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关中文学版图

关中地区作为中华民族和文化发源地之一，经历过辉煌，作为周、秦、汉、唐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唐中后期以来，这种优势逐渐丧失，经济日渐衰落，文化的中心地位不再，文学的氛围和实力江河日下。从纵向考察明清关中的文学版图可以看出这一景象，其实力已无法与江南文学的实力相抗衡；从横向考察可以看出其地域性的特征更加显豁，成为明清地域文学中的一部分。

一 明清关中的经济与文运

经济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很大的制约作用。经济富庶的地方，不仅可以满足文学家的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更为文学人才的发展，诸如读书、旅行和写作等提供必要的生存之需。一般而言，经济落后的地区，本土文学的整体水平也相对偏低（具体体现为作家、作品数量少），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之一，哪怕是最优秀的作家，单凭个人力量也难以在短期从根本上改变落后地区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1]。

当代学者关于文学地理的研究表明，由经济原因所导致文化中心的转移，使文学家的分布中心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成为文化中心地位确立与转移的重要因素。20世纪初，刘师培曾对南北文学之变进行了阐述：“古代之时，北方之地水利普兴，殷富之地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启，文学易输。后世以降，北方水道淤为民田，而荆、吴、楚、蜀之间，得长江之灌输，人文蔚起。”^[2]21世纪初，沛然等也撰文指出，从先秦到隋唐五代前，中国文学中心基本上定位于以中原为核心的黄河流域；从五代十国一直到近代，中国文学中心转移到以江浙为核心的长江流域，并长期稳定下来^[3]。从中国古代作家的分布图上不难看出，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和广东地区在历史上先后属于作家的多产地^[4]。

关中地区在周、秦、汉、唐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一直是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而存在，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就已概括出这一点：“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5]；“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6]尤其是唐代初期，由于社会安定，水陆交通发达及西域商路通畅，关中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武则天时的崔融描述当时水路交通时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7]长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商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8]，李世民《帝京篇》中的这两句诗，无疑是对长安地理和政治作用的正确描写。这一状况也促使关中地区成为当时文学的中心，文学总体实力和氛围盛于江南。

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关中地区由于屡遭战争破坏，逐渐走向衰落，国家的政治中心移向黄河下游洛阳、开封一带，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北方士人也大批向南方迁移，这就使得中唐以后南方文学家开始增多，同时也为两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向南转移奠定了基础。元代由于蒙古贵族的统治，关中地区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不少州县“村人尽死于兵，庐室尽毁”^[9]。唐龙在《正学书院续记》中也指出：“陕西，古雍州也。自昔冯翼之贤，生于王国，冠带之士，环诸桥门，名物肆陈，典彝丰郁，彬彬乎，蔼蔼乎，不可尚记已。既元孽窃运，雄据百二之形。戎寇穴于门厅，兵刃接于原野，诗书煨烬，贤献逋逸，菁莪朴棫之化，蒿焉亡矣。”^[10]

明代关中地区作为国土的防御前沿，承担着繁重的军资供应与运输任务，“陕西为天下重地，西安一府又为陕西根本重地，三边仰给，多系于此。兵荒之后，民穷财尽，加以边防多事，粮草催征，势不可缓。不幸亢阳为虐，雨泽愆期，夏麦既已不登，秋田又失播种，百姓嗷嗷，流离载道”^[11]，这对本已凋敝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杨一清巡抚陕西，初入关看到这样的境况：“入关之初，……耳目所及，凋敝之状，已不忍言，而穷边数千里未经耳目者，当复如何？良可忧惧。”^[12]吕柟根据亲身经历也说：“凡三边之远，皆关陕八府之民所供馈者也。故自潼关以西，未别则男舂粟，曰将以食边也；未寒则女织布，曰将以衣边也。然粟至而或卒无斗釜之入，布至而卒或无寻丈之惠，盖率公以先扣，缘役以预夺矣。”^[13]梁材《议覆陕西事宜疏》中说：“陕西外供三边，较之他省，已为偏累，近复固原总镇，是以一省之民而供四镇之军饷，况南有洮岷，北有环庆，举皆仰给，其何以堪。以故流离转死，田土日荒，逋负日积。”^[14]

