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英国佛教

第一节 早期的佛教学术研究

欧洲各国早期的佛教学术研究与18世纪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启蒙运动、基督宗教的衰落和殖民主义的巩固使欧洲各国的佛教研究提上了日程。

18世纪，启蒙运动席卷欧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进步思想家怀疑甚至反对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准则。德国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剧作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文艺理论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等人主张人道主义、宗教容忍和政治自由。启蒙运动的思想在宗教上的贡献就是强调宗教宽容，既然理性代替了天启，各种信仰就不能被认定存在优劣高低之分，对它们也同样应该从理性的角度加以研究和分析。

18世纪的欧洲在表面上基督宗教的传统依旧，但是，它的势力已经衰退。理性主义者对天主教徒尤其是耶稣会会士充满仇恨。1759—1768年，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了耶稣会。紧接着法国也宣布耶稣会非法。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Pope Clement ⅩⅣ，1705—1774）通过一个法令解散耶稣会，该法令直到1814年依然有效。

18世纪也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扩张，英国取代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地位，成为最重要的殖民国家。为了加强自己的殖民统治，英国决定有计划地研究印度的地理和文化。此后，各国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者、历史学者等也不断从事印度学的研究。1783年，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到印度任职，他的东方研究奏响了欧洲佛教研究的序曲。

一 威廉·琼斯的东方文化研究

1763年，英国在七年战争之后，以《巴黎和约》为基础，获得了加拿大、印度、北美等地的殖民统治权。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最初掌握着对印度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东印度公司的许多职员在印度待上几年，就能积聚大笔钱财，致使许多乡绅子弟都愿去印度工作，寻找发财的捷径。”[1]东印度公司的巧取豪夺不仅遭到印度人民的反抗，也引起英国国内人士对其独占印度的不满。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调整法》，把总督与理事会的任命收归议会。该法案同时规定在印度建立最高法院，以保障当地人的利益等。1783年，琼斯被封为爵士，并被派往印度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

琼斯于1746年9月28日生于伦敦，父亲是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琼斯的语言天赋突出，在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读书期间，他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希伯来语。

在牛津大学，琼斯学会了阿拉伯语，并且专心研究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中的阿拉伯语文献。后来，他又掌握了波斯语等东方语言并翻译相关的典籍。为了谋生，琼斯在1774年成为一名律师，后来，他结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这样，美国人与东方学专家有了密切的联系。琼斯的著作在18世纪的美国广受欢迎，美国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思想中的东方因素与琼斯作品的影响密不可分。

在前往印度途中，琼斯列出了一个了解东方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计划，名为《我在亚洲期间的调查对象》（Objects of Enquiry during My Residence in Asia）。该计划包括：印度人和伊斯兰教徒的法律；亚洲的诗歌、修辞学和道德；关于大洪水的传统；东方国家的音乐；统治孟加拉的最佳模式；印度人的医药、化学、外科学和解剖术；《诗经》；对西藏和克什米尔的最好记载等。[2]

抵达印度后，琼斯发现，该计划过于庞大，一个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1784年1月15日，他召集30名英国管理者成立孟加拉亚细亚协会（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并出版会刊——《亚细亚研究》（Asiatic Researches）。协会成员全部是业余爱好者，他们中有商人、政府官员、法院工作人员等。

著名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在《亚细亚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佛教的论文——《马维普兰的雕刻和遗迹》（An Account of the Sculpture and Ruins of Mavilpuram），写的是锡兰佛教。与同时代的人相比，钱伯斯对佛教的认识准确了很多。例如，他说，僧伽罗僧人“并非来自特定的部族，而是从人们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吃肉，但不宰杀动物”。钱伯斯的结论是：“这是与吠陀不同的宗教体系，在许多方面与婆罗门的原则和实践完全不一致。”[3]不过，钱伯斯将佛陀与希腊神话中的墨丘利（Mercurius）画等号显然不对。

为了研究印度法律，琼斯克服重重困难，学会了梵语。他比较了解印度教，但对佛教知之甚少。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第一，当时，佛教在印度已经消亡。1784年，琼斯拜访了菩提伽耶（Bodh Gaya），但当地早已没有佛教的碑刻、寺院和信徒。廷茅斯勋爵（Lord Teignmouth）说，菩提伽耶“作为佛陀的诞生而著名。佛陀创立了一套哲学体系，可惜该体系被冠以无神论的恶名”。不过，菩提伽耶“依然有名。每年，印度各地的朝圣者都来到这座圣城。他们供奉先人，让自己的罪过得到免除”[4]。琼斯要了解佛教，要么北上去西藏，要么南下前往锡兰、暹罗或缅甸。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琼斯没有亲自接触到佛教。第二，当时，西方的佛教学术研究尚未开始，资料缺乏。第一部巴利语语法——法国学者布诺夫（Eugene Burnouf，1801—1852）的《论巴利语》（Essai sur le Pali）到1826年才出版。琼斯去世后，西方人才发现并开始翻译北传佛教的梵文经典。英国人布莱恩·休顿·霍奇森[5]（Brian Houghton Hodgson，1800或1801—1894）从尼泊尔将梵文手稿送到加尔各答、伦敦和巴黎，其中有《妙法莲华经》。布诺夫将该经译成法语，并送给了美国的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琼斯要么没有认识到，要么没有接受这种正确的观点。尽管他意识到佛教在某些方面与印度教针锋相对，但他受到印度教观念的影响，将佛陀看作是毗湿奴（Visnu）的化身之一。

第一期《亚细亚研究》大获成功。700册发行到英国，其余的发行到美国，琼斯声名远播。

随着梵语知识的增加，琼斯看出梵语与诸多欧洲语言的一致性，并提出印欧语系同源的观念。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他是德国首位梵语学家，还是作家、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是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1798—1800年，施莱格尔兄弟在耶拿（Jena）创办杂志《雅典娜神殿》（Athenaeum），宣扬浪漫主义文艺理论，成为德国耶拿浪漫派理论的倡导者。德国浪漫主义对美国的超验主义者影响很大。

1794年4月27日，琼斯在加尔各答去世。琼斯之前的欧洲人对他们在东方的所见所闻有或多或少的记载，但直到琼斯在印度完成他的著作后，对东方文化的科学研究才真正开始，而它又拉开了欧洲佛教研究的序幕。

二 维多利亚时代的佛教

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period）指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1819—1901）女王在位的时代。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王（1837—1901）和印度女皇（1876—1901）。她在位期间，英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加紧对全世界各殖民地的掠夺。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几乎享有对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维多利亚时代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为了更有效地统治殖民地，英国相当重视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宗教和文化的研究。英国的佛教研究在维多利亚时代步入正轨显然并非偶然。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佛教观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理性主义思潮和基督宗教在英国的衰落。19世纪前，英国人将佛教视为“异教”，加以鄙视甚至憎恨。随着理性主义思想的兴起，19世纪的英国人逐渐能够以较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佛教，佛教被认为是“理性科学知识的领域”或“浪漫想象的目标”[6]。此外，基督宗教的进一步分裂使英国教堂开始丧失权威性，宗教信仰和修行越来越被看作是个人的私事。哈里斯认为，宗教的多样化和私人化最终导致了一个更加世俗的社会。[7]

1800年之前，英国人对佛教的个别词语已经有所了解。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记载，早在1681年，“佛陀”（Buddha）一词就已被收录。“达磨”（Dharma）一词最早出现于1796年；1801年，“佛教”（Buddhism）和“佛教徒”（Buddhist）出现于英语中。19世纪早期，英国人开始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认识包括佛教在内的基督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托马斯认为，虽然人们诅咒印度教和佛教中存在偶像崇拜，但二者已经得到知识分子的欣赏。[8]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佛教吸引了更多英国人的注意，被认为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宗教信仰。这段时期关于佛教的书籍大部分是传教士们写的。这些书绝大多数攻击佛教，对佛教的认识存在相当多的偏见和错误。不过，少数书反而对佛教在英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哈迪（Robert Spence Hardy，1803—1868）的著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哈迪是英国卫斯理宗（Wesleyans）传教士，他在锡兰生活了23年，精通巴利语和梵语，并深入研究佛教。1850年，哈迪出版《东方的寺院制度》（Eastern Monachism），详细叙述僧人的戒行、仪式及寺院生活、制度等，对僧传及佛经也提出了看法。1853年，他出版了《佛教手册》（A Manual of Budhism），该书的学术性更强，并且使佛教在英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也有一些自由派神学家对佛教持同情态度。莫理斯（John 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1805—1872）就很典型，他是英国新教神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创始人。莫里斯认为，在佛教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对人类精神的崇敬感，他著有《世界的宗教》、《基督王国》等书。

维多利亚时代，对英国的巴利语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柴尔德斯（Robert Caesar Childers，1838—1876）。他是一名牧师的儿子，生于锡兰。1860—1864年，他在民政厅任职。1864年，柴尔德斯回到英国，专心研究巴利语。1869年，他将《小诵》译为英语并出版，这是英国首次出版巴利语原典。1872年，他在印度局图书馆担任助理。1873年，柴尔德斯在伦敦大学讲授巴利语及佛教文学。1872年和1875年，柴尔德斯出版了两册巴利语词典。柴尔德斯在锡兰生活了20多年，他对佛教的了解远比普通英国人详尽和正确。他在1876年抱怨说，佛教被描述为“或者是一个贫乏的形而上学体系……或者是纯粹的神秘主义……或者是纯洁而美丽的道德准则……或者是源自世界的一种自私的抽象，对每种冲动和情感的一种系统性的抑制”[9]。

柴尔德斯的观点指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对佛教的总体看法。他们常常把佛教与英国盛行的价值观念相比较，赞扬佛教的慈善、忍耐和谦卑，以及良好的道德准则。在他们看来，与印度教相比，佛教中没有淫秽和罪恶。不过，英国人批评佛教中缺乏罪恶感和义务感。当时的英国人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杂乱而且不准确。他们认为，“转世”、“无我”等概念不可理解而且讨厌它们。一些人称赞佛教所倡导的忍耐、和平思想，另一些人却将它们视为一种冷漠。虽然人们质疑佛教中“无神论”、“业力”、“转世”等说法，不过佛教道德却得到普遍的认同。在这一点上，佛教被认为是仅次于基督宗教的宗教。[10]

需要指出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来看待东方文化的。他们更愿意研究古老、理想的文本中的佛教而不是同一时代在亚洲的活生生的佛教。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将佛教看作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他们从基督宗教的立场出发，将佛教与基督宗教进行比较。他们的研究主要依靠佛教经典，而并没有与亚洲佛教徒进行接触，因此他们的研究结论中存在诸多偏见和错误就在所难免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佛教术语进入英语，例如，“羯磨，Karma”，1827年；“涅槃，Nirvana”，1836年；“八正道，Eightfold Path”，1845年；“比丘，Bhikkhu”，1846年；“阿罗汉，Arahat”，1850年；“僧伽，Sangha”，1858年；“小乘，Hinayana”，1868年；“大乘，Mahayana”，1868年；“上座部佛教，Theravada”，1875年。这体现了英国人对佛教的认识逐步深化和全面的过程。

直到1830年，佛陀都被认为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19世纪50年代，他的历史性才被广泛接受。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赞颂佛陀的诸多优秀个人品质，如纯洁、耐心、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极高的天资、绅士风度、智慧，更重要的是同情心和怜悯心。用阿蒙德的话说，佛陀是一位理想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11]

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已经对佛教产生很大兴趣，但却几乎没有人皈依佛教。学者们的研究摒弃了个人信仰的介入，也没有出现任何佛教组织。当时的英国社会依然保守，一个人如果公开宣布脱离基督宗教而改信佛教，他面临的压力将会相当巨大，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佛教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上。

三 巴利文佛教经典研究

19世纪，有关佛教渊源的巴利文和梵文的资料开始受到欧洲学者的重视。

以布诺夫为首的欧洲学者着手对巴利文、梵文、加尔姆课文、蒙古文佛典和藏传佛教文献进行研究。“虽然这一时期依然仅有极少数的巴利文文献面世，但出版了一本语法书和一部字典，几个东方学研究中心也收集了一些抄本，使得下一阶段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12]在英国，以里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1843—1922）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翻译、研究巴利文经典。戴维斯还建立巴利文经典学会（The Pali Text Society），整合欧洲其他国家学者的力量，为巴利文佛教经典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里斯·戴维斯

1843年5月12日，里斯·戴维斯出生于英国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父亲是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es）著名牧师。在布赖顿（Brighton）完成学业后，戴维斯放弃司法方面的职业，去布莱斯劳大学（University of Breslau）学习梵文，并获得博士学位。1864年，他前往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锡兰工作。戴维斯在业余时间学习并掌握了僧伽罗语（Sinhalese）和泰米尔语（Tamil）。有一次，戴维斯处理涉及一座寺院的案件，卷宗中有用巴利语写的证据，但法院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懂巴利语，于是，戴维斯开始学习巴利语。

