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格局巨变与中华文化担当

许嘉璐

这几年出现了久盼才来的文化热、“国学热”，各族人民的“怀旧”和渴望，人文、社会、哲学等专业学者的灯下伏案，党和政府的不断支持、提倡，是正在兴起这一热潮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的三大支柱。面对这一情况，我国人文、社会、哲学等学科应该如何回应之？

横观世界，欧、美、亚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反思，不时地回顾由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留下的遗产和缺陷，对“现代”发出质疑，审慎而严厉地批判西方（盎格鲁·撒克逊—希腊·罗马文化区域）工业化“现代”社会的种种恶疾。这些声音，无意中与中国文化的动向发生了共振，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学人应以什么样的视角、胸怀和方法去审视世界大势，反观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现状？又如何与世界人民联手，共同应对人类深陷的种种危机？

世界正在发生甚至可以说已经发生了巨变。宣告必然、必须要发生这一巨变的，是遍布于全球、人人容易感知的危机（或曰“风险”）。环境急速恶化、局部冲突不断、核战的可能性、贫富差距拉大、莫名流行病频发、不平等的普遍存在……这不能不促使人们警觉：地球怎么了？人类怎么了？社会出了什么毛病？未来的路在哪里？中东的乱局、欧洲的“难民潮”、英国的脱欧、美国的“分裂”……不过是事情的表象、危机的序幕。人类身陷其中的种种风险，通常容易被人割裂开来，分别关注。有的人似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又时而指责诅咒；有的人因受教育的水平和所学专业的局限，也因为在相关报道和分析的论著中充斥着专业术语和“行话”，妨碍了社会对风险的认知和关注。于是，我们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在被一片蒙蒙灰雾覆盖下的人们中，有人逐渐警觉，有人发出告诫，有人苦思对策，而更多的人在照常行路、嬉戏，不知“身在此山中”的危险后果。这时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社会如《庄子·逍遥游》里面的巨鲲，化而为鹏，“怒（鼓足力量）而飞”，“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俯瞰下界，究其懵懵然、木木然的根由，探寻人之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本应具足的和谐共生之路。应该由谁负起这副重担？学人、政府、民众，不分学科专业、部门高低、城乡差别，都应以清醒的头脑、明察的眼睛、坚强的双肩，勇敢地担当起来，由所有民族共担重任。

社会是复杂的、层次式的。政府综合国内外情况、吸收专家意见，领导全社会力挽狂澜。学界的责任在于率先透过现象捕捉本质，向上建言于政府，向下达至全民，究其缘由，揭示人心，鞭挞邪恶，探寻出路。我所谓的学界，并不单指人文、社会、哲学学科，也包括了自然学科和技术领域，因为人的主观情况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复杂性、多样化，绝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学科一支孤军即能探究的。至于广大民众，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主人、主体，既应该受到公平和尽可能的保护，也应该成为化解危机的主力。单从这一角度说，民众也应该得到良好的、真正科学的熏陶和教育，成为对世界走向保持清醒头脑的巨大群体。

明摆在世人眼前的世界性危机，是自人类脱离了采摘狩猎和农耕，进入工业化，生产率千百倍地提高，相应地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提高了千百倍而造成的。农场主或贵族转营工业的收益因此而节节提升，于是，生产率—资源—利润空前紧密的关联就此开始。工业化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技术和科学又不断地提高生产率，于是社会迅速前奔。工业产品需要更为广大的市场，生产资料需要无限的供应地，这就是出现“殖民运动”的实际推动力。伴随着“殖民运动”，层出不穷地出现了论证工业社会符合“理性”、科学成果的绝对性、欧洲文化中心论、侵略并殖民其他民族的必然性和神圣性的论著，学术派别也迭出而炫目。人们或被迫或甘愿紧随其后，去接受上帝的代言人前来传播“天国”的福音。