清朝前期，由于政府对西北、西南地区多次用兵，军粮各种物资的运输，陕西首当其冲：“西北用兵，供亿浩繁，稍不慎即偾事祸”，“关西民力已竭，运饷千里之外，兼以蜀道之险，米一石遂费至十二金”^[15]。“回忆康熙十三载，滇水告变，祸延秦凉，荏苒迄今，吾父老子弟负糗粮，而辇刍粟，车牛数十万弃诸道路，而老羸有不归者，少壮且敬而亡他矣。”^[16]明代对西北边防的积极防御及清朝对西北疆域的奠定，关中地区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它极大地扰乱了陕西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消耗了陕西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明清鼎革之际，关中地区困于兵火，民不聊生，商品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陕西各地“民化青磷，田鞠茂草，盖无处不有荒田，无户不有绝丁也”^[17]，如明中期以来以奢华著称的泾阳，“万历末一尽于焚掠，再困于凶侵，不待挽奢为俭而人力已殚尽矣”^[18]。澄城县明万历年间共有10303户70685口，清顺治初，“除节年兵荒，逃亡过半，实有户共一千八百二十有四”^[19]，仅为万历户数的17.7%。三水县明末全县共分十二里。明清鼎革之际，“惨遭寇掠，逃亡过半，仅存四里，亦无全家全户”^[20]，户口损失三分之二。

除了战争因素，频繁的自然灾害也严重地破坏了关中地区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商业规模和东南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有人做过统计，在明代277年间，陕西共发生自然灾害168次，平均每隔两年一次，有的每年多达数次，更确切地说，每26又半月就会发生一次大的自然灾害^[21]。自然灾害发生后，在赈灾活人的大事面前，经商所盈的大部分资产耗散殆尽，这是明代陕商盈利未能大规模转化为工商业投资的一个特殊原因，因此在明代著名商人事迹中，他们的活动莫不同赈灾济荒相联系。耀县乔世宁之父“积粟数万石，岁薄取其息以赈饥人”^[22]。高陵刘邦贞为“邑之第一家”，“贷粟散财，多不取利，焚券舍金，亦屡千计”^[23]。

关中地区经济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同交通的封闭有一定的关系。唐以前统治者考虑到国之首都的关系，曾经对这里的交通路线进行大规模的修筑。唐末以至明前，随着西安国都地位的丧失，交通一度荒废，无人整治。关中士人张治道曾在《太微嘉靖集》卷六《钱议》中指出：“关陕偏出西北，阻山带河，号为四塞，舟楫靡通，商贾罕至，帝都则富甲天下，分省则贫守一方，丰年仅足糊口，稍旱坐以待毙……为今计者，有曰开河通舟楫。”^[24]自元代开通的京杭大运河即成为沟通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直通京杭南北的重要通道，而原本长安—洛阳都城圈与建康—临安都城圈的西北与东南的对角互动即变为京杭南北流动。本时期重心的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元代，重心在原南宋形成的临安首都圈；二是明代，重心在南京都市圈，其中以苏州为主角，常州、松江、扬州等环绕南京构成强势都城圈（明初）和陪都圈（永乐年间后）；三是清代，重心在苏州与杭州两相对应，两地同为江苏、杭州巡抚驻地，拥有著名文学家不相上下（分别为178人、173人），然后由常州、嘉兴、扬州、松江、绍兴等一系列强势府州环绕之^[25]。

交通发达的地区不一定全是文化发达的地区，但是，凡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则一定是交通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地理上的开放和经济上的丰裕，为文学的交流和建设提供了至少两大优势：一方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保障，另一方面也使文学在内容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交通发达地区也是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人口的流动性较大，不断激发新的文学体裁和题材，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大量的接受群体。