1872年，戴维斯辞掉在锡兰的工作，回到英国后，他专心研究佛教，并将研究论文寄给“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戴维斯参考了早期研究巴利语及僧伽罗语学者的著作，他们包括：乔治·特诺尔（George Turnour，1799—1843）、柴尔德斯、丹麦学者维戈·弗斯波尔（Viggo Fausboll，1821—1908）、德国的赫曼·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另译为“奥登堡”）等。戴维斯也积极支持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为了翻译《岛史》，他从锡兰收集了大量资料。一天，奥登伯格向戴维斯请教《岛史》方面的问题，戴维斯就将自己收集的资料全部赠给了他。

1878年，戴维斯出版《佛教》（Buddhism），这本小书介绍了佛陀的生平、佛教的基本教义等内容。该书到1914年为止再版了22次。在该书中，戴维斯指出：“涅槃，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灭绝的意思，而是表示在此世及此生可以达到的一种道德的及心灵的状态。而且，涅槃实际上是一种被改变的心灵状态。”[13]1916年，法兰克福特尔（Frankfurter）选择该书的部分内容加以出版，而且他将涅槃的定义更正为贪、嗔、痴的止息。

1880年，戴维斯翻译、出版《本生因缘说》，命名为《佛陀本生的故事集》（Buddhist Birth-Stories or Jataka Tales）。

1881年，戴维斯开始参与由弗里德里希·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担任主编的《东方圣书集》（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14]）的编译工作。这套丛书包括从巴利文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1881—1885年，戴维斯与奥登伯格合作，翻译完成三册《律典》，并收入《东方圣书集》。1890—1894年，两人合作出版《弥兰陀王问经》。缪勒鼓励戴维斯在《东方圣书集》编辑完成后又开始《佛教圣书集》（The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的编辑。1895年、1899年，在暹罗国王的资助下，《佛教圣书集》第一、二卷顺利出版。

1882年，戴维斯成为伦敦的学院大学（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巴利语教授。随后，戴维斯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秘书和图书馆长。他创立“不列颠学院”（British Academy）和“东方研究所”（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后来，东方研究所更名为“东方及非洲研究所”（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884年，戴维斯翻译、出版《摄阿毗达磨义论》。该书由巴利文经典学会出版。1886年，他与卡彭特（Joseph Estlin Carpenter，1844—1927）合编的《吉祥悦意论》第一册出版。1890年、1911年，两人又编辑了《长部》第一册和第二册。[15]

1894年，戴维斯与卡罗琳·奥古斯塔·芙丽（Caroline Augusta Foley，1858—1942）结婚。不久，戴维斯前往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一系列佛学演讲，这些演讲后来整理成《佛教的历史与文献》（Buddhism：I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并于1896年在美国纽约出版。

1899年，他来到印度，访问一些佛教圣地，并将相关内容记载下来，这就是《佛教的印度》（Buddhist India[16]）。这本书探讨了佛教兴起后的印度社会与政治，1903年该书出版，到1959年，已再版七次。

从印度回国后，戴维斯计划编辑、出版《印度经典丛书》（Indian Texts Series）。但这项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1904年，戴维斯成为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比较宗教学专业的教授。这是英国的大学首次开设比较宗教学的课程。戴维斯一直在该校任教，直到1915年退休。

1910年和1921年，戴维斯夫妇合译完成《长部》。戴维斯称之为《佛陀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Buddha[17]）。

1910年，“印度学会”（India Society）成立，戴维斯被选为会长。印度学会后来更名为“皇家印度、巴基斯坦及锡兰学会”（Royal India Pakistan and Ceylon Society）。

鉴于柴尔德斯的《巴利语词典》已经陈旧，戴维斯准备重新编纂一部《巴利语—英语词典》（Pali—English Dictionary）。虽然其他学者允诺帮助他，但戴维斯并没有如愿。1915年，72岁的戴维斯独自挑起了编辑该部词典的重担。幸运的是，几年后，威廉·斯蒂德（William Stede）成了他的助手。1921年，第一册《巴利语—英语词典》出版了。该词典后来多次重印，成为最权威的佛学工具书之一。

戴维斯还著有《印度佛教史》（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18]）等书。

1922年12月27日，戴维斯去世。欧美各国的佛教学者对他在佛学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及其优秀品德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例如布拉格大学的莫里兹·温特尼兹（Moritz Winternitz，1863—1937）教授说：“过去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对佛教知识及佛学文献作出如此多的贡献。他的名字将永远被记得，他是一位最热心且专注的学者，但对有幸认识他的人而言，他们将会永远珍惜记着他是一位仁慈可爱的人，而且是一位真正的佛教徒。”[19]

戴维斯并非佛教徒，但他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他曾经说过：“我是否为佛教徒并不重要。我曾经审视过世界上伟大的宗教系统中的每一种宗教。我发现，任何其他宗教中都没有在美和广泛性上能够超越佛陀八正道的东西。我乐意依据八正道而生活。”[20]

（二）里斯·戴维斯夫人

戴维斯教授去世后，戴维斯夫人继续了他的事业。她在巴利文佛教经典的翻译与诠释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戴维斯夫人生于1858年，她在伦敦学院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对语言、文学及东方研究有兴趣。后来，她到曼彻斯特大学教印度哲学。

戴维斯夫人是杰出的巴利语学者，且多才多艺，她翻译、编辑了大量巴利文经典。1922年，戴维斯逝世后，戴维斯夫人负责巴利文经典学会的工作，时间长达20年。这20年也是她学术生涯辉煌的时期。她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法聚论》（1900）、《最早的岩迹》（The Earliest Rock Climb，1901）、《分别论》（由里斯·戴维斯编辑，1904）、《尼迦耶研究》（Studies in the Nikayas，1907—1908）、《长老尼偈》（1909）、《摄阿毗达磨义论》（与S.Z.Aung合编，1910）、《长部》（第二册，与里斯·戴维斯合译，1910）、《双论》（第一册，1911；第二册，1913）、《论事》（与S.Z.Aung合译，1915）、《相应部》[21]（第一册，1917；第二册，1921）、《清净道论》（第一册，1920；第二册，1921）、《巴利文经典学会工作中的里程碑》（A Milestone in Pali Text Society Work，1923）、《中部》（第四册索引，1925）、《佛教与消极》（Buddhism and the Negative，1927）、《法句，小诵》（1931）、《增支部》[22]（1932—1936）、《长老偈》（第二版，1937）、《乔达摩其人》（Gotama the Man）、《释迦或佛教起源》（Sakya or Buddhist Origins）、《过客的话》（Wayfarers Words）、《印度心理学的起源及其在佛教中的发展》（The Birth of Indian Psych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Buddhism [23]）等。[24]

（三）巴利文经典学会

1881年，戴维斯在希伯特信托基金会发表六次演讲，在第二次演讲时，戴维斯宣布成立“巴利文经典学会”，它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们能够接触到早期佛教的丰富文献。它们正以各种手稿的形式散落在欧洲的大学和其他公共图书馆里，未被编辑、未被使用”[25]。世界各国佛教学者一致推举戴维斯为首任主席，成员有弗斯波尔、奥登伯格、法国学者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enart，1847—1928）、英国语言学家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1833—1894）等人。学会的经费来自私人或大学等机构的捐助。学者们翻译、编辑巴利文经典没有任何报酬。

戴维斯认识到巴利文文献的重要性。他说：“这些文献是我们最佳的权威，使我们去了解这引人兴趣的宗教系统之早期历史，这宗教与我们最新的思想很类似，而且如此有力地且长期地影响如此多的人。今天我们称这种宗教为佛教。”[26]

从1881年成立伊始，巴利文经典学会就努力编辑所有巴利文三藏。学会初建时，出版了51卷24种典籍，其中很多属于再版。1922年，戴维斯逝世，戴维斯夫人继任巴利文经典学会会长，直到1942年去世。在此期间，学术活动一如既往，出版了举世闻名的《巴利语—英语词典》。

1942—1950年，威廉·亨利·邓汉姆·劳斯（William Henry Denham Rouse，1863—1950）博士担任第三任会长。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会务工作受到冲击，几乎陷于停顿。

1950—1958年，威廉·斯迪德担任第四任会长，学会的工作渐渐恢复。1959年，伊莎琳·布露·荷娜（Isaline Blew Horner，1896—1981）女士担任新会长后，学会重新进入兴盛阶段，联系了许多世界知名的佛教学者，出版了大量佛教英译经、律、论著作，校勘出版罗马安体的巴利文三藏共172号（卷、册），其中包括经藏和注疏的全部，律藏全部，论藏七部中的六部论（除《发趣论》外）以及藏外的重要论、疏和编年史等，还编订了《英语—巴利语词典》、《巴利语固有名词词典》，以及出版巴利语文法、巴利语三藏索引、杂集等。此外，1882—1927年，学会还发行了23期杂志。

近年来，由于巴利文经典基本整理完毕，许多学者逐渐离世，加上佛教在欧美等诸多国家迅速传播，不同佛教教派纷纷崛起，巴利文经典学会的工作明显减少。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佛教学术组织，巴利文经典学会在学术界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四）弗兰克·李·伍德沃德

弗兰克·李·伍德沃德（Frank Lee Woodward，1871—1952）是19世纪英国巴利文研究的创始人之一。1871年4月，他出生在诺福克郡（Norfolk），从小接受一流的教育，专攻语言，尤其是德语、法语及希腊语。18岁时，伍德沃德进入位于剑桥的悉尼苏塞克斯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学习，他获得头等古典语言奖学金和拉丁文的金质奖章。这时，他已经精通欧洲的语言。在大学三年级时，伍德沃德通过古典语言荣誉学位考试。

大学毕业后，他先在拉格比预科学校（Rugby Preparatory School）任教。1897年，他到皇家语法学校（Royal Grammar School）担任古典语文教师。在这些年里，他开始学习哲学及梵语、巴利语。1902年，他加入神智学会，迷上佛教。他通过神智学会主席亨利·斯迪尔·奥尔科特（Henry Steel Olcott，1832—1907）的帮助，如愿获得去锡兰工作的机会。1903年8月，伍德沃德来到锡兰南部加里（Galle）的马欣达学院（Mahinda College）任教。[27]

马欣达学院位于加里城内古旧的建筑中，学生只有60名。伍德沃德的到来使学院很快有了起色，学生猛增到300名。伍德沃德为学院选择新址，而且将自己的2000多英镑用在学校的工程上。他从学院支取的费用仅够维持最低生活。伍德沃德严格要求学生，学生们进步很快。在锡兰生活的16年中，他一面教书，一面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他素食，独身，生活非常节俭。

1919年，伍德沃德离开加里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献身于巴利文经典的翻译。1936年，15册《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翻译出版。里斯·戴维斯夫人曾这样夸奖并感谢伍德沃德：“大部分的功劳应归于他……他负起主要的责任，十五册书中，他个人翻译了六册，第七册他也曾鼎力支持，直到最后一册完成。除此以外，还加上他最近发行的二本文选翻译，即选自佛教的《优陀那》（Udāna）及《如是说》（Itivuttaka），以及《相应部》的注释……”[28]伍德沃德的作品中，以《佛陀的格言》（Some Sayings of the Buddha）一书最脍炙人口，他还著有《一个神秘主义者的手册》（Manual of A Mystic）[29]。

四 麦克斯·缪勒的贡献

1823年12月6日，麦克斯·缪勒出生在德国。他的父亲威廉·缪勒（Wilhelm Muller）是著名诗人、古典语言学家、地方图书馆馆长以及西方语言方面的权威。缪勒很早就显露出过人的天赋。不幸的是，他的父亲年仅33岁就去世了。缪勒由父亲的密友卡鲁斯博士（Dr. Carus）抚养长大，他将缪勒带到莱比锡（Leipzig），悉心教育和培养。缪勒对音乐有兴趣和天赋，不过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建议他在语言学方面选择职业。

1840年，缪勒进入莱比锡大学就读，三年之后，他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1844年，他在德国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由梵文译成德文的《希多帕达莎》。

1846年，缪勒前往巴黎，他遇到了著名的佛教文献翻译者和学者布诺夫，成为布诺夫的忠实学生。布诺夫指导他研究印度吠檀多哲学以及佛教教义，这是缪勒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布诺夫的影响和鼓励下，缪勒开始编纂印度古典史诗《黎俱吠陀》。

1848年，缪勒前往英国，以便查阅收藏在伦敦的《黎俱吠陀》梵文手稿，于是，他在英国定居并加入英国国籍。1849年，缪勒出版《黎俱吠陀》第一卷。他在英国声名鹊起，一些大学纷纷为他提供研究职位。1854年，他在现代欧洲语言（Modern European Languages）项目中担任教授。1856年，缪勒被聘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1858年，他被聘为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的特别会员。1860年，缪勒被任命为“基督教会”（Christ Church）的语言学教授，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1900年逝世。

通过25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缪勒翻译、出版了六卷本《黎俱吠陀》。缪勒还编纂了50册《东方圣书集》，并与20多位学者合作将它翻译成英语。缪勒还主持了巴利文经典学会主办的《佛教圣书集》的编辑工作。作为印度宗教和佛教哲学方面的权威，缪勒是第一个被邀请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作宗教演讲的世俗人士。[30]

