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风雨

19世纪后期，西方先进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科学和思想革命之后，先后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一个失去了古典辉煌的国家再次出现在世界各国的视野中。世纪交替，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欧洲正经历着由量子物理学带来的最令人兴奋但也是最严峻的知识冒险；马克思主义极具鼓动人心力量的理论种子，飘落到了俄国这个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字路口的半东方国家。两次鸦片战争虽然已经结束，炽烈的烟火却仍在熏燎着受伤的中国人迷茫的眼睛：这个以出产丝绸和瓷器闻名的国家，虽然被迫打开了深闭固拒的国门，但了解西方世界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传递给普通中国人的，更多的是深深的羞辱感。

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条约》签订（参见图1-1,图1-2），列强对世界的争夺尚未结束，新的世纪在无序和难以预测的变化中展开。

1906年1月13日，江苏常州的青果巷有些破旧的礼和堂内（参见图1-3,图1-4），迎来了一个被家族期待许久的男孩，取名周福耀。福耀出生时母亲徐雯已经生了五个女儿，存活三个。上小学时，父亲周葆贻嫌福耀这个名字俗气，把“福”去掉，变成单名“耀”。周耀比末代清帝溥仪早一个月来到人世——此时的清朝已经摇摇欲坠。

青果巷是常州南市河北侧的一条长约千米、东西向的古老小街，与运河毗邻（参见1-5）。清末民初，青果巷一直是中上阶层居住的地方，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有影响的家族和人物曾经在这里居住，如盛宣怀、刘国钧、赵元任、瞿秋白等等。

周有光的曾祖父周赞襄早年做官，后来辞官从商，开办了纺织厂，积累了一些钱财。太平天国战乱，周赞襄组织乡团护城，城破殉节。后来清政府念他有功，封为“世袭云骑尉”，每年有俸禄，辛亥革命之后停止。周有光祖父周逢吉不善于理财，至其父周葆贻一代，家庭经济状况开始窘迫。周葆贻当过常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办过国学馆。周有光的母亲徐雯出生在宜兴一个富裕家庭，性格外柔内刚。周有光出生的前一年，父亲娶张氏为妾，但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在表面的铺张下已经出现某种裂痕。这年的农历年底，即1906年1月13日，徐雯生育了她第六个孩子周有光，除了早夭的两个女孩外，周有光已经有了三个姐姐。

童年时期周有光生活在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大家庭中，女性在培养耐心和细致方面可能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大概三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祖母教我念唐诗。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在女孩子时受很高的教育，那时候没有新式学校，她在妇女中是了不起的，打官司她拿起笔来能写状子，很有学问……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大。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的文笔很好。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她经过那么多困难，到九十六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

《我的人生故事》，周有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虽然家庭经济不如以前，但还是提供了当时只有极少数家庭才有的先进的、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这使得生性沉静的周有光享受到童年的快乐，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兴致盎然：

 

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先生教中文。

《我的人生故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参见图1-6,图1-7）次年，民国成立，清朝覆灭，溥仪退位。（参见图1-8,1-9）这一年周有光进入育志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创办于光绪年间，校址由旧庙改建，后来迁到青果巷东口的县城隍庙内，校内还存有老戏楼。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它发生在欧洲，但很快波及世界其他国家。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继而又出现“十月革命”。这些大事件对未来的中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参见图1-10,图1-11）

“一战”爆发之后，中国开始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国家正缓慢而艰难地试图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期间，周有光顺利地读完了小学，成绩好还跳了一级。在他读小学期间，母亲生下了她最后的一个孩子，又是一个女儿。

从明代起，常州设府，清雍正四年（1726），常州府分辖八县，史称“八邑名都”。到19世纪初期，常州已是中国近现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教育水平与苏州和松江齐名，高于周边地区，还设有府学，所辖各县则设县学。（参见图1-12,图1-13,图1-14,图1-15）清朝，常州名人荟萃，如赵翼、张鹤龄、段玉裁、李伯元、屠寄等。段玉裁（1735—1815）著有《说文解字注》；张鹤龄（1867—1908）提出“废科举，兴学堂”，倡导新式教育，主张对文字进行改革；此后的吴稚晖，致力于国音统一，倡导勤工俭学；而屠寄则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曾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任广东舆图局总纂，主修《广东舆地图》，并在广雅书局与缪荃孙等整理《宋会要》稿本，有《蒙兀儿史记》等著作。

