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教育规划面临的新问题

摘  要：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由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语言观的转变、新思潮的产生、人口大流动的冲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在语言教育中，老问题出现新情况、新需求带来新问题，许多问题还成为两难选择，而且矛盾尖锐，有的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安定。怎样根据新形势调适语言教育规划，已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新课题。我们认为，更新观念是保障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制定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基础，同时，也可以通过新观念的传播来减少误解，凝聚共识，化解矛盾，为语言教育规划的调整和有效实施做铺垫。综观之，以下观念或许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全面语言观、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语言生态观、立足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语言人权观、着眼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全面语言素质观、与时俱进的动态语言规划观。

关键词：  语言教育规划；语言观；语言生态观；语言人权观；语言素质观；语言规划观

语言教育规划是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关涉国家、地区、族群、政治集团、个人乃至超国家组织等不同主体和不同社会层面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行为。社会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自二十世纪末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现有的语言教育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怎样根据新形势调适语言教育规划，已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新课题。

一、困境：两难选择日益增多且矛盾尖锐

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语言教育中，老问题出现新情况、新需求带来新问题，许多问题还成为两难选择，而且矛盾尖锐，有的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安定，这似乎已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以下事实足以证明这种困扰日益突出。

乌克兰：乌克兰1991年独立后，进行了语言政策调整，主要是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包括对语言教育的调整。俄罗斯族群对于弱化甚至限制俄语教学强烈不满，各种纷争乃至抗议示威连年不断，有些地方政府立法修正中央政策或请愿抵制，外交部也公开批评现行语言政策；同时，一些乌克兰族人（包括名人）又火上浇油，公开贬斥俄语，形成了严重的族群对立。在国际上，遭到了俄罗斯批评，欧安会也出面干预，问题日益复杂化，矛盾不断加剧。与此同时，几任总统在竞选期间都打语言牌，客观上也添了乱。为了缓解不休的冲突，2012年乌克兰议会通过法案，赋予俄语等少数族裔语言以“地区官方语言”地位。不意，又遭到了另一些人士的反对和示威抗议，就连时任国会议长也在法案通过的当日提出辞职，以示反对，冲突愈演愈烈。由此不难看出，语言问题对乌克兰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无疑起到了导火、催化、加剧的作用。牛津大学一位学者对2013年11月乌克兰爆发的亲欧盟示威所做的现场调查也表明：“绝大多数抗议者是出于母语的原因支持乌克兰，所占比例为82.8%。”^注3

拉脱维亚：由于要求所有公民必须掌握拉脱维亚语，并对教学语言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由此引发了族群对立，集会和示威游行接连不断。2011年一些俄罗斯族社区又发起了“为了母语行动”，通过联署请愿的方式诉诸议会，要求赋予俄语第二官方语言地位，被议会否决；2012年又为此举行全民公决，结果遭78%的人否决，矛盾冲突至今未能平息。2014年还有政府官员（儿童工作特派员Juris Jasonns）公开呼吁改革双语教学体系，取消俄语教育。^注4

俄罗斯：2012年12月颁布《俄罗斯教育法》，其中规定学校必须用俄语教学，同时可以用民族语获得教育。民族区域语言不再作为必修课，由父母决定孩子是否学习民族语言。这一规定遭到一些地区反对。乌法市民众游行，呼吁保护该共和国主体民族语言巴什基尔语，反对必须学习俄语的规定。而与此相反，鞑靼斯坦共和国一些民众则反对在俄语学校必须学习鞑靼语。^注5

英国：提出了“全民学外语，终身学外语”的口号，要求每个中小学生必须学习一门外语，以培养英国公民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竞争能力。2012年英国教育部指定了7门外语供学生选择：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汉语、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结果引起一些不同族裔的不满：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认为，希伯来语不在其中将有损英国的犹太教育（过去犹太小学一般都只提供希伯来语这一门外语），影响犹太人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英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印度族裔则认为，印度和中国都属于新兴经济体，不应厚此薄彼。^注6