二 文学力量的倾斜

对明代特定区域范围内经济文化状况与文学的变迁估计，一般有以下几个参照系：一是人口的密度；二是城市的繁荣程度；三是科举的名额及中试的人数；四是文化传统。根据这几个方面的情况，大致可以看出明代各地区城市经济的差异。在人口的分布方面，梁方仲先生根据《明史·地理志》的记载，测算了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弘治四年（1491），万历六年（1578）三个时期南北直隶及各布政司的人口密度，统计数据如表1-1：^[26]

表1-1 南北直隶及各布政司的人口密度

续表

在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人口数量之间，通常呈现正比例关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大，数量多，因此产生杰出人才的概率从理论上讲比较大，经济落后地区比较小^[27]。从历史文化版图上来看，中古以前黄河以北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学术文化发达，精英阶层萃聚。但这一学术文化的高地同时也是政治集团利益角逐的重地，虏马胡将与汉廷权臣交替作乱，河北关中大好河山竟沦为左衽。自永嘉之乱，出现了重大的文化裂变，开始了中原大家世族避乱南迁的历史过程。后来，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和靖康之变的南渡，这一历史过程才大致宣告完成。永嘉衣冠南渡后，北齐颜之推所伤感的“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28]，这种情况反复轮回，恶性发展，带来的后果不但使政治颓败，经济崩溃，民生潦倒，同时以文明程度较高著称的中原地区社会各阶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的分化，虽然一部分仍是礼教的坚持与守护者，但也有一部分逐渐“习性于夷而疏于礼”。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有“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习既久，民习于夷”^[29]之说。南宋初期，随着更大规模的靖康渡江南迁的终结，建炎年间已形成了“平江（治今苏州），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30]的局面。这种文化士族精英在江南的大汇聚，实际上宣告了中国文化中心的大转移。《北齐书》记载江东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31]。自南宋迁都杭州，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元代北弱南强的局面更为明显。虽然在教育方面，每年国子监生五六百人，北人济济，南人仅数名而已，但江南已成为全国文化昌盛之地。清朝科举自顺治丙戌至乾隆乙卯，共开61科，其中中状元者江苏36人，浙江15人，安徽3人，山东2人，江西、湖北、广东、陕西各1人。中榜眼者江苏19人、浙江19人、安徽6人、江西3人。探花者江苏30人、浙江17人、安徽3人、江西2人，而余省无几^[32]。

明清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富庶地区，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商品经济十分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康熙年间郭廷修主修的《松江府志》卷五云：“今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经学词章下至书翰咸有师法，各称名家，田野小民，生理咸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33]其他府县也出现了教育兴盛的局面，受教育队伍的扩大无疑是文学队伍壮大的必要前提。在文学创作，尤其是传统文人文学领域，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质量，北地都无法和南方分庭抗礼，形成南方文学“一边倒”的局面。繁荣的明清江南城市，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更是江南士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士人是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媒介，毁誉之间，较一般民众更具影响力。