随着现代枪炮、老式毒品、工业产品滚滚而来的，是当年摆脱了《创世纪》思路的全新观念。“上帝已死”？不，他还活着！生活在“世界中心”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心之深处仍然潜藏着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哲学，“文艺复兴”把人格神请下了宝座，却同时创造了一个令人震惊艳羡和崇拜、带着旧神之灵的新神——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发展越来越快的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艺复兴”乃以希伯来—希腊·罗马混血之躯壳，“兴”起“新世界”之神，而对纪元前后的文化和中世纪的黑暗并没有从根子上予以否定。

自人类成为人类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群体之间）只有三种方式：隔绝、对抗、对话。在任何历史阶段，人类关系从不会是纯一的隔绝、对抗或对话，而是以其中一种方式为主，其余二者为辅。远征、“发现新大陆”、踏上“东印度”，是人类从以隔绝为主转为以对抗为主的标志性实践，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则是对抗阶段的巅峰。“物极必反”，先进武器、血腥屠戮都产生在基督徒集中地区，即秉持“工业化社会”极力向蒙昧、野蛮地区和国家推广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精神原则的世界中心，亦即现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历史中心环”里。这个“环”即过去人们常常说的“西方列强”，他们自认为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地区（“非西方”）的“主人”。

此前“世界中心”之“核”，先后是荷、葡、西、意、法、英等欧洲国家。经两次大战，大英帝国元气大伤，中心之“核”移到了美利坚。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究其实质仍在于其制度本源，在其工业化—资本化—金融化—自由化的路上，径直地把高喊“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还可以再加上“人权”）的中心引上了悬崖。众所周知，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简言之就是市场拒绝政府的规划、干预、约束，一切随市场之便。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独霸，“自由化”愈加“自由”，号称“新自由主义”，凭借其世界最富有的经济体实力和地位，集老殖民者给其所侵略地区制定的“规则”之大成，通过废除金本位、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给全世界制定了规则，再加上为保护这一新型殖民运动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管理等一揽子指针，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秩序”。

若仅“就事论事”看，也就是把当前世界情势从历史和环境中单摘出去分析，美国在西欧的参与下，的确推出了“新秩序”；但如果把表象翻过去看，露出来的不过是老殖民主义穿上了新衣，其内核仍是启蒙运动留给后代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机械论、终结论，绝对论、宿命论之类已多次被历史否定了的“原则”（西方有的学者称之为“范式”）。“世界秩序”，实际就是用极巧妙的方式把这套规则强行推到全世界而已，无论是所谓新兴国家（大多为前殖民地），还是“西方”内部美国之外的国家，无一幸免。

“世界秩序”仅就其字面理解，就是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规则。基辛格以这个词语为其新书命名（World Order）。他在书的《序言》中说：“该体系（案，指规则、秩序）没有一个各国均认可的定义。”甚至直率地指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但是早在19世纪初，美国就已经声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从“代表”到“世界秩序”的制定者和总指挥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个短暂的距离，就是踏着“世界秩序奏鸣曲”走过的；指挥和演员则是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和他们身后的政客。

何为“秩序”？我们引进词源学的一点例证，对于弄清楚其实质似乎不无益处。《说文》上说：“秩，积也”；“序，东西墙也”。“积”字也从“禾”，以之释“秩”，原指收割后禾粟的储存形态；此犹《史记》所说的“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禾也好，薪也好，其他物事也好，“积”都有个次第，这个次第是事物本有的（“秩”中之“禾”易之以“巾”而成“帙”字，表示书策之次第，取意相同）。“序”所指的“东西墙”，乃谓古人室前阶上之“堂”左右两边的墙（堂无顶，坐北朝南，南边无墙），“序”就成了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龄或尊卑安排座席的标记性设施，因而就也有了次第之义。这个次第是由民俗演变而成为礼仪的，创立者不知谁何，换言之，是公认的。由此可见，汉语的“秩序”涵蕴着物随其自然、人循其伦理而排列的意思。汉语的“秩序”和英语的Order对译，而Order除了规则、程序这类意思外，还有“命令”之义。例如Order in council，既可译为政务令，也可译为枢密令。中英词义上的这种微别，是否可以引发这样的思考——“世界秩序”，在中国的古今语境中只是指世界各国自然而然形成的、公认的、彼此相处的目的、方式和原则，而World order则隐含着（甚或是在暗示着）由某国或某集团制定并以不断翻新的花样“命令”各国必须遵守、不得违规的意思。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引用了1839年美国政府探险远征队John O’Sullivan文章中的这样一段话：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

