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知道一点纽曼

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是英国神学激进思潮中的“边缘人”，在近代基督教历史上留下过自己的声音。1832年，纽曼到意大利旅游，发现罗马教会的教义悠久有据，教堂壮丽华美，仪式动人心魄。相形之下，英国国教奉行的新教灵性化、福音化原则显得简陋粗糙，正丧失着基督教的本义和传统。回国后，他与牛津大学同人写作《时论单张》（Tracts for the Times），发动了基督教历史上出名的“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纽曼告诫英国人：天主教固然迹近腐化，但新教也差不多已走上异端，该收步了。

“牛津运动”后的一百年，正是英国在华势力由始而盛而衰的一个世纪。但这样一位西方妇孺皆知的大思想家，却未能借强劲的“西化”潮流进入中国。这不奇怪，因为他的思想与中国百年激进思潮并不合拍。他既不谈社会主义，也不宣扬民主科学，他只讲人的信仰和教会传统，以及古老的人类困境。他没有用中国人乐意学习的哲学语言，而是用那种对西方人亲切自然、对中国人却艰涩难解的神学语言。这当然妨碍了纽曼进入中国思想界。他是西方历史上可数的雄辩善言之士，对人生的各方面都体验入微，但“保守主义”的帽子总让人觉得他是个背时人物。辜鸿铭是尝试在中国介绍纽曼的人。辜作《清流传》，向外国人推荐张之洞和“清流党”，书的英文原名为：The Story of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的牛津运动），他以为张之洞是中国的纽曼，一个社会动荡时代的道德拯救者。该书在英、美博有盛誉，在中国却名声不佳。辜以他奇怪的方式，推销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实在不合当时快食快吞的激进人士的胃口。

在历史学家看来，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在许多场合都可以化解为某种理想主义，不过前者把理想投之于过去，后者则注目于未来。古往今来，保守主义也有其独特贡献。在制度层面，它使人类社会保持继承性、连续性。在精神层面，它竭力维护一些天长地久、心同理同的人类永恒价值，在每个时代的垃圾堆里拣回被败家子扔出去的真善美之物。

纽曼以一位保守主义者，被西方历史学家公认为是在当时激发了古老文化魅力的人物。他不是一个教育学家，但他的《大学是什么》（“What is an University”）的短文，却是教育史上的名篇，被列为许多著名大学的课堂读物。该文在一个思想激进的时代，维护着教育学里的古老价值观。“如果有人要我尽可能简单而又通俗地说明什么是大学，我就得从它旧日的名称上去找答案，那便是‘普遍性的学术机构’。”纽曼重复大学是寻求真理的地方，这并不新鲜。问题是：这样一种理想化的大学概念却被人们怀疑。纽曼的重要思想大都是围绕他与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国教间的复杂关系展开的，而《大学是什么》却是少有的一篇直接讨论社会变迁的精美之作。19世纪中叶，经过工业革命冲击，社会财富和权力膨胀，大学和文化教育一起被挤到一边。社会按现代方式的重组，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又弄出许多所谓知识，混淆在科学门类中。政客在大学经营党派，商人视大学为学店，像牛津大学这样一所建于11世纪的最古老的名校，也感到大城市崛起、大市场出现的压力。工业化驱赶得不列颠人昏头转向，又到了向他们确认理想、坚振信仰的时候了。信条其实简单到ABC的底部，但在思想混乱、无法沟通的时代也只能让真理赤裸裸地上场了。纽曼讲的那些话很不深奥，但充满了现代人对古老价值观念的自觉和缅怀。

“大学是一个文物荟萃的中心。各地的学生都到那里去求他们各自所追求的学问……在那里，你有收集在一块儿的自然与人所产生的最精美的出品……那里是交易的中心，是时尚的最高裁判所，是称才逞能者们的公断人，也是稀有与珍贵事物的品衡准绳。那里是参观第一流画展的地方，是聆听美妙音乐和卓越演奏的地方。那里也是伟大的传道者、伟大的演说家、伟大的贵族，与伟大的政治家们的用武之地。照一般事例来说，伟大与统一是在一道的；精华往往暗示中心之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差不多说了三四次了——便是大学。”每读到这一段，难免都会有一阵短暂的理想主义式的冲动，但随即而来的是意味深长的怀疑。人人都可以怀疑曾经或目前有多少大学校长是以这种精神治校的。中世纪以后，西方以神学院为班底的大学校园，越来越退到社会主流生活的边缘。但是，精神的高尚和理智的优越，都要求大学留在人类思想的中心。过去大学是神学的婢女，是生产红衣主教的地方，因而曾得以显赫。现在，大学快沦为社会的奴隶，像是个制造工匠的地方，许多已经可以被专科训练所、文凭出售处代替了，显然已处在各类生产部门的边缘。纽曼这种保守派的理想主义，实际反映了从边缘向中心的精神重返。