在文学地域性方面，明代弘治、正德以后，随着北方诗人的兴起，诗人论文多从南北对比的角度着眼。胡应麟论及当时诗坛实况，就从南北地域的不同将诗坛的力量进行对比：“当弘、正时，李、何、王号海内三才外，如崔仲凫、康德涵、王子衡、薛君采、高子业、边廷实、孙太初，皆北人也。南中惟昌谷、继之、华玉、升之、士选辈，不能得三之一。嘉、隆则李于麟、谢茂秦、张助父北人，而南自王、汪外，吴、徐、宗、梁不下十数家，亦再倍于北矣。”^[34]李维桢（1547—1626）论及这一变化，同样从南北对比的角度着眼：“盖高庙起淮甸，都金陵，于时诗道之兴自南服始。高、杨、张、徐诸君子皆吴越产也。闽则有十才子应之。文庙起燕甸，一再传，遂定都焉。诗道之兴，在北为盛。何、李、边、薛诸君子，皆关河齐鲁产也。闽则有郑善夫应之。世庙起郢甸，享国最久，制礼作乐，功冠本朝，诗道之盛，复自北而南。”^[35]在李维桢看来，明代文学、文化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南而北、由北而南的过程。具体情况虽不能简单地以地域的划分来加以判断，但就总体风尚而言，南北诗风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文徵明说：“吾吴为东南望郡，而山川之秀，亦惟东南之望，其浑沦磅礴之气，钟而为人，形而为文章，为事业，而发之为物产，盖举天下莫之与京。故天下之言人伦、物产、文章、政业者，必首吾吴；而山川之秀，亦必以吴为胜。”^[36]归有光说：“吴为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之南，其俗尽然。”^[37]宋前以长安—洛阳为核心，以黄河流域为主导，逐渐走向以临安为核心，以长江流域为主导，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再也没有能力恢复汉唐雄风。

清初姚佺编《诗源初集》将全国划分为15个区，选吴204家、越92家、豫章23家、楚42家、闽24家、蜀18家、粤东18家、滇16家、黔6家、豫31家、齐鲁22家、晋8家、秦17家、燕27家，总计548家，其中吴越296家，占总数的54%，关中17家，占总数3%，其力量对比一目了然。面对此种状况，北人自伤之余，常有意强调北方文学的成就，如黄文焕《自课堂集序》云：“地有南北之分，北方风气高劲，不坠纤丽，本属诗文之区，空同、于鳞均擅北产。然南方倡和，习所渐染者多，至于以时论之，则宜少宜多又各分焉。”^[38]

从明清关中文学家在全国士人所占比例来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果。曾大兴先生根据谭正璧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录文学家对中国作家的地域性分布做过研究，其中涉及明代关中作家如表1-2所示：^[39]

表1-2 明代关中作家人数统计

续表

就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40]所录，共1401人，其中有籍贯可考者1340人，分布于当时的114个州府，平均每个府（州）12人，超过这个平均数的有：吉安64人；抚州27人；南昌20人；饶州16人；建昌14人；常州65人；扬州32人；应天20人；苏州195人；松江48人；徽州49人；凤阳14人；杭州72人；绍兴52人；嘉兴49人；湖州41人；宁波40人；金华24人；台州16人；广州33人；福州36人；泉州19人；兴化21人；西安19人；济南21人。

这25个府（州），分别属于当时的江西、南京（南直隶）、浙江、广东、福建、陕西和山东等一京六布政使司^[41]。在这1340位有籍贯可考的文学家中，南方占了1165人，北方只占了175人，南北比为8.7∶1.3，整个北方的文学家还不及南方一个苏州府（195人）。根据明代的区域划分，属于本研究的关中地区的作家有23人（西安府19人，巩昌府1人，平凉府1人，庆阳府1，临洮府1人），占北方作家的13.14%，占全国作家的1.71%，二者的比例都相当低。如果不是具体的数字为据，这个分布格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中国文学的重心完全转移到南方^[42]。《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录清代关中作家如下页表所示：

表1-3 清代关中作家人数统计

清代的文学家，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录，共计1806人，其中有籍贯可考的人有1740人。在这1740人中，南方文学家占了1479，北方只有261人，南北比为8.5∶1.5，其分布格局和明代一样。这些文学家分布于当时的158个州府，平均每个州府占有11人。超过这个平均数的有：宁国15人；安庆40人；徽州32人；南昌25人；抚州22人；建昌21人；宁都12人；吉安12人；苏州178人；常州134人；扬州64人；镇江27人；江宁24人；太仓49人；松江60人；杭州173人；嘉兴93人；绍兴58人；湖州44人；宁波16人；黄州16人；长沙38人；广州48人；福州44人；顺天24人；济南35人；青州23人^[43]，这些府州，分别属于当时的安徽、江西、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南直隶和山东等19个行省^[44]。按照传统关中地域的划分，关中作家有23人［西安府9人，巩昌府2人，秦州府3人，同州府5人，凤翔府1人，直隶州（邠州淳化）1人，兰州府2人］，占北方作家的8.81%，占全国作家的1.32%。再从关中作家在明清两朝占北方作家人数比例（明代为13.14%）和全国人数（明代为1.71%）来看，清代关中地区的作家数量呈现出更为衰落的趋势。