 

基辛格概括了该文中的意旨：

一个伟大、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

……

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

John O’Sullivan生活于美国雄心已勃勃但尚未称霸之时，一个多世纪后，小布什在发动侵略中东的战争之后，“口误”地声称这是一场“新十字军东征”。今古相映，不管二人是否真的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选民”的身份是否已从犹太民族转到美国基督新教教徒那里，其自诩为有资格为全球制定“秩序”、统辖整个人类的至高无上的观念，已经了然如指。

“世界秩序”胯下的一匹骏马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意图和规划，早在1947年制定的“关贸总协定”已经奠定了基础，但在“冷战”和众多殖民地尚未独立时期只能实现“半球化”，或者可改称为“西方一体化”。直到1991成立了WTO（“世界贸易组织”），才真正飞快地实现了全球化。

全球化的实质，就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其多余的产能、产品、资金转移到第三世界（即不发达国家，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列强的原殖民地），最终的目的是攫取无限度的高额利润。

人类社会的每一阶段（最原始人群除外），经济（最初是生存所需的食物）和社会结构、政治，以及后来从狩猎演变出来的军事行动之间，从来是密不可分的。演变到高级资本主义，高度垄断以及非实体经济急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政治等的联系越发紧密，于是，“全球化”，远非限于经济领域。直言之，人们（尤其是美国）所说的“全球化”实亦“文化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价值观全球化”“传播媒体全球化”“经济和社会管理全球化”……一言以蔽之，在口头上大讲“文化多元”，而其中却潜藏着多元中有一元是凌驾于他者之上、要消解他者、使其归顺于“我”这一元的意图和目标。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和金融资本暴增扩张，这个“我”已专属美国，连多年盟友也扫进“他者”之中了。这种“全球化”，以交流为借口，以垄断为手段，以友谊、援助、促进教育、支持发展、增加收入等为旗帜，遮掩了食利者的真实面目。由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经历一百多年，甚至几百年被压迫豪夺后，急盼着财富的增加和国力的强盛，于是张开双臂欢迎之。的确，在接受了“全球化”的这些国家里，“现代文明”“绝对真理”，果然扎根了，发酵了，膨胀了，但自己民族的宝贵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新自由主义的霓虹灯和激光图影的闪烁中，显得如此老朽、丑陋，因而被不少人抛弃了。

日久见人心。霸权掌控下的“全球化”肆无忌惮地畅行于世界不过20多年（以WTO成立之日计），“新兴国家”先后真的“兴”起来了，但多数没有探索自己应走和可走的路，几乎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吃药，走得越快，跌得越重。例如阿根廷、墨西哥、乌克兰等国即是，俄国叶利钦所欢迎接纳的“休克疗法”当然也在其中。而一旦有谁不顺从，违背秩序，轻则中止“援助”，继而“制裁”，太不听话则发动颜色革命、动枪动炮。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推翻阿连德政府的军事政变，以及后来在中东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已为世人所详熟。也许人们没有忘记小布什的“口误”，那么这句话就能帮助不明就里的人们沟通了古今，明白了那不过是千年之前宗教与骑士为夺回圣地、“圣墓”进行的征伐、屠戮换上了“新自由主义”旗帜，以“反恐”之名对阻碍“全球化”而发动的讨伐而已。恐怖与极端势力确实存在，但“新自由主义”不自省这二者之所以“成了气候”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种种根源以及自己的责任，仍在坚持亨廷顿构建在二元对立、文化排他等“现代”理念基础上的“文明冲突论”。另一个奇特景观是，“恐怖主义”“流氓国家”两顶吓人的大帽子拿在国际独裁者手中，随时可以扣到不守“秩序”者的头上。证据呢？有时可以“莫须有”。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20余年前出版了一本《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对多数人的权利、自由市场、传媒、人权、侵略等问题，较全面地解剖并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的内外政策。就像其书名所显示的，他认为这二者几乎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是理论体系，一个是据此理论对全世界发布的号令。威斯康辛的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为乔姆斯基这本小书写的“导言”直截了当地指出：