日本、印尼、印度等国家，多年来一直在母语教育与英语教育如何协调的问题上进行没有休止的拉锯战。

以上事例表明，当今语言教育日趋复杂，在教育实践中怎样处理好如下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

用什么语言教学？——用母语还是外族语？通用语还是方言？单语、双语还是多语？

教什么语言？——教母语？通用语？外族语？教什么外族语？

教多少种语言？

教什么内容？——诸如语言与文化之争、语言知识与交际能力之争等从来没有停止过。

怎么教？——教学模式、体系、方式手段、不同语言的时间安排、语言教育资源的分配等问题，常常意见不一。

语言在教育中的地位如何？——比如在操作层面上，课程比重、时数分配等往往都颇有争议。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母语与外语的矛盾；母语与通用语、官方语言/国语的矛盾；方言与标准语的矛盾；语言与其他课程的矛盾。而这些问题反映的是如下困扰：

（一）现实需求与语言情感的矛盾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工作和生活需要母语之外的某种语言或方言，甚至某种语言或方言更重要，但另一方面，出于母语感情和母语维护，又不太愿意重视其他语言，形成了难解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公共层面时，语言情感往往占优势，因此，当任何政策和言行忽视语言情感因素时，就会引起相关者的不满甚至抵抗。

其实这种矛盾早已有之，只不过由于当今多语多言的需求更为旺盛，致使这种矛盾变得更加突出罢了。不少人曾为解决这个矛盾努力过。世界语的出现就是典型一例，就是为了避免人们的语言情感纠葛等因素，试图通过创造超越任何民族语言的人工通语来解决人类无障碍交流问题。这是非常可贵的探索。

（二）语言不同功能之间的矛盾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还具有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等。不同的语言，其不同功能的现实价值会有差异，这就会使得一个社团或个人，出于某种需要对语言进行选择时，会面临困难。比如，一个国家为了政治统一和国民交际方便，需要推行一种通用语言，但这往往又与保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产生事实上的矛盾，而且究竟选取哪种语言作为通用语往往也是难题。从目前很多国家在怎样对待外语、怎样处理国家通用语与民族语和方言关系问题上普遍存在的纠结甚至矛盾冲突，就足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解决好这些矛盾，确实需要高超的智慧。

这种功能性矛盾伴生很多实际问题。因为在现实语言生活中，一方面要争取语言交际的方便、统一，另一方面又要尊重任何一种语言，这就增加了操作上的困难。比如欧盟，其正式语言已有23种，仅用于语言翻译方面的花费就超过其业务费的三分之一。又如国际法院的正式语言为法语和英语，当事方可使用其中一种，但以其中任何一种语言提出的申诉和口头辩词均须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判决书和意见书也同样要提供法英两种文本，（黄长著，2009）这无疑带来了麻烦，增加了成本，影响了效率。

（三）语言教育的需要与其他课程的矛盾

因为人类的知识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时有新的课程进入教育体系；与此同时，世界教育改革一个共同的趋势是要减少课时，这都难免对语言教育产生挤压。但当代社会，语言的作用更显重要，社会对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人才有更多更高的期待，语言学习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如多语学习、使用语言技术能力的培养等），这又成为矛盾。

上述各种矛盾使得语言教育规划面对问题时陷入两难困境。解决好这些矛盾，不仅是语言教育的迫切需要，也是国家建设、发展与安定的需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不仅有利于改善语言教育环境、提高语言教育质量和水平、满足社会对人的语言能力的要求和对语言人才的需要，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和发展。在这种复杂形势下，调适语言教育规划，为社会提供更好的语言教育，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新课题。

二、导因：各种不同因素的交织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新思潮产生等因素，促使语言功能拓展、语言价值提升、语言矛盾加剧、语言需求增加，从而带来了各种变化，对语言发展、语言使用、语言教育、语言规划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全球化强化了语言的作用，又影响着世界语言生态