早期西方学者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佛教是虚无主义。缪勒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从所有的国度，不同的时空，我们从人性的立场来讨论，我们承认我们无法令自己相信，这位完美道德的导师，印度之改革者，年轻的皇子，为了众生之痛苦而放弃王位及一切的人，他会弘扬一些众生不了解的道理，或是说：如果他的教义是虚无主义，认为来生什么都没有的话，他为何还要努力去做一切利益众生的事，他及他的弟子所努力去做的事情，岂不是毫无价值吗？”[31]

缪勒著有《宗教学导论》[32]（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1873）、《佛教研究》（Studies in Buddhism，1888）等著作。

缪勒促成了“比较宗教”学科的建立。他是一位语言学家，习惯于依赖经典，认为经典是整个佛教传统的代表。

五 埃德温·阿诺德及其《亚洲之光》

1832年7月10日，埃德温·阿诺德（Sir Edwin Arnold，1832—1904）出生于英国肯特郡（Kent）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他在罗彻斯特（Rochester）和伦敦上过学，在牛津大学，阿诺德因诗歌创作获过奖。1853年，阿诺德出版第一本诗集《叙事与抒情诗》（Poems Narratives and Lyrical），它深受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诗风的影响。

1854年，阿诺德从牛津大学毕业，在伯明翰（Birmingham）任教。1857年，他前往印度，担任位于浦那（Poona）的德干学院（Deccan College）院长，这样一来，阿诺德有了机会来学习东方的宗教和文化。1861年，他回到伦敦，担任《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编辑，从1873年起，阿诺德担任该报总编辑。1877年，阿诺德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1888年，他被封为印度王国骑士队长。

1889年，阿诺德告别新闻生涯，开始远东之旅。他前往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旅行，将所见所闻写成生动、优美的游记。他也曾两次抵达美国做巡回演讲。1904年3月24日，阿诺德在伦敦去世。

阿诺德的作品很多，包括《信仰的珠玑：伊斯兰佳句集》Faith，or，Islam's Rosary[33]，1883）、《再访印度》（India Revisited[34]，1888）、《与沙迪在花园中》（With Sadi in the Garden，1888）、《世界之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1891）、《海洋与陆地》（Seas and Lands[35]，1892）、《蒂法之妻》（Tiphar's Wife，1892）、《日本山茶》（Japonica，1892）、《薄伽梵歌》（英译，1885）、《印度诗歌》（Indian Poetry [36]，英译，1886）等。

作为一名学识渊博的语言学家，阿诺德通晓12种语言，熟知六种宗教，他将一些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典籍翻译成英语。阿诺德还是一名优秀的报刊编辑，曾有28年成功的新闻生涯。阿诺德更是一名出色的诗人，1879年出版的《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37]）就是他的代表作。《亚洲之光》以诗歌体的形式，借助一名假想的佛教徒之口，生动描绘了佛陀从出生到成道的过程。

阿诺德的岳父威廉·亨利·钱宁（William Henry Channing，1810—1884）与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康科德镇（Concord）的学术圈很熟，这个学术圈中的文化名人有爱默生、梭罗等，阿莫斯·布朗森·阿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1799—1888）也是该学术圈的成员。1878年，钱宁将《亚洲之光》交给阿尔科特，请他的朋友们写书评。阿尔科特是一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力图将自己的素食主义和渐进教育等理论付诸实施，并且像爱默生、梭罗一样对比较宗教研究有兴趣。阿尔科特被《亚洲之光》深深吸引，他预言道：“大部分人读到这本书时会大吃一惊，一般地说，基督徒的心中会冒出奇怪的问题。”[38]

在阿尔科特的帮助下，《亚洲之光》很快在波士顿出版。该书一经面世，好评如潮。作家富兰克林·本杰明·森博恩（Franklin Benjamin Sanborn，1831—1917）在《共和党人》（Republican）上发表书评，他说：“该书的诗歌价值不可忽视，但它更高的价值体现在：以同情的精神解释了一种真正的理想。这种理想激发了亚洲诸多伟大的博爱的宗教……”[39]

美国医生、诗人和幽默作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对该书推崇备至。他在《国际评论》（The International Review）上发表长达26页的书评，称赞《亚洲之光》“极其伟大，没有作品能与之媲美——除了《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40]

美国出生的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编辑、诗歌领域现代派运动的领袖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称赞《亚洲之光》是一首好诗。他说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就多次读过《亚洲之光》，而且后来一直喜爱它。

《亚洲之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57年时，该书已经再版至少83次，发行量难以统计。《亚洲之光》不仅被翻译为法语、德语等欧洲语言，而且被译为梵语、印地语和孟加拉语，成为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经典作品。《亚洲之光》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主题上，《亚洲之光》突出佛陀的优秀品德。它将佛陀塑造成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仁爱、具有耐心的人物，颇具西方人所推崇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亚洲之光》中，佛陀不仅仅是一名宗教改革家和哲学家，更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一个靠自身的不懈努力而成功的人，他虽然不是耶稣基督却又具有救世主的内涵。

第二，在题材上，阿诺德借助了当时欧洲学者进行佛教研究的资料，但不同的是，《亚洲之光》关注佛陀的生平，充满感情色彩地描绘了佛陀从出生到成道的大致过程，对读者而言，这样的故事显然比单调、深奥的佛教义理更有吸引力也更容易理解。此外，阿诺德将印度人的生活场景融入作品中，对西方读者来说，这种具有异域风情的内容无疑带给了他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三，在体裁上，《亚洲之光》采用诗歌体，符合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阅读口味和审美取向。

同时，阿诺德还概述了当时学者所理解的佛教教义，他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业、四圣谛、八正道等思想。当他写《亚洲之光》时，缪勒等学者开始质疑当时通行于西方人中的“涅槃即毁灭”的观点。阿诺德同意这种质疑。他说，自己“坚信，三分之一的人类从未陷入一种对完全抽象的信仰中，即‘存在’的结局和极致是‘无’”[41]。

通过《亚洲之光》，普通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了佛陀的生平和他的教义。在阿诺德时代，很少有西方人因为阅读该作品而变成佛教徒，不过，该书的广泛流传有助于使普通西方人从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和了解佛教。在西方佛教史上，《亚洲之光》占有重要的地位。

阿诺德本人不是佛教徒，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他对佛教在西方的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有评论认为，阿诺德即使不能称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伟人，也至少可以说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六 爱德华·孔兹的大乘佛教研究

在英国，学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南传佛教，研究大乘佛教的学者较少。爱德华·孔兹（Edward Conze，1904—1979）是研究大乘佛教的代表人物。

1904年3月18日，孔兹生于伦敦，父亲是外交官。孔兹在德国受教育，曾在图明根大学（University of Tuebingen）、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iel）和科隆大学（University of Cologne）求学。1928年，孔兹在科隆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及汉堡大学（University of Hamburg）从事研究，研究的课题是印度与欧洲比较哲学。

1933年，孔兹离开德国来到英国，在伦敦大学及牛津大学任教，教授心理学及比较宗教学，直到1960年。欧洲各大图书馆中藏有大量的佛教经典，孔兹于是开始翻译这些梵文及藏传佛教文献。

1951年，孔兹出版《佛教的本质及发展》[42]（Buddhism：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43]），这本书深入浅出，条理明晰，深受读者喜爱。1954年，孔兹与阿瑟·沃利（Arthur Waley，1889—1966）、荷娜女士及藏传佛教专家大卫·勒维林·斯内尔格罗夫（David Llewellyn Snellgrove，1920—）翻译、编辑、出版了《各个时代的佛教经典》（Buddhist Texts through the Ages）。[44]

1954年后，孔兹致力于研究大乘佛教典籍，尤其是般若类经典。1955年起，他开始出版相关成果。他学识丰富，翻译精确，行文流畅，受到世人的称赞。

1963—1965年，孔兹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印度研究系当客座教授，后来又到牛津的曼彻斯特学院（Manchester College）任教。

1968年，孔兹到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印度研究系当教授，也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任教比较宗教学。

1970年，孔兹任德国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aet）佛学客座教授。1973年，他担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圣巴巴拉分校佛学研究方面的客座教授。1979年冬，孔兹病逝。

孔兹一生写了近百篇论文，100多篇书评；他的三本回忆录已经出版。他是一位成果丰硕的著名佛学研究者，他在佛教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还包括《现观庄严论》（英译，1954）、《佛教禅定》（Buddhist Meditation[45]，1956）、《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英译，1957）、《佛教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Buddhism[46]，1958）、《佛教智慧之书》（Buddhist Wisdom Books [47]，1958）、《佛教经典》（Buddhist Scriptures[48]，1959）、《般若波罗蜜多文学》（The Prajnaparamita Literature[49]，1960）、《佛教思想在印度：佛教哲学的三个层面》（Buddhist Thought in India：Three Phases of Buddhist Philosophy}fo，1962）、《佛教研究30年：文选》（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Selected Essays，1967）、《小品般若经》（英译，1974）、《佛教的深入研究》（Further Buddhist Studies，1975）等。

第二节 佛教信仰的开端

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对佛教的兴趣不再局限于学术方面，个别人逐渐开始信仰佛教。佛陀越来越被看作可以效仿的榜样，他的教诲也被奉为应当遵循的准则。有些英国人对禅定发生兴趣，有的讨论佛教的仪式，这表明真正的佛教修行在英国开始。一些教派特征不明显的佛教组织出现了。

一 弥勒长老及其传法

进入20世纪，英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向普通民众宣讲佛教。1905年，英国人杰克逊（R.J.Jackson）出版了宣传佛教的小册子《给西方人一个宗教》。1906年，杰克逊在海德公园中，站在自制的肥皂箱上公开演讲，宣传佛教。他还经营书店，出售有关佛教的书籍。

虽然英国知识分子早就对佛教有所了解，但他们一直停留在学术研究的阶段。他们尽管对佛教感兴趣，甚至接受了它的一些思想观念，但还没有真正皈依，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将英国佛教从学术对象变成真正的一种信仰体系以及修行方式的是阿难陀·弥勒长老（Ananda Metteyya Thera，1872—1923），他成为第一个英国僧侣。

弥勒长老俗名查尔斯·亨利·爱伦·本尼特（Charles Henry Allan Bennett）。他于1872年12月8日出生于伦敦，父亲是工程师。本尼特早年偶尔得到一本《亚洲之光》，读后很受触动，从此投身佛学研究。1898年，他到达锡兰，努力研究佛法。1901年，他首次演讲，核心内容是“四圣谛”。

1901年，本尼特前往缅甸，并于次年正式出家为沙弥，法名“阿难陀·弥勒”。后来，他将梵文“Maitreya”改成巴利文“Metteyya”。1903年，弥勒长老在仰光成立“国际佛教会”（Buddhasasana Samagama or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t Society），他担任总秘书长，欧内斯特·R.罗斯特（Ernest R.Rost）博士担任秘书。国际佛教会发行刊物《佛教》（Buddhism）。

1908年4月，弥勒长老回到伦敦，受到“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The 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的热烈欢迎，并积极开展推广佛法运动。但他在英国逗留的时间只有半年，同年10月，弥勒长老与罗斯特回到缅甸。他在仰光编辑、出版《佛教》，同时，他还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的杂志《佛教评论》（The Buddhist Review）撰写文章。1914年及1920年，他曾两次返回英国，并发表过演说，不过，他并不善于演讲，所以传法的效果并不显著。[50]

1923年3月9日弥勒长老圆寂，年仅50岁。死前两个月，他见到了其著作《圣者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Aryas）的出版。

二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

1907年11月3日，里斯·戴维斯、杰克逊、罗斯特、潘恩（J.R.Pain）、弗朗西斯·培恩（Francis Payne）、米尔斯（E.T.Mills）、亚历山大·费舍尔（Alexander Fisher）等大约25人在伦敦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里斯·戴维斯成为首任会长，米尔斯是主席，J.E.艾伦（J.E.Ellam）是秘书。学会的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巴利文学习来传播佛教教义，会员大都是教授、作家，还有一些是比较宗教研究方面的学者及知识分子，普通百姓不在其中。

1908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开始出版《佛教评论》。这是西方第一本佛学杂志，艾伦担任编辑。杂志的供稿者包括里斯·戴维斯、铃木大拙（Daisetsu Teitaro Suzuki，1870—1966）、亚历山德娜·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1868—1969）、西拉卡拉比丘（Silacara，俗名J.F.麦克克奇尼，即J.F.McKechnie，1871—1950）和弥勒长老等。

