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帝国

告别帝国

我们的“本世纪”，是告别帝国的一百年。1900年，世纪伊始，义和团事件在北方爆发，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亡命出逃，“西狩”长安。尽管清朝是在十一年后崩溃的，但1900年中国人考虑的问题再也不是“清朝向何处去”而是“中国向何处去”，人们相信：告别帝制，建立宪政只是时间问题。

1900年7月26日下午，青年学者章太炎到上海沪西的张园开会，参与组织“中国议会”。会上他怒而反满，举刀“咔嚓”，当时当地，是中国第一根落地的辫子。随后的十年里，从上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清国人的辫子纷纷落地。大清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1900年的张园故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章太炎剪辫子时非常冲动，甩掉了满人的马褂，赤膊短裤，一时没有合适的衣服换。仓促之间，他穿上朋友的一套西装。“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改国号”“易服饰”本来是改朝换代的大事，马虎不得。“革命文豪”“民国元勋”的章太炎却是临时穿起借来的西装与满清帝国告别的。这正好象征着：20世纪的中国，变了。变得世界化，国际化，变得不再是帝国，同时也变得仓促慌乱。辛亥革命后，国号换成了章太炎拟定的“中华民国”。

但是，帝国的幽灵并没有马上散去。一百年的Republic，要向两千年的Empire告别，时间还不够。中华帝国在这一百年里骤然改制，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确实很难适应。这是中国这一百年中进退失据，举止无措的主要原因。一百年里，我们像《活着》一样“活着”。我们曾恢复过帝制，曾领受“军政”“训政”，过过“新生活”，试过“大跃进”，闹过“文化大革命”，文化、政治、经济、习俗，不断改革，持续革命……忽而全民“咸与维新”，又忽而同声“万寿无疆”。两千年来，“吾日三省吾身”，曾经“慎独”，善于发现自我的中国人，变得严重依赖外部的新思想、新玩意儿来填充空虚。在20世纪的全球思想贸易中，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入超国。旧帝国的废园，成为各种新鲜“主义”的试验田。事后总结运动，每次都要控诉“始作俑者”的过错。可细究起来，无一次无有广大人群的积极参与。原因无他，发动者与参与者都是帝国的旧臣民，同好同恶，同急同迫而已。站在二千年的门槛审视我们的世纪，常常会发现：中国人的百年焦虑，百年浮躁，就是因为失落了帝国。

历史学家一直把世界上的两大帝国相提并论。公元前后，西方有罗马帝国，东方有秦汉帝国。范晔的《后汉书》，把这两大帝国称为“大秦”和“秦”：罗马帝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也都说过，世界史上，真正称得上帝国的只有两个：他们的“罗马”，还有东方的“中国”。埃及、印度和波斯，固然也有帝国时代，但是近两千年里，他们都改换过文明，不能薪传自己的精神。世界上的“老大帝国”，只有罗马和中国有传人。两千年里，帝国一直是欧洲政治家的理想，而《马可波罗游记》传递给欧洲人的中国信息是理想中的理想。什么是帝国？13世纪，意大利人但丁写《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理想化地这样描述：世界帝国是应天命，由一个高贵民族统治其余民族，并能够充分发展人的智力，保证世界和平的大一统社会。但丁是文艺复兴时写《神曲》的诗人，过了这六百年，要是真有跨越时间的对话，现在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对他说：这样的理想社会，无论在罗马，在中国都没有存在过。两千年来，帝国的政治是专制，帝国的文化是一元，帝国的经济是掠夺。帝国给人们带来的总是血与火。这一点，人类是在20世纪后半期才真正开始认清的。

中华帝国大约是比罗马帝国幸运。秦汉一统，完成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意识形态建立起来，幅员超过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随后，半胡人的李唐王朝从西部入主中原。唐代引进了印度和西域文明，但汉族文化并未因此衰落，反而还出现了“三教并立”的多元文化局面。看唐太宗李世民在朱雀大道前城楼上的那种得意：“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那一定也是“条条大道通长安”，万方来朝，山呼万岁的盛况。西望罗马，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已经在蛮族入侵下崩溃，城市里种地，进入衰退的中世纪。罗马的教皇不断联络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国王，企图重建“神圣罗马帝国”，都失败了。再以后是蒙元和满清入主中原。这一时期，中国的幅员世界最大，超过整个欧洲。况且，欧洲近代分裂为民族国家以后，陷入“战国”，文化、文字、宗教各立一套，一千年里打得不可开交。那时的中国人确实可以得意。没有意识到的是：“战国”以后，就是群雄并起，霸业完成。

中国人的天朝得意，维持到很晚。康熙把罗马天主教的耶稣会士招为“内廷供奉”，画画、修表、量地皮。乾隆一定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跪身磕头。16世纪以后，中国人开始领略到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小国商人们的顽强坚硬。但是真正认识到欧洲已经崛起，一直要到19世纪临近结束。那时候，以大英帝国为首的法国、俄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个个都是除了本土之外，还有大量海外领地的殖民帝国。虽然欧洲没有重现罗马帝国，但“船坚炮利”的欧洲列强在全球各大洲，瓜分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帝国。俾斯麦边叹边骂：你们只给德国留下了天空。日本搭上欧洲列车，加入强权，也要在东亚分一杯羹。老大的中华帝国居然成了饕餮列强餐桌上的最后一道甜点，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时的急迫心情可想而知。

19、20世纪的中国人，遇到了一个误区。我们成功地告别了帝国，朝自由、民主的世界大势走，但我们的内心却还一直想光复一个比清朝更为荣耀的帝国。列强的侵略，造成了屈辱。但更多的屈辱，是我们自己的帝国心态引发的。百年中，我们要么是“颟顸无知”，要么“以暴易暴”。既失掉了“以德报怨”的儒家风范，也没有学会“据理力争”的万国公法。一百年前我们为义和团吃了大亏。一百年后我们还是没有学会Fair Play。还有足球教练向队员解说义和团对抗八国联军的激情，备战AC米兰队。千年以来，我们习惯于教导式地传播文明；这百年中，我们也学会了不断地接受别人的训导。但是我们还是缺乏平行地与人对话、沟通和竞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20世纪多元社会最为必需的。

20世纪的真正进步是全世界的民众一起拒绝“帝国理想”。政治家们开始严肃地处理两千年来的错误。一次大战后威尔逊在巴黎演讲，号召建立全球对话。二次大战后丘吉尔再次疾呼：霸业的灾难是无穷的，人类再也不应为各自的“帝国”而战了。1945年在旧金山费尔芒饭店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是两千年来最重要的和平文献。此后，民族独立，各大殖民帝国瓦解。英国、法国等老的霸权甘愿退回二流国家，德国、日本等新的霸权受到本国和世界人民的严格看管。尽管有过叫人提心吊胆的“冷战”，但是终于没有酿成大战。半个多世纪，各国埋头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已经成就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时期。

20世纪末的世界，已经和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信息、资本、市场、教育、人口、信仰、婚姻等各方面的全球化，令“编户齐民”式的传统的帝国形态完全失去意义。比较这一百年的首尾，我们发现：“驱除鞑虏”以后，未必就能够“恢复中华”。改朝换代的意义也不大，徒然地换换主义，换换主人。重建帝国更是已经被证明是妄人们的梦想。或许21世纪的中国能够走出新路。如果成功，它必定是借着世纪末的全球化浪潮，以开放的姿态、健全的理智、健康的心态，走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对话、竞争、合作。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爱国主义，才能成为多元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才能坦然地说：我们告别了帝国。

（原载《书城》，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