周有光出生的前一年（1905），清政府为大势所迫，不得不废除科举、推广学堂。1907年11月15日，经过一年的筹建，常州知府联合当地士绅创设的新式“常州府中学堂”（参见图1-13,图1-14）正式启用，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中学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个时代，无论小学中学，老师的水平好得不得了”，周有光如是说。大批已经接触西方先进思想和教育体系的知识分子，包括早期留美学童，后来均成为推进民国教育及国家改革的核心力量，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纷纷进入教育领域。一些传统社会的优秀知识分子，如钱穆在《师友杂忆》所提到的“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又如著名音乐家、文学家刘天华等，既有丰富的传统民乐素养，又掌握了多种西方乐器的演奏艺术，沟通中外乐理。周有光读中学时，刘天华就在常州中学授课。常州良好的教育远近闻名。周有光说：“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不仅是革命家，也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以音乐起家的赵元任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致力于推广国语，并创造了国语罗马字。（参见图1-18至1-23）这场发端自清末的汉字改革运动，可能很早就给周有光留下了深刻印象：早期民国现代教育中，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化息息相关。

常州中学的第一任校长（当时称“监督”）屠宽，字元博，是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屠寄的儿子。周家与屠家是世交，周家的三女儿周慧兼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嫁给了屠宽的儿子屠伯范。（参见图1-24,图1-25）

屠元博创办常州府中学堂，除聘请吕思勉这样的国学大师教授历史和地理外，还聘请了外国教授，学校使用外国原版教材教授外国语、外国历史地理和数理化。不仅如此，常州中学还设置游艺部和现代体育课程，最早尝试了职业教育。周有光入学时，第二任校长童斐（字伯章）执掌校务，继续保持着教学革新精神。此时学校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人们习惯称之为“常州中学”，现在是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常州中学迄今保留着珍贵的校史资料。当时与周有光同列花名册中的，有吕叔湘等人，“吕叔湘和我是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这个学校中的知名学生还有钱穆、瞿秋白、张太雷、刘半农、刘天华等。

这是民国杰出人才集中涌现的时代，第一批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多以教育为己任，培养了更多优秀人才。周有光回忆道：“吴山秀是我的老师，他那时候教古文，但他提倡白话。他是开导我们现代化的思想的，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非常钦佩。”吴山秀还是常州最早的报纸《公言报》的经常撰稿人。

1918年，就在周有光小学毕业的时候，年过半百但性格独立的母亲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带着自己所生的五个子女离开常州移居苏州，与丈夫分居。最初他们在苏州十梓街还有自己的房产，后来不得不在阔家头巷、孝义坊、凤凰街一带租房居住。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母亲靠做针线活儿补贴家用，三个姐姐很早就与母亲一起勉力支撑全家的生活。虽然经济上不宽裕，但母亲有了“既干净又安静”的生活。这一年周有光小学提早毕业去了镇江中学，不久就回常州中学读预科。在常州中学住校读书的周有光每周六回到苏州，与家人团聚。年轻的周有光往来于沪宁线上，对家庭、社会乃至国际事务越来越敏感。

20世纪最初的20年以义和团失败为肇端，至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社会快速转型时期。巴黎和会上，强权对弱国的瓜分、对世界事务的掌控以及对中国利益的漠然，深深刺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常州中学的创办人屠元博与孙中山往来密切，对学生影响很大。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学时期周有光印象至深的重大事件。常州、武进（当时属常州所辖县）的《晨钟报》（参见图1-26,图1-27）《武进报》（参见图1-28）等地方报纸上连续几十天报道五四运动的社会反响。国家疲弱、外辱内忧，激起的不只是年轻人的义愤，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导向影响深远——

五四运动不是学生上街那么几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荡很大，现代化的思潮到“五四”达到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在全国影响大，范围广，我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概念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老师引导我们，出去反对帝国主义。一个人拿一杆旗子，上面写“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很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五四运动是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运动的确是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候。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

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适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我的人生故事》

 

五四运动，促使更多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需要尽快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当时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政治和群众基础，但城市知识青年的数量明显增加，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变化，也奠定了周有光等一批知识分子同情变革、渴望变革的思想基础。

虽然此时周有光的家庭已经移居风光更为旖旎的苏州，但少年时期的周有光似乎对社会改革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