佛教会的地址经过了多次迁移，但机构的设置较为完备，有佛教图书馆、会议室、佛殿、禅堂和僧房等。学会还在利物浦、爱丁堡、剑桥、牛津和曼彻斯特等城市设立了分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佛教会的各项事务仍在进行，但不太景气，会员逐渐减少。《佛教评论》无法定期出版，也很难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战后，佛教会的成员有所增加。迦叶提拉卡（D.B.Jayatilaka，1868—1944）成为《佛教评论》的新任编辑。锡兰的阿纳伽里卡·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1864—1933）捐献了一大笔资金来帮助恢复英国的佛教。但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佛教会的一些重要人物相继去世，组织元气大伤。1922年，会长兼《佛教评论》主编米尔斯去世。同年，里斯·戴维斯及1913年上任的总秘书弗兰克·波尔斯（Frank Balls）去世。1923年，弥勒长老去世。但是在培恩的积极推动下，从1923年1月到1924年5月，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佛教会举行了12次关于佛法的公开演讲，这对延缓佛教会的迅速解体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同时促进了英国神智学会内部佛教中心的建立。该佛教中心后来成为英国神智学会佛教分会（The Buddhist Lodge）。[51]

三 英国神智学会佛教分会、伦敦佛教分会及佛教协会

英国神智学会佛教分会的创立者是克里斯玛斯·汉弗瑞（Christmas Humphreys，1901—1983）。汉弗瑞是一名居士，17岁时对佛教产生兴趣，后来，他加入英国神智学会，进一步学习佛教。1924年6月，汉弗瑞在英国神智学会内部建立了一个佛教中心。11月，他创立“神智学会佛教分会”（Buddhist Lodge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该组织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孤立的成员和组织提供联系。1925年10月，佛教分会发行月刊《佛教分会月报》（The Buddhist Lodge Monthly Bulletin），1926年3月，该刊物更名为《佛教在英国》（Buddhism in England）。同年末，神智学会佛教分会脱离神智学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并更名为“伦敦佛教分会”（The Buddhist Lodge，London）。

1928年，伦敦佛教分会出版《佛教是什么？》（What is Buddhism？[52]）一书，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不久，该组织又出版很多著作，例如耐特（G.E.O.Knight）的《对神秘西藏和附近国度的亲密一瞥》（Intimate Glimpses of Mysterious Tibet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53]）。

1934年，第一届欧洲佛教议会在英国摩诃菩提会召开，会议的议题是佛法如何在同一时代的欧洲社会最好地提高自己。这次会议的召开显然对佛教在英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指导信徒打坐，佛教分会出版了方便简洁的《禅定》（Concentration and Meditation），这是英国佛教书店里最早出现的禅定书籍之一。在马奇（A.C.March）辞去《佛教在英国》的编辑职务后，佛教分会的新成员艾伦·威尔逊·沃茨（Allan Wilson Watts，1915—1973）接替了他。1938年，沃茨去了美国，克莱尔·卡梅伦（Clare Cameron）接管了杂志的编辑工作。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佛教团体之间失去了联系，伦敦的公共集会也暂时停止。1943年，佛教分会的地址从汉弗瑞夫妇位于南伊顿普莱斯（South Eaton Place）的家里转移到分会在格雷罗素街（Great Russel Street）租借的房子。很快，佛教分会更名为“佛教协会”（The Buddhist Society），月刊《佛教在英国》也改为季刊《中道》（The Middle Way）。

1945年，汉弗瑞起草了一份叙述佛教准则的文件，涉及南传佛教和大乘佛教，并保留了各自的独立信条。经过讨论，“佛教的12项准则”（Twelve Principles of Buddhism）被编纂出来，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并有了16种语言的版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协会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它设置新的职位，任命新的负责人，各项事务顺利进行。1949年，佛教协会举行成立25周年庆典，汉弗瑞的《禅宗》（Zen Buddhism）同时出版。1951年，汉弗瑞的平装本《佛教》（Buddhism）出版，它是一本涵盖佛教基本教义的课本和手册。这一年恰好是他50岁生日。

汉弗瑞的著作还有《途经东京》（Via Tokyo [54]，1948）、《佛教探索》（Exploring Buddhism [55]，1974）、《禅宗来到西方》（Zen Comes West [56]，1977）、《圆的两面》（Both Sides of the Circle [57]，1978）和《佛教的智慧》（The Wisdom of Buddhism [58]，1990）等。

到1952年，英国的佛教团体迅速增多，大都附属于曼彻斯特、爱丁堡、牛津、剑桥和布莱顿的佛教协会。

1952年6月，佛教协会在格雷罗素街房子的租期已到，新的地址选在戈登广场16号（16Gordon Square），由伦敦大学的中国委员会提供。同年夏季，罗宾斯夫人（Mrs M.H.Robins）接替本尼特夫人（Mrs A.A.G.Bennett）成为《中道》的编辑。该杂志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佛教杂志，由于得到泰国的大力资助，杂志得以扩大版面和发行量。

1956年10月，佛教协会的总部迁移到埃克莱斯顿广场58号（58Eccleston Square，SWI），一直至今。新址的迁移恰逢佛陀成道2500周年纪念，佛教协会举行了多种形式的隆重纪念活动。

1964年，佛教协会出版《佛教协会的100件珍宝》（100Treasures of the Buddhist Society），它介绍了佛教协会多年来收集到的各类佛教用品、书籍等珍贵文物。同时，汉弗瑞的《佛教》再版。

1967年11月，佛教协会举行活动，庆祝英国佛教诞生60周年。汉弗瑞致辞，要求更多的领导人和作家继续推进佛法在西方的传播。1968年，第四届佛教大会在佛教协会的总部举行，很多人从英国各地赶来参加，汉弗瑞发表了《佛教在英国的60年》（Sixty Years of Buddhism in England），孔兹发表了《佛教研究30年》（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

进入20世纪70年代，佛教协会的图书销售量明显上升。它还开办函授课程，介绍佛教的基本教义。

1974年，佛教协会举行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汉弗瑞在大会上致辞，回忆了在战争年代佛教协会和国家一起经历的危机。协会同时出版《中道》50周年纪念刊。

为了加强分散的佛教徒之间的联系，佛教协会建立了一个联络服务系统，设立一名中心联络员，在他下面有很多地方联络员，他们又与许多佛教徒保持联系。通过这个网络，各地佛教徒得以有机联系在一起。

佛教协会对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各教派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没有宗派门户之见。

在近90年的漫长岁月中，佛教协会的名称两度变更，刊物的名称也发生过改变，这正体现出该组织的发展历程并不平坦。佛教协会为佛教在英国的传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贡献可以说是其他任何一个英国佛教组织无法比拟的。

四 英国摩诃菩提会及伦敦佛教精舍

英国摩诃菩提会（British Maha Bodhi Society）和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的出现与达摩波罗的辛勤努力息息相关。

19世纪90年代后期，达摩波罗应阿诺德的邀请，从锡兰来到英国，调查在英国传播佛教的可能性。两个月后，他返回锡兰。这次英国之行使达摩波罗对佛教在英国的弘传充满信心。1925年，达摩波罗第二次访问英国，这时，他着手建立组织，以便在英国传播南传佛教。

1926年，达摩波罗买下一间房子作为传法机构。他将房子命名为“福斯特精舍”（Foster House），英国摩诃菩提会宣告成立。达摩波罗用“福斯特”一名是为了纪念夏威夷的福斯特夫人（Mary Foster），她曾经捐款给达摩波罗，作为传播佛法的基金。

1928年，达摩波罗买下一处房产，作为摩诃菩提会的所在地。虽然达摩波罗本人一直在锡兰为前往英国弘法做准备，但他派遣了三名高僧驻锡伦敦，他们是金刚智（Ven.P.Vajiranana）、南达沙拉（Ven.H. Nandasara）和潘那沙拉（Ven.D.Panasara）。其中，金刚智的名声最大，1936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这是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名僧人。三名法师到伦敦后，弘法活动随即展开，每逢星期天都有佛法演讲，在佛殿中教授巴利语课程以及坐禅。图书馆里也有巴利文佛教经典，供研究者使用。[59]

1930—1933年，摩诃菩提会的人事变动较为频繁。1933—1937年，组织的住持是悉达多法师（Ven.R.Siddhartha）；1938—1940年，住持是潘那沙拉。

1926—1934年，摩诃菩提会出版杂志《英国佛教徒》（The British Buddhist）；1935—1939年出版杂志《法轮》（The Wheel）。

1933年，达摩波罗圆寂，这对当时的佛教界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虽然达摩波罗受具足戒仅仅两年，但他是700年来第一位在印度出家的僧人。

1940年，英国摩诃菩提会停止活动。

1954年，由五名僧伽罗慈善家的发起，伦敦佛教精舍成立，它的目的是重建僧团，以实现达摩波罗未竟的事业。精舍的住持是那拉达（Ven.Narada）和维尼塔（Ven.Vinita）两名法师。[60]

伦敦佛教精舍的弘法活动比英国摩诃菩提会更加积极，计划得也更加周密。1955—1956年，该精舍经过了人事变动。1957年，伦敦佛教精舍由真谛帝须法师（Ven.Hammalava Saddhatissa，1914—1990）住持。真谛帝须出身于富有的家庭，但他从小就有出家的念头。后来，他在锡兰及缅甸做和尚，然后到位于贝纳拉斯（Banaras）的印度教大学（Hindu University）度过了18年的时光，教授巴利语、梵语及佛教。1963年，真谛帝须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他学识渊博，出版了4本用僧伽罗语写成的佛教书籍，编辑了巴利文三藏索引，还帮助过印度的“贱民”。1966—1969年，真谛帝须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佛学。他的英文著作有《佛教伦理学》（Buddhist Ethics，1970）、《佛陀的道路》（The Buddha's Way，1971）、《佛陀的一生》（The Life of the Buddha，1976）等，西方人最熟悉的是《佛陀的一生》。多年来，真谛帝须在伦敦佛教精舍担任住持，培养了很多佛教人才。[61]

1963年，伦敦佛教精舍搬迁到奇斯维克（Chiswick），成为“锡兰摩诃菩提会”的分支机构。1966年，真谛帝须重新建立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分会开办一些课程，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初学者介绍佛教的基本教义，从1968年起，分会还出版杂志《佛教季刊》（Buddhist Quarterly）等。伦敦佛教精舍有讲堂、图书室等设备，1975年，精舍后面又建造了禅堂，供坐禅之用。

第三节 南传佛教的新气象

20世纪60年代前，南传佛教系统在英国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大乘佛教的势力微乎其微。斯里兰卡、缅甸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泰国也曾遭到英国的侵略，因此英国人更熟悉的是南传佛教。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乘佛教信徒逐渐开始在英国建立道场，传授佛法，但南传佛教在英国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发展态势。南传佛教僧侣逐渐遵循西方人的习惯，依据他们易于接受的方法传法，吸引了许多英国人。

一 泰国森林僧伽

1956年，“汉普斯德佛教精舍”（The Hampstead Buddhist Vihara or Dhammapadipa）在伦敦成立。该机构又名“英国僧伽信托”（The English Shanga Trust），它尝试在英国严格按照南传佛教的传统建立僧团。由于缺乏寺庙生活的经验，又没有采取适应西方社会的方法，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该僧团一直没有太大的发展。1976年，汉普斯德佛教精舍的主席遇到阿姜·苏美多（Ajahn Sumedho，1934—），该僧团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阿姜·苏美多是泰国森林僧伽派僧人。森林僧伽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发展和壮大都离不开该派著名的僧人阿姜·查（Ajahn Chah，1918—1992）的努力和影响。

阿姜·查是近代泰国最著名的法师之一。1918年6月17日，他出生在泰国东北部一个小村庄。依据南传佛教传统，阿姜·查儿童时代在寺院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家里帮助父母务农。1938年，他决定重返寺院，并于1939年4月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在寺院里经过五年的学习和修行后，他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放弃学习，开始在故乡和泰国中心地带的几百公里之间徒步云游并寻访高僧大德。不久，他遇到森林僧伽派的禅师阿姜·曼·布里达陀（Ajahn Mun Buridatto，？—1949）。布里达陀简洁而精炼的教学方法吸引了阿姜·查，使他接受了森林僧伽派的思想。七年里，阿姜·查在热带丛林、坟墓等恶劣的环境中修行、行脚。1954年，阿姜·查在离家乡不远的一处疟疾肆虐的地方开始向村民传法。尽管生存条件相当险恶，但是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巴蓬寺（Wat Pah Pong）得以建立。从1981年起，阿姜·查的健康状况逐渐不佳。虽然他在曼谷接受了手术，但是效果并不理想。1992年1月16日，阿姜·查在巴蓬寺圆寂。[62]阿姜·查最主要的修行方式是头陀行与禅定。他重视研习佛教教义及巴利文经典，著有《森林中的法语》、《无常》[63]、《阿姜·查的内观禅修开示》[64]（The Insight Meditation of Ajohn Chah）、《这个世界的真相》[65]（The Truth of the World）等。

阿姜·苏美多，原名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Jackman）。1934年，他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他作为军官参加过朝鲜战争。在海军服役期间，他接触到日本佛教。想要帮助人们的愿望促使他在美国红十字会做了一年社工。1961年，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1964—1966年，他再度参加社会服务工作。1966年，他到泰国出家为僧，法名“苏美多”。1967年5月，他受具足戒。在一次遇到了阿姜·查的弟子后，他就到巴蓬寺的森林道场寻找这位高僧，不久，阿姜·苏美多成为阿姜·查的弟子，并且在阿姜·查的座下学习了五年。1967—1977年，阿姜·苏美多到阿姜·查的许多分支道场受训，并于1973年底到印度朝圣。这段时间很多西方人来到巴蓬寺，很多是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1975年，阿姜·查在巴蓬寺附近建立一所为西方修行者服务的国际性寺院。阿姜·苏美多指导西方人修行。