三 文学流派中的关中诗派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必须有明确的宗旨、宗主和共同的风格，这一现象有点类似明代结社的特征，但我们考察明清出现的一些地域性文学团体，未能发现严格符合现代文学流派的特点，许多诗人并未自觉强调文学的理论主张，而对文学创作过程中流派归属和代表诗人的风格在其创作过程中较为重视，这样就可以解释诗人群体的松散性与风格一致性之间的矛盾现象，为地域性文学流派的形成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文学地缘性的基本因素为地域与人物，在明代文人分布的地域不平衡倾向是文学地缘格局的一个重要前提。由于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因素的差异导致的人文差异和文学差异几乎贯穿了这个封建王朝的漫长历史，从而产生了一部地域非平衡发展的、特色鲜明的文学史。明代文学的地域格局或文学地理分布特征奠定于元末明初，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的总体框架中形成的，并以文人社团化、群体化、地缘化形式体现^[45]。明初出现了较多以地域为主要特征的诗歌流派，且出现了流派的地域性向全国性过渡的趋势，这是宋代地域文学流派的延续。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就提到明初五个地域的诗派，即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江右诗派，这一局面可以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预示着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到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到来之际，这一文学流派突破地域性的局限，形成了尊崇古文的全国性文学流派，文学流派的这一嬗变对关中士人和文学而言是一个机缘。这一时期关中士人初期登上文坛，大显身手。康海于弘治壬午年中进士第一，“时孝宗皇帝拔奇抡才，右文兴治，厌一时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见先生策，谓辅臣曰：‘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传诵”^[46]。后康海母亲去世，按照惯例，京官亲属殁时，“持厚币求内阁志铭以为荣”，然而康海不以为然，“独不求内阁文，自为状，以鄠杜王敬夫为志铭，北郡李献吉为墓表，皋兰段德光为传，一时文出，见者无不惊叹，以为汉文复作，可以洗近文之陋也”^[47]。这两件事对于关中士人和关中文学地位而言是标志性的事件，作为郎署官员的关中士人向以李东阳为首的内阁文人发出挑战，打破了内阁文人对文学话语权的垄断，以秦汉文为写作典范所形成的文风具有某种示范性，强化了文人对关中士人及其文风的认同，扩大了“秦风”的影响，为李梦阳、康海之后关中士人和文学地位的确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后来的文学复古更强化了关中士人在文坛中的实力，胡缵宗在其《西玄诗集序》中提供了一个这场运动推动者和参与者的关中士人名单，其文曰：

明兴，雍当西檄，先进尚质。弘治间，李按察梦阳谓诗必宗李杜，康殿撰海谓文必祖马迁，天下学士大夫多从之，士类靡然。而空同、对山得罪世之君子矣。则时有若王太史九思、张民部凤翔、苏司寇民、段翰检炅、马太卿理、管中丞楫、吕宗伯柟、韩中丞邦奇、参伯邦靖、王宪使九峰，王翰检元正、南郡守大吉、刘宪使储秀、马太使汝骥、许中丞宗鲁、王佥宪讴、何中丞栋、张比部治道、李佥宪宗枢、王宫谕用宾、吕郡守颛、胡鸿胪侍、赵兵部时春、孙羽士一元，实与李、康同趣，虽言人心殊，而其归则太史公与工部也。^[48]

