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关中^[13]文学的地域性

文学与地域有着“血缘”关系，同一地域文学家有着相近的审美情趣和创作风格，进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学流派。美国人类学家C.恩伯曾说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人们对一定环境的反应却有着严密的一致性，这是因为他们共同享有相同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这些便构成文化。”^[14]C.恩伯的这种文化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地域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而地域文学是地域文化的一个表现方面。明清文学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地域文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文学格局，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明清文化重心的下移及地域文化蓬勃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地域文学有着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诗经》中的《国风》已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文学特征，在以后文学发展过程中，这一特征更为明显。秦汉的文人对人、地关系，地域与文学的关系都有较为系统的论述，诸如《孔子家语》、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曹丕的《典论·论文》等都述及这一问题，这一时期阐述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文学风格的地域性特征方面。创作者的地域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毋庸置疑，但作为一种理论尚未明确提出，这一传统直至宋代。祝尚书先生的《论文学的东西差异》一文，立足中国古代文学中经常论及的文学南北差异（诸如王鸣盛《蛾术编》卷二《南北学尚不同》、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对南宋文学的东西差异进行了研究，提出“南宋四川与东南部地区，在文学内涵、文风及体裁、文学运动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少差异”、“统治集团排斥蜀士”^[15]的观点，这两个问题分别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与政治史是一个普通的话题，但统一起来考察，可以看出士人文学地域意识的逐渐觉醒，此后南宋的地域性文学团体也开始逐渐建立，如“江西派”与“江湖派”。明初开国，由越派、吴派、江西派、闽派、五粤派瓜分诗坛的局面，可以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预示了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清代的文坛基本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16]，在关中地区就形成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时期的“关中十才子”（见王世懋《康对山集序》），清初的“关中三李”（见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关中五虎”（见刘绍颁《二南遗音》）、“关中四子”（见徐世昌《晚晴簃诗话》）、“关中四杰”（见《松花庵全集·诗草》）。乾隆时的王鸣盛则明确提出“三秦诗派”的概念（见王鸣盛《刘戒亭诗序》）。这些称谓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说明关中士人的地域意识明显，文学的创作风格趋于一致。同明清文学地域化的文学发展轨迹相符。

明清关中文学实力限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孱弱，同汉唐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基于历史上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关中士人强烈的历史意识，文学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风格还是体裁，都尊崇秦汉，首推盛唐，这也是他们能在文学复古运动中异军突起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在和其他地域文学交流和实力角逐的资本。正嘉以后，随着关中士人逐渐远离政治中心和文坛中心，他们之中不再产生一呼百应的文坛领袖，在江南士人主持文坛的情况下，关中文学的特质也逐渐受到冷落，甚至受到情绪化的指责。不过关中文学的“基因”已经深植于关中士人的心灵深处，在同外界文学的交流和互动中，一方面汲取外部文学的营养；另一方面坚守自身文学的特质，使其绵延不绝，现当代陕西文学的发展和文学“陕军东征”所产生的文学效应，正是基于对关中文学“质实”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原因，对明清关中文学进行一次“长途跋涉”的考察，试图全景展现明清关中士人生活境遇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丰富关中明清文学研究的内容。由于研究的领域较为广阔，要精准地把握每一个环节有一定的难度，同时研究过程中未能按照传统文学史以时间顺序为主线，辅之以作家的创作背景及对文学作品分析的研究方法来进行，主要围绕士人生活的场景和生活的方式展开，突破时间主线，跨时空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问题意识明显，研究问题比较集中，是当前文学史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相较于传统文学史研究过程中时间的连续性和结构逻辑的严密性方面略显不足。两种研究方法各有优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尽管竭力追求完美，但总感挂一漏万。作为一次有益的尝试，我期待来自方家的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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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晓明：《文学生态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第18页。

[2] ［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2页。

[3] 余晓明：《文学生态学研究》，第15页（在后文注释中，同一文献重复出现，现代作品只标明作者、著作名和页码；古籍只标明作者、析出文献、原著及卷数，有页码的影印本亦标出页码）。

[4] 周晓琳：《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5]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论第13页。

[6] 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文艺报》2006年6月1日。

[7] 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8] 周晓琳：《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9] 余晓明：《文学生态学研究》，第29页。

[10] 周晓琳、刘玉平：《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1] 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2]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第3—4页。

[13] 在明清人的观念中，“关中”基本与“陕西”同义，康海曾云：“己卯乡试。提学大复何子景明试竣西归。语余曰：‘关中吾得二人，陇州阎倬、延安董珊，子幸识之，后关中称名士者必二人也’。”此处之“陇州”、“延安”分别在今之甘肃、陕北。明代陕西布政使司（陕西行省）自洪武二年（1369）初置以来，共领八府，分别是西安、凤翔、汉中、延安、庆阳、平凉、巩昌、临洮。清代康熙六年（1667）陕甘分省始，至光绪元年（1875）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奏请完全分离。1929年，民国政府又从甘肃分出青海和宁夏两省区。本书之“关中”沿用明清人之观念。

[14] ［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15] 祝尚书：《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16] 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