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不同语言交际的需求更多、语言资源价值更高、语言能力作为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彰显，因而各种语言之间的竞争更激烈。随之带来的问题是，一些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形成挤压，一些国家的母语教育渐渐弱化，一些语言的生存面临威胁。这无疑会对世界语言生态产生巨大影响。

英语席卷全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据欧盟委员会一项关于英语普及率的调查显示：荷兰普及率为80%，丹麦为77%，瑞典为75%，德国为55%，法国为40%，意大利为39%，西班牙为36%。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把英语称为“语言帝国”，因为在世界60多亿人口中，3.8亿人的母语是英语，2.5亿人的第二语言是英语，10多亿人在学英语，20多亿人在接触英语。甚至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将有一半人口的英语水平会达到熟练程度。（陈耀明，2003）

与英语情况相反的是，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濒危语言地图集》显示，世界上现用的6900种语言中，近2500种已成为濒危语言。其中有199种语言的使用者不足10人，另外178种语言的使用人口也仅在10—50人之间。（黄长著，2009）英国《自然》杂志2003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说，目前世界上有46个人成为会说自己母语的最后一个人了。（陈耀明，2003）

可见，世界语言多样性正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衰退。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并采取了一些行动，因而语言的趋同化和多样性的矛盾日益凸显。

（二）信息化改变了世界，也不断改变着语言和语言生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社会新一轮的革命性的发展，与语言有着不解之缘。或许可以这么说：语言和计算机的联姻改变了世界，改变着的世界又不断改变着语言和语言生活。具体表现是：第一，语言与计算机及网络的结合，为人类开辟了第二家园，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也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正是这种变化，催生了信息化和全球化。第二，信息化和全球化改变了语言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也改变了人的语言交际方式、语言学习方式等。第三，拓展了语言功能，提升了语言价值，带热了语言需求，丰富了语言生活，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语言问题。第四，正在改变教育方式和手段，包括语言教育、语言学习的方式和手段。

（三）语言观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关注语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观也在悄然变化。人们不再把语言看作简单的交际工具，进一步认识到它还是多属性资源，是生产力，是战略武器，是多功能象征，是深刻影响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具有前所未有的战略意义和安全价值，因此更加重视语言的保护、利用和竞争，使语言问题更加复杂化。

（四）新思潮的产生，也把语言推到了社会的风口浪尖

当今时代，新的思潮不断涌现，这也使得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受到挑战，有人甚至认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可接受，对语言教育的认识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举例来说，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盛行于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对西方现代社会尤其是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进行反思与批判，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损害人的主体性的机械僵化的整体性、同一性、中心论等进行批判和解构，有其积极意义。但有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便怀疑、批判国家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正当性和可能性，主张多元主义乃至自由主义。南非认同并实施了这种思想，放弃了单一模式（双官方语言），指定11种语言为官方语言。

后民族主义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出质疑与挑战。哈贝马斯的后民族主义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或社会团结应该建立在一系列抽象而普遍的法律规范之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前政治的血缘、种族、语言、文化或传统生活方式基础之上。这就难免影响对语言在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及功能的看法。但他们同时在一些诉求中又要求恢复区域语言或民族语言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这显然对现有语言秩序和语言政策构成挑战。（苏·赖特，2012）

“语言人权”论，旨在强调维护语言平等和个人及族群的语言权利的正当性。这种观念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对于语言的认识和对语言权利的重视。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和一些政治人物有时会对此有偏执的理解，导致一些矛盾。

（五）人口大流动，改变着世界语言格局

世界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世界语言格局也随之不断变化。大量说不同语言的人杂居，自然会带来人际语言障碍、复杂多样的语言需求和各种不同的语言冲突。这就不可避免地对语言教育提出新的要求。据媒体报道，纽约市官方近年统计，纽约公立小学的学生语言背景有185种，这就使得教学遇到一些困难，使得少数族裔的母语保护成为问题。因此在各国移民联合会等机构的推动下，该市于2013年秋季开始，在中小学新开了29个双语教学项目，增了多语种，但恐怕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州高中为了解决母语非英语学生英语水平低的问题，提供了英语补课计划（需要纳入补课计划的人数占中小学生的25%、幼儿园的40%），引起了一些英语水平高的学生和家长的不满，认为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影响了他们选择其他课程。这类难于协调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注7