1977年，英国汉普斯德佛教精舍邀请阿姜·查和阿姜·苏美多访问英国。离开英国前，阿姜·查把阿姜·苏美多和三位西方僧人留在汉普斯德佛教精舍。当时的精舍只是位于喧闹大街上的一间小房子，不久，该精舍便计划从伦敦搬迁，新址的环境接近于泰国森林派寺院的氛围。1979年，英国僧伽信托购买奇瑟斯特（Chithurst）庄园，这是位于西萨塞克斯郡（West Sussex）的一座维多利亚式建筑。这次搬迁意味着英国僧伽信托试图建立一个由西方僧侣组成的南传佛教僧伽，这种尝试获得了成功。[66]1981年，阿姜·苏美多被授权剃度和尚，于是开始了第一批僧人的剃度。许多人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佛教在英国的真正建立”。“地方政府保证寺院的地位，人们可以受戒并作为比丘和比丘尼在英国生活。”[67]

在奇瑟斯特森林道场，还有一个小的女性团体，她们作为近事女在道场居住。她们在接受沙弥尼戒后，穿上棕色僧袍，并逐渐建立自己的规则和生活方式。

奇瑟斯特森林道场开始扩大。小的属寺分别在诺森伯兰德（Northumberland）的哈恩汉姆（Harnham）和德文（Devon）的哈特里奇（Hartridge）建立。到1983年，已经有30名比丘、比丘尼和近事女，还有更多的人在等待剃度。

僧人的增加和英国人对佛教兴趣的迅速增长给奇瑟斯特森林道场带来了挑战：僧人相对来说缺乏经验，却经常被要求去传法，寺院的食宿供应也很紧张。对于僧团来说，迫切需要一个更大的环境来为俗众提供系统的传法和修行服务。1964年，奇瑟斯特森林道场购买位于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一所学校旧址，在那里建立阿玛拉瓦蒂（Amaravati），并把它作为森林僧伽在英国的主要中心。僧、尼们定期去佛教团体和学校演讲，并得到一个世俗团体的支持。

森林僧伽的迅速发展使阿姜·苏美多深受鼓舞。在奇瑟斯特森林道场和阿玛拉瓦蒂都有新人在接受剃度。1989年，奇瑟斯特森林道场举行10周年庆典，参加者多达1200人，道场的僧、尼和近事女达到50多名。森林僧伽在学校教育、佛经宣传和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方面都做出了贡献。[68]

为了给世人提供精神指导，而且让他们有学佛和禅定的场所，阿姜·苏美多计划在阿玛拉瓦蒂建立一座新寺庙。在泰国支持者和其他人的资助下，寺庙顺利建成。1999年，寺庙的实体建筑完成并举行开光仪式。这个新寺庙包括一个很大的隐修中心、一个图书馆和给阿姜·苏美多的一间小房子。2500名俗人和150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教派的僧人见证了这个典礼。“这个带有传统的英国隐修特点的寺院表明了森林派佛教在外国的土地上生长、开花并生根的过程。”[69]

此时，在奇瑟斯特森林道场，阿玛拉瓦蒂和位于哈特里奇的寺院都有了比丘尼和近事女，哈特里奇寺院还出现了西方比丘尼的第一个南传佛教团体。一些僧人和比丘尼在20世纪90年代还俗，但是在2002年，仍然有60名僧、尼。支持森林僧伽的团体从1981年的4个增加到1991年的24个和2001年的36个。虽然居士的数量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森林僧伽通讯》（Forest Sangha Newsletter）被发送给1500人，这些人应该是森林僧伽的信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单独修行，有的人也许会前往森林僧伽的某座道场去学佛或修行，却不加入固定的团体。另外，森林僧伽的很多支持者来自泰国和斯里兰卡。[70]

二 佛光寺

1966年8月，泰国籍僧人维奇特（Phra Mara Vichitt）将自己的房子改成一座寺院——佛光寺（The Buddhapadipa Temple or Wat Buddhapadipa）。它位于伦敦东希恩区基督教堂路99号（Christchurch Road，East Sheen，London）。

最初，佛光寺是作为一个坐禅中心建立的，维奇特本人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后来，泰国的另外两个比丘沃拉塞克（Phra Mara Vorasak）和布恩楚埃（Phra Mara Boonchuay）也来到佛光寺。寺院发展壮大，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南传佛教中心之一。1969年，附属于佛光寺的另外两个禅定中心分别在比都尔夫（Biddulph）和亨德赫德（Hindhead）建立。同年，沃拉塞克和布恩楚埃离开寺院去上大学，维奇特还俗。尽管如此，佛光寺还是生存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光寺吸引了越来越多对佛教感兴趣的人，该寺的房子因此显得狭小了。1975年，佛光寺购买并搬进新的建筑，名为“巴洛吉尔”（Barrogill）。新的寺庙占地四英亩，环境幽雅，有湖泊、花园等，建有一座主体建筑和数间僧舍。

同年，佛光寺建立三个附属组织：“英国佛教传教团分会”（The Sub-Committee for theBuddhist Mission in the UK）、“青年佛教会”（The Young Buddhist Association）及“居士佛教会”（The Lay Buddhist Association）。“英国佛教传教团分会”完全由泰国人组成，主要工作是集会并讨论在英国传法所需要采取的措施。“青年佛教会”的主要成员也是泰国人，与传教团分会携手安排寺院的活动、讲座和课程。“居士佛教会”主要由英国居士组成，在寺院辖区内提供服务，如安排课程等。居士佛教会是在布恩楚埃的提议下建立起来的，布恩楚埃成为首任会长，罗伊·布拉班特—史密斯（Roy Brabant-Smith）是首任主席。

佛光寺出版季刊《友道》（The Friendly Way）、《佛光寺手册》（A Manual of the Buddhapadipa Temple）及其他有关佛法的小册子。它一直接受泰国皇家驻英大使馆宗教事务部的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佛光寺不是为居士设立的短期或长期的居住中心，它是泰国上座部佛教僧人的避难处，仅在禅定和讲座期间开门。[71]

三 奢摩他信托

奢摩他信托（The Samatha Trust）也与泰国上座部佛教密切相关。它的创立者是布恩曼·普恩亚瑟尔（Boonman Poonyathir，1932—），他又名奈·布恩曼（Nai Boonman），是一个泰国人，曾经为僧15年。20世纪60年代，英国首座泰国寺院的建成得到了他的帮助。1963年，英国僧伽信托邀请他到汉普斯德佛教精舍教学。后来，他又到剑桥大学的佛教协会任教。

1971年，他在剑桥指导学生们进行长达一个星期的隐修训练，方法主要是行禅，还有室外的简短谈话、个别指导等。学生们虽然以前有禅修体验，但很少有人经过这样的强化训练。他们体会到禅修并非易事，不过也获益匪浅。作为老师的布恩曼同样收获了不少教学经验。

1973年，奢摩他信托成立，以支持英国各地此类的禅定训练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它是一个完全世俗的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寺院。虽然该组织保留了上座部佛教最传统的要素，不过在很多方面也有意识地进行了变更，以便适应英国的具体情况。

1974年，布恩曼返回泰国，但他仍然是五个信托人中的一个。活动小组在剑桥、伦敦和曼彻斯特发展起来。在曼彻斯特，奢摩他信托租借前卫理公会的一座教堂，多年来，这里就是组织的中心。1987年，奢摩他信托购买位于格里尼斯特里特（Greenestreete）一个大约90英亩的农场，并将它改造为一个禅定中心。1991年，中心开放，设置课程，收徒授课。

农场的谷仓被改造成一座很大的神殿，一座小神殿和一个图书馆也建起来了。1996年，改造工程结束，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布恩曼与来自英国、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和缅甸的僧人以及300名奢摩他成员和朋友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庆典。此后，布恩曼每年夏季都返回英国，为学生们讲授禅定，指导他们修行。这时，奢摩他信托在英国和威尔士建立了19个预备小组。曼彻斯特中心仍然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包括两个神殿，还有会议室和一个图书馆。初学者在这里可以学习正规的佛教课程、进行禅定修行、参加念佛集会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牛津、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奢摩他信托各组织还密切了与泰国佛教团体的联系，部分成员会去泰国居住长短不一的一段时间，这显然对他们的修行活动有所帮助。[72]

四 欧肯霍特佛教中心

1971年4月，旅居英国的缅甸商人乌·米亚特·肖（U Myat Saw）买下牛津城附近一座乡村大宅邸，并着手进行改造。同年12月，欧肯霍特佛教中心（The Buddhist Center，Oaken Holt）落成并对外开放。当时在伦敦佛教精舍担任住持的真谛帝须兼任该佛教中心的主席。欧肯霍特佛教中心最初是一个严格的坐禅中心，功能较为单一，后来，真谛帝须从斯里兰卡请来普拉雅提萨法师（Ven.K.Plyatissa）和斯里达摩法师（Ven.L.Siridhamma），他们不仅指导信徒修习止观法门，而且传授佛理，该佛教中心的活动趋向多样化。[73]

欧肯霍特佛教中心为途经这里去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上座部佛教僧人提供住处。

1976年8月，欧肯霍特佛教中心被选为上座部佛教在英国的传戒中心之一。

五 英国佛教协会

英国佛教协会（The British Buddhist Association）是英国佛教界的一个独特组织，组织中的成员利用业余时间，从学术的角度来学习佛教。它传授的佛教内容以南传佛教为主，但也涉及大乘佛教。

1974年5月，英国佛教协会在伦敦成立，会长由瓦吉拉纳纳（Ven.Dr M.Vajiragnana）担任。这个佛学研究组织在成立后不久就制定了下列目标：

第一，提供佛法方面的系统性的指导（主要依据巴利文资料）；

第二，促进教义、经典及语言研究；

第三，就与佛法相关的事务提出建议，包括修行、研究和文献；

第四，与对促进支持上述目标有兴趣的西方个人和团体保持密切联系。[74]

英国佛教协会为想当居士或协会支持者的人规划了实现目标的三个阶段：①基础课程学习；②进一步学习和礼佛；③致力于禅定课程的学习。协会的基础课程是一系列涉及佛教各个领域的讲座，分为若干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六周的授课时间。各个部分的课程包括：基础佛学、佛教心理学、转世与因缘说、佛教伦理道德、佛陀传、佛教禅定、印度佛教史、佛教派别和佛教艺术等。

参加者完全要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学习，课程结束后没有正式的证书或文凭。英国佛教协会是一个开放的组织，任何人无论信仰如何，只要愿意就可以到协会来学佛。协会开设的课程并不难，而且具有连贯性。协会成立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佛教徒。很多学生学习完基础佛教课程后还会回来继续深造。

英国佛教协会的主要教师有瓦吉拉纳纳、乔治·罗伯森（George Roberson）、哈维兰德·奈（Haviland-Nye）、埃姆加德博士（Dr Irmgard）、特瑞弗尔·莱格特（Trevor Leggett）、迈克尔·胡克汉姆（Michael Hookham）、杰克·奥斯丁（Jack Austin）等人。还有一些兼职教师来自附近的大学。

英国佛教协会的功能和活动并不局限于教育，它同样是一个宗教组织。协会庆祝佛教的各个节日，尤其是卫塞节。在克隆戴尔路（Crowndale），协会拥有一座寺院，这里也是瓦吉拉纳纳的私人住处。协会的主要办公地点在哈敦花园（Hatton Garden），这里的工人学院（The Working Men's College）给予协会很大的支持，协会的演讲和授课主要在这里进行，有时也在寺院授课。协会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学生的捐助和支持者的资助。[75]

六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 or FWBO Centers）是英国佛教团体中最独特的组织。它的特色有两点：第一，机构的主要参与者是居士；第二，它强调组织要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这样，组织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信徒们也能进行佛事活动。该僧团大约有100多名受具足戒的法师，其余信徒都是居士。僧团在英国各地成立了社团与中心。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创立者是僧护法师或称班迪法师（Ven Sangharakshita or Ven.Bhante，1925—）。他是英国人，原名丹尼斯·菲利普·爱德华·林伍德（Dennis Philip Edward Lingwood），少年时代起开始阅读佛经。1942年，在读了《金刚经》及《六祖坛经》后，他便自认为是佛教徒。随后，他接触到汉弗瑞及其佛教组织。在印度服兵役期间，他练习打坐，过了两年“自由流浪的苦行者”生活，没有与任何佛教徒发生联系。1949年，他受沙弥戒，法名“僧护”。一年后，他在鹿野苑（Sarnath）受具足戒。僧护法师在印度教大学短暂学习巴利文经典后，又跟随在德国出生的藏传佛教喇嘛阿纳伽里卡·戈温达（Anagarika Govinda，1898—1985）学习藏密。戈温达是德国人，原名恩斯特·洛萨·霍夫曼（Ernst Lothar Hoffmann），1928年起，他云游世界，曾经长期在锡兰为僧。后来，戈温达又到尼泊尔的藏传佛教寺院中学习藏传密法。1947年，他皈依噶举派。戈温达在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佛教界中影响很大，信徒已经遍及欧美各国。