19世纪以后，由西方世界倡导的物质与精神变化是翻转乾坤的，但大学在社会各部门的中心地位在历经冲击后得以重新确认。今天，美国没有了哈佛、耶鲁、伯克莱，比没有了好莱坞更不可想象。任何一个持主流见解的人都会同意说，大学是教育、科研和风尚的中心，也就是承认大学在继承文化、开辟未来和影响社会方面具有高屋建瓴的优势。这些当然不全是“牛津运动”的结果，但纽曼的思想与之相符。西方人固然已不像祖辈那祥亲近神父、牧师，但也并没有糊涂到把脑袋交给政客、歌星、球星和专栏作家。大学仍给人以最重要的知识、人格和价值观的影响。

直到今天，即使在一流实验室云集的美国大学圈，最好大学排名榜上也仍然是那些具有人文精神传统的大学。家长普遍认为，大学是保持“君子风度”的地方。关于这一点，纽曼是这样说的：“优美的仪态和高尚的风度是很难造诣得到的，而一经得到之后又完全是属于个人的；这种仪态和风度在社会上极受钦敬，但却又是从社会里面修养得来的。形成君子风度的一切气质——仪容，举止，辞令，姿态，声调；宁静，镇定，礼貌，谈吐有方，应对无侮；其理则深，其思则微，其言则喜；他如风雅，洽切，慷慨，宽容，公正，体谅，以及放达等等——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任何一等人都可能具备的，有些是基督教的直接训诫；然而，这些气质之全部荟萃于某一个人的品格中，我们是否以为这全是从书本里面学来的呢？我们是不是必须从它们所蕴蓄的高尚社会中才可以修诣到呢？当然如此。”人的天性既然不能完美，大学便是绅士的温床。这一点好像在西方没受到多大怀疑，那种懂得一点专业术语，却獐头鼠目、心存忌刻的人是不能作优等生毕业的，更不用说在选拔中出人头地。

纽曼的另一段华美文辞则把大学描述成知识和思想的交换中心，他以为，在大学人们得以进行大规模的交往——纯粹思想和学术的交往。学者们在不同的大学间选择场所集会，当地“建筑物要宏敞，东道主要热心。新的地点与环境，新知和旧交相见的兴奋之情，某种地位或才气所标示的高尚品质，与会者自身以及相互间领受到的友善空气；精神的高涨，思想的流通，以及好奇心；清晨的聚谈，野外的活动，配备充足也是受之无愧的美好膳食，不流于粗俗的欢乐，晚会，高明的演说，有声誉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研讨，冲突，或猜测；有关科学程序，或预期，或失望，或矛盾，或成功的种种讲述，以及华美的颂词……它们的出发点在于促进相互间知识的即时而又直接的交通，促进一般的意见交换和科学与科学之间的比较与调整，促进学术方面与社会方面的眼界的扩张，促进每一个人对他选定的特殊学科的热忱，以及对于与此特殊学科有关各种活动的高度忠心”。同样也有理由怀疑这种描述在中世纪大学中是否完全落实，但是没有这种主义信仰的支撑，欧洲的神学、哲学和科学恐怕不会有今天的进步。大学在现代社会当然也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单位，有其作为社会人的行为。这方面，英美社会是有其功利主义流行的，但至少他们没有抹杀大学本质去嘲笑理想主义。斯坦福大学周围确有硅谷公司，但那与大学并不直接相干，师生在教室、寝室间不做思想和知识的交流而做方便面和三角裤的买卖，这情景恐怕在学店式的社区大学也未出现过。英美社会的保守主义精神，经过家长和校董事会的贯彻，使任何党派、团体和个人的心血来潮，以及阶段性的社会毁坏行为都难以闯入校园。

在中国，大学仍然不是一个十分确定的事物。一百年前，我们刚刚决定要办大学；二十年前，大学是否要办下去是个严峻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大学怎么办下去。这种混乱的局面，要归咎到近代激进思潮叠加的历史。中国现今所有大学都不是古代教育的自然延续，而是在动荡环境中，仿照欧、美、苏学制新弄的拷贝。在此过程中，曾不得已地以“救国”或其他社会目标为目的，“徒袭皮毛”地搬用教科书，既与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脱离，又与西方人文精神隔膜。辜鸿铭想要他的幕主张之洞充当纽曼，发动“中国的牛津运动”，这当然是徒劳的，因为清朝的政府和书院已缺乏创新并丧失理想。“戊戌”以后，几代人的理想主义随着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失败而受损，这是民族的悲剧，更是每个个人的不幸。如果一个人的短短一生被置于人文精神沦丧的氛围，他便难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即使躲在人文主义的最后堡垒——大学里，也难免变得粗鄙、猥琐。全社会的语言乏味、面目可憎，令人不堪。丧失理想之后的玩世不恭、风花雪月，叫人心寒。当然，最不正派的是嘲笑理想本身。自己不能找回人格的完美，还阻拦别人的努力，就像在低照度下生活已久的人，反而说光是多余的。大约是中国缺少“牛津运动”这样的理想主义的道德拯救，就常常让小人与君子混淆，痞子比绅士神气。这恰恰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一点纽曼的原因。

（原载《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