之所以出现市场的全球化，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种种贸易合约和协定，强加到世界人民的头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宰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却不需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

……

新自由主义传递的一个最强信息是，目前的状况无须改变，人类的发展已经到了最高阶段，难以再有什么发展的余地了。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下面这样一张图，也许能简明地显示出时时见于书刊的一些时政名词术语之间的关系：

这个环形简图中词语间的直线，我完全有理由改为数学的等号，并且可以把它平列为逆等式（借用四则混合运算术语）：

世界秩序＝经济、文化霸权＝新自由主义＝美国价值观＝文化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全球化”推行不过数年，有预见性或敏感性的民族与国家以及美、欧的一批智者已经揭其本质，陈其恶果，甚至直称美国所极力鼓吹、软硬兼施构建的是“文化帝国主义”（2002，〔德〕伯尔尼德·哈姆、〔加〕拉塞尔·斯曼戴奇等）。近年来，“帝国”式微之象天天见诸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传媒；遍及全球的对于本土或民族文化传统的怀念与回归，就是对“全球化”“美国化”的抗拒和反动。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莫过于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与会者“明确感知到旧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需要确立新的秩序”（傅莹）。今天世界一片混乱和迷茫——一切都在不确定性当中——但是，也有日益增多的人越来越明晓其根源，就在于“西方”“秩序”和“真相”。

未来路在何方？“新的秩序”怎样建立？就像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的歌词所说：“路在脚下”——就在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文明史中，就在人类自己的“一念”之间——是继续沿着彼此对抗，唯物质享乐是求，以战争、屠杀、压迫为乐事的旧路走下去，依然如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所说，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护少数富人”（转引自乔姆斯基）这一套路去管理国家和世界？还是改弦更张，走上包容、和谐、互尊、互鉴、互利，为多数人、为世界、为永续的康庄大道？

中华民族最早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耕社会，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最早、最完整地体验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物质与精神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关系。

眼下，为“世界秩序”思考、研究、呐喊、争辩之声哄然杂沓，粗略分之，大约有固守派、悲观派、迷茫派和颠覆派数种。一提到固守派，大概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弗朗西斯·福山。他在1998年金融危机和非美国家逐渐觉醒的形势下，虽然声称怀疑了自己所坚信的新自由主义和历史终结论，但他只是用资本主义卫道士的眼睛，寻觅资本主义制度机体上小伤小疤。加拿大著名学者马克·斯坦恩，2006年出版了他“最好”的一本书《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书中，他既惊愕于西方之将衰，又坚持着美国中心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西方世界之面临末日归结为若干枝节性、技术性的问题。我觉得称之为“悲观者”颇为恰当，因为他看不到未来。在理论界，“迷茫者”尤多，他们看到300多年来的秩序已经破碎，却未知其由，遑论探索未来，每一发声或仅局于一隅，或言不及义，书文中弥漫着悲观气息。颠覆派不但痛斥新老自由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之邪恶，矛头直指占人口仅1%的食利者，而且一再提出要重塑文明、再建秩序、尊重文化多样性、开展跨文化交流。例如，图宾根大学的孔汉思，多年倡导各种宗教、信仰共建“世界共同伦理”，都是令人赞佩敬仰的勇士。但是似乎在这一类学者中像《十字路口》（Crossroads）一书的作者彼特·诺兰（Peter Nalan）那样，特别注意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关注世界东方的学者并不多见。诺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当代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美国应该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从中国的儒家、道家那里汲取养料，避免二元对抗的弊病。