1956年，僧护从一位西藏喇嘛那里接受绿度母灌顶。僧护认为，这次灌顶带给了他“向往多年的内在指导”[76]。1957年，僧护法师在印度北部的噶林堡（Kalimpong）创立“三乘寺”（Triyāna Vihara）。他跟随一些杰出的藏族喇嘛学习、修行，这些喇嘛包括达多仁波切（Dhardo Rinpoche，1917—1990）、嘉木样钦哲仁波切（Jamyang Khyentse Rinpoche）、顶果钦哲仁波切（Dilgo Khyentse Rinpoche，1910—1991）等。不过，僧护法师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指导者”，他所依赖的是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以及诸佛、菩萨身上体现的更高的精神能量。[77]

1963年，英国僧伽信托邀请僧护法师到汉普斯德佛教精舍担任领导。他接受邀请，开设禅定课程和讲座，编辑佛教精舍的杂志，并组成一个“僧伽委员会”来维护僧人的纪律并指导世俗佛教徒。僧护法师的讲座涵盖不同学派的内容。他提倡，俗人和僧人的角色应该实现部分融合，而且应该建立一个独立于亚洲各传统派别之外的“有自己的态度和世界观”的英国佛教。他终止佛教精舍中僧人的内观修行，认为它会引起精神错乱。这种做法打乱了大多数英国僧伽信托成员的活动。[78]

1966年，英国僧伽信托解除僧护法师在汉普斯德佛教精舍的职务。僧护法师决心开始“一场新的佛教运动”。返回英国后，他脱离英国官方佛教。1967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伦敦建立。1968年，12人跟随僧护法师受戒，加入该组织。[79]

在僧护法师的禅定、讲座和研修班的指导下形成了一个信徒的核心。早期的隐修不仅培育提高的觉悟状态，也有一种“纵情享乐”的持续倾向。僧护法师本人也对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内容进行了探索，包括摇滚乐、吸食大麻和另一种麻醉药物——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简写为LSD）、性试验。这些行为吸引了年轻人，却被英国当时的佛教界所排斥。[80]

西方佛教僧团之友下属的第一个团体在珀利（Purley）的萨兰室（Sarum House）成立，但是当一个禅宗小组的成员加入时产生了问题。西方佛教僧团之友于是决定最大程度地减少与其他传统佛教派别的接触，以发展自己独特的方法而不被宗派主义和现代佛教所影响。[81]

不久，西方佛教僧团之友有了30名成员，但很多人后来因为不能维持与组织的密切联系而离开。1971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希格特（Highgate）建立一个中心，尝试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僧团成员待在被遗弃的房子里，尽管还有人在受戒，僧护法师却认为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成员对佛法不够虔诚，修行也很松弛。1973年，他休假，部分原因是鼓励其他人承担更多的责任。1976年，僧护法师搬到帕德玛洛卡（Padmaloka），这是一座位于诺特福克郡的大房子，这里后来成为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大本营，并有一个男性团体和一个隐修中心。1978年，由一个消防局改造成的伦敦佛教中心建立，开设有禅定、学佛和瑜伽课程。常驻成员有25人，从事印刷、建筑、装饰、供应和销售全天然食品等职业。[82]

1980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已经有七个中心，但仍然与“官方”佛教保持距离。[83]

1985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庆祝僧护法师60岁生日，集资15万英镑购买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山谷作为他隐退的精舍。僧护法师成为央掘摩罗（Angulimala）的赞助人之一。央掘摩罗即“佛教监狱僧侣职位组织”（The Buddhist Prison Chaplaincy Organization）。在这里，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成员与其他佛教徒合作。[84]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已经拥有20个团体、9个城市中心和3个隐修中心。1986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有300名成员，其中的一半在团体中居住。[85]

到90年代早期，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英国有20个中心，并在30个城镇开设课程。1994年，公共教师学院（College of Public Preceptors）成立，负有传戒的责任。[86]

90年代，西方佛教僧团之友的人数增加到大约500人，女性寻求受戒的人数第一次超过男性。1994年，在威尔士开设了一个女性隐修中心。1996年，《佛法生活》（Dharma Life）杂志开始发行，以所有佛教派别的信徒为潜在读者。一个巨大的曼彻斯特中心成立，包括一个自然健康中心和瑜伽演播室，还有教育机构。这个中心制作录像，供组织内部使用，并为英国学校制作关于佛教的教学材料。[87]

从1988年起，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在英国的发展遭遇严重挫折。1997年，一个叫邦亭（Bunting）的人在《卫报》（Guardian）上发表文章，指责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存在性别控制和领导作威作福的现象（涉及僧护法师），而且该组织有反家庭、提倡同性恋和滥交的特点。库拉难陀（Kulananda）回应说，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建立在传统道德戒律的基础上，不能受个别事件的牵连。维斯瓦帕尼（Vishvapani）也批评邦亭的观点耸人听闻。[88]

1998年，英国一个还俗的和尚在网上匿名发布冗长的《西方佛教僧团之友资料》（The FWBO Files），指责西方佛教僧团之友中有同性恋行为和权力滥用现象，并声称该僧团纵容慈善活动中的欺骗行为，给孩子洗脑，攻击妇女和家庭，鼓励不宽容，旨在成为佛教在西方的唯一形式等。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对每项指责都做了具体回应，认为大部分关于同性恋的指责是流言蜚语，并发觉其他的说法毫无根据，夸大其词或者荒诞不经。《西方佛教僧团之友资料》被驳斥为不宽容，属于“教派攻击”。[89]

第四节 日本佛教的传播

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佛教在英国的传播呈现加速度的态势，不同的佛教宗派纷纷建立道场，弘扬佛教。但各宗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禅宗和创价学会的影响最大。

一 禅宗

20世纪70年代，日本禅宗（尤其是曹洞宗）在英国迅速发展。就道场而言，以英国籍比丘尼慈友·肯妮特禅师（Roshi Jiyu Kennet，1924—1996）的“斯洛塞尔洞修道院”（Throssel Hole Priory）名气最大。该寺院创立于1972年6月，位于英国诺森伯兰德的一个美丽山谷中，是美国“沙斯塔修道院”（Shasta Abbey）的分支机构，信奉日本曹洞宗。

肯妮特禅师曾经是一名基督徒。早年，她学习音乐并成为教堂的一名风琴师，但是，教堂对女性的态度使她大失所望，她转而学习南传佛教。1954年，她加入英国佛教协会，学习禅定方面的课程。1960年，日本曹洞宗禅师孤峰智璨（Keido Chisan Koho Zenji，1879—1967）来到伦敦，肯妮特进行了接待。当孤峰智璨邀请她成为其弟子时，她欣然应允。1961年底，肯妮特离开英国前往日本。途中，她在马来西亚停留，并剃度为中国临济宗的弟子。1962年，她到达日本，受到孤峰智璨的欢迎，开始在总持寺（Sojiji）和永平寺（Eiheiji）接受严格的禅宗学习和训练。这也是永平寺首次允许女性进入寺院。孤峰智璨不顾其他僧人的反对，坚持把她作为自己的弟子来对待。[90]

在日本，她在经过半年的刻苦努力后首次开悟。1963年，孤峰智璨给她传法，正式承认她为曹洞宗的传人。后来，他还授予肯妮特“禅师”称号。1964年，英国佛教协会请日本派一名禅师到英国教授禅法，孤峰智璨推荐了肯妮特禅师，却遭到了拒绝，对方要求派遣一名男性日本禅师前来。1966年，肯妮特禅师被授予神学博士的证书。1967年，随着孤峰智璨的圆寂，肯妮特禅师再也无法得到支持，于是她前往美国，并被日本曹洞宗本山任命为在美国和英国的官方代表。[91]

肯妮特尽管主要在美国传法，但她也不时到英国参观讲学。她的讲课和禅法在英国有了一定的影响，有12人接受菩萨戒，另有5人跟随她返回美国受戒。其中一位名叫戴吉·斯特拉瑟恩（Daiji Strathern）的人回到英国，出资购买了诺森伯兰德的一座农场，1972年，肯妮特禅师来到这里指导隐修，并为斯洛塞尔洞修道院举行落成典礼，承认它是英国的第一所曹洞宗寺院，独立于美国的沙斯塔修道院。这里的条件虽然简陋，却胜过一般的日本寺院，不久，六名僧人驻寺。为了组织管理和弘法活动的需要，肯妮特在美国旧金山建立了“禅宗传教会”（Zen Mission Society）。英国的信徒希望肯妮特禅师留在斯洛塞尔洞修道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她还是返回了美国。1973年，她出版《在河边卖水》（Selling Water by the River）一书，详细描述了如何禅修，引起广泛关注。1974年，伦敦禅修道院建立，但可能因为与斯特拉瑟恩的分歧，她没能如期访问英国。[92]肯妮特的作品还有《禅是永恒的生命》（Zen Is Eternal Life [93]）、《母虎之吼》（Roar of the Tigress [94]）等。

不久，斯洛塞尔洞修道院提供了一个周末项目和为期一周的隐修，有六个世俗的小组在私人家里聚会。修道院的僧人缺乏经验，食宿条件无法进一步改善，肯妮特禅师的再访遥遥无期。所有这一切使斯洛塞尔洞修道院面临崩溃的境地。[95]

这时，肯妮特禅师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1976年初，她闭关修行，为死亡做准备。后来，这些经验被她写入自传——《如何种植莲花》（How to Grow a Lotus Blossom），而且对她以后的弘法和组织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的这些体验得到部分僧尼的认同，但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有些人甚至退出禅宗传教会。在英国，两座道场都遭遇危机，包括斯特拉瑟恩在内的几名有影响力的信徒离开了组织。结果，斯洛塞尔洞修道院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伦敦禅修道院甚至不得不关闭。[96]

1976年，“禅宗传教会”更名为“改革的曹洞宗教会”（Reformed Soto Zen Church）。1978年，教会内部又成立“佛教冥想团”（Order of Buddhist Contemplatives）来统一和控制各个僧团。改革的曹洞宗教会从斯特拉瑟恩手里买下斯洛塞尔洞修道院，将它改成一个慈善信托。1977年，英国剩下的五名僧人转移到美国的沙斯塔修道院进一步学习，而一些美国人则接连到斯洛塞尔洞修道院担任院长以支持英国的世俗信徒。肯妮特禅师最初并不情愿承担管理英国僧团的责任，但她很快答应为《斯洛塞尔洞修道院杂志》（Journal of Throssel Hole Priory）定期撰写文章，并在英国僧团的事务中起了积极的作用。[97]

20世纪80年代初，大进·摩根（Rev.Daishin Morgan，1951—）在沙斯塔修道院被授予禅师称号。1982年，摩根和其他留美的英籍僧人返回斯洛塞尔洞修道院，摩根担任院长。僧尼的剃度得以恢复，僧团进一步扩大。1983年，“Roshi”称号被决定翻译成“Reverend Master”，肯妮特禅师变成了“Rev.Master Jiyu”。一个由居士担任传法人的项目被介绍到英国，1984年，首批传法人得到证书。1988年，一个新的寺院禅定大厅完工，一个新的修道院在雷丁（Reading）建成。1992年，斯洛塞尔洞修道院有30名僧尼，40名世俗的传法人，30个禅修组，修行人数超过1000人。[98]

1996年，肯妮特禅师在沙斯塔修道院圆寂。大瑞·马克费拉米法师（Rev.Master Daizui MacPhillamy，1945—2003）当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1997年，马克费拉米法师访问英国，他确认了斯洛塞尔洞修道院的重要地位，承认它是一座独立的、有资格进行禅修培训的寺院。

斯洛塞尔洞修道院除了给学生们提供禅修训练之外，住持禅师也从事主持婚礼、为孩子起名、葬礼等各种活动或仪式，在佛教的主要节日举行庆典活动。

二 英国创价学会

创价学会在英国的出现是日裔女性远嫁英伦的结果。1961年，一批日本女子来到英国，她们的丈夫主要是生活在伦敦的商人，创价学会也随之传播到英国。最初，英国本土的皈依者几乎没有。1975年，当理查德·考斯顿（Richard Causton，1920—1995）成为学会领导的时候，学会成员仅有200人。但是，该组织随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86年，成员达到3000人，隶属130个分支机构。[99]

1988年，英国创价学会的成员达到大约4000人，而且其影响已经从伦敦地区扩展到其他城镇。学会买下位于伯克郡（Berkshire）的特普洛科特（Taplow Court）作为总部。经过翻新，这座拥有85英亩的新伊丽莎白式建筑被用来举办会议、展览以及艺术活动和音乐节。自1989年起，这里成为东方哲学研究所欧洲中心，拥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学者们可以在这里学习、举办讲座和研修班。1990年，创价学会声称已拥有5000名成员，其中三分之二在东南部。部分成员中，有一半人的家在伦敦。[100]