正是诸如上述因素的影响，带来了语言观念的变化、语言秩序的波动、语言生活的多元、语言诉求的复杂、语言矛盾的增加，从而也带来了语言教育规划的新课题，增添了语言教育规划的难度。

三、对策：从更新观念入手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社会的发展，使得语言教育规划陷入困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分析各种新情况，无论是需求、问题、机遇，还是挑战和冲击，首先考验的是我们的观念。世易时移，如果观念滞后，将难以有效应对各种新情况。

观念是先导。更新观念是保障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制定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基础。同时，也可以通过新观念的传播来减少误解，凝聚共识，化解矛盾，为语言教育规划的调整和有效实施做铺垫。

针对现实情况，我们认为，以下观念的确立将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全面语言观

充分正视语言的多功能性，不偏执一隅，不顾此失彼。在制定语言教育规划时，要综合考虑语言的工具功能、文化功能、资源功能、象征功能等，因时因地制宜。

（二）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语言生态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报告《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指出：“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范俊军，2006）正如生物的多样性有利于保持世界生态的良性发展一样，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对于保持世界语言和文化的良性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一种语言也都只有在优良语言生态环境中才能保持永久活力。因而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其实不只是世界语言文化发展的整体需要，也是任何一种语言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但如果片面强调多样性，实行语言自由主义，同样会出现问题。因为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为了保证人际交流的顺畅，需要具有一定的统一性，这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更显重要。因此，构建通用语言与多样化语言相结合的语言格局，当是最佳选择。这就是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语言生态观。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主体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语言格局。即在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体作用的前提下，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以及正常使用方言和外语的权利，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良好语言生态。

（三）立足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语言人权观

我们认为，语言权具有不同层面：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使用权（包含着利用语言工具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的权利）、作为政治利益的平等对待权、作为文化标志的象征权、作为社会利益的享有权和教育权，等等。我认为，这些语言权的不同层面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只是在不同条件下有主次轻重之别。语言权的维护，更不是以排斥其他语言为前提的。语言人权的实质和核心，应该是保障和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考量个人和族群语言权利的时候，首要的是着眼保障和增强人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其实质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以此为核心来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实施语言教育。从而使语言政策及规划的目标指向与公民个人根本利益相统一。这就是“立足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语言人权观”。

（四）着眼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全面语言素质观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认知的工具、交际的工具，语言也是文化的要素和载体。语言素质在人的整个素质构成中具有基础地位和核心作用，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更是如此。因此，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素质。

我们认为，人的语言素质包括母语素质、通用语素质、外语素质。其中母语素质是必有项，通用语素质是应有项，外语素质是可有项。“母语素质+通用语素质+外语素质”才是一个人完整健全的语言素质。母语素质、通用语素质和外语素质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母语素质是定量（必不可少），其他语言素质是变量N（量和质因人而异）。N的量和质决定一个人语言素质的优劣和语言能力的强弱，它会影响人的综合素质的优劣和整体能力的强弱，进而也会影响人的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强弱。因此，语言教育应该树立全面语言素质观，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来科学规划语言教育。

（五）与时俱进的动态语言规划观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对语言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语言本身也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这就决定了语言规划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调适和完善。

上述各种观念都是当代语言教育规划所不容忽视的。这些观念的确立，对于有效解决当前语言教育规划面临的各种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张治国译，商务印书馆。

[2]陈耀明  2003  《被遗忘的母语》，《看世界》第11期。

[3]范俊军编译  200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民族出版社。

[4]黄长著  2009  《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诸语言：使用及分布格局的变化》，《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

[5]苏·赖特  2012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商务印书馆。