即如我们在上面略述的，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剖析当代，环顾东西，窥测未来，颇多启示意义；但在我看来还有以下可以或应该补苴之处。

1．他们没有向人们清晰地显示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复杂性，当然也就没有分析每种文化内部的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时把一些文化表象和文化核心（信仰、哲理）混而论之。

2．由是之故，在反思西方（特别是美国）形势一至于此的文化根源时，鲜有触及问题症结之所在者。例如，西方政党、政府、学术“权威”十年间即失去了选民的信任，显赫的经济美景及其相关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根本的因由不外乎绝对少数对大多数掠夺过分，财富落不到圈外人而已。但是为什么多数人对此讳莫如深？是思维的局限，还是“新自由主义”施加的“政治正确”压力所致呢？

3．许多西方学者（有些即原来的“后现代主义”者）在极力批判“现代”的哲学理念、“绝对真理”和思维方式的同时，却不免在不知不觉中又坠落陈旧的窠臼之中，因而难以避免出现“自悖”之处，当然也就不易切中骨髓。

4．大多西方学者对于东方传统文化和近百余年的状况，特别是中国当代的起伏变化普遍缺少了解，这是近200年来中—西交流偏向于“西学东传”这一不平衡状态的反映，也是有待于东方诸国提供合作的领域。

说到这里，我们该返回到本文题目的下半段了：中华文化的担当。

以上的文字，其实都是叙述我所感受和认识到的西方文化的危机、世界秩序的荒诞，以说明人类遭遇的噩梦乃是现代文化、科技、经济、政体、思想、生活方式所造成。面对这一几百年来空前的格局大变革，仅靠危机中心地带知识精英的自觉是无法应对的；中华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血火锤炼、栉风沐雨，形成了汤因比所称赞的五千年的“超稳定”，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国家、遴选人才、防微杜渐的经验和文化。因此，对于关注、认识和挽救人类于泥淖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国有着实实在在的自信。

这种文化自信来源有二：一是全面深入了解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宝库竟如此丰富而璀璨，通过比较，更坚定了在多样化的古今文化中，中华独具优秀的特色，截然区别于尊崇“丛林法则”的西方文化；二是百年的历史，特别是亲见亲历的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和西方日薄西山、五大洲乱象丛生形成了强烈对照，而彼此的现在都是过去的延伸，中国这株硕大的不老树的特色，即在于其根深且深植于亿万人民的记忆中。反过来说，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几经衰而复兴、“遇难呈祥”，原因之一也就在于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对自己文化的自信。由此想开去，我们本着对万事万物（由肉体到精神、由个体到集体、由个人到宇宙）规律的认识，目睹全球混乱、污浊、残酷的现状，也从不悲观。我们坚信，大乱之后必是大治。历史没有终结，而且永远不会终结，终结的只不过是曾经如日中天，但已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制度，就当前说，就是疯狂的资本主义，这和工业化和现代主义当年终结了帝王制度的那场巨变何其相似乃尔。

中华民族，尤其是民族的知识精英，是否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尽力？

1．清除掉自己身上潴留着的西方有害激素。我们不要轻视百余年来西学东侵滴进民族肌体中的不良“营养”，它已沉淀在教育、学术、商业、科技、家庭等领域，随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和偏远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受害较少）。这些“杂质”来自“现代”和“全球化”，已经阻碍了西方自身的正常发展和变革，也在阻碍着我们各项事业的进步。当然，我们永远不会拒绝学习他者之长，包括欧美的成果和经验。例如，开展不同文化间人文、社会、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对话与相互渗透，即可补我之哲思注重整体性而稍嫌笼统之不足。