从1980年起，创价学会和日本日莲正宗的关系开始紧张。1991年，日本日莲正宗将整个创价学会的成员革出教门，创价学会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在英国创价学会中，日本籍的成员虽然依然期待由日莲正宗背景的法师来举行丧葬仪式，但英国和其他有“清教徒”文化背景的成员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清除英国创价学会中源自日本传统佛教文化的因素。1994年，英国创价学会举行与日莲正宗分裂后的第一次入会仪式，220名新成员从副会长里克·贝尼斯（Ricky Baines）手中接过经卷的复制品，成为英国创价学会的正式成员。[101]

1995年，英国创价学会声称已经拥有6000名成员，并加入佛教组织网（Network of Buddhist Organizations）。同年，考斯顿去世，贝尼斯接任会长。两名副会长中仍然有一名日本人。英国创价学会可能是该国最大的佛教组织。[102]

三 其他宗派

（一）净土真宗

在杰克·奥斯丁的领导下，“净土真宗”（Jodo Shinshu）在英国设立了一些道场。奥斯丁本人也到英国各地进行演说。1976年，“大不列颠净土真宗协会”（Shin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成立，会长是奥斯丁。

该协会出版学报《西方佛教徒》（Westerrn Buddhist），还印行一些小册子和书籍，用来介绍西方净土的观念。

（二）真言宗

真言宗也在英国设立一些道场，宣扬密宗的教义。1958—1959年，“英国真言宗佛教协会”（The British Shingon Buddhist Association）成立，协会出版学报《流星》（Flowing Star）。

英国真言宗佛教协会的活动主要包括研读经典、举行曼陀罗仪式、打坐等。该协会除了在伦敦活动，也在其他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第五节 藏传佛教的迅速发展

英国曾经入侵西藏，因此西藏人对英国并不陌生。1959年，西藏上层贵族发动叛乱后逃离西藏，来到印度，一些流亡的藏人也前往欧美各国。限于英国移民法规，英国政府只收留了大约50名喇嘛到英国定居。在英国的喇嘛大都从事佛教活动，他们人数虽少，但活动积极，这样，藏传佛教在英国迅速传播。

一 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

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噶举派在欧美各国的传播最迅速，取得的成果也最大。在中国历史上，噶举派从未获得像萨迦派或格鲁派那样的政治权威。噶举派上层人物充分认识到在西方世界传播藏传佛教的重要性，并积极付诸实施，噶举派的领袖十六世噶玛巴（Karmapa）就是例证，噶举派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与他的努力息息相关。

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明代册封的三大法王之一。1924年，十六世噶玛巴让琼利佩多杰（Rangjung Rigpai Dorje，1924—1981）生于西藏一个贵族家庭。十一世大司徒仁波切根据十五世噶玛巴的遗嘱，认定让琼利佩多杰是十五世噶玛巴的转世灵童。1958年，十六世噶玛巴带领很多喇嘛，携带珍贵的佛教法器、经典逃到印度。1962年，他在锡金境内建立隆德寺（Rumtek Monastery），作为驻锡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隆德寺成为国际噶举派的总部。

从1974年起，十六世噶玛巴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等西方各国巡游，弘扬藏传佛教，创立噶举派修行中心，招收弟子，在西方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1981年，十六世噶玛巴在美国圆寂，他的遗体被运回隆德寺安葬。

隆德寺扩建期间，十六世噶玛巴遇到一位西方女性，后来，十六世噶玛巴为她剃度，法名为“丹津葩默”（Tenzin Palmo，1943—）。丹津葩默创立了一所学校，教育年轻喇嘛，这些人中就有丘扬创巴（Chogyam Trungpa，1939—1987，另译为丘阳创巴、邱阳创巴）和阿贡仁波切（Akong Shetrup Tarap，1940—2013）。

1939年2月，丘扬创巴生于西藏。一岁多时，他被十六世噶玛巴让琼利佩多杰认定为十一世丘扬创巴活佛。八岁时，丘扬创巴受沙弥戒。九岁时，丘扬创巴遇到自己的根本上师二世蒋贡康楚仁波切（Jamgon Kongtrul Rinpoche，1902—1952），并跟随他修行。[103]经过多年的努力，丘扬创巴对藏传佛教各派的思想有了广泛了解，在坐禅等修行方面也颇有造诣。

1959年，这两名活佛从西藏来到印度。1963年，在十六世噶玛巴的帮助下，丘扬创巴和阿贡仁波切获得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进修。不久，他们就被邀请到英国各地演讲。牛津大学中有一些学生对藏传佛教感兴趣。这些志同道合者开始举行固定的集会，以便研究佛法。丘扬创巴成为他们的指导教师，教授他们坐禅，进行修行活动。1967年，他们在苏格兰购买名为“约翰斯顿室”（Johnstone House）的一处房产，建立了“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The Kagyu Samye-Ling Tibetan Centre）。这是欧洲第一个藏传佛教中心，属于噶举派。[104]桑耶林是9世纪莲花生大师所创，故以此命名。这时，丘扬创巴出版了两本书：《生于西藏》（Born in Tibet[105]）和《行禅》（Meditation in Action}[106]）。丘扬创巴的主要作品还包括《视觉佛法，西藏的佛教艺术》（Visual Dharma the Buddhist Art of Tibet}[107]）、《切断精神唯物主义》（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 [108]）、《怛特罗的黎明》（The Dawn of Tantra}[109]，与赫伯特·V.根瑟合著）、《自由的神秘及禅定的方法》（The Myth of Freedom and the Way of Meditation [110]）、《书法艺术》（The Art of Calligraphy [111]）、《丘扬创巴作品精选》（The Essential Chogyam Trungpa [112]）、《丘扬创巴作品选》（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ogyam Trungpa [113]）、《手印》（Mudra）、《阿毗达磨一瞥》（A Glimpse of Abhidharma）等。

丘扬创巴是一位出色但备受争议的传法人。他尝试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反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使很多传统修行者大为震惊。1969年，丘扬创巴对自己的上师（guru）身份产生动摇，考虑是否应当做个俗人。一场车祸使他半身不遂，他很快还俗，并于1970年与一名英国少女结婚。丘扬创巴的作为使他的弟子们失望至极，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因此有了群居、性自由和吸毒的恶名。不得已，丘扬创巴远走美国。[114]

后来，阿贡仁波切接手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的管理，注重静修，弘扬传统的比较严肃的修行方式，这个中心逐渐有了起色。70年代，这里出现了一个进行禅定和佛教学习的固定修行群体。十六世噶玛巴曾两次来这里参观，有10个西方人在这里受戒。[115]

20世纪80年代，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开始迅速扩大。益西洛萨仁波切（Yeshe Losal Rinpoche，1943—）在1980年受具足戒。1982年，这个中心增长到50人，有部分人长期隐修。每年有1000名参观者（包括非佛教徒）来这里接受阿贡仁波切的单独指导。据说，与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有直接联系的佛教徒多达4000人。中心这时也着手修建一个大的藏式寺庙。后来，阿贡仁波切离开中心。1985年，益西洛萨仁波切重返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1988年，他开始作为静修大师负责西方人四年一次的隐修。同时，中心已增长到90人，僧尼也包括一些西方人。每年有6000名来访者。[116]

1988年8月8日，一座巨大的寺庙在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举行落成典礼，2000名政界和宗教界的代表以及300名来自英国和国外的噶玛噶举派修行者与当地的居民一起举行了庆祝仪式。16人完成了1984—1988年的隐修，又有40名候选人准备参加1988年开始的为期四年的隐修。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还计划建立一所规模齐全的藏传佛教大学。[117]

90年代初，噶举派内部产生一些纷争。十六世噶玛巴在1981年圆寂，但其转世灵童在1992年才被找到，而且备受争议。据说，阿贡仁波切在灵童的认定和以后的坐床中起了积极的调停作用。[118]

1992年，来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参观的人有3万名，34名男女信徒完成了第二期为期四年的隐修。中心的工作重点扩展到非传统治疗、慈善工作和涉及不同信仰者的活动上。据估计，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是4000—5000名英国佛教徒的家庭基地。[119]1992年，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购买了一块名为“神圣岛”（Holy Island）的地方，以便为长期隐修者提供食宿条件，还建立一个涉及不同信仰者的活动中心。

1995年，益西洛萨被任命为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的住持。中心的宗教、治疗和慈善活动都在继续扩大，还修建了新的厨房和食宿设备，一个世俗的社区也扩展到相邻的村庄，一个新的佛塔也落成开光。[120]

1998年，在兰贝斯（Lambeth），“伦敦噶举桑耶宗”（Kagyu Samye Dzong London）建立。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区中心，它设有固定的禅定课、佛教和藏族文化课程以及为新信徒和有经验的修行者举办的短期隐修项目。伦敦噶举桑耶宗的主要传法人是桑姆（Zangmo）喇嘛，她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西方比丘尼。她说，在伦敦，人们有很大的精神培训的需要，仅在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的邮寄名册上就有大约2000多人。此外，在邓迪（Dundee）、格拉斯哥（Glasgow）和都柏林（Dublin）也有一些大的中心，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小的组织。[121]

噶举桑耶林藏族中心接纳来自各个国家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人，指导他们修习佛法。该中心有佛殿、图书室等。该中心的学习、修行氛围宽松而随意，不像有些坐禅中心较为刻板和拘束。远道而来的客人可以住宿同时修习佛法。

二 康藏之家

1973年11月，在艾塞克斯（Essex）的阿斯登（Ashdon）小村附近，“康藏之家”（Kham Tibetan House）正式成立，锡金王子为它的落成揭幕。该坐禅中心主要作为隐修之所，便于信徒静修，以净化身心。它是继桑耶林藏族中心之后成立的又一个噶举派坐禅中心。康藏之家的出现要归功于奇美仁波切（Chime Rinpoche，1941—）的努力。

奇美仁波切很早就来到英国，参与了英国早期的一些佛教事件。1966—1967年，英国产生了“寻求真理”的一代人，这些人向藏族喇嘛、日本禅师和英国僧人寻求佛法。奇美仁波切看到英国人的这种热情后，感觉在英国尤其是伦敦附近建立一个藏传佛教中心会很有益处。后来，他去了印度，在印度期间，他与十六世噶玛巴等活佛商议此事，他们都认为奇美仁波切应该返回英国建立一个稳固的基地。[122]

回到英国后，奇美仁波切和他的少量忠实学生开始寻找建立道场的地方。奇美仁波切的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位于阿斯登的一处房产，那里原是一个儿童之家，干净、闭塞但离伦敦很近，而且房后有一块菜地可以进一步开发利用。奇美仁波切立刻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兴趣。[123]

1972年，在朋友的捐助下，奇美仁波切买下这处地产。同年，他在英国博物馆找到一份工作，并与一名英国女孩结婚。奇美仁波切没有立即建立道场，他在第一年保持低调，尽量避免与附近的村民发生冲突。1973年，佛教活动场所开始成形。奇美仁波切的屋里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盖着亚麻布，桌上有供佛用的碗和香。十六世噶玛巴的照片被摆在显著位置。整个房子的陈设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装饰。后来，桌上才摆放了几张唐卡和一个别人捐赠的铜质度母像。复活节期间，奇美仁波切在这里举办了一次为期一周的讨论会，主题是藏传佛教的教义。11月，康藏之家举行盛大的成立仪式。参加者包括锡金国王和王子，来自瑞士、丹麦和法国的佛教信徒，附近的居民，甚至还有当地的警察局局长。两名警察担任了执勤的任务。奇美仁波切将出版的300本《金刚》（Vajra）杂志创刊号赠送给嘉宾。[124]

1974年，康藏之家接待了很多参观者，包括里空寺（Rikon Monasteny）的住持拉旦格西（Geshe Rabten，1920—1986），还有卡鲁仁波切（Kalu Rinpoche，1905—1989）和十六世噶玛巴。十六世噶玛巴在英国驻留期间为一些西方人举行了授戒仪式，他还举行了金刚法王仪式和灌顶，六名西方人出家为僧。[125]

1975年，康藏之家出现常驻僧人，该道场一度生机勃勃。奇美仁波切鼓励僧人们学习藏语和佛法。不过，这种状况很快就遭遇困境。首先，僧人们无法在康藏之家过上一种宁静的寺院生活，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其次，该道场无法为僧人们提供食宿。康藏之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参观者的捐赠，但六名僧人占据了本来可以用来出租的床位，康藏之家很快陷入财政危机。奇美仁波切不得已遣散这些僧人，他并不建议僧人们常驻该道场。在他的心目中，康藏之家最初的定位就是一个禅定中心，他也希望一直如此。[126]

1976年，弗兰克·麦克艾伦（Frank McAllen）就任康藏之家的秘书。参观者不断增加，来自美国和荷兰的人居多。参观者不能把酒和毒品带到这里，所有在这里居住的佛教徒必须遵守戒律，并保持宁静的气氛；对需要集中居住一段时间的人还有起居和坐禅方面的规定。如果有人具备了足够的佛学知识，并要求皈依，可以在禅房单独会见奇美仁波切。奇美仁波切会给他（她）一个藏语名字，并教授一些简单的禅定技巧。总之，康藏之家为那些希望在修行上更进一步的人提供必要的环境和支持。[127]