此次复古运动响应与参与的关中士人可谓实力非凡，足以形成一个关中派的士人群体，但由于政治事件，前七子中关中士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刘瑾事件的牵连，逐渐远离文坛中心，失去了其早期文学声势赖以存在的政治依靠和群体力量，后来虽有王维桢等人活跃于文坛，但其声势和影响远不及康海和李梦阳等前辈士人，个中原因一是王维桢远离文坛中心地带京城，二是缺乏关中士人群体的支持，这样整个关中士人在文坛逐渐被边缘化，这使得关中文学走到明代文学的中心地带且形成一个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地域性流派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清代的文坛同明代一样，基本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相较于明代文学的地域单元更为密集，除文学史常提到的桐城、阳湖派古文，常州派骈文，阳羡、浙西派词，吴江派戏曲，诗更有虞山派、河朔诗派、畿辅七名公、江左三布衣、岭南三大家、西泠十子、关中三李、浙西六家、岭南四家、娄江十子、江左十五子、吴会英才十六人、辽东三老、江西四才子、吴门七子、嘉定后四先生、后南园五先生、毗陵四子、越中七子、高密派、湘中五子等，诗社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49]。在关中士人群体中，也出现了“关中三李”与“关中四杰”“关中五虎”的地域性诗派。

清初的“关中三李”作为一个文学的流派初次进入诗家的视界缘于王士祯，王士祯在其《居易录》中云，“关中三李，不如一康”。^[50]此处“三李”系指李楷、李柏、李因笃（此种说法见王士祯《居易录》、张骥《关学宗传》及《凤翔府志·儒林》），王士祯等后来的士人都视其为一个诗人团体，且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具有了一定的文学声誉。除关中三李之外，乾隆年间还有“关中四杰”之说，李华春先生所撰《湖南沅州知府吴松崖先生传略》云“（吴镇）尝与潼关杨子安、三原刘绍攽、秦安胡静庵，称为关中四杰”^[51]。相较“关中三李”，“关中四杰”是晚起的士人群体，且文学的声誉不及“关中三李”。不过作为地域性的诗派，这些士人群体继承了关中文学的传统风格，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明代文坛崛起的“秦声”在清代也是被时人经常提及且逐渐视为一个地域性的诗派的本色，杨际昌《国朝诗话》云：“秦中自空同酷拟少陵，万历之季，文太清翔凤复为扬波，海内有秦声之目。”^[52]王鸣盛进一步提出“三秦诗派”，《刘戒亭诗序》云：“三秦诗派，本朝称盛，如李天生、王幼华、王山史、孙豹人，盖未易更仆数矣。予宦游南北，于洮阳得吴子信辰诗，叹其绝伦。归田后复得刘子源深诗，益知三秦诗派之盛也。”^[53]流寓江南的关中士人具有强烈的乡关意识，在文学的创作方面追慕前贤，孙枝蔚曾说：“然予与康侯皆秦人，而东南诸君子颇多观乐采风如吴季子者，能审声而知秦为周之旧；又数年来诗人多宗尚空同，而吾秦之久游于南者，如李叔则、东云雏、雷士俊、韩圣秋、张穉恭诸子，一时旗鼓相当，皆能不辱空同之乡。”^[54]“关中四杰”鼓扬风雅，领导潮流，再次掀起了关中地区诗文创作的热潮，他们和前辈屈复、后劲刘壬、李荀、吴承禧等形成了乾隆、嘉庆年间关中诗人群体，备受袁枚、王鸣盛等著名诗人的赞誉。这一时期诗人和明代及清初的士人诗风一致，形成了以“秦风”为标志的关中诗派。

以上三个方面说明，明清时期，文学的中心在江南地区，关中地区的文学实力和文学影响较汉唐已大为衰落。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与中国自中唐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时，尽管关中地区的经济与文运不及汉唐，但作为曾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文脉不断，在明清的文学史上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当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绝非仅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转移一语所能概括，其间士人的文学气质、文学偏好、对文学革新运动的认知等因素夹杂其中，共同形成关中地区在明清特有的文学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