择其中的一个部分予以研究，并将一个尚未形成定论的部分又予以细分，这着实是个难题。张兆林等同志选择了这个难题，并勇于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究，这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我不是说其研究成果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其研究方法是否完全恰当，但其研究过程及在该过程中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是应当予以认可的。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多种力量参与其中，由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高等教育、民间资本、行业协会等组成的社会力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在众多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又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回应生产性保护、产业化、融媒时代、大数据时代等等系列问题，思考并分析上述问题，并将思考与分析的成果梳理成文，是张兆林等同志三五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几许尚有待学术界评论，但其对这项研究的学术热情和执著信念是我们所期许和认可的。

在与张兆林等同志交流时，其多次谈及诚心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也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并希望在与众多智者贤士的交流中不断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推动他们这个课题组不断反思已有的研究方法与建构思路，从而不断调整完善今后的研究进路。这种勇于剖析自我、勇于自我反思的态度，应是其做好后续研究的良好开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场文化保护运动，而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新模式。保护只是一种方式，保护是为创造新文化奠定基础和提供资源。如何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将其相关资源应用到我们的艺术设计、艺术产业中，更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研究现实问题，并在现实中研究，应是学术研究的趋势之一。期待更多能够研究现实问题的学人，期待更多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成果，期待我们的文化事业更进一步！

谨以此，是为张君序。

钱品辉

2016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