后来，鉴于到康藏之家修行的英国人（尤其是伦敦地区的）越来越多，奇美仁波切又成立“玛尔巴学院”（Marpa Institute）和伦敦的“噶玛曲林”（Karma Choling）。这两个机构都由康藏之家管辖。

三 文殊师利佛学院

1974年，曾在尼泊尔教授西方人佛法的格鲁派法师土登益西（Thubten Yeshe，1935—1984）和土登佐巴（Thubten Zopa，1946—）到欧洲参观访问，之后，土登益西开始在西方各国建立佛教中心，并指定喇嘛进行管理。1975年，土登益西在加德满都建立“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hayana Tradition，缩写为FPMT）来协调各个佛教中心的活动。同年，两位喇嘛访问英国，得到很多人的支持。1976年，在信徒的帮助下，两位喇嘛购买了位于坎布里亚（Cumbria）的科尼舍德修道院（Conishead Priory），并建立“文殊师利佛学院”（Manjushri Institute），该佛学院由土登益西担任精神导师。最初参加禅定课程的学生有70名，课程结束后，其中的12名学生留下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128]

文殊师利佛学院占地70英亩，有森林、草地，靠近莫肯比海湾（Morecambe Bay），景色宜人。

1977年秋，文殊师利佛学院成立“藏传佛教研究院”（The College of Tibetan Buddhist Studies），开设藏传佛教方面的系列课程。主要课程分为短期课程、学期课程、博士课程和文凭课程四类。短期课程的时间为周末或两个星期，特别为忙碌的人士所设计。学期课程针对攻读学位的学生。博士课程的设定依据西藏寺院的传统并兼顾西方学生的需要，目的是深入探究佛教哲学及禅定，学制5—10年。文凭课程为期三年，研读一般性的佛教内容。[129]

对文殊师利佛学院的发展和变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格桑嘉措（Kelsang Gyatso，1931—）。他原本是土登益西的同学，土登益西邀请格桑嘉措到文殊师利佛学院担任常驻法师。格桑嘉措在1955年离开西藏后隐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977年，他到达文殊师利佛学院。在他的指导下，文殊师利佛学院有了更多的僧人和世俗信徒。随着规模的扩大，文殊师利佛学院准备创建一所可以容纳200名学生的佛教大学。一个“格西学习”（Geshe Studies）项目随之建立，喇嘛们来这里教学，智慧出版社（Wisdom Publications）也从印度德里（Delhi）搬到文殊师利佛学院。[130]

不过，文殊师利佛学院在表面的繁荣下却暗流涌动。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远在加德满都，它对文殊师利佛学院的管控鞭长莫及。1979年，未经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的批准，格桑嘉措在约克郡开设“中观学派中心”（The Madhyamaka Centre）。听到这个消息，土登益西要求格桑嘉措辞职，但是格桑嘉措和他的学生关系很密切，因此他的学生们要求他留下来。一场争夺文殊师利佛学院领导权的斗争随之产生。最终，文殊师利佛学院退出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131]

20世纪80年代初，文殊师利佛学院扩展到接近80人，其中包括16名受戒的西方人。文殊师利佛学院的主要活动包括：精神培训、佛学院建筑的翻新、募集资金以及佛教方面的课程等。1982年，6000名旅游者参观了文殊师利佛学院。[132]

失去文殊师利佛学院的土登益西只好另起炉灶。1980年，他在伦敦创立“文殊师利中心”（The Manjushri Centre）。最初，格桑嘉措与该道场维持着表面上的联系，但最终他与土登益西分道扬镳。1990年，文殊师利中心更名为“嘉木样禅定中心”（Jamyang Meditation Centre），土登益西强调它隶属于大乘佛教传统保护基金会，并任命了新的精神导师。格桑嘉措与土登益西明争暗斗的最终结果是新噶当派的创立。

四 新噶当派

1986年，中观学派中心搬到约克郡以外的一座大楼里。在这里，格桑嘉措的大弟子土登嘉措（Gen Thubten Gyatso）领导一群年轻的忠实信徒研究教学项目，项目规模与文殊师利佛学院相当。1987年年初，格桑嘉措在苏格兰开始为期三年的隐修。在此期间，他广泛写作并设计了即将成为新噶当派核心的培训项目。中观学派中心依然接待来访的格鲁派法师，但它接待的受戒西方法师与世俗法师逐步增加。1989年，中观学派中心有了30名常驻人员和11个分部。[133]

1990年，格桑嘉措隐修完毕，他回到中观学派中心后实行了相当排外的新措施。他勒令信徒们只能参加他的项目而不得参加“格西学习”项目，他们也只能依止他而不能依止其他法师。格桑嘉措批评对格鲁派的“堕落”予以包容的言论，他还强烈谴责十四世达赖喇嘛阻止他传授“多杰雄登”（Dorje Shugden）信仰。[134]

1991年，“新噶当派”正式建立。中观学派中心与主流的格鲁派分裂。格桑嘉措强调三个新的学习项目，声称其包含了源自宗喀巴的“纯洁”传统。文殊师利佛学院更名为“文殊师利大乘佛教中心”（Mamjushri Mahayana Buddhist Centre），格桑嘉措还邀请他指导下的中心和分部加入新噶当派，承认他为精神导师。格桑嘉措的倡议尽管遭到一些信徒的抵制，但是大部分信徒感觉这种新的要求给新噶当派运动注入了活力。[135]

新噶当派运动在文殊师利大乘佛教中心、中观学派中心和其他分支机构迅速展开。到1992年，新噶当派在英国有了48个中心；1993年，中心和团体的数量达到103个。新噶当派的广告声称，参与此项运动的各阶层人士多达4000名。1996年，新噶当派被描述为英国最大的佛教组织，拥有3000名成员和200个中心，其中21个可供住宿的中心就有大约400名常驻人员。[136]

1997年，一个新的寺院在文殊师利大乘佛教中心开放。1998年，新噶当派加入佛教组织网。新噶当派在英国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五 提因利仁钦林

1977年，噶玛提因利仁波切（Karma Thinley Rinpoche，1931—）及其英籍法嗣江巴塔叶（Jampa Thaye，1952—）成立“提因利仁钦林”（Thinley Rinchen Ling）。地点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这是萨迦派在英国创立的第一座道场。

1931年，噶玛提因利出生在西藏东部一个富裕家庭。两岁时，他被认定为一名活佛的转世灵童。后来，噶玛提因利出家为僧，并获得格西学位。他精通藏传佛教四大派的佛法，著有《西藏十六世噶玛巴史》（The History of the Sixteen Karmapas of Tibet，1980），该书受到西方人的推崇。他还著有《萨迦派佛法手册》（Handbook of Sakya Dharma）及其他有关萨迦派历史的著作。

提因利仁钦林注重佛法的理论与实践，此外，它也强调艺术训练，这座道场专门开设“文殊师利艺术和工艺”（Manjushri Arts and Crafts）项目。提因利仁钦林既是一座萨迦派寺院，同时也是一所学院，兼有修行及研究等功用。该中心的出版物有《通讯》（Evam）及《佛学季刊》。[137]

1978年，萨迦派领袖萨迦崔津（H.H.Sakya Trizin，1945—）访问提因利仁钦林，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佛法演说。作为在西方国家影响最大的萨迦派首领，他也常被称为“萨迦崔津法王”。1945年9月，萨迦崔津出生在西藏日喀则（Shigatse）附近孜东乡（Tsedong）的一个贵族家庭。1951年，他获得萨迦崔津法王的封号，并开始努力学习萨迦派经典。1952—1955年，萨迦崔津在很多地方接受诸多大喇嘛的教育和灌顶。1959年，他在萨迦派的密教寺庙接受加冕礼，随后流亡锡金。后来，他到印度和尼泊尔，用三年时间学习大乘佛教基本经典。1964—1967年，萨迦崔津学习密教经典。1968年，他在达兰萨拉（Dharamsala）附近建立了一个萨迦派流亡者的接待中心。1969年，他在新德里北部的拉杰布尔（Rajpur）重建萨迦教权。1970年，他成为该接待中心的负责人。从1971年起，萨迦崔津就生活在拉杰布尔，这里也成为萨迦派的根本道场。1972年，他建立了一所萨迦派学院，以教育萨迦派喇嘛。1974年，他结婚后接受西方弟子们的邀请，开始访问西方国家，并传播藏传佛教。[138]

六 佐钦乌坚曲林

“佐钦乌坚曲林”（Dzogchen Orgyen Cho Ling）是宁玛派在伦敦的坐禅中心，该中心教授的主要课程有坐禅的技术、菩萨道、瑜伽和密宗等。这座道场的住持是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1947—）。

索甲仁波切生于西藏，由嘉木样钦哲仁波切养育长大。嘉木样钦哲仁波切圆寂后，他跟随宁玛派首领——迦叶顿珠仁波切（Kyabje Dudjom Rinpoche，1904—1987）以及顶果钦哲仁波切修行。1971年，索甲仁波切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就读于比较宗教学专业。1974年，他开始在西方弘法。索甲仁波切撰写了《大圆满和莲花生》（Dzogchen and Padmasambhava）、《佛教的未来》（The Future of Buddhism）等书。他的《西藏生死书》[139]（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140]）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索甲仁波切在西方国家生活了20多年，熟悉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心理、习俗等诸多方面。他的英语很流利，在传播佛法时语言简洁、幽默，在西方国家有很多信徒。

派遣索甲仁波切管理佐钦乌坚曲林的是迦叶顿珠仁波切。1904年，迦叶顿珠仁波切出生于西藏东南部，是著名的学者、诗人和禅师。1958年，他和家人到达印度，被十四世达赖喇嘛任命为宁玛派首领。

第六节 汉传佛教的传播

汉传佛教在英国出现的时间较晚。1990年11月，台湾佛光山星云法师前往欧洲弘法。他在途经英国时给当时正在英国的依益法师和永有法师两项任务：第一，在伦敦建立道场；第二，在英国成立佛光会。1991年9月，两位法师在伦敦牛津街附近找到一处原本属于基督宗教的房产，并在这里筹建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BLIA，London）。1992年4月，星云法师来到这里，主持协会的成立仪式。1992年9月，伦敦佛光寺宣告建成。

1993年7月，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协会（BLIA，Manchester）在曼彻斯特成立。1994年，一名信徒将自己的住宅捐赠给该协会，作为僧人修行的场所，它成为佛光山在曼彻斯特的道场。

佛光山在英国的组织及道场经常举办各种多元化的弘法活动，如供僧法会、信徒联谊会、冬令营、各国寺院巡礼、中小学教师研习营等。此外，它们还举行多种形式的慈善活动及中国文化推广活动，如到养老院进行慰问、义务献血等。

佛光山在英国的弘法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扩大了汉传佛教在英国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多年来英国学者的努力、僧人的弘法，佛教在英国已经生根、发芽。到20世纪末，英国佛教徒的人数已达到近20万人，各种佛教类型及主要派别在英国已经出现。上座部佛教在英国的影响依然很大，上座部佛教的一些组织有的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成分，有的为了适应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加入了全新的内容（西方佛教僧团之友就是典型的例证）。藏传佛教、禅宗在英国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汉传佛教的起步最晚，但也在积极、稳步的发展中。

佛教组织已经在英国的主要城市出现。牛津、剑桥、曼彻斯特等大学都开设了与佛教有关的课程，选修的学生众多。有些学生也成立禅修中心，进行坐禅等活动。佛教出版物越来越多，信徒的佛学水平也不断提高。

注释

[1] 钱乘旦、许洁明：《大国通史·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2] Fields，Rick，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2nd revised and updated ed.，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Inc.，1986，p.40.

[3] Ibid.，p.50.

[4] Ibid.，p.47.

[5] 霍奇森是英国人。他于1818年到达印度担任管理工作，业余时间学习、掌握了梵文的他后来定居加德满都，并开始收集梵文和藏文佛学经典。他对佛学研究的贡献不是他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佛教经典。

[6] Batchelor，Stephen，The Awakening of the West：The Encounter of Buddhism and Western Culture.Berkeley，California：Parallax Press，1994，p.xii.

[7] Bluck，Robert.British Buddhism：Teachings，Practice and Dec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4.

[8] Ibid..

[9] Bluck，Robert，British Buddhism：Teachings，Practice and Dec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5.

[10] Ibid..

[11] Almond，Philip C.，The Britishi Discovery of Buddh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77-79.

[12] De Jong，J.W.，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Second，Revised & Enlarged Edition，Delhi：Sri Satguru Publications，1987，pp.22-23.

[13] Oliver，Ian P.，Buddhism in Britain. London：Rider & Company，1979，p.29.

[14] Rhys Davids，T.W.and Hermann Oldenberg（trans.），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69.

[15] Rhys Davids，T.W.and J.Estlin Carpenter（eds.），The Digha-nikaya. London：Pali Text Society，189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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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Ronce，Philipe，Guide des centres bouddhistes en France. Éditions Noêsis，juin1998，pp.43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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