2．筛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当然这就需研究、辩难和争论。中华文化中有许多思想和理念是超越时空的；有些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演进的；有些则是经过生活与科学的检验应该抛弃的。既然“人无完人”，那么即使是古圣贤的言行，也可能在当时就并不能成为经典，何况对于千百年后的今日，岂可皆以为瑰宝？当然，是非长短，有仁智所见之异也是常情，因此在研究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不可或缺。为此，我们应该学习“鹅湖之会”，朱、陆等各持己见，往复辩诘有年，未衷一是，朱熹复请陆九渊至己所主持的白鹿洞书院畅论其见，此乃宋代大儒留给后人的学林佳话及典范。至明，出现了集儒学学统、道统之大成的王阳明，不可谓与“鹅湖之会”没有关系。我之絮絮于学术史上此一众所皆知之事，乃因当今学界尚缺乏此种气象，希望尽快有所改变而已。

3．当今中华文化急缺者，为学者与现实、与大众、与教育系统之严重脱节。无论人文、社会、哲学学科抑或自然学科和技术，学人、科学家大多局局于高等学校、研究院所的书房和实验室中，鲜有走出大楼到社会中调查民众对文化之所期，或者进入中小学课堂和社区（含工厂、村寨）去讲课、演示和座谈者。与男女老少面对面交流，这是现有的任何媒体所不能代替和比拟的。民族传统的保存和传承，一仗政府的重视，一靠学界的研究和普及，一凭广大民众的知而行之或行中获知。我把这一过程戏称之为“固本强身”。

4．学会并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伟大事业，使中国人的智慧达到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之处。文化多样性的逻辑延伸，就是文化间的交流。文化交流也可分为三个层面或板块：政府、政党间的交流主要是彼此战略、政策和具体事项的互告互知，参与者都是为了捍卫自家的利益；民众的交流（包括商贸和通婚）一般是分散的，停留于文化表层的；学界的交流则将涉及文化的核心或底层：哲学、历史、心理、信仰。这种交流虽然参与的人少，却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和而不同、天人一体、人我同命、手足相应等理念，与当前统治着全球的“世界秩序”既相克也可以相生。时时有西方政要和智库，从不同角度一再指称中国要改变现有秩序并要取现在的“领袖”而代之。这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典型：“世界秩序”早已自失其秩、已乱其序，何劳中国去改变之？多极世界已成定局，文化多样化开启了人类往来的新纪元，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一个民主的世界、协商共享的地球上，何劳什么人出来当领袖、充坛主？西方的这些同行们多虑了，也过于看得起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了。

5．“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从政从商，概莫能外。我这里所说的“关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关心、注意，而是中国儒家“知而行之”的“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王阳明）的“知”。因为受现代西方二分哲学的熏染，当代中国兴起了“纯学术”（盖始于梁启超）之说，波澜所及，学术与社会、治学与治世、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自然与人类分离乃至对立起来的观念渐渐成为主流。这三个“关注”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抛弃学术“价值中立”的思维，以各自的专业资源（如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解剖世界格局中的种种真相与幻象、真理与荒谬，并以此告知同行与民众，共同主动、自觉地参与世界格局之巨变。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欧美许多学者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母国的现行战略是“帝国主义”，面临的是末日，斥责幕后决策的巨贾财阀。这类文字，很少出自中国学者的笔下，这难道不该引发我们深思吗？

我知道，要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变革，也可以说是第二次“文艺复兴”，是很困难的，需要的时间会很长，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特点和规律。但是这绝对不是乌托邦，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下大同，是人们朦胧的理想；19世纪初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等人以先见之明创立学说并进行实验，很了不起。但是那时生产力水平、科学发现和阶级关系，没有给他们提供成功的可能。现在自然科学多次颠覆了“现代”的结论，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被证明是迄今最科学、最有用的理论，凭借着中国的经验和文化，有伟大的中华文化的积极参与，促进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人类走向货真价实的对话时代、无战争时代，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我的这一阐述没有根本性错误，那么我就可以自封为“乐观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